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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工作者座谈《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学习祖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对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广大群众都在热情洋溢地学习中国近代史，这中间，胡绳同志的近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特别引起大家的注意，认为是一本很有教育意义的好书。八月下旬，本刊乘一些近代史专家在承德避暑山庄开会之便，邀约几位同志座谈这本著作。同志们从史学工作者的角度，着重谈到本书的特色，并旁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等问题，本刊编辑部和参加座谈的同志一致认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写作和出版必须大大加强，这是史学界、出版界同志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下面发表的发言摘要，是本刊编辑部整理的。
这部著作在社会上引起的巨大反响，反映了对于近代史读物的迫切需要，也显示了这本书在促进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近代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热潮方面的作用。
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这部书我看得比较早，出版前作者就把部分清样给我看过。读过之后，印象很深刻，感到这部书确实写得好。出版一年来，听说已经印了七十几万册，作为学术著作，这是罕贝，的。它反映了社会上的需要。广大读者需要学习、了解祖国的历史，特别是祖国的近现代史，迫切需要这样一部近代史著作。王震同志前些时候召开座谈会，向广大干部推荐此书，认为有助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这说明本书在这方面的重要意义。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奋起反抗侵略，进行斗争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八十年，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处在最困难、最危险，被瓜分、被奴役这样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这中间有很多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也有很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值得我们永远牢记和学习。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拯救国家，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抛头颅洒热血，不怕牺牲。这样一种爱国主义精神，在近代历史上蔚为壮观、异常鲜明。爱国主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这种精神力量，无疑也是鼓舞我们今天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精神支柱。因此，我希望今后能有更多象胡绳同志这样的著作问世，用来启发人民、教育人民，发扬和光大我们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和精神。
这本书概括了七十年代的研究成果，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发展阶段。以理论分析见长，为其最主要的特色。
戴逸：我认为，胡绳同志这部书是最新的、完整的、高水平的近代史著作。所谓高水平的著作，我这样说，主要是指这部书以理论分析和概括见长。作者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揭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和本质，抓住了一些主要问题加以分析，使人们认识历史的真面目。它显示了作者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
苑书义(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胡绳同志写的这本书，发挥了理论分析的长处，可以说是近代史著作中理论水平最高的一本。这个高也有特点，一是论史结合，既避免史料罗列，又避免空谈理论。二是把重心和注意力放在阶级分析上，揭示了近代阶级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并从中引出了必要的经验和教训，这是值得学习的。
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胡绳同志的文章著述一直是以理论分析见长的。过去他写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就是这样的。作者并不去追求什么罕见的资料，而是力求从常见的材料中揭示历史事实的真象和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
林增平(湖南师范学院副院长)：这本书中关于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我觉得就分析得很好，很细致，关于太平天国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也是如此。这本书的长处就是夹叙夹议，寓论于史，能够不着痕迹地引出结论。
孔祥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青年研究人员)：早就听戴逸老师讲胡绳同志这部著作写得好。我着重看了自己最感兴趣的从甲午战争前后到义和团这一部分。开始着重看其中个别史实，后来戴逸老师要我重视书中的理论分析。我回头再看，感到确实作者分析问题站得比别人高。胡绳同志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行剖析，特别注意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突出地表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贯穿着这一点，这在同类著作中是比较突出的。第二，这部书始终抓住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这条主线，用这个主要矛盾来分析近代历史上的事件。我觉得现在有些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就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强调一个侧面而忽视了另一个侧面。这本书的理论高度，我以为，就体现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始终抓住主要矛盾。
这部书是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创见的、有自己独立体系的、真正成一家之言的著作。
林增平：胡绳同志这部书，是真正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这样的著作还是很少的。当然，范(文澜)老的著作也是成一家之言的，其他也还有，但胡绳同志这部书更明显。这本书的体系，即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为标志，以中国近代史三次革命高潮划分时期，以划分时期来研究近代史。这样一个体系，作者早在五十年代就提出来了。当时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和讨论。讨论的结果呢，当然还有不同的意见，在具体分期的年限上分歧更大。但把中国近代史三次革命高潮作为分期的标志，却为多数近代史研究者所接受。无论是综合性大学的还是师范院校的近代史教学大纲，都是按这个体系来处理的。现在胡绳同志把他自己提出的体系和看法，写成了这样一部六十多万言的大著，这是数十年来近代史研究方面的重大成果，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林言椒(人民出版社编辑)：解放以后出版的近代史著作大约有三百多种(通俗性的小册子和内部教材不算在内)，近代通史约四十种，现在回过头来看，比较有影响的通史有这样五六种。五十年代最有影响的是范老的《中国近代史》。这部书尽管现在近代史材料多了，许多观点史学界又有了新的发展，但它毕竟是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部著作。而且这本书的版次是解放后最多的，印过十九版，印数约达二百四十七万册。其次恐怕就是戴逸同志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了。因为这本书把当时的研究成果都概括和反映出来了，不仅注意人民群众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的一面，也注意到清政府活动的一面，对近代史中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它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且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六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我看恐怕就是郭沫若主编、实际上是刘大年写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尽管当时同类书已出了不少，但这两部书章节清晰，立论严谨，简明扼要，适于作为大学教材使用，而且对于边疆和少数民族问题也都涉及到了，这是我们过去重视不够的。胡绳同志这部著作，是近代史学界七十到八十年代之际的代表性著作。这部书的提纲，虽然是作者五十年代在党校讲课时就有了的，但写作和完成却是在七十到八十年代。而且正象林教授刚才讲的，它有着自己一个独立的体系。从近代史研究方面的情况看，解放以前都是帝王体系，按什么“同光之治”这样来写。范老来了一个大改变，以人民为中心。胡绳同志五十年代提出近代史分期问题以阶级斗争为标志，第一次提出近代史上的三大高潮。现在这部书基本上就是按这个体系写成的。不象有些书那样大同小异，我们相当多的教材都有这个毛病，陈陈相因，相差无几。这本书则不然。尽管其中很多观点，史学界可能有不同意见，但你不能否认它从体系到观点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
苑书义：胡绳同志这部著作概括了七十年代的科研成果，并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创新。这个创新主要不是表现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而是表现在整个体系上。我觉得作者倡导研究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并把近代史划分为四个时期，这是一个创见。可不可以这样说，凡是按照这个体系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学术论著，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超过他这本书的水平的。
林言椒：这本书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宗教的迷雾和现实斗争”、“从湘军到淮军”、“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问题”等，作者都专门立出一个章节来写，这是前所未有的。胡绳同志的著作都有个特点，它们不是影射史学，但对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也很有启发。
李文海：从这鄙著作中所体现出的胡绳同志的优良学风，我认为也是值得称道的。书中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学术见解，有些看法是与史学界的某些传统看法或当前的一些流行说法不同的，这就需要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对于一些存在着不同意见的老问题，作者认为是对的，就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进一步申述自己的看法，不盲从，不随“时”改变自己的看法，学术研究就应该如此，这比那种随着政治情况的变化随意改变自己学术观点的作风，要可贵得多。当然，如果经过研究或者因新材料的发现，证明必须改变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苑书义：我读了胡绳同志这部书后，还有一个体会，这就是历史研究要勇于创新，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炒冷饭、嚼别人嚼过的馍没有意思。胡绳同志就有这个特点。
这部著作是胡绳同志治学多年的一个总结，它为历史研究者树立了一个范例，能够从方法、途径等方面给人以启示。
戴逸：胡绳同志长期从事近代史研究，著作很多。象《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提纲》这几部，恐怕我们搞近代史的人都是受这些著作的启发，在它们的影响下走过来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苑书义插话：还有范老。)对，还有范老。胡绳同志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搞近代史了，四十年代他就开始写关于鸦片战争和冯云山的文章了。(苑书义插话：那时他二十二岁，写《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时二十九岁，年轻有为。)确实是年轻有为。现在这部书，恐怕是他治学多年的一个总结。它不仅可以供一般读者学习中国近代史，而且给历史研究人员也树立了一个范例，能够从方法、途径上给人以启示。
苑书义：胡绳同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我是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学习的。我有个感觉，凡是现在四十到五十岁左右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当初恐怕都是从学习范老和胡绳同志的著作开始的(林增平插话：还有黎澍同志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这些著作可以说影响了中国的一代青年。我自己就是首先从这里开始学习中国近代史的。
这次反复读过胡绳同志这部新作后，我深感应该加紧学习理论。现在有些同志主张“回到乾嘉去”。考据当然不可或缺，但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详细地占有材料，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似乎应该成为史学研究的方向和主流。胡绳同志这部书为我们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榜样。
近代史著作也存在一个可读性的问题。本书在写作方面亦有其特色。
林增平：这部近代史著作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读者，我想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文字好。在高等院校教书的人，一般说来，讲义腔比较显著。教学大纲规定的知识范围相当广泛，但是字数又不能太多，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枯涩的毛病，缺乏文采，使人不耐读。胡绳同志这部书很重文笔，完全没有讲义腔，该铺叙的地方，他不惜笔墨；该简约的时候，他能概括地把史实叙述出来。老一辈史学家如范老、翦老都很注意文笔。范老有时偏于典雅。胡绳同志还不算老，六十三岁，他的文字也很有风格，这就是更深入浅出，更流畅。
苑书义：他的文字不是枯燥无味的，不是佶屈聱牙的，可也不是小说家言，有他自己的特点。
李文海：范老和胡绳同志的文章一直有自己鲜明的风格。你不看署名，也能分辨出是谁的作品来。
这部书中可以讨论的问题还是有的，这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但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部高水平的、开创性的著作。
戴逸：胡绳同志这部书是一部高水平的研究著作，但这并不是说书中的具体结论全部都是完善的。这也是不可能的，学无止境嘛。我想，一个有成就的学者，也不在于要把本门学科里的工作全都做完，不在于这个，而在于能提出一些问题，能给人一种启发，能为后人开拓出一条继续前进的道路。这本书中可以讨论的问题还是有的，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所以，我说这部书写得好、水平高，与百家争鸣并不矛盾。许多问题还是可以讨论和争鸣的。但尽管如此，不能不承认这是一部高水平的、开创性的著作。
李文海：胡绳同志从来认为，近代史学界各种观点，包括他提出的看法和观点，都是可以研究讨论的。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值得我们学习。由此我又想到贯彻双百方针这句老话。我觉得史学界还应该多讲这个问题。现在恐怕不会有人从道理上不赞成双百方针的了，但真正使百家争鸣形成一种风气、一种习惯、一种正常的学术生活，应该说距离还很远。一讨论问题，往往容易趋于偏激和片面。有时还会不冷静，甚至影响关系等等，应该树立起一种风气，就是两人私交很深或并无成见，但学术观点不同，可以相互问难。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康有为、梁启超，关系那样密切，但梁照样公开批评他老师的学术见解。
苑书义：现代史学史上就有这样的例子。如顾颉刚与谭其骧是师生关系，谭有时不同意顾的某个观点，顾则鼓励之，探讨之，甚至据以改正自己的看法，在学术界传为美谈。
究竟是什么代表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潮流，史学界存在不同观点。
林增平：我觉得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目前意见最不统一的，就是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洋务运动是不是纯粹只起到导致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作用？是否还起到了其他的历史作用？它对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意识，以及后来的一些影响，是值得研究的。洋务运动本身是很复杂的，它包含很多个方面。和帝国主义打交道，订立屈辱的条约，是不是叫洋务呢？是叫洋务。办些近代的新式工厂呢，也叫洋务。认为洋务运动在推动中国近代史发展方面也起到了某些作用这样一个看法，我看不是没有道理的。没有洋务运动，后来就不可能很快出现变法维新运动。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多年，它的教训是处处兴办，不见成效。这就逼得人们改弦更张，去变法图强了。鸦片战争以后，挨打的事实，逼迫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都要想到怎样学西方，怎样资本主义化，怎样富国强兵的问题。一开始封建统治阶级是不是也有人想到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自己来化？当然化多化少是另一个问题，但自己要到资本主义的路上去转一转，这是很自然的事。当然限于当时的眼光和水平，他们开始时认为主要是船坚炮利，然后才不得不扶助一些诸如铁路交通啊、电信啊、纺织啊等等，认为这些就够了，还没有想到政治上的革新、文化上的改革，认为是不需要的，或者要的有限，结果是失败了。洋务运动失败了，人们才想到变法维新，维新失败了，人们才想到革命。辛亥革命失败了以后，这才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总是前一个运动启导后一个运动。这样的看法是不是可以考虑？我看完全可以讨论下去。或者如能就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这样一个体系编一本书，我看可以大大促进近代史领域的百家争鸣。
苑书义：胡绳同志提出，三次革命高潮即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的进步潮流。现在史学界又有同志提出这个进步潮流应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其独到之处，应该允许深入研究下去，继续展开讨论。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前一种看法，问题主要是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对于义和团农民运动估价偏高，而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运动则估价偏低，并且只注意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却忽略了甲午战争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事实。孙中山早在一八九四年就成立了兴中会，并且试图发动武装起义。这说明在义和团运动以前，不仅，有一个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而且也有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后一种看法，实际上认为资产阶级运动是中国近代的进步潮流。这种看法也有两点值得研究。一是对近代农民运动估计不足，否定了太平天国特别是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用；再就是对洋务运动估计过高，实质上把洋务运动说成是资产阶级运动。洋务运动在历史上有其客观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它的本质。洋务运动实际上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当时的出发点主要不是抵御外侮，而是为了镇压农民运动。因此，对洋务运动的客观历史作用和它的性质，应该加以区别，作出具体分析。
我认为，中国近代的进步潮流，似乎可以概括为农民运动——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运动——资产阶级运动。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运动是历史的进步潮流，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新的阶级，农民依然是历史的主人。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是个过渡时期，即由单纯的农民运动向资产阶级运动转化的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特点，是农民运动与资产阶级运动同时并存，它们都是进步的，可又是分道扬镳的(李文海插话：这个时期农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敌视是很厉害的。义和团时期的农民骂资产阶级是“二毛子”，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则都骂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是“拳匪”、“团匪”)。对。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运动，主流是改良，但同时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并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此后，资产阶级和农民由分道扬镳而趋向某种联合，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就成为历史的主流。
我的这个想法还很不成熟。个人以为，对于这个问题，现在不宜急于下断语，哪个是绝对的正确，哪个是绝对的错。还是应该讨论下去，只有讨论才能使真理愈辩愈明。
学习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有必要根据不同的读者对象，出版各类近代史读物。
戴逸：最近以来，学习中国近代史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热潮，讲近代史的风气很盛，这是值得欢迎的。一个民族不能够忘掉他的过去。要让世世代代的子孙，知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是怎样走过来的，走了多么曲折的道路，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才能有今天。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为了救国救民，曾经在
黑暗中寻求真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有反映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写过《大同书》，孙中山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想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路，这许许多多的建国方案为什么都失败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是历史的必由之路，恐伯只有学习了中国近代史，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也只有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们才能加深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更加热爱社会主义。青年同志不太了解我们民族所走过来的路。了解这些，对于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是很有好处的。
我想，历史方面的建设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可以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历史的光荣面我们要记取，历史上落后的一面，受欺凌、受压迫、挨打的一面，我们更要牢牢记住。这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是很重要的。这里我又想到日本的文部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距今不过几十年，当时的人现在还都活着，他们就篡改侵略的历史，这是很愚蠢的态度，是不可取的。过去的历史谁也不能掩盖。做了好事，成功的经验要记下；做了坏事，做了错事，更不能忘记。象日本，侵略的责任当然应该算在军国主义的账上，但过去的事应该引以为戒，避免重走历史的老路。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学习、研究历史的目的。
总而言之，现在历史界比较活跃，著作多，论文多，胡绳同志的书是其中的佼佼者。相信今后学术界会更繁荣，会出现更多的好书。
李文海：为了满足社会上各方面的需要，我觉得史学界应该根据不同的对象、目的、性质写出各种类型和体系的近代史著作来。一类是供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用的。听说红旗出版社准备出版胡绳同志这部著作的缩写本，我觉得就很好。(苑书义插话：干部群众很需要这种东西，大部头的东西，他们没有时间读。)这本书中涉及许多专门的学术问题，缩写本可以将这些内容适当略去，突出另外一些问题，如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摘成一本十万到十五万字的东西，其次是更通俗的史话一类的著作，供普及历史知识用。另一类就是在体系、观点等方面有所创新的有个性的著作，特别是规模比较大的多卷本的著作，比如中国近代通史就应该有这样的大型著作，供研究者使用。
中国近代史著作，从体例上看，缺门还很多，应该不断加以完善。
苑书义：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严格说来，大多还不算通史，而是专史。通史的内容应该包括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全部上层建筑。可是我们过去讲近代史，往往以讲政治史为主，把经济史置于陪衬地位，至于其他方面，那就更少涉及了。我想，近代通史的编写体例，可否向古代通史看齐，以便能够和古代通史衔接统一起来。古代史的体例看来就比较完整。
林增平：我们的近代史著作实际上是政治史，而现代史就成了党史。(众笑)
林言椒：一部近代史，我们过去总是讲两个过程、八次战争、三个运动，当然，这些作为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应该写的，不写是不行的，但作为一部近代史应该不仅仅限于这三个方面，而应该是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艺术、科技等等各个专史的综合，包罗的方面应该更广泛一些。近代的政治制度有很大变化。拿军制来说，从八旗、绿营、湘军、淮军一直发展到新军，这些都应当包括在近代史里。还有近代的工业、手工业、农村经济、阶级关系都有很大变化。我看过戴逸同志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二卷的打印稿，里面加入了关于农村经济的变化，这是很大的特点。近代农村经济变化很大，如果不去论述，怎么能体现经济基础的作用呢？
李文海：我们现在的近代史著作，如按通史来要求，缺门很多。有清二百多年，只有最后这八十年变化最大。如果要写专史，变化最大的都在最后这段时期。很多和我们现在生活接近的东西：阶级关系方面，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治方面，如近代意义的政党、宪法等；经济方面，如机器工业、银行、铁路、邮政等；文化教育方面，如报纸、新式学校等——这些都是在清代最后这二三十年出现的，需要我们作认真的分析研究。
孔祥吉：我感到我们的许多近代史著作往往雷同，缺乏独立思考、独到的分析和见解。很多书连引文都是一样的。例如讲中日战争，全都引《申报》五月十七号和九月五号的。这就反映了著述不够深入的问题。又如有些著作里提到，维新派一开始便想把张之洞调到北京来主持政务。我查了一下史料，事情正相反，想调张之洞进京的刚好不是维新派，而是顽固派徐桐。徐桐闰三月二十七号专门上折子要求调张来京。其次，调张来京并不是要他主持政务，而是要他接待德国亲王亨利。这样一件事情，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没能讲出它的真相来。这说明史学著作的编写，一定要与史料的发掘、考证以及史实的分析结合起来。
解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有了长足进展，但发展不够平衡，研究领域还不够广泛，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李文海：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好多问题还是相当粗的，很多讨论还只是就浮在表面上的问题议论一番，但是稍微深入一层的问题，就远远不够了。比如我们这几天讨论编写《清史人物传》问题，说到革命方面、进步方面的人物，大家都比较熟悉；但一说到清政府方面的当权人物，特别是反动人物，就不甚了了，有很多人大家感到陌生，有的似曾相识，有的简直素昧平生。
林言椒：我看洋务运动的研究就还需要深入。无论它的目的、性质也好，还是同外国、同顽固派的关系也好，这个问题空对空是讲不清楚的。现在档案都在，恐怕要对洋务派的几个重大企业做些深入研究才行，解放后这方面的文章不是没有，但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有不足。
苑书义：我们对于近代政治史的研究虽然花的力气不小，但多限于研究正面的东西，对反面的东西研究很少。政治斗争是两方面的事情，只讲革命的、进步的一方，研究不可能深入。
孔祥吉：比如慈禧这个人物，统治中国很长时间，但我们对她的了解还是若明若暗，并未真正了解，关于顽固派也是如此。
此外，在近代史研究方面还多少存在着简单化的趋向，有些形而上学的东西。比如洋务派与维新派，我们往往把他们之间搞的壁垒森严、界限分明。实际上，他们在很多时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从康有为本身来讲，他也有很多折衷的地方。
林增平：总起来看，近代史研究方面还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问题上，很多方面，比如对外战争，还很少有人去研究。近代经济史方面也需要大大加强研究。
戴逸：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多年来发展很快。五十年代，我们二十几岁搞近代史的时候，处于无书可看的状况，现在经过这三十几年，研究确实前进了很多，现在二十几岁学习近代史的青年和我们那时候情况正相反，书和资料论文多得看不过来，确实是“知识爆炸”了。(众笑)
从我个人的体会，五十年代的近代史研究工作，和教学结合得很紧密。这就造成当时的研究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全面，但缺点是比较粗，涉及领域的面比较窄，实际上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史，思想还照顾一些，文化、学术、经济等等就很少，当时主要是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
我看可以不可以把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分为几个阶段。五十年代可以看作是襁褓时期、婴儿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搞整段的，研究停留在表面上。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本来是近代史研究的成长时期，结果赶上了十年动乱，使这方面的研究受到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近代史研究开始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成熟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研究与过去不同，从肃清林彪、江青极左路线的流毒开始，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近代通史已有了几部，论文就更多了。近代史研究方面问题是很多的，刚才同志们都已经讲到了一些，我们现在不能再停留在过去的那样笼统的地步，应该使研究更具体、更深入。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六月第一版，(上下册)3.15元；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三月第一版，上册，1.55元，下册，1.60元。节本将由红旗出版社出版。)
戴逸／苑书义／李文海／林增平／孔祥吉／林言椒
学习祖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对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广大群众都在热情洋溢地学习中国近代史，这中间，胡绳同志的近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特别引起大家的注意，认为是一本很有教育意义的好书。八月下旬，本刊乘一些近代史专家在承德避暑山庄开会之便，邀约几位同志座谈这本著作。同志们从史学工作者的角度，着重谈到本书的特色，并旁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等问题，本刊编辑部和参加座谈的同志一致认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写作和出版必须大大加强，这是史学界、出版界同志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下面发表的发言摘要，是本刊编辑部整理的。
这部著作在社会上引起的巨大反响，反映了对于近代史读物的迫切需要，也显示了这本书在促进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近代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热潮方面的作用。
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这部书我看得比较早，出版前作者就把部分清样给我看过。读过之后，印象很深刻，感到这部书确实写得好。出版一年来，听说已经印了七十几万册，作为学术著作，这是罕贝，的。它反映了社会上的需要。广大读者需要学习、了解祖国的历史，特别是祖国的近现代史，迫切需要这样一部近代史著作。王震同志前些时候召开座谈会，向广大干部推荐此书，认为有助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这说明本书在这方面的重要意义。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奋起反抗侵略，进行斗争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八十年，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处在最困难、最危险，被瓜分、被奴役这样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这中间有很多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也有很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值得我们永远牢记和学习。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拯救国家，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抛头颅洒热血，不怕牺牲。这样一种爱国主义精神，在近代历史上蔚为壮观、异常鲜明。爱国主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这种精神力量，无疑也是鼓舞我们今天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精神支柱。因此，我希望今后能有更多象胡绳同志这样的著作问世，用来启发人民、教育人民，发扬和光大我们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和精神。
这本书概括了七十年代的研究成果，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发展阶段。以理论分析见长，为其最主要的特色。
戴逸：我认为，胡绳同志这部书是最新的、完整的、高水平的近代史著作。所谓高水平的著作，我这样说，主要是指这部书以理论分析和概括见长。作者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揭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和本质，抓住了一些主要问题加以分析，使人们认识历史的真面目。它显示了作者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
苑书义(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胡绳同志写的这本书，发挥了理论分析的长处，可以说是近代史著作中理论水平最高的一本。这个高也有特点，一是论史结合，既避免史料罗列，又避免空谈理论。二是把重心和注意力放在阶级分析上，揭示了近代阶级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并从中引出了必要的经验和教训，这是值得学习的。
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胡绳同志的文章著述一直是以理论分析见长的。过去他写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就是这样的。作者并不去追求什么罕见的资料，而是力求从常见的材料中揭示历史事实的真象和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
林增平(湖南师范学院副院长)：这本书中关于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我觉得就分析得很好，很细致，关于太平天国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也是如此。这本书的长处就是夹叙夹议，寓论于史，能够不着痕迹地引出结论。
孔祥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青年研究人员)：早就听戴逸老师讲胡绳同志这部著作写得好。我着重看了自己最感兴趣的从甲午战争前后到义和团这一部分。开始着重看其中个别史实，后来戴逸老师要我重视书中的理论分析。我回头再看，感到确实作者分析问题站得比别人高。胡绳同志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行剖析，特别注意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突出地表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贯穿着这一点，这在同类著作中是比较突出的。第二，这部书始终抓住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这条主线，用这个主要矛盾来分析近代历史上的事件。我觉得现在有些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就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强调一个侧面而忽视了另一个侧面。这本书的理论高度，我以为，就体现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始终抓住主要矛盾。
这部书是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创见的、有自己独立体系的、真正成一家之言的著作。
林增平：胡绳同志这部书，是真正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这样的著作还是很少的。当然，范(文澜)老的著作也是成一家之言的，其他也还有，但胡绳同志这部书更明显。这本书的体系，即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为标志，以中国近代史三次革命高潮划分时期，以划分时期来研究近代史。这样一个体系，作者早在五十年代就提出来了。当时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和讨论。讨论的结果呢，当然还有不同的意见，在具体分期的年限上分歧更大。但把中国近代史三次革命高潮作为分期的标志，却为多数近代史研究者所接受。无论是综合性大学的还是师范院校的近代史教学大纲，都是按这个体系来处理的。现在胡绳同志把他自己提出的体系和看法，写成了这样一部六十多万言的大著，这是数十年来近代史研究方面的重大成果，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林言椒(人民出版社编辑)：解放以后出版的近代史著作大约有三百多种(通俗性的小册子和内部教材不算在内)，近代通史约四十种，现在回过头来看，比较有影响的通史有这样五六种。五十年代最有影响的是范老的《中国近代史》。这部书尽管现在近代史材料多了，许多观点史学界又有了新的发展，但它毕竟是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部著作。而且这本书的版次是解放后最多的，印过十九版，印数约达二百四十七万册。其次恐怕就是戴逸同志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了。因为这本书把当时的研究成果都概括和反映出来了，不仅注意人民群众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的一面，也注意到清政府活动的一面，对近代史中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它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且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六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我看恐怕就是郭沫若主编、实际上是刘大年写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尽管当时同类书已出了不少，但这两部书章节清晰，立论严谨，简明扼要，适于作为大学教材使用，而且对于边疆和少数民族问题也都涉及到了，这是我们过去重视不够的。胡绳同志这部著作，是近代史学界七十到八十年代之际的代表性著作。这部书的提纲，虽然是作者五十年代在党校讲课时就有了的，但写作和完成却是在七十到八十年代。而且正象林教授刚才讲的，它有着自己一个独立的体系。从近代史研究方面的情况看，解放以前都是帝王体系，按什么“同光之治”这样来写。范老来了一个大改变，以人民为中心。胡绳同志五十年代提出近代史分期问题以阶级斗争为标志，第一次提出近代史上的三大高潮。现在这部书基本上就是按这个体系写成的。不象有些书那样大同小异，我们相当多的教材都有这个毛病，陈陈相因，相差无几。这本书则不然。尽管其中很多观点，史学界可能有不同意见，但你不能否认它从体系到观点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
苑书义：胡绳同志这部著作概括了七十年代的科研成果，并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创新。这个创新主要不是表现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而是表现在整个体系上。我觉得作者倡导研究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并把近代史划分为四个时期，这是一个创见。可不可以这样说，凡是按照这个体系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学术论著，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超过他这本书的水平的。
林言椒：这本书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宗教的迷雾和现实斗争”、“从湘军到淮军”、“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问题”等，作者都专门立出一个章节来写，这是前所未有的。胡绳同志的著作都有个特点，它们不是影射史学，但对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也很有启发。
李文海：从这鄙著作中所体现出的胡绳同志的优良学风，我认为也是值得称道的。书中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学术见解，有些看法是与史学界的某些传统看法或当前的一些流行说法不同的，这就需要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对于一些存在着不同意见的老问题，作者认为是对的，就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进一步申述自己的看法，不盲从，不随“时”改变自己的看法，学术研究就应该如此，这比那种随着政治情况的变化随意改变自己学术观点的作风，要可贵得多。当然，如果经过研究或者因新材料的发现，证明必须改变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苑书义：我读了胡绳同志这部书后，还有一个体会，这就是历史研究要勇于创新，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炒冷饭、嚼别人嚼过的馍没有意思。胡绳同志就有这个特点。
这部著作是胡绳同志治学多年的一个总结，它为历史研究者树立了一个范例，能够从方法、途径等方面给人以启示。
戴逸：胡绳同志长期从事近代史研究，著作很多。象《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提纲》这几部，恐怕我们搞近代史的人都是受这些著作的启发，在它们的影响下走过来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苑书义插话：还有范老。)对，还有范老。胡绳同志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搞近代史了，四十年代他就开始写关于鸦片战争和冯云山的文章了。(苑书义插话：那时他二十二岁，写《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时二十九岁，年轻有为。)确实是年轻有为。现在这部书，恐怕是他治学多年的一个总结。它不仅可以供一般读者学习中国近代史，而且给历史研究人员也树立了一个范例，能够从方法、途径上给人以启示。
苑书义：胡绳同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我是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学习的。我有个感觉，凡是现在四十到五十岁左右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当初恐怕都是从学习范老和胡绳同志的著作开始的(林增平插话：还有黎澍同志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这些著作可以说影响了中国的一代青年。我自己就是首先从这里开始学习中国近代史的。
这次反复读过胡绳同志这部新作后，我深感应该加紧学习理论。现在有些同志主张“回到乾嘉去”。考据当然不可或缺，但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详细地占有材料，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似乎应该成为史学研究的方向和主流。胡绳同志这部书为我们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榜样。
近代史著作也存在一个可读性的问题。本书在写作方面亦有其特色。
林增平：这部近代史著作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读者，我想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文字好。在高等院校教书的人，一般说来，讲义腔比较显著。教学大纲规定的知识范围相当广泛，但是字数又不能太多，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枯涩的毛病，缺乏文采，使人不耐读。胡绳同志这部书很重文笔，完全没有讲义腔，该铺叙的地方，他不惜笔墨；该简约的时候，他能概括地把史实叙述出来。老一辈史学家如范老、翦老都很注意文笔。范老有时偏于典雅。胡绳同志还不算老，六十三岁，他的文字也很有风格，这就是更深入浅出，更流畅。
苑书义：他的文字不是枯燥无味的，不是佶屈聱牙的，可也不是小说家言，有他自己的特点。
李文海：范老和胡绳同志的文章一直有自己鲜明的风格。你不看署名，也能分辨出是谁的作品来。
这部书中可以讨论的问题还是有的，这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但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部高水平的、开创性的著作。
戴逸：胡绳同志这部书是一部高水平的研究著作，但这并不是说书中的具体结论全部都是完善的。这也是不可能的，学无止境嘛。我想，一个有成就的学者，也不在于要把本门学科里的工作全都做完，不在于这个，而在于能提出一些问题，能给人一种启发，能为后人开拓出一条继续前进的道路。这本书中可以讨论的问题还是有的，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所以，我说这部书写得好、水平高，与百家争鸣并不矛盾。许多问题还是可以讨论和争鸣的。但尽管如此，不能不承认这是一部高水平的、开创性的著作。
李文海：胡绳同志从来认为，近代史学界各种观点，包括他提出的看法和观点，都是可以研究讨论的。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值得我们学习。由此我又想到贯彻双百方针这句老话。我觉得史学界还应该多讲这个问题。现在恐怕不会有人从道理上不赞成双百方针的了，但真正使百家争鸣形成一种风气、一种习惯、一种正常的学术生活，应该说距离还很远。一讨论问题，往往容易趋于偏激和片面。有时还会不冷静，甚至影响关系等等，应该树立起一种风气，就是两人私交很深或并无成见，但学术观点不同，可以相互问难。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康有为、梁启超，关系那样密切，但梁照样公开批评他老师的学术见解。
苑书义：现代史学史上就有这样的例子。如顾颉刚与谭其骧是师生关系，谭有时不同意顾的某个观点，顾则鼓励之，探讨之，甚至据以改正自己的看法，在学术界传为美谈。
究竟是什么代表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潮流，史学界存在不同观点。
林增平：我觉得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目前意见最不统一的，就是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洋务运动是不是纯粹只起到导致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作用？是否还起到了其他的历史作用？它对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意识，以及后来的一些影响，是值得研究的。洋务运动本身是很复杂的，它包含很多个方面。和帝国主义打交道，订立屈辱的条约，是不是叫洋务呢？是叫洋务。办些近代的新式工厂呢，也叫洋务。认为洋务运动在推动中国近代史发展方面也起到了某些作用这样一个看法，我看不是没有道理的。没有洋务运动，后来就不可能很快出现变法维新运动。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多年，它的教训是处处兴办，不见成效。这就逼得人们改弦更张，去变法图强了。鸦片战争以后，挨打的事实，逼迫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都要想到怎样学西方，怎样资本主义化，怎样富国强兵的问题。一开始封建统治阶级是不是也有人想到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自己来化？当然化多化少是另一个问题，但自己要到资本主义的路上去转一转，这是很自然的事。当然限于当时的眼光和水平，他们开始时认为主要是船坚炮利，然后才不得不扶助一些诸如铁路交通啊、电信啊、纺织啊等等，认为这些就够了，还没有想到政治上的革新、文化上的改革，认为是不需要的，或者要的有限，结果是失败了。洋务运动失败了，人们才想到变法维新，维新失败了，人们才想到革命。辛亥革命失败了以后，这才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总是前一个运动启导后一个运动。这样的看法是不是可以考虑？我看完全可以讨论下去。或者如能就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这样一个体系编一本书，我看可以大大促进近代史领域的百家争鸣。
苑书义：胡绳同志提出，三次革命高潮即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的进步潮流。现在史学界又有同志提出这个进步潮流应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其独到之处，应该允许深入研究下去，继续展开讨论。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前一种看法，问题主要是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对于义和团农民运动估价偏高，而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运动则估价偏低，并且只注意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却忽略了甲午战争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事实。孙中山早在一八九四年就成立了兴中会，并且试图发动武装起义。这说明在义和团运动以前，不仅，有一个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而且也有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后一种看法，实际上认为资产阶级运动是中国近代的进步潮流。这种看法也有两点值得研究。一是对近代农民运动估计不足，否定了太平天国特别是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用；再就是对洋务运动估计过高，实质上把洋务运动说成是资产阶级运动。洋务运动在历史上有其客观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它的本质。洋务运动实际上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当时的出发点主要不是抵御外侮，而是为了镇压农民运动。因此，对洋务运动的客观历史作用和它的性质，应该加以区别，作出具体分析。
我认为，中国近代的进步潮流，似乎可以概括为农民运动——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运动——资产阶级运动。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运动是历史的进步潮流，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新的阶级，农民依然是历史的主人。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是个过渡时期，即由单纯的农民运动向资产阶级运动转化的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特点，是农民运动与资产阶级运动同时并存，它们都是进步的，可又是分道扬镳的(李文海插话：这个时期农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敌视是很厉害的。义和团时期的农民骂资产阶级是“二毛子”，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则都骂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是“拳匪”、“团匪”)。对。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运动，主流是改良，但同时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并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此后，资产阶级和农民由分道扬镳而趋向某种联合，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就成为历史的主流。
我的这个想法还很不成熟。个人以为，对于这个问题，现在不宜急于下断语，哪个是绝对的正确，哪个是绝对的错。还是应该讨论下去，只有讨论才能使真理愈辩愈明。
学习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有必要根据不同的读者对象，出版各类近代史读物。
戴逸：最近以来，学习中国近代史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热潮，讲近代史的风气很盛，这是值得欢迎的。一个民族不能够忘掉他的过去。要让世世代代的子孙，知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是怎样走过来的，走了多么曲折的道路，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才能有今天。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为了救国救民，曾经在
黑暗中寻求真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有反映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写过《大同书》，孙中山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想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路，这许许多多的建国方案为什么都失败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是历史的必由之路，恐伯只有学习了中国近代史，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也只有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们才能加深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更加热爱社会主义。青年同志不太了解我们民族所走过来的路。了解这些，对于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是很有好处的。
我想，历史方面的建设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可以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历史的光荣面我们要记取，历史上落后的一面，受欺凌、受压迫、挨打的一面，我们更要牢牢记住。这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是很重要的。这里我又想到日本的文部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距今不过几十年，当时的人现在还都活着，他们就篡改侵略的历史，这是很愚蠢的态度，是不可取的。过去的历史谁也不能掩盖。做了好事，成功的经验要记下；做了坏事，做了错事，更不能忘记。象日本，侵略的责任当然应该算在军国主义的账上，但过去的事应该引以为戒，避免重走历史的老路。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学习、研究历史的目的。
总而言之，现在历史界比较活跃，著作多，论文多，胡绳同志的书是其中的佼佼者。相信今后学术界会更繁荣，会出现更多的好书。
李文海：为了满足社会上各方面的需要，我觉得史学界应该根据不同的对象、目的、性质写出各种类型和体系的近代史著作来。一类是供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用的。听说红旗出版社准备出版胡绳同志这部著作的缩写本，我觉得就很好。(苑书义插话：干部群众很需要这种东西，大部头的东西，他们没有时间读。)这本书中涉及许多专门的学术问题，缩写本可以将这些内容适当略去，突出另外一些问题，如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摘成一本十万到十五万字的东西，其次是更通俗的史话一类的著作，供普及历史知识用。另一类就是在体系、观点等方面有所创新的有个性的著作，特别是规模比较大的多卷本的著作，比如中国近代通史就应该有这样的大型著作，供研究者使用。
中国近代史著作，从体例上看，缺门还很多，应该不断加以完善。
苑书义：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严格说来，大多还不算通史，而是专史。通史的内容应该包括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全部上层建筑。可是我们过去讲近代史，往往以讲政治史为主，把经济史置于陪衬地位，至于其他方面，那就更少涉及了。我想，近代通史的编写体例，可否向古代通史看齐，以便能够和古代通史衔接统一起来。古代史的体例看来就比较完整。
林增平：我们的近代史著作实际上是政治史，而现代史就成了党史。(众笑)
林言椒：一部近代史，我们过去总是讲两个过程、八次战争、三个运动，当然，这些作为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应该写的，不写是不行的，但作为一部近代史应该不仅仅限于这三个方面，而应该是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艺术、科技等等各个专史的综合，包罗的方面应该更广泛一些。近代的政治制度有很大变化。拿军制来说，从八旗、绿营、湘军、淮军一直发展到新军，这些都应当包括在近代史里。还有近代的工业、手工业、农村经济、阶级关系都有很大变化。我看过戴逸同志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二卷的打印稿，里面加入了关于农村经济的变化，这是很大的特点。近代农村经济变化很大，如果不去论述，怎么能体现经济基础的作用呢？
李文海：我们现在的近代史著作，如按通史来要求，缺门很多。有清二百多年，只有最后这八十年变化最大。如果要写专史，变化最大的都在最后这段时期。很多和我们现在生活接近的东西：阶级关系方面，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治方面，如近代意义的政党、宪法等；经济方面，如机器工业、银行、铁路、邮政等；文化教育方面，如报纸、新式学校等——这些都是在清代最后这二三十年出现的，需要我们作认真的分析研究。
孔祥吉：我感到我们的许多近代史著作往往雷同，缺乏独立思考、独到的分析和见解。很多书连引文都是一样的。例如讲中日战争，全都引《申报》五月十七号和九月五号的。这就反映了著述不够深入的问题。又如有些著作里提到，维新派一开始便想把张之洞调到北京来主持政务。我查了一下史料，事情正相反，想调张之洞进京的刚好不是维新派，而是顽固派徐桐。徐桐闰三月二十七号专门上折子要求调张来京。其次，调张来京并不是要他主持政务，而是要他接待德国亲王亨利。这样一件事情，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没能讲出它的真相来。这说明史学著作的编写，一定要与史料的发掘、考证以及史实的分析结合起来。
解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有了长足进展，但发展不够平衡，研究领域还不够广泛，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李文海：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好多问题还是相当粗的，很多讨论还只是就浮在表面上的问题议论一番，但是稍微深入一层的问题，就远远不够了。比如我们这几天讨论编写《清史人物传》问题，说到革命方面、进步方面的人物，大家都比较熟悉；但一说到清政府方面的当权人物，特别是反动人物，就不甚了了，有很多人大家感到陌生，有的似曾相识，有的简直素昧平生。
林言椒：我看洋务运动的研究就还需要深入。无论它的目的、性质也好，还是同外国、同顽固派的关系也好，这个问题空对空是讲不清楚的。现在档案都在，恐怕要对洋务派的几个重大企业做些深入研究才行，解放后这方面的文章不是没有，但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有不足。
苑书义：我们对于近代政治史的研究虽然花的力气不小，但多限于研究正面的东西，对反面的东西研究很少。政治斗争是两方面的事情，只讲革命的、进步的一方，研究不可能深入。
孔祥吉：比如慈禧这个人物，统治中国很长时间，但我们对她的了解还是若明若暗，并未真正了解，关于顽固派也是如此。
此外，在近代史研究方面还多少存在着简单化的趋向，有些形而上学的东西。比如洋务派与维新派，我们往往把他们之间搞的壁垒森严、界限分明。实际上，他们在很多时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从康有为本身来讲，他也有很多折衷的地方。
林增平：总起来看，近代史研究方面还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问题上，很多方面，比如对外战争，还很少有人去研究。近代经济史方面也需要大大加强研究。
戴逸：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多年来发展很快。五十年代，我们二十几岁搞近代史的时候，处于无书可看的状况，现在经过这三十几年，研究确实前进了很多，现在二十几岁学习近代史的青年和我们那时候情况正相反，书和资料论文多得看不过来，确实是“知识爆炸”了。(众笑)
从我个人的体会，五十年代的近代史研究工作，和教学结合得很紧密。这就造成当时的研究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全面，但缺点是比较粗，涉及领域的面比较窄，实际上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史，思想还照顾一些，文化、学术、经济等等就很少，当时主要是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
我看可以不可以把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分为几个阶段。五十年代可以看作是襁褓时期、婴儿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搞整段的，研究停留在表面上。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本来是近代史研究的成长时期，结果赶上了十年动乱，使这方面的研究受到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近代史研究开始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成熟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研究与过去不同，从肃清林彪、江青极左路线的流毒开始，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近代通史已有了几部，论文就更多了。近代史研究方面问题是很多的，刚才同志们都已经讲到了一些，我们现在不能再停留在过去的那样笼统的地步，应该使研究更具体、更深入。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六月第一版，(上下册)3.15元；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三月第一版，上册，1.55元，下册，1.60元。节本将由红旗出版社出版。)
戴逸／苑书义／李文海／林增平／孔祥吉／林言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