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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也是5月，台湾已然是夏日炎炎，我在台北访问《他们在岛屿写作》的导演和作家们。当我和总导演陈传兴、平日深居简出的作家王文兴都有了愉快的畅谈之后，深以为此次的台湾之行应该知足了。不过，和陈传兴聊了一下午《化城再来人》的各种拍摄细节后，我仍然像个贪心的小孩一样提出不情之请：有可能去见见周公吗？不做访问，只是想去看看他。陈老师和一边的夫人美立（也是《他们在岛屿写作》的制片人）微微面露难色：周公前一阵摔了一跤，听说几个月来都不曾见客，只能帮你问问，撞撞运气吧。
　　几乎就在我离台前夕，美立高兴地通知我，周公答应了。
　　带我前去探望周公的是婉柔，陈传兴的学生，也是“化城”这部纪录片的剪辑，片中访问段落的主要提问人之一。在拍摄这部片子之前，周公对她来说，与在很多台湾青年眼中一样“神秘”。为什么会是她作为主要提问人呢？原来是陈传兴与周公对话，但在拍摄伊始他就发现，周公见到生人腼腆，似乎只有和女孩子的互动更好一些。“他不是故意要忽略陈老师，但是在人群中，他的眼光自然而然地就会穿透同性的身体，落在女孩子的身上。”婉柔笑道，“我们都没想到，周公喜欢和女孩子讲话。熟了之后，更会肆无忌惮地开玩笑。而一旦碰到同性，他不单把别人当成空气，自己也自动隐身起来了。”
　　平日一身干练打扮的婉柔，那天穿着靛青色碎花连衣裙，她说，周公喜欢花，喜欢女孩子漂漂亮亮。他喜欢参加婚礼，也是因为喜欢看女孩子在婚礼上穿得漂亮，所以当初拍纪录片的女同事每次去见他，不论如何一定穿裙子，打上薄粉。他会说，喔，今天不太一样；喔，今天的裙子很好看；喔，今天的红鞋很特别……

2

　　周梦蝶1960年代开始礼佛习禅，终日默坐台北市的繁华街头，成为颇具代表性的艺文“风景”，80年代因为胃病开刀，结束了武昌街明星咖啡屋骑楼廊柱下20年的摆书摊生涯，“退休在家”研习佛法，诗文也透着禅意。
　　他孑孓一生，容易给人留下不食人间烟火、清心寡欲的苦行僧印象。即便是在台湾文坛，江湖传说也几乎将他塑造成一个神化般的隐士。然而，清淡的终究是他极为简单的生活起居，绝非性情。在《化城》这部片子里，神秘的面纱被揭去，跃然眼前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他，一个更为丰富、更有血肉的周梦蝶。他不完全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世外隐士，更是一个感情细腻、敏感、丰富的人。
　　余光中曾经这样评价他：“有人（女人）闯进去了，‘孤独国’就瓦解了。”《化城》中，有一个特别含蓄的情感线索，是周公讲述和三毛的一段往事。这段故事之前无人知晓，采访中自然无人提及，周公却自然而然地讲了出来。那天他去三毛家做客，两人闲聊一晚上，周梦蝶告别，三毛起身送客。走到大门时，三毛忽然一个转身挡住大门，像“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伸开双臂挡住去路，周梦蝶一时不知所措，说你干嘛挡我的门。两人对视几秒后，周梦蝶几乎是“夺门而逃”。“我后来听到重重的一声关门声，那声音好像是此生再也不要见到这个朋友了。”周公讲到这段，仍然不解风情似的，眉宇间仍旧一副惊讶表情，似懂非懂地笑，像个孩子。
　　周公生前挚友徐进夫的妻子陈玲玲这么评价：爱情和友情是周梦蝶的两大精神食粮。周公自己又说过：这件事情（写诗）真不是人干的，如果你要追求现實的人间的幸福，那就不要干这件事。如果联系这两句话，大概可以体会一丝他的纠结所在。
　　当周梦蝶在纪录片中回忆三毛，或是吟诵当年与徐进夫夫妻“叩别”的诗歌（《叩别内湖》），既有天真烂漫的欢喜，也有油然心生的悲情。陈传兴在这段故事里穿插了德莱叶的电影《吸血鬼》里“被绑，解开”的画面，对应周梦蝶人生里的“结”。周公生前很喜欢读的一段《楞严经》里佛陀与阿难之间的对话，讲的即是“缚结的典故”：一条长巾打6个结，比喻人生的缠缚。这些“结”影射了周公人生中的纠结，以及因此产生的“恐惧”，“信仰的动摇”。陈传兴说，他之所以在纪录片里给了台湾画家席德进描绘周公的一幅肖像油画许多的特写镜头，即是为了纠正人们对于那幅人物既定的“老僧入定”的概念，还原周梦蝶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也道出他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因果循环。
　　那日，我怀抱一本《孤独国》和一本《十三朵白菊花》和婉柔去见周公，为了弥补没有穿裙子的“遗憾”，特意在半路买了一盒五颜六色的蛋糕。周公喜欢吃甜食，即便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吃，他也喜欢放着“看”。在《化城》未剪进成片的花絮里，有一段他喝咖啡的影像极为有趣，他在黑咖啡里加糖，一包，两包，三包，四包……旁人跟着惊奇地数，一直数到第六包，他才罢休。
　　婉柔昨夜来信，又提及“六包糖”的故事，她写道：“今天在灵堂遇见阿蝶，这两年照顾他的越南看护。阿蝶将周公照顾得极好，两人朝夕相处，至为有缘，看他们既像朋友又像祖孙。我们几乎是抱头痛哭，然后在众人离去的灵堂里，彼此述说着对周公的琐碎回忆，疗伤取暖。阿蝶回忆一件光景，周公喝咖啡，叫阿蝶加糖，一、二、三，还要？还要。周公负责搅拌，阿蝶负责加糖。四、五、六，够了没？我想够了。6包糖。周公继续搅拌，笑着，阿蝶也笑着。就这样，度过一个个下午……他几乎都不喝的，浅尝一两口即止，他贪看的是众人对他加糖举动的惊奇，他就会抿着嘴笑着。”
　　在探望周公那日，也是阿蝶给我们开门，告诉我们周公午饭刚吃了一碗青菜面。周公支撑着瘦峋的身体从床上爬起，天气炎热，上半身没来得及穿衣。我看到他依稀可见的两肋，有一刻几乎是怔住了，不知为什么想起他曾经这样回忆自己的从军经历：“被一阵风吹到军营。” 　　周夢蝶一生颠沛，少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又碰上动荡的大时代，犹如浮萍于世。“劫余之人哪，”他这样形容，谈及晚年回内地探亲的经历，无奈感叹，“何必回去这一趟，国破家亡。”（和众多饱受创伤的国民党军人一样，他河南老家有妻有女亦有子，1996年首次回大陆探亲时，亲人已天人永隔）
　　现今想来，在台北探望他的经历恍如隔世，好像做了一个梦。闷热的午后，他端坐在书桌前，背后是比他高两倍的书架，书架里有各种书：张爱玲的《小团圆》、《辛波斯卡诗集》、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加缪的《局外人》，还有意料之中的《红楼梦》——陈传兴说周公最爱黛玉，也常自比黛玉。

3

　　初次见面，免不了自我介绍。从小，我的名字就经常被人念错，解释典故更是费力。我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周公不响。我心想：完了，“祎”字又是简体，他不认识也正常。正欲解释：《出师表》里出现过……他继续沉默，却提笔在纸上写起字来。婉柔和我都惊呆了，早听说他骨折之后几乎很少握笔了。只见周公悠悠地在纸上写了两个字：“贤相”（指三国里的费祎），继续不响。我内心顿时羞愧自嘲：他老人家熟读古典，哪用得着我“多此一举”。后来每每回忆这一段，总忍不住莞尔一笑。周公这一出，有点小较劲的意思，但又完全没有盛气凌人的长辈姿态，像一个“好学生”，意思是：你考不倒我呢。
　　周公耳朵不好，我和婉柔几乎是大喊大叫地与他聊天。我大声喊话：最近都在看什么书呢？他瞪着眼睛，仍像个好学生一样，认真地回答：最近都在看旧书。然后，他慢慢地拿起桌上一本台币定价3元的斑驳残破的线装旧书《大唐西域记》说：“这本书读了好几遍了，还是百看不厌。”
　　周公虽然身形瘦弱，但仪表一丝不苟，坐得挺直，举手投足亦很优雅“有型”。有的时候，他像电影中一样，用一手的虎口托着下颚，一字一顿道：“哦，你是上海人，我记得，你是哪个区，我年轻时曾经路过虹口。”他和婉柔更为熟络，直接称呼她为“老兄”。婉柔说，之前因为访谈而必须熟读他的作品，每每她在采访中讲出哪本书哪首诗哪个年份发生哪件事，周公就会用手肘轻撞她，并用粗哑而高朗的声音说：“老兄，你很清楚呀。”聊到兴致盎然，他就直接跷起腿来。

4

　　《化城》里有一段周公写书法的影像，他的书信、笔记一点没有文人心血来潮时的狂草字迹。反而从裁纸到写字、修改，从来都是一副孜孜矻矻的样子。那天，我在周公的书桌上也看到了一把写字时用的尺。除此之外，记忆深刻的是一盆水中的几条小小的金鱼，还有金鱼缸边晒着阳光的一把白色的葵花籽。3件毫不相干的物品却构成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可惜，那天仍没能够请他在诗集上写字，“匆忙了”，他说。婉柔解释道：“不是他摆架子，只是他题字太认真了。身体好的时候，往往是把书留给他，他要特别腾出时间来，想好写什么，然后再正式地用毛笔写字。”
　　为了逗他开心，末了，我拿宝丽莱相机合影。周公把相纸拿在手里，凝神定睛，浮光掠影，我们3个人的样子微微地浮现出来。他以为我们要拿回相纸留念，弱弱地问：需要翻拍吗？我和婉柔又喊：周公，这张送给你啦！他笑：好！然后把照片和《大唐西域记》破损的书页整齐地叠放在一起……临别前，他还是在我们3人的宝丽莱合影上用自来水笔写字留念。自来水笔极易洇染，他一笔一划，写得更为缓慢了。同时，我又讨来那张写有“贤相”的纸，上面还有他在聊天时写下的几个字，已经忘了聊了什么，几个字却依然清晰如昨：“一见如故”、“萌芽”。
　　“再来看你啊周公，”临别时，我们这样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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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婉柔在昨夜的信中说：我想他从来不觉得自己被拍摄纪录片，这件事对他不重要，而是有我们陪着他聊天、谈诗，听他说话，加入（或打扰）他的生活，或带他四处回忆过往，或，单纯就是结交新的朋友。他说我们是他“最年轻的朋友”。
　　昨天下午，婉柔去周公的灵堂上香，灵堂中放了一张陈传兴的摄影作品，那是2010年夏天，他们去淡水寻找周公旧居的照片。那时的周公还身体硬朗，脚步稳健，任人带着到处跑。那张照片里，他没有看镜头，背后是淡水的观音山，是他的信仰与他怀念母亲的山景。
　　此刻，我又想起他一个特别的名号：一毛毛虫儿。周公喜欢在山间小路蹲下来看毛毛虫。如今，周公化蝶，世界已然在他翅上，一如历历星河伴其胆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