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布劳格是位以研究经济学说史而闻名的经济学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经济学方法论》。
经济学的科学化自亚当·斯密始便成为经济学家的梦想，这种梦想导致了西方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与变革。二十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已具备了一切自然科学所具备的基本逻辑形式，但经济学能够毫无愧色地跻身于科学的行列吗？作出确切的回答是很困难的。
首先，我们看看在经济学的方法论上的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一元论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应在研究方法上有任何二致。从科学史角度而言，就是指社会科学应因循自然科学论证与检验的轨迹。二元论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有着根本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归根结底表现为两类科学研究对象的差异，因而社会科学的论证和验证方法不应与自然科学相同。
经济学的发展深受经典物理学及天文学的影响，在方法上也紧紧跟随其足迹，由简单归纳形成逐步转化为“假设—推论”方式。在这个含义上而言，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具有一元论的思想倾向。斯密本人就曾写过一篇主张以天文学方法研究经济学的文章，他的《道德情感论》和《国富论》两部著作也曾被人视为是其天文学方法的应用。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小穆勒(以下称穆勒)的《逻辑体系》一书，表现了证实的趋向论思想，这是与早期物理学研究完全一致的研究方法，从而明确肯定了经济学方法的一元论。
但在经济学说史中仍可以找出公开主张二元论的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传统造就了二元论的鼓吹者。奥地利学派曾是边际革命的三个源头之一，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时差利息论是通过演绎方法得出的，在验证上存在极大困难。其门徒哈耶克和米塞斯又从宣扬个人主义和理性行为的角度鼓吹个人理性的先验论，成为现代奥地利学派公开鼓吹二元论的依据。这种先验论是一种极端主义的不妥协的先验论，将个人理性作为一切经济学解释与预言的前提。因而，米塞斯认为：“……它(经济学)的特别的原理并不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对任何证实主义或证伪主义开放的，……衡量经济原理的正确或错误的最终尺度仅仅是不须借助于经验的理由。”(《人类行为》)与这种推演相对应的必然是方法论上的二元论，内省的抽象方法排斥了经验的验证方法。
如果一元论与二元论之间的界限仅仅在于各自的鼓吹者的自我标榜，那么在经济学界一元论的绝对多数对二元论的绝对少数的情形下，这种讨论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值得思考的是，鼓吹一元论的经济学家并不一定是彻底的一元论者，以一元论论调为二元论的经济学辩护的经济学家也不乏其人。同时，二元论也不是毫无根据，二元论的存在必定有其特定的基础。
问题的症结在于经济学本身所包含的矛盾。经济学在其“前提—推论”范式中，最起码有两个矛盾要解决。首先，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在验证上存在极大困难，如经济人、厂商利润最大化等等前提。这些前提的产生大多是通过“内省”的方式，验证上存在独特的困难。其次，“前提—推论”整个命题的验证只能是一种经验方式，而不是实验方式，在多数情形下无法人为进行控制，因而在证伪方面存在特殊的困难。
就这个含義而言，西方经济学界的经济学家只要沿用新古典体系，那么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一元论者。二元论反映的也正是西方经济学的这种深刻矛盾，因而将奥地利传统的二元论仅仅归因于德语民族“悟”的思维方式是有失公允的。这种矛盾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科学的矛盾，社会科学必须有一定的离异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但要成为一门科学，又必须经受验证的挑战。
在“假设—推论”范式进入经济学并成为一般的分析框架之后，经济学家在为这种“科学”的分析框架沾沾自喜的同时，还不得不抵御对于经济学假设前提的先验性的进攻。
从古典到新古典经济学，其一般假定都是通过抽象演绎的方法得出的，因而带有先验色彩。这些假定与现实中情况常常是不相符的，不相符的程度有时甚至会非常强烈。强大的干扰因素会使经济学命题在现实中暂时或长期失效，结果必然是对抽象前提的怀疑。经济学基本前提的动摇便意味着经济学大厦的倾覆，因此，经济学家不得不采用了种种方式为其学说进行辩护。
穆勒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经济人这一基本假定，并且对经济学的推理方法作了方法论上的概括。之所以要将经济学中的人概括为单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仅仅是“因为以上所说的是科学有必要处理的一种模式。”(《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这种经济学方法是一种抽象演绎法，穆勒将这种内省的抽象方式视为是一种独特的经验。穆勒用经济学命题的趋向论来为抽象性的前提进行辩护。认为经济学所应该作的是指出有一定发展强度的趋势，而不是明确预测结果。这样，穆勒实际上肯定了前提抽象的必要性，出现意外的情况仅仅是对理论的使用不恰当或理论本身有缺陷，绝不应该抛弃理论。这一观点基本代表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
二十世纪以来，新古典体系的存续将这一问题带入了现代经济学，经济学家采用新的方式来为其弱点进行辩护。弗里德曼对这一问题采取了简单工具主义的态度。他承认对经济学基本前提假设进行检验的必要性，但这种对前提的检验与对预言的检验是不同的，仅仅是作为对预言检验的一个补充。并进一步认为，前提保持一定的抽象性是非常必要的，这种前提的不现实性甚至可以成为理论的优点。这就是萨缪尔森后来所称的“F扭曲”。
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来看，个人理性为其一般前提，因而才具有验证上的困难。这反映了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纯粹个人主义方法论的致命的弱点。弗里德曼为证明其工具主义的“前提不相关”观点，不得不借助市场演进论者阿尔金(国内又译阿尔香)的经济选择观点，这实质上已经由个人主义方法论转向了制度推理。
根据阿尔金的经济选择论点，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由市场制度决定的。由于存在竞争，必然会有竞争压力，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样不论个人愿不愿意，都必须将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事实上离开了个人主义的思想方法，是与主流派一贯的方法论相悖的。
经济学中个人理性前提方面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度学派地位不断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也使得更多经济学家注重经济体制方面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形式的辩护都将是无济于事的。经济学家应采取变革的态度，而不是辩护的态度。
传统的科学归纳法在被“假设—推论”范式代替之后，波普证伪主义进一步侵入了科学的殿堂。波普主义的出现，对科学成为真正的科学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
波普主义强调在逻辑论证中证实与证伪之间的不对称性。从假说与事实相符进而推论假说正确的方法是极富危险性的，这很可能暗含事先肯定结果的错误；而从证伪角度，只要找出任一事实与假说不相符的情况就可推翻假说。在逻辑上对称的命题与逆否命题，在用于经验验证时有了极不相同的含义。因此，作者在书中强调说：“没有证实的逻辑，但是有反驳的逻辑。”(第17页)
波普所坚持的科学验证方法，是一种一元论的科学验证方法，即要求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都接受证伪检验。在经济学中，命题证伪的困难并不是来自经济学家对一元论方法的否认及对证伪方法的否认，而是来自社会科学进行验证的特殊困难。
作者在书中将经济学的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期，这种划分是以方法论为根据的。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为证实主义经济学时期，此后的二十世纪的几十年间为证伪主义的时代。作出这样的划分，是因为现代经济学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追求验证的精确化。为了证明这种划分的合理性，书中还给出了某些经典的说法因证伪而退出经济学的例子。
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在验证上是一种混合的怪物，或者说经济学家对命题的验证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式的态度。当确切的资料能够对基本命题作出反驳时，那么证伪便理应成为验证方法；但当经验不能提供证伪所要求的证据时，经济学家便悄悄退向证实论或走向二元论。这反映了前面所说的社会科学进行验证的特殊困难。经济学中“假设—推论”形式的纯粹命题，在现实过程中常常受到比前提本身要强得多的干扰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纯粹命题的结论与现实结果
经济学中个人理性前提方面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度学派地位不断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也使得更多经济学家注重经济体制方面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形式的辩护都将是无济于事的。经济学家应采取变革的态度，而不是辩护的态度。
传统的科学归纳法在被“假设一推论”范式代替之后，波普证伪主义进一步侵入了科学的殿堂。波普主义的出现，对科学成为真正的科学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
波普主义强调在逻辑论证中证实与证伪之间的不对称性。从假说与事实相符进而推论假说正确的方法是极富危险性的，这很可能暗含事先肯定结果的错误；而从证伪角度，只要找出任一事实与假说不相符的情况就可推翻假说。在逻辑上对称的命题与逆否命题，在用于经验验证时有了极不相同的含义。因此，作者在书中强调说：“没有证实的逻辑，但是有反驳的逻辑。”(第17页)
波普所坚持的科学验证方法，是一种一元论的科學验证方法，即要求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都接受证伪检验。在经济学中，命题证伪的困难并不是来自经济学家对一元论方法的否认及对证伪方法的否认，而是来自社会科学进行验证的特殊困难。
作者在书中将经济学的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期，这种划分是以方法论为根据的。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为证实主义经济学时期，此后的二十世纪的几十年间为证伪主义的时代。作出这样的划分，是因为现代经济学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追求验证的精确化。为了证明这种划分的合理性，书中还给出了某些经典的说法因证伪而退出经济学的例子。
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在验证上是一种混合的怪物，或者说经济学家对命题的验证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式的态度。当确切的资料能够对基本命题作出反驳时，那么证伪便理应成为验证方法；但当经验不能提供证伪所要求的证据时，经济学家便悄悄退向证实论或走向二元论。这反映了前面所说的社会科学进行验证的特殊困难。经济学中“假设——推论”形式的纯粹命题，在现实过程中常常受到比前提本身要强得多的干扰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纯粹命题的结论与现实结果近的可能性，也暗含着形式能够独立于现实存在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来自数学本身的美妙的形式，数学由于其极端的逻辑假设而具有极端完美的运行过程，这极可能使经济学家沉溺于迷人的数学游戏中不能自拔，从而使数学形式与实际情形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假设——推论”模式极可能主动适应一定的数学形式，从而为数学形式独立于现实提供了可乘之机。
正由于这种原因，西方经济学中也不乏全面否认数学方法的经济学家。布坎南在《自由、市场和国家》一书中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八十年代付诸实践的经济学，是一门没有最终目标或意义的‘科学’，而没能保持技术工具始终处于为它所用的地位。……”他甚至进一步主张要将极大化范例从经济学中驱逐出去，而将注意力集中到“经济理论名副其实的唯一真正的原理”——交易制度。这是一种非常激进的看法，否认极大化范例无异于否认了西方经济学的所有基础，但经济学的数学化所带来的矛盾可以在此略见一斑。
事实上，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经济学应该数学化还是非数学化，而在于经济学家对数学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数学是比简单叙述要精确得多的工具，在有利的场合能够具有叙述无法具有的演绎能力。但是数学工具也离不开文字叙述，离开对具体环境的恰当描述，数学工具也只能是一只无头苍蝇。因此，经济学家对数学本身不应抱有任何非分之想，而应将注意力集中于理论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尤其是在经济学命题的检验存在独特的困难的情况下，应更多致力于检验方面的努力，而不是求助于形式。这种来自形式的美感要比来自现实的美感更危险。就这个含义而言，那种认为科学的抽象是离真理更近了而不是更远了的看法，是应该以某种形式的经验验证作为其客观前提的。
作者布劳格的方法论的观点基本上是一种波普主义的一元论观点。就其观点中的一元论和证伪方法论而言，作者都顾及了经济学在采用这两个层次的方法时的困难，可以认为在这两方面作者的态度是比较公允的，或者说是略有倾向性的。但就作者强调的方法论中的个人主义而言，这是一种妥协性很小的个人主义观点。虽然作者也不得不承认，如果只强调个人主义方法论，那么就不会有宏观经济学；但是作者是完全否认任何非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的。这种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在经济学中是有极大困难的，这集中表现为前提验证的困难，这在前文已有述及。就现实中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来看，个人与群体、个人与体制从来就不是单向的影响关系，体制的因素已越来越为经济学家所重视。西方经济学界制度学派地位的上升，正反映了这种情况。一味鼓吹个人主义原则，最终必然导致一种个人主义先验论，这是与科学的精神不相符的。
本文所提到的经济学均是指西方经济学，这仅仅是为了叙述的简便。就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已有公认的观点，这里不再赘述。这里要强调的是，充分认识到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上的矛盾，对于正确利用西方经济学是很有必要的。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和政府决策部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内容已越来越多地用于分析我国的实际问题。但在很多情况下，对于西方经济学结论的引用过于轻率，这种忽略前提的作法是很危险的。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是对西方经济学方法缺乏深入透彻的了解。
最后用陈岱孙先生多次教导我们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经济学是致用之学。”不论经济学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终究要服务于经济实践，这是应为我们学习经济学的后来人谨记的。
(《经济学方法论》，(英)马克·布劳格著，石士钧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二年十月版，4.80元)
经济学的科学化自亚当·斯密始便成为经济学家的梦想，这种梦想导致了西方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与变革。二十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已具备了一切自然科学所具备的基本逻辑形式，但经济学能够毫无愧色地跻身于科学的行列吗？作出确切的回答是很困难的。
首先，我们看看在经济学的方法论上的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一元论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应在研究方法上有任何二致。从科学史角度而言，就是指社会科学应因循自然科学论证与检验的轨迹。二元论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有着根本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归根结底表现为两类科学研究对象的差异，因而社会科学的论证和验证方法不应与自然科学相同。
经济学的发展深受经典物理学及天文学的影响，在方法上也紧紧跟随其足迹，由简单归纳形成逐步转化为“假设—推论”方式。在这个含义上而言，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具有一元论的思想倾向。斯密本人就曾写过一篇主张以天文学方法研究经济学的文章，他的《道德情感论》和《国富论》两部著作也曾被人视为是其天文学方法的应用。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小穆勒(以下称穆勒)的《逻辑体系》一书，表现了证实的趋向论思想，这是与早期物理学研究完全一致的研究方法，从而明确肯定了经济学方法的一元论。
但在经济学说史中仍可以找出公开主张二元论的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传统造就了二元论的鼓吹者。奥地利学派曾是边际革命的三个源头之一，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时差利息论是通过演绎方法得出的，在验证上存在极大困难。其门徒哈耶克和米塞斯又从宣扬个人主义和理性行为的角度鼓吹个人理性的先验论，成为现代奥地利学派公开鼓吹二元论的依据。这种先验论是一种极端主义的不妥协的先验论，将个人理性作为一切经济学解释与预言的前提。因而，米塞斯认为：“……它(经济学)的特别的原理并不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对任何证实主义或证伪主义开放的，……衡量经济原理的正确或错误的最终尺度仅仅是不须借助于经验的理由。”(《人类行为》)与这种推演相对应的必然是方法论上的二元论，内省的抽象方法排斥了经验的验证方法。
如果一元论与二元论之间的界限仅仅在于各自的鼓吹者的自我标榜，那么在经济学界一元论的绝对多数对二元论的绝对少数的情形下，这种讨论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值得思考的是，鼓吹一元论的经济学家并不一定是彻底的一元论者，以一元论论调为二元论的经济学辩护的经济学家也不乏其人。同时，二元论也不是毫无根据，二元论的存在必定有其特定的基础。
问题的症结在于经济学本身所包含的矛盾。经济学在其“前提—推论”范式中，最起码有两个矛盾要解决。首先，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在验证上存在极大困难，如经济人、厂商利润最大化等等前提。这些前提的产生大多是通过“内省”的方式，验证上存在独特的困难。其次，“前提—推论”整个命题的验证只能是一种经验方式，而不是实验方式，在多数情形下无法人为进行控制，因而在证伪方面存在特殊的困难。
就这个含義而言，西方经济学界的经济学家只要沿用新古典体系，那么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一元论者。二元论反映的也正是西方经济学的这种深刻矛盾，因而将奥地利传统的二元论仅仅归因于德语民族“悟”的思维方式是有失公允的。这种矛盾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科学的矛盾，社会科学必须有一定的离异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但要成为一门科学，又必须经受验证的挑战。
在“假设—推论”范式进入经济学并成为一般的分析框架之后，经济学家在为这种“科学”的分析框架沾沾自喜的同时，还不得不抵御对于经济学假设前提的先验性的进攻。
从古典到新古典经济学，其一般假定都是通过抽象演绎的方法得出的，因而带有先验色彩。这些假定与现实中情况常常是不相符的，不相符的程度有时甚至会非常强烈。强大的干扰因素会使经济学命题在现实中暂时或长期失效，结果必然是对抽象前提的怀疑。经济学基本前提的动摇便意味着经济学大厦的倾覆，因此，经济学家不得不采用了种种方式为其学说进行辩护。
穆勒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经济人这一基本假定，并且对经济学的推理方法作了方法论上的概括。之所以要将经济学中的人概括为单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仅仅是“因为以上所说的是科学有必要处理的一种模式。”(《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这种经济学方法是一种抽象演绎法，穆勒将这种内省的抽象方式视为是一种独特的经验。穆勒用经济学命题的趋向论来为抽象性的前提进行辩护。认为经济学所应该作的是指出有一定发展强度的趋势，而不是明确预测结果。这样，穆勒实际上肯定了前提抽象的必要性，出现意外的情况仅仅是对理论的使用不恰当或理论本身有缺陷，绝不应该抛弃理论。这一观点基本代表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
二十世纪以来，新古典体系的存续将这一问题带入了现代经济学，经济学家采用新的方式来为其弱点进行辩护。弗里德曼对这一问题采取了简单工具主义的态度。他承认对经济学基本前提假设进行检验的必要性，但这种对前提的检验与对预言的检验是不同的，仅仅是作为对预言检验的一个补充。并进一步认为，前提保持一定的抽象性是非常必要的，这种前提的不现实性甚至可以成为理论的优点。这就是萨缪尔森后来所称的“F扭曲”。
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来看，个人理性为其一般前提，因而才具有验证上的困难。这反映了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纯粹个人主义方法论的致命的弱点。弗里德曼为证明其工具主义的“前提不相关”观点，不得不借助市场演进论者阿尔金(国内又译阿尔香)的经济选择观点，这实质上已经由个人主义方法论转向了制度推理。
根据阿尔金的经济选择论点，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由市场制度决定的。由于存在竞争，必然会有竞争压力，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样不论个人愿不愿意，都必须将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事实上离开了个人主义的思想方法，是与主流派一贯的方法论相悖的。
经济学中个人理性前提方面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度学派地位不断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也使得更多经济学家注重经济体制方面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形式的辩护都将是无济于事的。经济学家应采取变革的态度，而不是辩护的态度。
传统的科学归纳法在被“假设—推论”范式代替之后，波普证伪主义进一步侵入了科学的殿堂。波普主义的出现，对科学成为真正的科学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
波普主义强调在逻辑论证中证实与证伪之间的不对称性。从假说与事实相符进而推论假说正确的方法是极富危险性的，这很可能暗含事先肯定结果的错误；而从证伪角度，只要找出任一事实与假说不相符的情况就可推翻假说。在逻辑上对称的命题与逆否命题，在用于经验验证时有了极不相同的含义。因此，作者在书中强调说：“没有证实的逻辑，但是有反驳的逻辑。”(第17页)
波普所坚持的科学验证方法，是一种一元论的科学验证方法，即要求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都接受证伪检验。在经济学中，命题证伪的困难并不是来自经济学家对一元论方法的否认及对证伪方法的否认，而是来自社会科学进行验证的特殊困难。
作者在书中将经济学的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期，这种划分是以方法论为根据的。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为证实主义经济学时期，此后的二十世纪的几十年间为证伪主义的时代。作出这样的划分，是因为现代经济学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追求验证的精确化。为了证明这种划分的合理性，书中还给出了某些经典的说法因证伪而退出经济学的例子。
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在验证上是一种混合的怪物，或者说经济学家对命题的验证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式的态度。当确切的资料能够对基本命题作出反驳时，那么证伪便理应成为验证方法；但当经验不能提供证伪所要求的证据时，经济学家便悄悄退向证实论或走向二元论。这反映了前面所说的社会科学进行验证的特殊困难。经济学中“假设—推论”形式的纯粹命题，在现实过程中常常受到比前提本身要强得多的干扰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纯粹命题的结论与现实结果
经济学中个人理性前提方面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度学派地位不断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也使得更多经济学家注重经济体制方面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形式的辩护都将是无济于事的。经济学家应采取变革的态度，而不是辩护的态度。
传统的科学归纳法在被“假设一推论”范式代替之后，波普证伪主义进一步侵入了科学的殿堂。波普主义的出现，对科学成为真正的科学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
波普主义强调在逻辑论证中证实与证伪之间的不对称性。从假说与事实相符进而推论假说正确的方法是极富危险性的，这很可能暗含事先肯定结果的错误；而从证伪角度，只要找出任一事实与假说不相符的情况就可推翻假说。在逻辑上对称的命题与逆否命题，在用于经验验证时有了极不相同的含义。因此，作者在书中强调说：“没有证实的逻辑，但是有反驳的逻辑。”(第17页)
波普所坚持的科学验证方法，是一种一元论的科學验证方法，即要求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都接受证伪检验。在经济学中，命题证伪的困难并不是来自经济学家对一元论方法的否认及对证伪方法的否认，而是来自社会科学进行验证的特殊困难。
作者在书中将经济学的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期，这种划分是以方法论为根据的。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为证实主义经济学时期，此后的二十世纪的几十年间为证伪主义的时代。作出这样的划分，是因为现代经济学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追求验证的精确化。为了证明这种划分的合理性，书中还给出了某些经典的说法因证伪而退出经济学的例子。
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在验证上是一种混合的怪物，或者说经济学家对命题的验证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式的态度。当确切的资料能够对基本命题作出反驳时，那么证伪便理应成为验证方法；但当经验不能提供证伪所要求的证据时，经济学家便悄悄退向证实论或走向二元论。这反映了前面所说的社会科学进行验证的特殊困难。经济学中“假设——推论”形式的纯粹命题，在现实过程中常常受到比前提本身要强得多的干扰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纯粹命题的结论与现实结果近的可能性，也暗含着形式能够独立于现实存在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来自数学本身的美妙的形式，数学由于其极端的逻辑假设而具有极端完美的运行过程，这极可能使经济学家沉溺于迷人的数学游戏中不能自拔，从而使数学形式与实际情形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假设——推论”模式极可能主动适应一定的数学形式，从而为数学形式独立于现实提供了可乘之机。
正由于这种原因，西方经济学中也不乏全面否认数学方法的经济学家。布坎南在《自由、市场和国家》一书中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八十年代付诸实践的经济学，是一门没有最终目标或意义的‘科学’，而没能保持技术工具始终处于为它所用的地位。……”他甚至进一步主张要将极大化范例从经济学中驱逐出去，而将注意力集中到“经济理论名副其实的唯一真正的原理”——交易制度。这是一种非常激进的看法，否认极大化范例无异于否认了西方经济学的所有基础，但经济学的数学化所带来的矛盾可以在此略见一斑。
事实上，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经济学应该数学化还是非数学化，而在于经济学家对数学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数学是比简单叙述要精确得多的工具，在有利的场合能够具有叙述无法具有的演绎能力。但是数学工具也离不开文字叙述，离开对具体环境的恰当描述，数学工具也只能是一只无头苍蝇。因此，经济学家对数学本身不应抱有任何非分之想，而应将注意力集中于理论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尤其是在经济学命题的检验存在独特的困难的情况下，应更多致力于检验方面的努力，而不是求助于形式。这种来自形式的美感要比来自现实的美感更危险。就这个含义而言，那种认为科学的抽象是离真理更近了而不是更远了的看法，是应该以某种形式的经验验证作为其客观前提的。
作者布劳格的方法论的观点基本上是一种波普主义的一元论观点。就其观点中的一元论和证伪方法论而言，作者都顾及了经济学在采用这两个层次的方法时的困难，可以认为在这两方面作者的态度是比较公允的，或者说是略有倾向性的。但就作者强调的方法论中的个人主义而言，这是一种妥协性很小的个人主义观点。虽然作者也不得不承认，如果只强调个人主义方法论，那么就不会有宏观经济学；但是作者是完全否认任何非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的。这种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在经济学中是有极大困难的，这集中表现为前提验证的困难，这在前文已有述及。就现实中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来看，个人与群体、个人与体制从来就不是单向的影响关系，体制的因素已越来越为经济学家所重视。西方经济学界制度学派地位的上升，正反映了这种情况。一味鼓吹个人主义原则，最终必然导致一种个人主义先验论，这是与科学的精神不相符的。
本文所提到的经济学均是指西方经济学，这仅仅是为了叙述的简便。就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已有公认的观点，这里不再赘述。这里要强调的是，充分认识到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上的矛盾，对于正确利用西方经济学是很有必要的。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和政府决策部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内容已越来越多地用于分析我国的实际问题。但在很多情况下，对于西方经济学结论的引用过于轻率，这种忽略前提的作法是很危险的。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是对西方经济学方法缺乏深入透彻的了解。
最后用陈岱孙先生多次教导我们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经济学是致用之学。”不论经济学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终究要服务于经济实践，这是应为我们学习经济学的后来人谨记的。
(《经济学方法论》，(英)马克·布劳格著，石士钧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二年十月版，4.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