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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几位广东“打工作家”的散文作品频频亮相于《人民文学》等所谓的“主流刊物”上，已经蔚然成为一个引入注目的文学景观。“打工散文”对生活现场的书写，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写作中自然携带的地域性。对于人或同样对于作家，经验的形成总是在一个经验环境中，我们的感受与情感不是在纯粹的思想中产生，而是在一个产生它的事物秩序中。某种意义上说，地域文化是地域人群的集体无意识。地域不仅是创作主体生生不息的精神栖息之地，也构成了他们文学创作的特定话语内涵。在一些充满创造力和启示性的“打工散文”中运动着的是一种精神能力，它可以筹划一幅关涉自身的精神地理，一种自我活力的崭新疆域。在“打工散文”中，“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得到了无限度的延伸，而渗透于其间的时代现实气息，或许比任何一种写作都更显浓烈和复杂。“打工作家”不约而同地对某个“地理”进行深度考察，并围绕某个“地理”反复挖掘，像一张网一样打捞起那发生在生态地理上的过去与现在，从而真正使一块平常甚至残酷而丑陋的地理隆起为一块在文化学上再也无法抹去的“文化地理”。
塞壬在散文集《下落不明的生活》里，极力赞赏安石榴的散文集《我的深圳地理》“本质、深刻，直逼灵魂深处——让人无法回避的现场感，散发出真相的气息”。1993年，年仅21岁的安石榴只身来到深圳，先后经历了从一个流水线工人到主管，从一个杂志发行员到主编，再到一个独立策划人、撰稿人的历程，期间不停地搬迁和寻找、出走和返回，几乎所有的青春韶华都消磨在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他的生命历程本身就是外来“闯荡”深圳的众多人中一个具代表『生的缩影。他在深圳居住了七年，用大气磅礴的叙述和渗入骨髓的怀念，一一展开了对深圳区域和街道的追忆和展现，为我们勾勒出了深圳的轮廓和幽深。安石榴后来离开深圳了，但他所创造或者叙述的深圳依旧存在。在《我的深圳地理》一书的背后，安石榴充当着被动和节制的记录者，在美好与失落、相聚与离别、遐想与迷茫的回忆中，再现了蒙太奇式的片段和场景。在他的散文中，“深圳”是一个描写性的词汇也是一个抒情的词汇。安石榴“就像是在深圳地图上漫游～样，以深南大道为纬，出发、到达并确认着一个个地点”：石岩、龙华、梅林、八卦岭、下沙、巴登街、金坑山庄，等等。这些令每个深圳人熟悉的地名，有的是原来的一个镇，有的是一个城中村，有的则是一条不过千米长的街道。然而这些镇、村和街道在安石榴的文字里却充满了变化莫测的情感表达：暖昧的梅林、激情的石岩、隐逸的金坑山庄，等等。“深南大道宛如一道经纬分明的了望线，它使我对城市层层叠入的纵深处由模糊陌生而渐趋明朗熟悉”。正如安石榴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所说的地点必定具有怀念或奔赴的意义，它不是简单的地名的替代，也不是毫无旁证的空泛的美誉。于我而言，就等于一个生命的驿站，人生旅途中一处绝美的景致，一场难忘的聚会或一段揪心的记忆…“而事实上它确实是一个供人识别并含有取悦大众之意的地名，之所以成为地点，是因为它融入了我的想望、遭遇及理解，令我每每触及都暗觉亲切。八卦岭是我在深圳所撞入或撞入到我内心的地点之一，尽管我屡次都与之擦肩而过，但每一回都令我情愫暗生，那种潜移默化的深刻强烈上来，渐渐令我欲罢不能，像甜蜜的伤口一样常常不经意地碰起”(《八卦岭》)。安石榴散文中的深圳地名，已经不再是那实实在在的地名了，而是“虚”化了，是一种象征，一种暗示。文学中的地域和真实的地域存有巨大的差距，在文学之中，地域是一种特征或者符号，是气质或者气息。在很多场合，文学中的地域性只是一个依托，绝对不是为地域而地域，也不是因地域而文学…一所有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由此，我们来看安石榴的散文作品，是带有强烈的地域性的，从一点而至全面，由物及物，由人及人，是一种贯通了人性和生存，精神和灵魂的艺术创作。
安石榴的散文揭示了安石榴与深圳地理之间充满感染力和激情的关系。他“是深圳这座城市每一个明亮和阴暗之处的游走者，一个身体和灵魂都在不停搬迁和奔突的人!”他“到过深圳不少隐秘的去处，被种种来路不明的情愫所触动”(《在一座城市之中搬迁自己》)。一个人和自己生活的地方是一种伦理和道德的关系。这不仅意味着他必须接受这个地方的秩序、传统和伦理约束，也意味着他对地方性的事物拥有许多个人传记色彩的记忆，一个人对生活之地的经验首先是一种与个人传记经验密不可分的、充满利害关系的道德生活体验。某些空间秩序及其事物见证了他的个人记忆，他亲历的事件，他的快乐和痛苦。随着岁月流逝或移居他处，伦理关系和道德体验也会变成审美经验。七年的光阴改变不了一名过客的宿命，安石榴在散文中没有抱怨他的城市，而是对“不被预知和随遇而安的生活充满感恩”。地域给予作家的教诲是复杂的，地域是自由和限制，是想象力的产物也是近乎命运的事物：“深圳绝对是一个暖昧的城市，这个地方有太多的东西令人揣测和迷糊不清。在现实泡沫般巨大而眩目的背景之下，经济、环境、观念、工作、生活、性这些易于迷惑及纠缠不清的事物若隐若现，把城市和人神秘地抛出与匿藏。我觉得，要形容—个在现代的背景中快速生长的地点，用“暖昧”这个词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我们无法预知，而这个词却带着广泛而宽阔的预示性，随时意味着一个全新领域将在期待中呈现”(《我在暧昧的梅林》)；“每一个沉陷深圳的人，对房子大抵都会有深刻的感受，这种感受的源头恰恰不是那些琳琅满目中尚且争相崛起的楼盘社区，而是与心情、境遇同样错落无着的城中村”(《从上沙向下沙漫步》)。
《我的深圳地理》既是作者本人的“深圳地理”，同样也是众多前来深圳寻梦与频繁往返者的“深圳地理”。从《我的深圳地理》这部书所描画出的剖面图按图索骥，不光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安石榴这些年来在深圳的踪迹，更重要的是可以由此扫描至0一群人在这座城市由介入到存留的状态，还可窥斑见豹地探询到深圳几十年来的变迁和发展。散文的叙述虽然是以作者自身的经历、遭遇为展开线索，但作者巧妙地将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思想变化，通过观察透视的角度融人到一个类同的人群当中，使之成为一个人群在一个特定场景的声音与缩影。而书中大量穿插的对公众地点、事件、背景的感受和记忆，则犹如把读者带入到现实的徜徉，不仅能轻易唤起亲历者的追忆怀想，同时能够撩拨起旁观者的探究热情。安石榴的散文不仅揭示出—个地方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深刻地挖掘一个地方的自然历史所蕴涵的美学意味以及道德内涵，还展现了自我逐步地把外部空间改写为自我疆域的构成过程。对他所生活的区域的深入理解和区域感受的挖掘，构成了安石榴散文中充满情感认知的“文学地理学”。
“二线关”，涉及到人在空间上的自我定义，涉及人与环境的关系，也涉及在特定的经验环境中人与人、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关系。“二线关”是深圳和中国地理历史 上最重要的区分标志之一，它们是庇护也是隔离的标志。“二线关”提醒着如同它的物质形式—样稳固的群体认同。这些地理景观具有结构上的持久性，它能够给予居住在它的庇护之内的人们提供一种植根于某个地方的存在感，这些人文地理景观给—个地方的人们提供关于过去的历史记忆的符号和叙述，这样的陈述促进了个人对地方的认同感，和某个群体的集体意向。人类经验和人对世界的感知无疑受到这种认同感的影响，地方在群体行为和个人行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有时候，能不能办到边防证或能办多久的使用期限，甚至成为衡量一个人在深圳混得好不好的标准之一!”这是社会地理学的主题之一：这里的我们和那里的他们常常是以地域来划界的。人们采用“空间速记”的方法来总结其他群体的特征，根据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对“他们”进行定义，又根据“他们”，对其所居住的地方进行定义。“生活在别处”，曾经是这些人离家出走的理由，而深圳这座年轻得没有皱纹的城市，无疑成了他们的首选之地。“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要像主人一样活着。”安石榴毫无底气的宣告，再次证明他们在与环境的对撞共生中，总是能深刻地感受到现实的强力，好象总是“躲得过阳光，躲不过阴影”。为了曾经的阴影能够照亮后来者，安石榴不得不祭起主体间性这把利器，以便使自己的记录更接近存在的真相。与安石榴的《从二线关进城》一样，王十月的《关卡》也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散文。对于王十月而言，南头关曾经“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它横亘在城乡之间，把我的世界一分为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因为办不到一张边防证，使他的“深圳之行推迟了数年”。
对于南头关，作家之所以有话要说，有道理可讲，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在那里留下了指纹。而这些留下指纹的人，往往是陌生的闯入者。他们与世界的突然相遇，仿佛是命运的短兵相接，不得不接，又不能不接。对其他群体的定义总是与空间关系和地区依附的思想相连。作家提供了与此有差别的看法，地方对人具有建构作用，但自我既不是封闭的主体也不是地域的从属体，自我意识到的经验过程参与了这种建构。人的地方性意识和属性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庇护性的身份，但对作家所描述的自我来说，这种身份，如同其地方意义和特性一样是生成性的而非本质主义的。
群体特性与地理特性相结合，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定义，就像存在着地域之间的中心与边缘的区分行为一样，揭示了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把地域特征与群体特性相互界定的行为中，存在着作为自我命名者还是被命名者、作为主体建构行为还是客体建构行为这种重要的差异。在地域特性与群体特{生的建构过程中，人们一贯的做法是把自己所恐惧的事物都投射向他者。因此，对某一群体的归属条件之一，就是把恐惧和厌恶投射给他人。人们总是疑虑自我的防御体系不够坚固，隔离他者的手段不够可靠。在这样的过程中，微弱的个人声音是没有作用的，而失去异口同声的争辩力量的哭泣声更没有力量。但对散文家来说，个人的痛苦仍然具有这样的力量，它能够融化“边界”。在个人痛苦的历史中，作家吸取了“二线关”的另一种象征意义。
王十月反映的“南头关”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物，而是一个“打工作家”对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境遇感知。王十月的散文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地理学，他力图利用存在主义方法来重建社会群体和个人空间传记，力图以人是景观的创造者而不是从属者、是它的探索者而不是征服者的地位，来改变历史景观。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总是借助地理范畴来发挥其对人潜在性的影响。作为人的经验世界的地理环境，被人类的创造与感知活动赋予了各种形态和象征含义，大地的表面成为人类的塑造物，折射着政治文化和个人的想象，体现着某种聚合性和区分标记，并且被时代相传。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王十月的散文介入这一历史过程，并与之形成批评性关系。在王十月的散文中，地理特性和自我特性似乎是—个相互发现的过程。“关”是深圳地理上的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特性。“关”也是王十月的一个个人词汇，是一个充满秘密的隐喻。一个城市不仅仅是一块地方，而且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比起“一线”，“二线”是打工时代最有地标意义的象征，藏隐了更多真实可触的东西。
地域特征在“打工作家”塞壬的散文里也是无处不见。塞壬仿佛是摇着一个镜头容量巨大的摄像机，由远及近地向我们揭示着她的精神地理。
我惯于遭遇那些隐秘的生活，陌生的气息袭
来，隔离的场景，如同一个清醒的人置身在一场模
糊而不可靠的梦境，这个梦境后来逐渐清晰，我很
快就有了跟它相同的气味，我从来服从这生存的
场。当陌生和隔离慢慢被洗掉之后，一个人就这样
消失了。没有人认识我，我在哪里，我将要去哪儿，
无声无息，像沉入漆黑的深水里，连同她的气味。
2005年，我不停地游走在东莞的常平镇、寮步镇、
厚街镇、虎门镇之间。……我御掉了广州的手机卡，
换上了东莞的新号码，我不打算把它告诉那些朋
友，他们已无法进入我现在的生活，他们属于过去。
一个人就这样失踪，我似乎有点迫不及待，竞这么
迅速地切掉外界通向我的所有路径，我几乎是扑向
了东莞的镇，我喜欢自已这样无蔽的敞开之状，飞
翔或者飞奔，透明、轻快，看见自己，辨认自己，然后
说出并领会。(塞壬《在镇里飞》)
只有坚持在场写作，我们的潜能才会在“场”中被激活，被唤醒，我们的记忆才会在“场”中被恢复、被刷新。一个工业时代的强大在于强迫你不断的焦虑，不断的游走，而没有归宿，没有安栖灵魂的故乡。塞壬显然意识了这一点，所以记叙现象只是她文章的一种表象，或者说一种形式，她的主要目的是借助现象的描写，来传达一种气息，一种人类共有的气息。换句话说，塞壬注重的不是这些事物本身，而是物质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光影、喻意、镜像和玄机。塞壬的目的显然达到了，她用自己盘根错节、葳蕤茂盛的文字，形成了一个个韵味独具的气场。“如果不对命运妥协，我就得一次次地离开，我的下落不明的生活将永远继续。这样的下落不明散发着一种落魄的气味”(塞壬《下落不明的生活》)。这些气场，就像一个个磁场，让读者『光惚之间就深陷进去了，再借助塞壬文字中的东莞人事，迅速复苏自己往事的种种记忆，精神愉悦和精神怀恋从而产生，由此还会带来人类彼此的情感升华和精神通感。
一直在工厂打工的郑小琼，更是一个打工现场的固守和张扬者，她绵密的语词里面，氤氲着属于她个人的怜悯、生动、独特的工业气息和生存符号，她的工厂、村庄、马路都是个陛的，别人没有涉及和没有想到的，她专注的写作构成了个几的生命和灵魂风景。她的散文真实、苦难、疼痛、忧郁、热烈，是我们在别处看到了一个作家内心和周遭的事物风貌，乃至自身的灵魂风景。从一开始就具备了自己的一种浓郁、深厚的地域个性和个体 特色。散文写作者是日常生活的发现者。散文需要写作者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找到与自己场域共振的东西。哪怕这些场域平淡得厉害，譬如街道、陌生人、水龙头、阳光，因为有了个人视角的介入，这些平常的生活片断，便有了值得关注的新鲜和价值。如她以东莞黄麻岭村为题材的几百首“打工诗歌”所记叙的工厂的生活，包括他们的情感及其人生选择，都是朴实的，真切的，是植根于南方土地上的生命书写。她的《从中兴路到邮局》一文也令人喜欢，它不是那种大开大合的历史人文，而是真切的生存感觉，乃至个人对于南方工业村落的具体事物和生活经验的平实而富有诗意的展露。在《从中兴路到邮局》里，出现了街道、小巷、邮局、银行、五金店、百货店、纯净水店、理发店、鞋店、化州快餐店、品评川菜馆、湘菜馆，卖甘蔗的，卖水果的，烤红薯的……郑小琼以一种日趋向下的视角，切入了她曾经陌生现在熟悉的工业小镇的内部，我从她的作品中看到的是一种真实而芜杂的城镇生活镜像，甚至有新闻摄影作品画面冲击般的震撼，但这是作家内心世界里的城镇，是经过过滤的城镇场景，所以，它的意义不在于重现，而在于重构。她“似乎窥探到某种秘密，然后把这些物像在我的内心与诗歌中留下它们的投影，让这些杂乱的事物在我文字中找到秩序”。“打工散文”里的“地域陛”和“时代性”一样，是一个“打工作家”的宿命，他们其实想摆脱都摆脱不了。“地域性”不是一个外在概念，而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就“打工作家”而言，地域性是我们血液的一种成分，它是那么自然地随着汉字形诸于我的纸上。任何一个诗人的任何实"录、描绘、想象甚至荒诞的虚构，其实都在他所处地域的格局之内。在世界文学范围里，有许多流亡作家都说过类似的一句话：随身携带的祖国，基本也是这个意思。作家与他所处的地域，并不仅是两个有联系的概念，在写作的那刻，他们体现了同一陛：地域即人，人即地域。我们现在所见更多的，只是一些特定地域元素在文字中的简单陈列，那种游记类民俗风情式的东西所展示的“地域性”，都是可笑的皮相之属。在某一块大地生长的真正的作家，只要表达了他的内心，就表达了他的地域，两者之间并无隔阂。只有有限的写作才能通向无限。从一个特殊性的角度去探讨世界与人类的普遍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只有这样做，才能免于凌空蹈虚，身无根基。“最真切的、最令自我迷醉的文化气息是从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磁场”(安石榴《在一座城市之中搬迁自己》)。通过对安石榴、王十月、塞壬、郑小琼的个案分析，我觉得，他们的“打工散文”是具备了多种向度的写作。他们出发于地域，但却不被限制，携带地域，而又能出脱地域，有着超群的想象力和感悟力。他们是细微的，也是宏阔的，是自由的，更是有内在的气质和气韵的。他们已经抵达和接近了写作者的原始使命，即：从我，发现更多的我，从一地开始，巡视并领悟更多的“一地”。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去掉了脂粉、娇柔和虚饰虚伪，是一种刚性的，优雅的，节制的写作姿态。他们为自己开辟一个广大的区域，这是对经验、情感、思想、生活的整理和重述，是一个人围绕自身对族群、环境与时代进行勘探和编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和广东省哲学社科“十一五”规划项目“中国打工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东莞理工学院)
塞壬在散文集《下落不明的生活》里，极力赞赏安石榴的散文集《我的深圳地理》“本质、深刻，直逼灵魂深处——让人无法回避的现场感，散发出真相的气息”。1993年，年仅21岁的安石榴只身来到深圳，先后经历了从一个流水线工人到主管，从一个杂志发行员到主编，再到一个独立策划人、撰稿人的历程，期间不停地搬迁和寻找、出走和返回，几乎所有的青春韶华都消磨在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他的生命历程本身就是外来“闯荡”深圳的众多人中一个具代表『生的缩影。他在深圳居住了七年，用大气磅礴的叙述和渗入骨髓的怀念，一一展开了对深圳区域和街道的追忆和展现，为我们勾勒出了深圳的轮廓和幽深。安石榴后来离开深圳了，但他所创造或者叙述的深圳依旧存在。在《我的深圳地理》一书的背后，安石榴充当着被动和节制的记录者，在美好与失落、相聚与离别、遐想与迷茫的回忆中，再现了蒙太奇式的片段和场景。在他的散文中，“深圳”是一个描写性的词汇也是一个抒情的词汇。安石榴“就像是在深圳地图上漫游～样，以深南大道为纬，出发、到达并确认着一个个地点”：石岩、龙华、梅林、八卦岭、下沙、巴登街、金坑山庄，等等。这些令每个深圳人熟悉的地名，有的是原来的一个镇，有的是一个城中村，有的则是一条不过千米长的街道。然而这些镇、村和街道在安石榴的文字里却充满了变化莫测的情感表达：暖昧的梅林、激情的石岩、隐逸的金坑山庄，等等。“深南大道宛如一道经纬分明的了望线，它使我对城市层层叠入的纵深处由模糊陌生而渐趋明朗熟悉”。正如安石榴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所说的地点必定具有怀念或奔赴的意义，它不是简单的地名的替代，也不是毫无旁证的空泛的美誉。于我而言，就等于一个生命的驿站，人生旅途中一处绝美的景致，一场难忘的聚会或一段揪心的记忆…“而事实上它确实是一个供人识别并含有取悦大众之意的地名，之所以成为地点，是因为它融入了我的想望、遭遇及理解，令我每每触及都暗觉亲切。八卦岭是我在深圳所撞入或撞入到我内心的地点之一，尽管我屡次都与之擦肩而过，但每一回都令我情愫暗生，那种潜移默化的深刻强烈上来，渐渐令我欲罢不能，像甜蜜的伤口一样常常不经意地碰起”(《八卦岭》)。安石榴散文中的深圳地名，已经不再是那实实在在的地名了，而是“虚”化了，是一种象征，一种暗示。文学中的地域和真实的地域存有巨大的差距，在文学之中，地域是一种特征或者符号，是气质或者气息。在很多场合，文学中的地域性只是一个依托，绝对不是为地域而地域，也不是因地域而文学…一所有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由此，我们来看安石榴的散文作品，是带有强烈的地域性的，从一点而至全面，由物及物，由人及人，是一种贯通了人性和生存，精神和灵魂的艺术创作。
安石榴的散文揭示了安石榴与深圳地理之间充满感染力和激情的关系。他“是深圳这座城市每一个明亮和阴暗之处的游走者，一个身体和灵魂都在不停搬迁和奔突的人!”他“到过深圳不少隐秘的去处，被种种来路不明的情愫所触动”(《在一座城市之中搬迁自己》)。一个人和自己生活的地方是一种伦理和道德的关系。这不仅意味着他必须接受这个地方的秩序、传统和伦理约束，也意味着他对地方性的事物拥有许多个人传记色彩的记忆，一个人对生活之地的经验首先是一种与个人传记经验密不可分的、充满利害关系的道德生活体验。某些空间秩序及其事物见证了他的个人记忆，他亲历的事件，他的快乐和痛苦。随着岁月流逝或移居他处，伦理关系和道德体验也会变成审美经验。七年的光阴改变不了一名过客的宿命，安石榴在散文中没有抱怨他的城市，而是对“不被预知和随遇而安的生活充满感恩”。地域给予作家的教诲是复杂的，地域是自由和限制，是想象力的产物也是近乎命运的事物：“深圳绝对是一个暖昧的城市，这个地方有太多的东西令人揣测和迷糊不清。在现实泡沫般巨大而眩目的背景之下，经济、环境、观念、工作、生活、性这些易于迷惑及纠缠不清的事物若隐若现，把城市和人神秘地抛出与匿藏。我觉得，要形容—个在现代的背景中快速生长的地点，用“暖昧”这个词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我们无法预知，而这个词却带着广泛而宽阔的预示性，随时意味着一个全新领域将在期待中呈现”(《我在暧昧的梅林》)；“每一个沉陷深圳的人，对房子大抵都会有深刻的感受，这种感受的源头恰恰不是那些琳琅满目中尚且争相崛起的楼盘社区，而是与心情、境遇同样错落无着的城中村”(《从上沙向下沙漫步》)。
《我的深圳地理》既是作者本人的“深圳地理”，同样也是众多前来深圳寻梦与频繁往返者的“深圳地理”。从《我的深圳地理》这部书所描画出的剖面图按图索骥，不光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安石榴这些年来在深圳的踪迹，更重要的是可以由此扫描至0一群人在这座城市由介入到存留的状态，还可窥斑见豹地探询到深圳几十年来的变迁和发展。散文的叙述虽然是以作者自身的经历、遭遇为展开线索，但作者巧妙地将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思想变化，通过观察透视的角度融人到一个类同的人群当中，使之成为一个人群在一个特定场景的声音与缩影。而书中大量穿插的对公众地点、事件、背景的感受和记忆，则犹如把读者带入到现实的徜徉，不仅能轻易唤起亲历者的追忆怀想，同时能够撩拨起旁观者的探究热情。安石榴的散文不仅揭示出—个地方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深刻地挖掘一个地方的自然历史所蕴涵的美学意味以及道德内涵，还展现了自我逐步地把外部空间改写为自我疆域的构成过程。对他所生活的区域的深入理解和区域感受的挖掘，构成了安石榴散文中充满情感认知的“文学地理学”。
“二线关”，涉及到人在空间上的自我定义，涉及人与环境的关系，也涉及在特定的经验环境中人与人、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关系。“二线关”是深圳和中国地理历史 上最重要的区分标志之一，它们是庇护也是隔离的标志。“二线关”提醒着如同它的物质形式—样稳固的群体认同。这些地理景观具有结构上的持久性，它能够给予居住在它的庇护之内的人们提供一种植根于某个地方的存在感，这些人文地理景观给—个地方的人们提供关于过去的历史记忆的符号和叙述，这样的陈述促进了个人对地方的认同感，和某个群体的集体意向。人类经验和人对世界的感知无疑受到这种认同感的影响，地方在群体行为和个人行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有时候，能不能办到边防证或能办多久的使用期限，甚至成为衡量一个人在深圳混得好不好的标准之一!”这是社会地理学的主题之一：这里的我们和那里的他们常常是以地域来划界的。人们采用“空间速记”的方法来总结其他群体的特征，根据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对“他们”进行定义，又根据“他们”，对其所居住的地方进行定义。“生活在别处”，曾经是这些人离家出走的理由，而深圳这座年轻得没有皱纹的城市，无疑成了他们的首选之地。“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要像主人一样活着。”安石榴毫无底气的宣告，再次证明他们在与环境的对撞共生中，总是能深刻地感受到现实的强力，好象总是“躲得过阳光，躲不过阴影”。为了曾经的阴影能够照亮后来者，安石榴不得不祭起主体间性这把利器，以便使自己的记录更接近存在的真相。与安石榴的《从二线关进城》一样，王十月的《关卡》也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散文。对于王十月而言，南头关曾经“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它横亘在城乡之间，把我的世界一分为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因为办不到一张边防证，使他的“深圳之行推迟了数年”。
对于南头关，作家之所以有话要说，有道理可讲，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在那里留下了指纹。而这些留下指纹的人，往往是陌生的闯入者。他们与世界的突然相遇，仿佛是命运的短兵相接，不得不接，又不能不接。对其他群体的定义总是与空间关系和地区依附的思想相连。作家提供了与此有差别的看法，地方对人具有建构作用，但自我既不是封闭的主体也不是地域的从属体，自我意识到的经验过程参与了这种建构。人的地方性意识和属性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庇护性的身份，但对作家所描述的自我来说，这种身份，如同其地方意义和特性一样是生成性的而非本质主义的。
群体特性与地理特性相结合，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定义，就像存在着地域之间的中心与边缘的区分行为一样，揭示了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把地域特征与群体特性相互界定的行为中，存在着作为自我命名者还是被命名者、作为主体建构行为还是客体建构行为这种重要的差异。在地域特性与群体特{生的建构过程中，人们一贯的做法是把自己所恐惧的事物都投射向他者。因此，对某一群体的归属条件之一，就是把恐惧和厌恶投射给他人。人们总是疑虑自我的防御体系不够坚固，隔离他者的手段不够可靠。在这样的过程中，微弱的个人声音是没有作用的，而失去异口同声的争辩力量的哭泣声更没有力量。但对散文家来说，个人的痛苦仍然具有这样的力量，它能够融化“边界”。在个人痛苦的历史中，作家吸取了“二线关”的另一种象征意义。
王十月反映的“南头关”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物，而是一个“打工作家”对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境遇感知。王十月的散文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地理学，他力图利用存在主义方法来重建社会群体和个人空间传记，力图以人是景观的创造者而不是从属者、是它的探索者而不是征服者的地位，来改变历史景观。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总是借助地理范畴来发挥其对人潜在性的影响。作为人的经验世界的地理环境，被人类的创造与感知活动赋予了各种形态和象征含义，大地的表面成为人类的塑造物，折射着政治文化和个人的想象，体现着某种聚合性和区分标记，并且被时代相传。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王十月的散文介入这一历史过程，并与之形成批评性关系。在王十月的散文中，地理特性和自我特性似乎是—个相互发现的过程。“关”是深圳地理上的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特性。“关”也是王十月的一个个人词汇，是一个充满秘密的隐喻。一个城市不仅仅是一块地方，而且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比起“一线”，“二线”是打工时代最有地标意义的象征，藏隐了更多真实可触的东西。
地域特征在“打工作家”塞壬的散文里也是无处不见。塞壬仿佛是摇着一个镜头容量巨大的摄像机，由远及近地向我们揭示着她的精神地理。
我惯于遭遇那些隐秘的生活，陌生的气息袭
来，隔离的场景，如同一个清醒的人置身在一场模
糊而不可靠的梦境，这个梦境后来逐渐清晰，我很
快就有了跟它相同的气味，我从来服从这生存的
场。当陌生和隔离慢慢被洗掉之后，一个人就这样
消失了。没有人认识我，我在哪里，我将要去哪儿，
无声无息，像沉入漆黑的深水里，连同她的气味。
2005年，我不停地游走在东莞的常平镇、寮步镇、
厚街镇、虎门镇之间。……我御掉了广州的手机卡，
换上了东莞的新号码，我不打算把它告诉那些朋
友，他们已无法进入我现在的生活，他们属于过去。
一个人就这样失踪，我似乎有点迫不及待，竞这么
迅速地切掉外界通向我的所有路径，我几乎是扑向
了东莞的镇，我喜欢自已这样无蔽的敞开之状，飞
翔或者飞奔，透明、轻快，看见自己，辨认自己，然后
说出并领会。(塞壬《在镇里飞》)
只有坚持在场写作，我们的潜能才会在“场”中被激活，被唤醒，我们的记忆才会在“场”中被恢复、被刷新。一个工业时代的强大在于强迫你不断的焦虑，不断的游走，而没有归宿，没有安栖灵魂的故乡。塞壬显然意识了这一点，所以记叙现象只是她文章的一种表象，或者说一种形式，她的主要目的是借助现象的描写，来传达一种气息，一种人类共有的气息。换句话说，塞壬注重的不是这些事物本身，而是物质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光影、喻意、镜像和玄机。塞壬的目的显然达到了，她用自己盘根错节、葳蕤茂盛的文字，形成了一个个韵味独具的气场。“如果不对命运妥协，我就得一次次地离开，我的下落不明的生活将永远继续。这样的下落不明散发着一种落魄的气味”(塞壬《下落不明的生活》)。这些气场，就像一个个磁场，让读者『光惚之间就深陷进去了，再借助塞壬文字中的东莞人事，迅速复苏自己往事的种种记忆，精神愉悦和精神怀恋从而产生，由此还会带来人类彼此的情感升华和精神通感。
一直在工厂打工的郑小琼，更是一个打工现场的固守和张扬者，她绵密的语词里面，氤氲着属于她个人的怜悯、生动、独特的工业气息和生存符号，她的工厂、村庄、马路都是个陛的，别人没有涉及和没有想到的，她专注的写作构成了个几的生命和灵魂风景。她的散文真实、苦难、疼痛、忧郁、热烈，是我们在别处看到了一个作家内心和周遭的事物风貌，乃至自身的灵魂风景。从一开始就具备了自己的一种浓郁、深厚的地域个性和个体 特色。散文写作者是日常生活的发现者。散文需要写作者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找到与自己场域共振的东西。哪怕这些场域平淡得厉害，譬如街道、陌生人、水龙头、阳光，因为有了个人视角的介入，这些平常的生活片断，便有了值得关注的新鲜和价值。如她以东莞黄麻岭村为题材的几百首“打工诗歌”所记叙的工厂的生活，包括他们的情感及其人生选择，都是朴实的，真切的，是植根于南方土地上的生命书写。她的《从中兴路到邮局》一文也令人喜欢，它不是那种大开大合的历史人文，而是真切的生存感觉，乃至个人对于南方工业村落的具体事物和生活经验的平实而富有诗意的展露。在《从中兴路到邮局》里，出现了街道、小巷、邮局、银行、五金店、百货店、纯净水店、理发店、鞋店、化州快餐店、品评川菜馆、湘菜馆，卖甘蔗的，卖水果的，烤红薯的……郑小琼以一种日趋向下的视角，切入了她曾经陌生现在熟悉的工业小镇的内部，我从她的作品中看到的是一种真实而芜杂的城镇生活镜像，甚至有新闻摄影作品画面冲击般的震撼，但这是作家内心世界里的城镇，是经过过滤的城镇场景，所以，它的意义不在于重现，而在于重构。她“似乎窥探到某种秘密，然后把这些物像在我的内心与诗歌中留下它们的投影，让这些杂乱的事物在我文字中找到秩序”。“打工散文”里的“地域陛”和“时代性”一样，是一个“打工作家”的宿命，他们其实想摆脱都摆脱不了。“地域性”不是一个外在概念，而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就“打工作家”而言，地域性是我们血液的一种成分，它是那么自然地随着汉字形诸于我的纸上。任何一个诗人的任何实"录、描绘、想象甚至荒诞的虚构，其实都在他所处地域的格局之内。在世界文学范围里，有许多流亡作家都说过类似的一句话：随身携带的祖国，基本也是这个意思。作家与他所处的地域，并不仅是两个有联系的概念，在写作的那刻，他们体现了同一陛：地域即人，人即地域。我们现在所见更多的，只是一些特定地域元素在文字中的简单陈列，那种游记类民俗风情式的东西所展示的“地域性”，都是可笑的皮相之属。在某一块大地生长的真正的作家，只要表达了他的内心，就表达了他的地域，两者之间并无隔阂。只有有限的写作才能通向无限。从一个特殊性的角度去探讨世界与人类的普遍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只有这样做，才能免于凌空蹈虚，身无根基。“最真切的、最令自我迷醉的文化气息是从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磁场”(安石榴《在一座城市之中搬迁自己》)。通过对安石榴、王十月、塞壬、郑小琼的个案分析，我觉得，他们的“打工散文”是具备了多种向度的写作。他们出发于地域，但却不被限制，携带地域，而又能出脱地域，有着超群的想象力和感悟力。他们是细微的，也是宏阔的，是自由的，更是有内在的气质和气韵的。他们已经抵达和接近了写作者的原始使命，即：从我，发现更多的我，从一地开始，巡视并领悟更多的“一地”。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去掉了脂粉、娇柔和虚饰虚伪，是一种刚性的，优雅的，节制的写作姿态。他们为自己开辟一个广大的区域，这是对经验、情感、思想、生活的整理和重述，是一个人围绕自身对族群、环境与时代进行勘探和编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和广东省哲学社科“十一五”规划项目“中国打工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东莞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