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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纪录片专业人士谈起中国的纪录片为什么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动时，几乎众口一词：不容易看懂
“你能告诉我这个故事的矛盾冲突点在哪里吗?”
“这个故事里，冯晓舟一家60多口，你怎么让外国观众能在短时间里明白他们之间复杂的血缘关系?”
七位“2006 Discovery新锐导演计划”评委轮番把问题抛向胡涛。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的一名普通学生，胡涛于年初提交的纪录片方案《音乐世家》在400多件参选作品中脱颖而出，入围面审候选的12个方案之一。选定“Discovery新锐导演”，是2007年元旦前夕落幕的第四届中国国际纪录片大会议程中重要的项目之一。
尽管此前胡涛已有不少纪录片制作的经验，为了面审也认真地准备了材料和发言，但中外评委们一针见血的提问，还是让他慌乱起来。
硬伤
《音乐世家》讲述以音乐教师冯晓舟为首的一个五代同堂大家族的音乐梦想，以及他们无偿把音乐连同快乐传递给他人的故事，十分动人。但四个小时后，评委讨论完毕，胡涛落选了。
胡涛落选的真正原因，用本届国际纪录片大会评审、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委员会副会长冷冶夫的话来说，是中国纪录片通常难以获得国际认可的“硬伤”所致。
冷冶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所接触的国际纪录片专业人士谈起中国的纪录片为什么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动时，几乎众口一词：不容易看懂。“除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外，纪录片中解说得不够。我记得一位德国片商就说过，比如说大姨姐、舅妈什么的，你们不用解说词去解释，我们就看不懂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只能理解成有很多姐姐和妈妈。”
所以，Discovery新锐导演计划最终选定的六个方案，不管从题材还是表现方式，都相对更具备“国际化”要素。比如浙江卫视青年编导韩蕾的《汤包传奇》，记录一种中国传统小吃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中，超越传统的手工作坊模式形成自己的现代规模经营，并成为靖江这个小城市的形象代言。
“‘素描中国’这个主题，就是希望中国的年轻导演们能为那些想了解中国的外国人，讲正在发生的‘真实’故事，并用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来勾勒出当代中国的人文和社会面貌，反映出中国令人震惊的改变和飞速崛起，而不是在宣传什么。”Discovery亚洲电视网制作与节目研发副总裁、“中国新锐导演计划”总监制魏克然说。
没有方向感的醒狮
酒醉后，几个纪录片导演曾伤感地说，我们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
他们有理由伤感。中国纪录片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曾有过辉煌的日子一不管是《望长城》，还是吴文光的《流浪北京》，都是中国纪录片里程碑式的开始。而此后，吴文光、段锦川、蒋樾、康健宁、杨天乙以及梁碧波等人也渐渐从小川绅介和怀斯曼那里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纪录片精神。他们会花上几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深入社会底层，静静地追随他们的拍摄对象，以捕捉到最有质感的生活瞬间。于是，《江湖》、《八廓南街16号》、《彼岸》和《老头》们相继问世，走进了国际纪录片市场惊讶的视线中。与此同时，另一种状态的纪录片也在很短的时间里创造出了奇迹，比如央视的《生活空间》，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则更是创下36％的惊人收视纪录，这是至今为止足以让最热门的电视剧都为之汗颜的—个数字。
进入21世纪，DV技术日益大众化，纪录片制作的门槛降到了任何一个普通人的面前。制作技术虽然在前进，可纪录片市场反而开始萎缩。一方面，花样频多的娱乐节目泛滥开来，另一方面，纪录片栏目量多质低的问题逐渐严重，最终使得审美疲劳的观众纷纷逃离，导致各种电视纪实栏目的收视率开始急速下降，就连《纪录片编辑室》收视率也在近年退至7％左右。
被喻为“一个国家的相册”的纪录片真的在中国没有市场吗?
“人是乐于被打动的，能打动人的东西怎么会没有市场呢?事实上，观众想看纪录片的意愿要比看电影强烈得更多。”冷冶夫断言。
中国有不少在国际上获奖的优秀纪录片，近年更有Discovery获奖的“新锐导演”拍摄的作品，但都没有在国内放映过。
“为什么国内看不到?首先国内播放平台相对少，这点还在其次，最关键的是，国内播放要首先通过审片这道程序，而这道程序的未知性很高，手续又相当麻烦，所以国内观众只好无缘这些片子了。”Discovery亚洲电视网中国区总经理张方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但我们在亚洲的Discovery频道上都不止一次播放这些新锐导演的纪录片，在新加坡、泰国，都有非常高的收视率，很受当地民众的欢迎。”
统计显示，Discovery在亚洲所播出的中国题材纪录片是所有题材中收视率最高的，而近三年来在所有Discovery的纪录片中，关于中国题材的片子已经高达25％。
“中国已经是21世纪全球的焦点，全球对中国的关注仍会不断上升，在2008年奥运会时会达到一个高峰，并延续到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魏克然说，“就我们所看的，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大得惊人。”
德国人米歇尔·诺尔是国际资深的纪录片制作人，他的身份是法国巴黎ictv常务董事以及英国QuarterLatin媒体公司的CEO。他显然不像魏克然那样熟悉亚洲和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制片人，他对于中国题材纪录片的看法可能更能代表西方世界的看法。
“中国自从向世界开放了它的怀抱之后，世界也同时很想了解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比如中国人生存环境如何，他们的世界观、人文观如何，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们生活里面的快乐、悲伤以及其他一些情绪的变化，世界更想了解的是他们本色的一面，就是更加人文的一面。国际市场也同样希望中国的影片制作者能够呈现出更多体现真正的中国民间生活的作品，而不是一些比较表面的宣传之类的作品。”
初次来到中国的国际制片人依莲·佛利珀斯在大会呆了不过几天，就对中国纪录片做了个很有趣的评价：中国的纪录片就像她以往对中国的印象——一头沉睡的东方狮子，当然，现在中国已经渐渐醒来，纪录片也是如此，可是，它却似乎还没找对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在原地焦急地团团转。
无关智商
冷冶夫注意到，前年在很多人眼中还是感觉很“民间”的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如今已经被相当多的制片人，包括国际制片人另眼相待了。一切慢慢开始有了起色。
不止是中国人感觉到了变化。魏克然也告诉记者，他很高兴能够看到，中国国际纪录片大会越来越“正式”和“官方”。“官方对于纪录片市场的主动介入可以看作是官方对于纪录片支持的一种姿态和重视。”
Discovery探索频道已经进驻中国整整十年了，而“新锐导演计划”也已成功进行了四届。虽然在亚洲的其他国家，Discovery也有类似的活动，却往往只举办短暂的一次，唯独在中国，一直都在持续地进行，并且早已作了今后几年的打算。
当然，对中国纪录片来说，想要到达成功的彼岸，光靠热情和追求，或是依赖Discovery这样的制作机构每年搞一次“新锐导演计划”，是远远不够的。
“对中国的纪录片制片人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应该学习如何去相信自己的观点，然后用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他们身边的生活，任何受到指示和授意的纪录片都是没有生命力的。”米歇尔·诺尔说。
深谙中国之道的张方，在采访的最后表达了他的建议：“中国原创纪录片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地位，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商或能力有问题。中国现在越来越富，社会也很安定，已经具备了让纪录片市场成熟的基础。只有提高包容度和开放度，人也好，市场也好，国家也好，才会更有希望。”
“你能告诉我这个故事的矛盾冲突点在哪里吗?”
“这个故事里，冯晓舟一家60多口，你怎么让外国观众能在短时间里明白他们之间复杂的血缘关系?”
七位“2006 Discovery新锐导演计划”评委轮番把问题抛向胡涛。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的一名普通学生，胡涛于年初提交的纪录片方案《音乐世家》在400多件参选作品中脱颖而出，入围面审候选的12个方案之一。选定“Discovery新锐导演”，是2007年元旦前夕落幕的第四届中国国际纪录片大会议程中重要的项目之一。
尽管此前胡涛已有不少纪录片制作的经验，为了面审也认真地准备了材料和发言，但中外评委们一针见血的提问，还是让他慌乱起来。
硬伤
《音乐世家》讲述以音乐教师冯晓舟为首的一个五代同堂大家族的音乐梦想，以及他们无偿把音乐连同快乐传递给他人的故事，十分动人。但四个小时后，评委讨论完毕，胡涛落选了。
胡涛落选的真正原因，用本届国际纪录片大会评审、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委员会副会长冷冶夫的话来说，是中国纪录片通常难以获得国际认可的“硬伤”所致。
冷冶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所接触的国际纪录片专业人士谈起中国的纪录片为什么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动时，几乎众口一词：不容易看懂。“除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外，纪录片中解说得不够。我记得一位德国片商就说过，比如说大姨姐、舅妈什么的，你们不用解说词去解释，我们就看不懂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只能理解成有很多姐姐和妈妈。”
所以，Discovery新锐导演计划最终选定的六个方案，不管从题材还是表现方式，都相对更具备“国际化”要素。比如浙江卫视青年编导韩蕾的《汤包传奇》，记录一种中国传统小吃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中，超越传统的手工作坊模式形成自己的现代规模经营，并成为靖江这个小城市的形象代言。
“‘素描中国’这个主题，就是希望中国的年轻导演们能为那些想了解中国的外国人，讲正在发生的‘真实’故事，并用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来勾勒出当代中国的人文和社会面貌，反映出中国令人震惊的改变和飞速崛起，而不是在宣传什么。”Discovery亚洲电视网制作与节目研发副总裁、“中国新锐导演计划”总监制魏克然说。
没有方向感的醒狮
酒醉后，几个纪录片导演曾伤感地说，我们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
他们有理由伤感。中国纪录片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曾有过辉煌的日子一不管是《望长城》，还是吴文光的《流浪北京》，都是中国纪录片里程碑式的开始。而此后，吴文光、段锦川、蒋樾、康健宁、杨天乙以及梁碧波等人也渐渐从小川绅介和怀斯曼那里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纪录片精神。他们会花上几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深入社会底层，静静地追随他们的拍摄对象，以捕捉到最有质感的生活瞬间。于是，《江湖》、《八廓南街16号》、《彼岸》和《老头》们相继问世，走进了国际纪录片市场惊讶的视线中。与此同时，另一种状态的纪录片也在很短的时间里创造出了奇迹，比如央视的《生活空间》，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则更是创下36％的惊人收视纪录，这是至今为止足以让最热门的电视剧都为之汗颜的—个数字。
进入21世纪，DV技术日益大众化，纪录片制作的门槛降到了任何一个普通人的面前。制作技术虽然在前进，可纪录片市场反而开始萎缩。一方面，花样频多的娱乐节目泛滥开来，另一方面，纪录片栏目量多质低的问题逐渐严重，最终使得审美疲劳的观众纷纷逃离，导致各种电视纪实栏目的收视率开始急速下降，就连《纪录片编辑室》收视率也在近年退至7％左右。
被喻为“一个国家的相册”的纪录片真的在中国没有市场吗?
“人是乐于被打动的，能打动人的东西怎么会没有市场呢?事实上，观众想看纪录片的意愿要比看电影强烈得更多。”冷冶夫断言。
中国有不少在国际上获奖的优秀纪录片，近年更有Discovery获奖的“新锐导演”拍摄的作品，但都没有在国内放映过。
“为什么国内看不到?首先国内播放平台相对少，这点还在其次，最关键的是，国内播放要首先通过审片这道程序，而这道程序的未知性很高，手续又相当麻烦，所以国内观众只好无缘这些片子了。”Discovery亚洲电视网中国区总经理张方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但我们在亚洲的Discovery频道上都不止一次播放这些新锐导演的纪录片，在新加坡、泰国，都有非常高的收视率，很受当地民众的欢迎。”
统计显示，Discovery在亚洲所播出的中国题材纪录片是所有题材中收视率最高的，而近三年来在所有Discovery的纪录片中，关于中国题材的片子已经高达25％。
“中国已经是21世纪全球的焦点，全球对中国的关注仍会不断上升，在2008年奥运会时会达到一个高峰，并延续到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魏克然说，“就我们所看的，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大得惊人。”
德国人米歇尔·诺尔是国际资深的纪录片制作人，他的身份是法国巴黎ictv常务董事以及英国QuarterLatin媒体公司的CEO。他显然不像魏克然那样熟悉亚洲和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制片人，他对于中国题材纪录片的看法可能更能代表西方世界的看法。
“中国自从向世界开放了它的怀抱之后，世界也同时很想了解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比如中国人生存环境如何，他们的世界观、人文观如何，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们生活里面的快乐、悲伤以及其他一些情绪的变化，世界更想了解的是他们本色的一面，就是更加人文的一面。国际市场也同样希望中国的影片制作者能够呈现出更多体现真正的中国民间生活的作品，而不是一些比较表面的宣传之类的作品。”
初次来到中国的国际制片人依莲·佛利珀斯在大会呆了不过几天，就对中国纪录片做了个很有趣的评价：中国的纪录片就像她以往对中国的印象——一头沉睡的东方狮子，当然，现在中国已经渐渐醒来，纪录片也是如此，可是，它却似乎还没找对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在原地焦急地团团转。
无关智商
冷冶夫注意到，前年在很多人眼中还是感觉很“民间”的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如今已经被相当多的制片人，包括国际制片人另眼相待了。一切慢慢开始有了起色。
不止是中国人感觉到了变化。魏克然也告诉记者，他很高兴能够看到，中国国际纪录片大会越来越“正式”和“官方”。“官方对于纪录片市场的主动介入可以看作是官方对于纪录片支持的一种姿态和重视。”
Discovery探索频道已经进驻中国整整十年了，而“新锐导演计划”也已成功进行了四届。虽然在亚洲的其他国家，Discovery也有类似的活动，却往往只举办短暂的一次，唯独在中国，一直都在持续地进行，并且早已作了今后几年的打算。
当然，对中国纪录片来说，想要到达成功的彼岸，光靠热情和追求，或是依赖Discovery这样的制作机构每年搞一次“新锐导演计划”，是远远不够的。
“对中国的纪录片制片人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应该学习如何去相信自己的观点，然后用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他们身边的生活，任何受到指示和授意的纪录片都是没有生命力的。”米歇尔·诺尔说。
深谙中国之道的张方，在采访的最后表达了他的建议：“中国原创纪录片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地位，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商或能力有问题。中国现在越来越富，社会也很安定，已经具备了让纪录片市场成熟的基础。只有提高包容度和开放度，人也好，市场也好，国家也好，才会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