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希望成为改革新起点
　　
　　杜钢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SARS大规模爆发，是对我们整个社会、政府的严重挑战。在这场斗争中，政府管理体制方方面面的弱点全都暴露了出来。
　　首先是公共事务的条块分割弊端。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中，究竟以中央部委系统为主，还是以地方政府为主，这对矛盾一直没解决好。
　　这次从广东开始的SARS危机，就因为这种条与块之间缺乏协调统一，以致延误扩散，造成全国性危机。我们的政府在日后需要思考这些问题：
　　公共安全事务以条为主的体制必须改革，把一部分决策权下放到以块为主的地方政府手中，让他们能迅速反应，及时处理。
　　现在不少部门把政府很多权力“劫持”为己有，擅自作主，导致政府对部门的调控能力减弱，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在抗炎过程中，一些措施迟迟不能实施到位，就是这种部门间利益纷争不能很好协调造成的。
　　我们常常说，要建立完善的危机管理系统，这没错，但是，即使有了这套系统，如果不改革政治体制，最多不过使效率略为提高，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信息层层作假，瞒报漏报，报喜不报忧，使政府公信力和威信严重受损，SARS暴露出我们政治体制中的最大弊端——官本位负责制。
　　各级官员究竟对谁负责？不是对老百姓，也不是对工作，甚至不是对上级，而是对他的官位。通过这次事件，相信这种状况在未来会有所改变。
　　
　　陆学艺（中国社科院社会所研究员）
　　我们前段时间在非典问题上存在隐瞒，封锁的问题，不但引起民众恐慌，而且损害了国际形象。后来政府在这方面转变得很好，信息做到了透明。
　　但这是一个教训：问题是堵不住的，你必须还老百姓知情权。这样思想的确立，有助于促进我们决策的透明化、民主化。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这次“非典”使信息公开突飞猛进，我们由此可以反思其他一些问题上的信息公开。
　　过去我们有多种形式的政务公开，但力度很不够，公开内容往往按行政部门需要来进行。事实上，“非典”局势在后来能得到很快扭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信息透明，公众知晓并重视这些问题了，利于加深政府和老百姓相互信任，对解决问题大有裨益。
　　以后，政府行为模式中首先突破的，可能就是政府信息公开。
　　
　　谢庆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张文康和孟学农被解除职务，为实施官员问责制树立了一个榜样。以后有类似疾病、灾害、伤亡事故发生，就会追究官员责任。
　　政府角色：应以公民服务为中心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通过非典事件，使我们的领导、政府可以清醒认识到，政府需要由“领导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从以GDP经济建设为中心，走向为公民服务为中心。更好的贴近人民群众，更及时地了解他们的需要。
　　
　　陆学艺（中国社科院社会所研究员）
　　单从社会学分析，再次证明一个道理：经济和社会一定要协调发展。我们常说“经济建设第一”，但不是惟一，还要有第二、第三，等等。
　　从整个国家来看，我们的经济发展走在前面，社会环境建设落在后面，没跟上去，二者一失调，即使GDP可以8％、9％地往上涨，但灾难一下子就让你损失惨重。所以，SARS是一次很好的教训，将来北京市乃至中央都应该好好思考，怎样来寻求两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谢庆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政府经历过这样的事后，可能在理念上会有所进步，学会要负责任，要诚实，要真正关心民间疾苦，这样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合法性。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进行改革，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忽视了对公共物品的提供，政府责任缺位。SARS之祸，暴露出政府在公共问题上的真空地带。在环境治理方面，也同样存在潜在危机。
　　总之，我们欠了社会不少账，这一课在今后一定要补上。
　　
　　危机处理：需要常备不息的专业机制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在全球化条件下和信息化世界里，一个局部性危机，就可能演化为全球危机。SARS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除此之外，还有网络病毒危机、金融危机等等。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期，产生危机的因素越来越多，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建立突发事件危机处理机制。
　　一个反应迅速，运行良好的危机处理机制是怎样的呢？首先要有危机预警机制，这其中，要求社会每个人员对危机有清晰的认识，对危机感受敏锐，可以在危机前兆阶段就将之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要辅以良好的技术手段，建立公共信息监测网，这是一个常备不息的机制。第二，一旦危机发生，要有应对机制，很快做出应对决策。第三是危机处理机制，需要我们国家大量投入，建立一只训练有素、装备优良的处理危机的专业队伍。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国外在危机处理上有相当丰富的经验，而我国在这方面十分薄弱。SARS提醒政府，建立一套制度化的危机干预机制，对城市化建设来说不可或缺。
　　我们现在的处理方式，往往是遇事便临时成立一个指挥部，一个领导小组等，国务院30个部委，就有100多个领导小组，委员会一大堆，不知道该听谁的。
　　


　　临时班子的行政色彩很浓，过于中国特色。事实上，用行政办法协调各方面关系，工作量非常大，效果也不好。成立专门机构，以一套完备的危机处理体系去运作，可以使我们在现代化管理上更加成熟，不至于一遇到问题就手忙脚乱。
　　
　　法治建设：依法运作的一步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学系主任）
　　“非典”让依法治国可以在实质意义上进一步。
　　我们过去把这个概念落实在比较虚的方面，没有跟具体的公共管理机制联系在一起，说是依法治国，实际上往往以“红头文件”治国。
　　“非典”事件涉及到方方面面，刚开始时，我们以内部的方式来控制局势，但事实证明传统机制失灵。现在是越来越公开化了，大家一上来就考虑如何修改法律（《传染病防治法》），以适应形势需要。内部机制被公开机制取代，内外整合的结果就是依法运作。这是依法治国道路上一次有意义的实践。
　　
　　经济反思：公共卫生无法用市场解决
　　
　　李扬（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SARS让未来经济受到影响是不争的事实。有人预测，今年中国的GDP将调低0.5～1个百分点，目前看来是否如此很难说。
　　尽管“非典”减少了一些经济活动，但另一方面增加了公共支出，行业领域收入将有所变化，整个社会的投资会发生一些改变，与人的身体、生命健康的相关投资，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持续平稳增加。在过去，我们往往为生产而生产，追求人的生活质量的指标非常不够，这样的改变无疑是一件好事。
　　
　　陈及（北京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从微观来看，“非典”事件将促进一些新行业发展。在产品领域，目前如医疗卫生产品、保健用品等，几乎呈爆炸性增长，在以后这些需求会减少，但不会回落到以前的低水平，相关产业会因此发展走高。
　　保险业将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尤其是个人疾病保险，只要险种设置合理，服务到位，应该有非常大的潜在的市场。
　　就国家宏观层面看，国家物资储备体系要得到很好完善。以前我们的物资储备思想多从战略上考虑。粮食、棉花是常备之物，但在其他方面的储备就相当欠缺。事实上，随着生态破坏，病毒DNA变异现象时有发生，保证人们生命安全的流行病药品储备一定要到位，否则一旦面临灾难，就措手不及。
　　
　　海闻（北京大学中国卫生政策和管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我们的公共财政政策首先需要反思。
　　在社会转轨的过程中，有个不好的倾向，就是重视生产性投入，而在公共支出方面认识不足。对于公共卫生来说，难以用市场之手来解决。
　　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投入非常少，农村医疗条件落后，疾病预防体系脆弱，带来很多隐患。SARS给我们以触动，政府需要承担起责任，把调整公共财政政策，让公共问题回到政府解决的轨道上来。
　　
　　陆建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在这个高度关联的社会里，任何一方面的变化都会影响经济发展，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看来忽视了一个同样重要的部分，就是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卫生事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地方官更多关注的是当地的GDP，而公共卫生和环境等方面就被放在次要，但是GDP的增长未必就会直接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毕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非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改善民众生活。
　　事实上，经济建设和公共服务在大部分的国家是并重的，在发达国家，这两者是共同服务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这个最高目标的。
　　现在变化已经露出了端倪，从最近两次机构精简和改革可以看出来，具体的经济管理部门正在减少，上一次的机构改革已经撤掉了一半部委，而最近一次更是撤并了非常重要的几个经济职能部门。但是反观社会服务的部门，基本都被保留了下来。这种趋势是对的，但还不够彻底和明确。
　　
　　国际交往：学会遵守规则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非典”会让我们认真考虑，将来应如何在游戏规则上与世界接轨。传染病无国界，发生在中国，但不能只当成中国内部的事务。因为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国际是一个社区，你不报告，就会对其他国家造成灾难。我们说我们国民有知情权，那么在同一天空下，世界公民也有知情权。
　　所以，“非典”启示我们作为世界的一员，怎样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遵守世界的游戏规则和交往的规范。以后我们要以更开阔的胸怀，站得更高来看待问题，对其他国家负责任。
　　
　　生活方式：选择文明
　　
　　陈及（北京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可以预见的是，在将来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交往中，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会有微妙变化。“非典”带来的异常过敏的心态，将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以前中国人喜群聚，好吃喝玩乐，以后这方面的活动会减少，人们会选择一种更为文明和自我保护的生活交往方式。
　　
　　海闻（北京大学中国卫生政策和管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我曾长期生活在美国，美国人通过对当地唐人街华人的交往，形成的普遍看法是，中国人很注重吃，饮食非常不错，但卫生习惯太差。
　　经历SARS之痛，国人的卫生意识会增强很多，勤洗手，不随地吐痰，多锻炼，这对卫生习惯、社会公德和生活方式来说，都是一次新的启迪。
　　
　　社會心理：在灾难中学会成熟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学系主任）：
　　SARS对社会和个人来说，都是非常不好的记忆。比如上海人对甲肝的记忆，长江中下游的人们有对1998年洪水的记忆，经过“文革”的人有对“文革”的记忆，此外还有一些历次的政治事件。
　　另一方面，危机本身对整个社会的成长来说，也是很重要的经历。通过这个事件，很多人会明白，我们以前的幸福生活，是值得珍惜的，许多传统美德，是重要的。如果这个社会整体是积极向上的话，那么它的社会道德水平会比以前提高一些，对道德的感觉会现实一些，各方面认识也会成熟一些。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非典”是当前人类突然面临的灾难，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预期的因素。这个不可预期的因素，可能会干扰社会变迁，产生某种消极影响，但纵观人类发展史，整个潮流不会因此改变，这只是人类前进中的小插曲，不会影响人类前进的步伐。
　　从某种意义上说，坏事也能变好事，因为通过这件事，我们的民族会产生一种应变力，使我们的内部更加团结，增加内聚力和抵抗力。而对我们个人而言，也是一次意志的磨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