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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进行归纳和系统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阶段性定位是：在生产关系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力上属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应该是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并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话语体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资本论》提供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创新的话语体系；三是批判地吸收世界成熟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尤其要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体现的新进展，以及十九大报告指出的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新指示。其中包括：混合所有制中公有制为主体的实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条件下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非劳动要素按贡献及供求参与收入分配条件下如何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等重大理论问题。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 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12—0027—07
政治经济学有社会主义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就是政治经济学的翻版呢？笔者认为尽管有联系，但不能直接划等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提出有推动的含义：第一，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发展道路进行理论概括的系统性经济学说；第二，它是对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理念的理论总结。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以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导向，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又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不断形成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成果。
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由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提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农业大国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转变。新中国成立68年，改革开放近40年，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然而我国却走过了西方大约100—150年的现代化历程。中国经济的成功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的优越性，很值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科学的理论概括。由此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对世界作出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理论和成功的实践回答了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重大问题，比如：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能否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富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和怎样结合？在二元结构突出的农业大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在后起的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需要直面的世界性理论难题，马克思在当时不可能碰到，也不可能做出科学的预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所取得的中国经济成就，对这些重大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的实践，伟大的实践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展及其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贡献，可以从两个方面概括：
在经济改革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學的重大贡献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推动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取得报酬理论的确立，推动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的确立。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的理论的确立，推动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配置理论的确立，推动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在这些理论的正确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得以确立。
在经济发展方面，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经济发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本身就是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进展。在指导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科学发展观、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理论，等等。在这些理论指导下，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健康发展。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有了一系列新的进展。在经济改革方面包括：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理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在经济发展方面包括：经济新常态理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理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等等。
经济改革的中国模式，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和肯定。所有这些都可归结为作为指导思想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未来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破了题，依据中国实践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在解这些题。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集体学习时，列举的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已经提出的独创性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是对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引领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开创了经济发展新局面。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进行归纳和系统化，不断形成并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且保持着在经济学科中的主流经济学地位，这与其学科地位相关。
首先是学科性质定位。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表现在：第一，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其阶级利益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服从于人民的福祉和共同富裕。其次，研究对象是一定社会相互联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任务是阐述经济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体现“当代中国”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更为关注发展生产力的研究，只有生产力水平超过资本主义，才谈得上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第三，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虽然也会用到其他现代经济学方法。当然，两者不能简单划等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包括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科学分析。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有明确的限定，只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尽管在必要时会与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比较分析。
其次是在阶段性上的学科定位。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需要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层面确定地位。相应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段性地位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生产关系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我国按人均GDP标准已经告别了低收入阶段，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基于这种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第三是在功能上的学科定位：作为政治经济学，它提供一种意识形态，分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但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它还提供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它提供思想教育教材，解决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但不仅仅是思想教育教材，还要为我国的经济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经济理论指导；它要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潮，但不仅仅是当批判家，还要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者。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和逻辑体系
一个学科的建设回避不了对其主线和逻辑体系的确定。长期以来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线和逻辑体系就一直争论不休。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和逻辑体系更是这样，百花齐放是难免的。
有的主张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作为研究主线，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推动这种结合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并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互动的方方面面。有的主张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研究主线。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经济中的一切现象，但这些现象归根结底涉及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有的主张以社会主义本质论作为研究主线，明确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和全面发展的需要。
应该说，上述主张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但要成为整个学科体系的主线则显得不足。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键词是中国特色和社會主义。明显的特征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因此该学科的主线应该是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其中的核心内容同生产力相关。具体内容：一是邓小平讲的：一个是解放生产力，一个是发展生产力，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方面讲全了。二是习近平讲的：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要建立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必须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还在实践和发展中，虽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但还不能说已经定型。短期内很难做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时所进行的具体到抽象的研究和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而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中不可能抽象出纯粹的起“普照之光”的经济关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目前还只能是问题导向。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导向主要涉及三个重大原则：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三是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这三个方面可以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原则。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问题分章论述，应有个逻辑体系。现在对现实社会经济的分析大致有三个层面：一是本质层面即经济制度分析；二是经济运行层面即资源配置层面分析；三是经济发展层面即发展和保护生产力分析。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则可再加上一个层面即对外经济关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个重大问题可以分别归到这四个层面中去。其中，经济制度层面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引领；经济运行层面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引领；经济发展层面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对外经济关系层面则以经济全球化理论为引领。由此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
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这三方面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资本论》提供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而认为马克思《资本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的，其范畴基本上都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其实不然，既然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什么其建立的经济学范畴都不用呢？最明显的例子是国有资本概念，有相当长的时间不敢用国有资本概念，试图用国有资产、国有资金的概念去替代，但总不科学准确。最终还是使用了国有资本的概念，当然国有资本的资本范畴不再具有雇佣劳动的性质规定。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使用的范畴和原理都不敢用，何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关键是使用《资本论》中相关概念时要赋予其生产关系方面的规定。
《资本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话语体系建设涉及以下方面：（1）《资本论》中建立系统的经济学范畴。尤其是关于生产关系的话语系统，包括公有制和私有制在内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及其特征，各类经济规律，工资、地租、利息等分配范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的核心范畴。（2）《资本论》对未来社会的预见和规定。马克思对替代资本主义社会后的未来社会作出了合乎逻辑的预测，其中有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规定，如公有制、按劳分配、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等。（3）《资本论》阐述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话语体系。如商品货币理论、竞争理论、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社会总产品实现条件理论、流通费用理论、地租理论、信用经济理论、虚拟资本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等等。（4）以《资本论》原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包括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话语体系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经济制度；以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话语体系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话语体系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以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话语体系说明新阶段的经济发展。除此以外，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的一些话语也可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例如关于金融资本和垄断的话语。当然，上述话语体系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有个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尤其是马克思当时使用的范畴和原理，其所体现的生产关系规定需要时代化。
《资本论》不能穷尽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更为丰富多彩，相应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需要在实践中创新：新的实践需要创新的话语，讲中国故事，需要新的理论概括，新的经济范畴，体现中国智慧。不可否認的是，有许多新范畴与《资本论》有着内在联系：如市场经济同商品生产和交换理论；产权制度同所有制理论；混合所有制同股份公司理论；虚拟经济同虚拟资本理论；资源配置同社会总劳动时间分配理论；金融制度同信用经济理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同要素所有权理论；创新理论同科学及其应用理论；协调发展同社会再生产理论，等等。
在开放的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包括向西方经济学的开放。当代中国经济学与当代西方经济学面对共同的经济背景，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要参与并且主导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有共同的话语使中国经济学走出去。面对市场经济，也会有共同的话语，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也会有共同的话语。知识无国界。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批判地吸收世界成熟的经济学理论，不仅用于比较和交流，还可推动中国的经济学走向世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排斥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也是不现实的。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本身就包含了非公有制经济的混合，为什么作为其理论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能有相应的理论的混合呢？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范畴是建立在对自身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基础之上的。目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使用较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包括资源配置理论、二元结构理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知识经济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当然，这些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批判地吸收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特别是要在制度性质和中国的基本国情方面进行中国化改造。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制度性课题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主要在三个方面：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对这三个方面的制度表述又进了一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些新进展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1.混合所有制中公有制为主体的实现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已被确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所谓公有制为主体，不是指公有制企业为主体，而是指公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这一重大突破，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私人资本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这样，公有触企业与多种非公有制企业外部并存发展为在同一个企业中公有资本同非公有资本的内部融合。包括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而且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与此相应，对基本经济制度中公有制为主体如何实现，是面临的新课题。前一时期着力于研究公有制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框架内如何实现主体地位，现在则需要研究在混合所有制的框架内公有制为主体如何体现。
现在对国有企业已明确分为两类。一类是商业类，另一类是公益类。这样，对公有制在混合所有制中的主体地位需要区分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不同类型的企业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不同的要求。 商业类企业主要身处竞争性领域，同其他所有制性质的资本一样，在这里的公有资本追求价值增殖。哪里能增殖，资本就流向哪里。这意味着进入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有资本并不追求其所在企业中控股，但要追求所在企业的增殖能力。
公益类企业要保证公共利益，一般都是公有制企业经营，但公有资本也不能独霸天下。公益类国有企业也可建立混合所有制，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入股，公益性项目也可吸引非公有资本参与。公有制在这里的主体地位就表现在混合所有制中的控股地位。只要保持公有资本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控制力，实际上它所支配的资本就不只是自己的资本，还能支配参股和入股的非国有资本。其控制力和支配力不只在其控股地位，更重要的是平等对待其他所有制经济并共享利益的吸引力。
2.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条件下政府如何更好发挥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自由主义理论把政府和市场对立起来，以为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有政府作用，政府作用强大就不会有充分作用的市场。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确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是回归到了市场经济的本义。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突出的是市场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不仅表现为市场自主地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向，同时也表现为市场调节信号即市场价格也是自主地在市场上形成，不受政府的不当干预。
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明确了在资源配置领域市场作用的“强”，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但不能像新自由主义认为的那样不要政府作用，而且还要求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条件下，政府的经济功能的“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政府作用“强”在营造经济有效运行的环境。不仅需要政府提供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还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使宏观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2）政府作用“强”在配置公共资源。不能把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放大到决定公共资源的配置，公共资源的配置不能由市场决定，原因是公共资源配置是要满足公共需求，遵循公平原则，只能由政府决定。（3）政府作用“强”在克服市场失灵。涉及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涉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政府不只是进入，而且应该充分并且强有力地发挥作用。（4）政府作用“强”在推动发展。对于我国这样的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仍然是硬道理。推动发展理应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例如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镇化，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经济结构调整，生态和环境建设，发展开放型经济，等等，都需要政府公共资源的配置来推动和实现。
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后政府作用“更好”体现在，政府行为本身也要遵守市场秩序。政府发挥作用的基本路径是政府作用机制要同市场机制衔接，政府配置公共资源同市场配置市场资源应该结合进行。政府配置公共资源主要是政策路径，其中包括利用收入分配政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产业政策和负面清单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濟运行。在这种协同中政府强不会限制市场的强。
3.非劳动要素按贡献及供求参与收入分配条件下如何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以后，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也就得到了确认。确认多种分配方式实际上是承认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收入分配是所有权的实现。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是基于生产要素私人（或不同的所有者）所有的背景下提出的。目的是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对多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来说，认识是不断深入的。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都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坚持上述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基础上，又提出：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由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决定。这些提法表明，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不再完全按其投入分配，而是按各种要素的“贡献”，并且还要按各自要素市场的供求来决定。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按劳分配如何在这种收入分配体制中实现主体地位。
要素参与分配，从总体上说是符合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由于多种要素充分发挥作用而增加了社会财富，劳动者绝对收入也较前明显增加，这也是符合劳动者利益的。就要素市场供求对分配的影响来说，各个要素按贡献取得参与分配，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报酬分别在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上决定，各种要素的市场供求关系，客观地体现在要素价格比例上。其效果是最稀缺的要素得到最节约的使用并且能增加有效供给，最丰裕的要素得到最充分的使用。对于有效配置和使用生产要素起的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问题是在发展中国家，非劳动生产要素总是比劳动要素更为稀缺。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和供求来进行分配，不可避免储蓄能力强的、技术水平高的、经营能力强的，致富能力也强。再加上这些要素的叠加，非劳动要素收入和劳动报酬的差距明显扩大。因此提出的理论问题是，如何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
先要明确，所谓按劳分配为主体指的是在可分配收入中劳动报酬在数量上为主体，还是在多种分配方式中收入的较大部分用于按劳分配？如果是前者，没有讨论的必要，原因是劳动者收入数量加总起来的总和肯定是为主体，需要讨论的是后者。
在确定当前阶段按劳分配为主体时需要明确，正如生产资料所有制可能混合一样，生产要素的所有也是混合的。即，劳动投入不仅涉及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的劳动，也包括不在生产现场但对生产起作用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劳动，其中也包括企业经营者从事的经营活动，即使是直接劳动者，也不完全只是简单的劳动力支出，也可能拥有技术要素。通常讲的人力资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就是指的这种复杂劳动。基于这种考虑，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就要坚持三个原则：第一，从事技术和管理的复杂劳动得到更高的报酬，体现劳动贡献；第二，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能忽视劳动的贡献；第三，根据马克思经济学原理，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实行按劳分配，原因是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作为谋生手段，劳动报酬的增长不只是限于劳动者的劳动贡献，还应该包含体现谋生要求的内容。谋生的范围就是必要劳动的范围。必要劳动的范围有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劳动者的必要劳动范围也扩大，相应的劳动报酬也有增长的趋势。在企业的初次分配阶段遵循这三个原则并配套相应的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就能得到实现。
在现实中不能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同缩小收入差距混为一谈。实际上，大家关注的是生产一线的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中所占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的问题。严格地说，这主要不是是否按劳分配问题，而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从社会主义的公平观考虑，劳动收入的差距主要由各自拥有的包括技术等方面的要素差异所致。因此通过教育公平等途径缩小各个分配主体所拥有的要素差异，坚持机会的公平，分配结果的差距也可能缩小。
基于以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进展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进行中，其理论也在发展中，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理论，新的理论说明新的实践。由此形成的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责任编辑：韩海燕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 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12—0027—07
政治经济学有社会主义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就是政治经济学的翻版呢？笔者认为尽管有联系，但不能直接划等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提出有推动的含义：第一，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发展道路进行理论概括的系统性经济学说；第二，它是对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理念的理论总结。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以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导向，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又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不断形成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成果。
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由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提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农业大国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转变。新中国成立68年，改革开放近40年，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然而我国却走过了西方大约100—150年的现代化历程。中国经济的成功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的优越性，很值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科学的理论概括。由此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对世界作出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理论和成功的实践回答了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重大问题，比如：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能否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富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和怎样结合？在二元结构突出的农业大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在后起的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需要直面的世界性理论难题，马克思在当时不可能碰到，也不可能做出科学的预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所取得的中国经济成就，对这些重大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的实践，伟大的实践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展及其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贡献，可以从两个方面概括：
在经济改革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學的重大贡献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推动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取得报酬理论的确立，推动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的确立。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的理论的确立，推动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配置理论的确立，推动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在这些理论的正确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得以确立。
在经济发展方面，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经济发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本身就是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进展。在指导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科学发展观、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理论，等等。在这些理论指导下，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健康发展。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有了一系列新的进展。在经济改革方面包括：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理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在经济发展方面包括：经济新常态理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理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等等。
经济改革的中国模式，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和肯定。所有这些都可归结为作为指导思想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未来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破了题，依据中国实践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在解这些题。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集体学习时，列举的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已经提出的独创性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是对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引领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开创了经济发展新局面。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进行归纳和系统化，不断形成并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且保持着在经济学科中的主流经济学地位，这与其学科地位相关。
首先是学科性质定位。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表现在：第一，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其阶级利益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服从于人民的福祉和共同富裕。其次，研究对象是一定社会相互联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任务是阐述经济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体现“当代中国”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更为关注发展生产力的研究，只有生产力水平超过资本主义，才谈得上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第三，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虽然也会用到其他现代经济学方法。当然，两者不能简单划等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包括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科学分析。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有明确的限定，只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尽管在必要时会与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比较分析。
其次是在阶段性上的学科定位。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需要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层面确定地位。相应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段性地位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生产关系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我国按人均GDP标准已经告别了低收入阶段，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基于这种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第三是在功能上的学科定位：作为政治经济学，它提供一种意识形态，分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但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它还提供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它提供思想教育教材，解决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但不仅仅是思想教育教材，还要为我国的经济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经济理论指导；它要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潮，但不仅仅是当批判家，还要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者。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和逻辑体系
一个学科的建设回避不了对其主线和逻辑体系的确定。长期以来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线和逻辑体系就一直争论不休。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和逻辑体系更是这样，百花齐放是难免的。
有的主张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作为研究主线，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推动这种结合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并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互动的方方面面。有的主张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研究主线。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经济中的一切现象，但这些现象归根结底涉及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有的主张以社会主义本质论作为研究主线，明确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和全面发展的需要。
应该说，上述主张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但要成为整个学科体系的主线则显得不足。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键词是中国特色和社會主义。明显的特征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因此该学科的主线应该是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其中的核心内容同生产力相关。具体内容：一是邓小平讲的：一个是解放生产力，一个是发展生产力，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方面讲全了。二是习近平讲的：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要建立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必须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还在实践和发展中，虽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但还不能说已经定型。短期内很难做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时所进行的具体到抽象的研究和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而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中不可能抽象出纯粹的起“普照之光”的经济关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目前还只能是问题导向。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导向主要涉及三个重大原则：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三是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这三个方面可以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原则。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问题分章论述，应有个逻辑体系。现在对现实社会经济的分析大致有三个层面：一是本质层面即经济制度分析；二是经济运行层面即资源配置层面分析；三是经济发展层面即发展和保护生产力分析。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则可再加上一个层面即对外经济关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个重大问题可以分别归到这四个层面中去。其中，经济制度层面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引领；经济运行层面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引领；经济发展层面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对外经济关系层面则以经济全球化理论为引领。由此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
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这三方面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资本论》提供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而认为马克思《资本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的，其范畴基本上都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其实不然，既然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什么其建立的经济学范畴都不用呢？最明显的例子是国有资本概念，有相当长的时间不敢用国有资本概念，试图用国有资产、国有资金的概念去替代，但总不科学准确。最终还是使用了国有资本的概念，当然国有资本的资本范畴不再具有雇佣劳动的性质规定。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使用的范畴和原理都不敢用，何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关键是使用《资本论》中相关概念时要赋予其生产关系方面的规定。
《资本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话语体系建设涉及以下方面：（1）《资本论》中建立系统的经济学范畴。尤其是关于生产关系的话语系统，包括公有制和私有制在内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及其特征，各类经济规律，工资、地租、利息等分配范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的核心范畴。（2）《资本论》对未来社会的预见和规定。马克思对替代资本主义社会后的未来社会作出了合乎逻辑的预测，其中有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规定，如公有制、按劳分配、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等。（3）《资本论》阐述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话语体系。如商品货币理论、竞争理论、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社会总产品实现条件理论、流通费用理论、地租理论、信用经济理论、虚拟资本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等等。（4）以《资本论》原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包括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话语体系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经济制度；以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话语体系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话语体系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以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话语体系说明新阶段的经济发展。除此以外，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的一些话语也可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例如关于金融资本和垄断的话语。当然，上述话语体系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有个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尤其是马克思当时使用的范畴和原理，其所体现的生产关系规定需要时代化。
《资本论》不能穷尽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更为丰富多彩，相应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需要在实践中创新：新的实践需要创新的话语，讲中国故事，需要新的理论概括，新的经济范畴，体现中国智慧。不可否認的是，有许多新范畴与《资本论》有着内在联系：如市场经济同商品生产和交换理论；产权制度同所有制理论；混合所有制同股份公司理论；虚拟经济同虚拟资本理论；资源配置同社会总劳动时间分配理论；金融制度同信用经济理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同要素所有权理论；创新理论同科学及其应用理论；协调发展同社会再生产理论，等等。
在开放的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包括向西方经济学的开放。当代中国经济学与当代西方经济学面对共同的经济背景，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要参与并且主导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有共同的话语使中国经济学走出去。面对市场经济，也会有共同的话语，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也会有共同的话语。知识无国界。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批判地吸收世界成熟的经济学理论，不仅用于比较和交流，还可推动中国的经济学走向世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排斥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也是不现实的。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本身就包含了非公有制经济的混合，为什么作为其理论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能有相应的理论的混合呢？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范畴是建立在对自身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基础之上的。目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使用较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包括资源配置理论、二元结构理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知识经济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当然，这些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批判地吸收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特别是要在制度性质和中国的基本国情方面进行中国化改造。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制度性课题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主要在三个方面：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对这三个方面的制度表述又进了一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些新进展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1.混合所有制中公有制为主体的实现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已被确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所谓公有制为主体，不是指公有制企业为主体，而是指公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这一重大突破，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私人资本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这样，公有触企业与多种非公有制企业外部并存发展为在同一个企业中公有资本同非公有资本的内部融合。包括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而且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与此相应，对基本经济制度中公有制为主体如何实现，是面临的新课题。前一时期着力于研究公有制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框架内如何实现主体地位，现在则需要研究在混合所有制的框架内公有制为主体如何体现。
现在对国有企业已明确分为两类。一类是商业类，另一类是公益类。这样，对公有制在混合所有制中的主体地位需要区分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不同类型的企业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不同的要求。 商业类企业主要身处竞争性领域，同其他所有制性质的资本一样，在这里的公有资本追求价值增殖。哪里能增殖，资本就流向哪里。这意味着进入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有资本并不追求其所在企业中控股，但要追求所在企业的增殖能力。
公益类企业要保证公共利益，一般都是公有制企业经营，但公有资本也不能独霸天下。公益类国有企业也可建立混合所有制，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入股，公益性项目也可吸引非公有资本参与。公有制在这里的主体地位就表现在混合所有制中的控股地位。只要保持公有资本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控制力，实际上它所支配的资本就不只是自己的资本，还能支配参股和入股的非国有资本。其控制力和支配力不只在其控股地位，更重要的是平等对待其他所有制经济并共享利益的吸引力。
2.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条件下政府如何更好发挥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自由主义理论把政府和市场对立起来，以为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有政府作用，政府作用强大就不会有充分作用的市场。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确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是回归到了市场经济的本义。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突出的是市场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不仅表现为市场自主地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向，同时也表现为市场调节信号即市场价格也是自主地在市场上形成，不受政府的不当干预。
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明确了在资源配置领域市场作用的“强”，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但不能像新自由主义认为的那样不要政府作用，而且还要求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条件下，政府的经济功能的“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政府作用“强”在营造经济有效运行的环境。不仅需要政府提供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还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使宏观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2）政府作用“强”在配置公共资源。不能把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放大到决定公共资源的配置，公共资源的配置不能由市场决定，原因是公共资源配置是要满足公共需求，遵循公平原则，只能由政府决定。（3）政府作用“强”在克服市场失灵。涉及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涉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政府不只是进入，而且应该充分并且强有力地发挥作用。（4）政府作用“强”在推动发展。对于我国这样的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仍然是硬道理。推动发展理应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例如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镇化，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经济结构调整，生态和环境建设，发展开放型经济，等等，都需要政府公共资源的配置来推动和实现。
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后政府作用“更好”体现在，政府行为本身也要遵守市场秩序。政府发挥作用的基本路径是政府作用机制要同市场机制衔接，政府配置公共资源同市场配置市场资源应该结合进行。政府配置公共资源主要是政策路径，其中包括利用收入分配政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产业政策和负面清单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濟运行。在这种协同中政府强不会限制市场的强。
3.非劳动要素按贡献及供求参与收入分配条件下如何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以后，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也就得到了确认。确认多种分配方式实际上是承认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收入分配是所有权的实现。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是基于生产要素私人（或不同的所有者）所有的背景下提出的。目的是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对多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来说，认识是不断深入的。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都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坚持上述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基础上，又提出：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由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决定。这些提法表明，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不再完全按其投入分配，而是按各种要素的“贡献”，并且还要按各自要素市场的供求来决定。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按劳分配如何在这种收入分配体制中实现主体地位。
要素参与分配，从总体上说是符合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由于多种要素充分发挥作用而增加了社会财富，劳动者绝对收入也较前明显增加，这也是符合劳动者利益的。就要素市场供求对分配的影响来说，各个要素按贡献取得参与分配，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报酬分别在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上决定，各种要素的市场供求关系，客观地体现在要素价格比例上。其效果是最稀缺的要素得到最节约的使用并且能增加有效供给，最丰裕的要素得到最充分的使用。对于有效配置和使用生产要素起的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问题是在发展中国家，非劳动生产要素总是比劳动要素更为稀缺。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和供求来进行分配，不可避免储蓄能力强的、技术水平高的、经营能力强的，致富能力也强。再加上这些要素的叠加，非劳动要素收入和劳动报酬的差距明显扩大。因此提出的理论问题是，如何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
先要明确，所谓按劳分配为主体指的是在可分配收入中劳动报酬在数量上为主体，还是在多种分配方式中收入的较大部分用于按劳分配？如果是前者，没有讨论的必要，原因是劳动者收入数量加总起来的总和肯定是为主体，需要讨论的是后者。
在确定当前阶段按劳分配为主体时需要明确，正如生产资料所有制可能混合一样，生产要素的所有也是混合的。即，劳动投入不仅涉及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的劳动，也包括不在生产现场但对生产起作用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劳动，其中也包括企业经营者从事的经营活动，即使是直接劳动者，也不完全只是简单的劳动力支出，也可能拥有技术要素。通常讲的人力资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就是指的这种复杂劳动。基于这种考虑，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就要坚持三个原则：第一，从事技术和管理的复杂劳动得到更高的报酬，体现劳动贡献；第二，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能忽视劳动的贡献；第三，根据马克思经济学原理，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实行按劳分配，原因是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作为谋生手段，劳动报酬的增长不只是限于劳动者的劳动贡献，还应该包含体现谋生要求的内容。谋生的范围就是必要劳动的范围。必要劳动的范围有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劳动者的必要劳动范围也扩大，相应的劳动报酬也有增长的趋势。在企业的初次分配阶段遵循这三个原则并配套相应的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就能得到实现。
在现实中不能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同缩小收入差距混为一谈。实际上，大家关注的是生产一线的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中所占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的问题。严格地说，这主要不是是否按劳分配问题，而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从社会主义的公平观考虑，劳动收入的差距主要由各自拥有的包括技术等方面的要素差异所致。因此通过教育公平等途径缩小各个分配主体所拥有的要素差异，坚持机会的公平，分配结果的差距也可能缩小。
基于以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进展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进行中，其理论也在发展中，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理论，新的理论说明新的实践。由此形成的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责任编辑：韩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