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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5年12月2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默先生因病去世。我们为此深感悲痛。这对于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不啻一重大损失。
蒙默（1926—2015），四川盐亭人，1993年聘为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历任四川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获国务院有特殊贡献专家津贴，1992年退休。
《文史杂志》自2016年第1期起做了一些改变，特设“封面人物”专栏，介绍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具有较大社会声望或学术影响的已故和健在的专家、学者，以“为往圣继绝学”。本期“封面人物”，我们特邀蒙默先生的学生，省政府文史馆特约馆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复生教授对蒙默先生的学术进行回顾；又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支持下，将天健文史社对蒙默先生生前的采访一并登载，以此作为我们对一位史学前辈的深切怀念！
前记：我曾有幸于1982年初至1984年底追随蒙默老师学习西南民族史。此前的本科生阶段，老师讲授的“西南民族史”课程引起我的莫大兴趣，毕业时如愿地考取了蒙老的民族史研究生。对民族史的学习，老师要求不仅要熟读古代文献记载，也须重视田野调查。严格的要求和训练使学生深受教益。虽然后来我没有专门从事民族史的研究，但仍常到蒙老师处请教，聆听教诲，每每有得。去年8月21日周五，蒙老师电话学生《蒙文通全集》已到，当晚到老师家中，见老师神气顺畅，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三天之后，从蒙师娘处得知老师已经住进了医院，并说蒙老师近两三个月已发现身体异样，且精神大不如前，只是和你们谈起学问，精神一下就好了。这印证了学生的长期感受——对学术研究的热爱和追求已经融入到老师的生命之中。在与白血病魔抗争四个月后，老师于2015年12月20日停止了呼吸，仁者寿，享年九十。去世的前一天，在华西医大的病床上，蒙老手示以刚刚收到的商务印书馆寄来的样书《南方古族论稿》，回顾起当年学生随行的在贵州的民族调查，脸庞露出粲然的笑容。这是蒙老师最后的然而也是永远的笑容，定格在了学生的脑海中。蒙先生以学术为生命，长期致力于中国南方民族史、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不断取得创造性的新成果，真正体现了生命不止、笔耕不辍的学者本分，令人敬佩。他耗时20余年整理的320万字的《蒙文通全集》刚刚出版，去世前夕又目睹凝聚着约40年心血的40多万字的民族史研究新著问世，焉得不喜！粲然笑容对蒙默先生的学术生命作了完美的诠释。
蒙先生治学广博，这里仅就先生在民族史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作一简要陈述。谨以此文，向蒙默老师表示学生的崇高敬意！
蒙默先生1957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秦汉史研究室，1960年曾参加《中国史稿》后阶段的部分编改工作，开始对“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了深刻的领悟。1961年他调回四川大学历史系，做蒙文通先生的科研助手，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75年，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作调查采访，在四川省博物馆于凉山州举办的文物考古学习班讲授“古代的凉山”专题，反响热烈。1976年春，蒙默先生为配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撰写《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准备工作，搜集涉及凉山的古代民族资料，遂将民族史研究作为自己的重点工作。其研究范围随之扩大，由凉山彝族而及于彝语支民族的起源问题，再扩展于对西南地区的早期居民的探讨，进而对川西地区秦汉时期“夷”与“羌”问题展开深论；又结合对蒙文通《越史丛考》的整理，专题讨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蛮”问题，范围遂由西南民族及于中国南方民族。研究过程中，蒙默先生坚持古代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并重的研究思路，提出了许多突破性的见解，对中国西南及南方民族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下就其主要方面，梳理和揭示蒙默先生的民族史研究以及新知卓见。
一、彝族起源于“旄牛徼外”
为配合编写《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蒙先生搜集了关于凉山地区彝族的历史及其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的汉文资料，编成《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分作十六类，共三百多条，由四川民族出版社1978年出版。蒙先生发现，虽然凉山地区现今的主要居民是彝族，但所搜集的资料表明，确定为彝族的资料不足五分之一，说明古代凉山地区民族成分复杂，不但称谓颇不一致，且又多有变化。这就需要仔细梳理，对该地区古代的民族面貌做出说明。蒙先生通过对彝族社会的调查资料、老彝文翻译资料、彝汉词汇的对比查证，地域上的研究范围也扩大到贵黔彝区，终于对彝族的起源和凉山彝族历史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探讨。
在彝族的起源问题上，历来主要有两说，以《后汉书·西羌传》所载的自赐支河首南下的“旄牛种越巂羌”最为流行。汉文文献载，彝族的一世祖先居于“旄牛徼外”。蒙先生分析指出：越巂羌南下在公元前4世纪，而老彝文文献记载，彝族先民早在此前就已居住于“邛之卤”，就是滇西北至川西甘孜州地区，也就是汉文资料上说的旄牛徼外。他进而根据彝族古籍和方位词的分析，认定彝族最早的住地应当是在近代彝族的北方或西北方，这里江河之水北南流而又常年积雪，此地只能在今四川甘孜州境内。再者，凉山彝族是从滇东北的昭通迁入的，也与“旄牛种越巂羌”无关。据彝族传说和老彝文的记载，彝族先民在迁徙和发展过程中，与云贵川的固有居民濮人相接触，最终融合，形成后来的彝族。凉山地区的大石墓和石板墓就是濮人的遗物，凉山彝族的进入时间大体在纪元前夕。这一问题在论文《试论彝族的起源问题》中作了深入的阐述，也写入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书中。[1]
与凉山彝族“有关”的是“东蛮”问题。今凉山州北部及其北邻，唐宋时期活动着勿邓、两林、丰琶等少数民族部落，史称“东蛮三部”，其中部分称为“乌蛮”，也有部分称为“白蛮”，是否是彝族先民，诸家有不同解释。许多学者是将之视作彝族先民来看待的。经蒙先生仔细辨析，最后认定，东蛮中的乌蛮是指么些、纳木依、虚米等西番部落，其称谓皆与“黑（人）”有关；东蛮中的白蛮则是操羌语支的尔苏、普米等西番部落，称谓都与“白（人）”有关，他们不是彝族先民。这一观点颇得学界认同，很快就被《纳西族史》编者吸取。[2] 西南古族汉晋间又有被称为“叟”者，分布很广。蒙先生从他们的具体活动和相关问题入手，撰写《说“叟”》（《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南中叟人、越巂叟人、蜀中叟兵、氐与叟不同称谓的异同，厘清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先生论证认为，它们内容复杂，不是统一的单一民族，也不属于氐羌系的部落和部族，应该予以具体分析。先生判定，叟称起于夷系民族，其使用范围扩展到氐、和胡羌，基本上在广义的蜀的范围。例如南中叟人是彝族先民，越巂之苏祈叟最可能属旄牛夷，斯叟则可能是西蕃之属。“叟”这一称谓一度作为泛称而使用，如蛮、夷之类，只是后来被放弃而为其他族称取代而已。这一见解，得到学界认同。
二、凉山彝族有一段“兹莫统治时期 ”
兹莫统治是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被遗忘了的历史，蒙先生提出：“彝族历史上有过一个上千年的兹莫统治时期”。兹莫统治经先生的研究得以“复活”。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众所周知，凉山彝族社会在20世纪50年代尚处于奴隶制阶段，然而对于它的形成及其社会面貌，除有一些零星的调查材料外，人们知之甚少。据调查，民主改革前的凉山彝族聚居区有两种形态的制度，一是诺合统治区，二是土司统治区。诺合统治区占彝族聚居区的九成。占近7%户数的诺合（一般称作黑彝）占有70%的土地，是奴隶主，直接占有占人口五成的曲诺（一般称作白彝），直接或间接占有占人口三分之一的阿加奴隶（安家娃子）和占人口十分之一的呷西奴隶（锅桩娃子）。而土司统治区占彝族聚居区的十分之一，诺合人口则仅占区内千分之一。
一般认为，诺合统治是一种奴隶制度，元朝建立的土司制度则是封建领主制，这是用土司取代黑彝的统治。通过调查，蒙老发现，西南各地彝族的情况大有不同，云贵没有诺合统治形态。凉山地区在古代也没有诺合统治形态，只是明代中叶以后，诺合联合起来反对兹莫（或土司），抢夺了土司的土地和官百姓，这就产生了诺合统治形态；进而发现，土司和兹莫是凉山彝族中内涵并不相同的名词，兹莫是自古就有的部落首领，元代往往任命兹莫为土司官员，故而长期以来人们常常将二者混为一谈。云贵川的彝区都存在兹莫统治形态，兹莫处于最上一级，诺合处于第二等级。只是凉山地区情况有所变化，诺合反叛摆脱了兹莫的统治，成为新的上层统治者，兹莫势力式微，凉山彝族社会形态土地制度遂从土司所有向个体私有发展，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进入了它的发达时期。兹莫统治时期知达千年以上，兹莫是诺合、曲诺、阿加、呷西之上的最高等级。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厘清了彝族古史上的重要问题，得到民族学界的普遍认可。[3]这一重要发现写进了合作的专著《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
时值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正热，蒙先生将对彝族史的研究引入中国古史的分期，认为西周应属奴隶社会；而兹莫统治时期的彝族社会与西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各级兹莫很像西周的天子、诸侯、卿大夫，虽层层臣属而又各有其直接统治区域和臣民，等等，从经济基础与上层都极其相似。这一观点在1978年10月长春举行的分期问题讨论会上作了介绍，引起与会者的很大注意。
三、西南地区的早期居民：僰为僚说
由彝族史的研究发端，蒙先生进而对西南古代民族的早期居民问题进行了探索。历来的流行看法是，西南地区的古代民族基本上都是从外迁入的，氐羌系民族来自西北甘青，百越系民族来自两广，苗瑶系民族则从两湖地区迁来。这种说法无法解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大量新石器时代文物。蒙先生通过汉彝文献的考察，论证了西南地区的早期居民主要是濮人，濮人在魏晋以后称为僚人。先生发表长篇论文《僰为僚说——兼论古代西南地区的濮人与昆明》，提出濮僚系民族是西南地区的早期居民的新论。[4]该文发表后，引起广泛讨论，赞同者有之，部分赞同者有之，似未有完全否定者。无独有偶，贵州田曙岚先生在此前后撰有《试论濮、僚与仡僚的起源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和《“僚”的研究与我国西南民族若干历史问题（初稿）》两文得以发表。[5]其中对“濮—僚—仡佬”演变的看法，与蒙先生基本一致。追溯前贤，民国时期先有章太炎《西南属夷小记》、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两文，与蒙先生的见解大体类同。先生结合新材料，经过长期思考，继而从仡佬族自称的演变入手，晚年时撰写了《〈僰为僚说〉补议》[6]一文，使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这一理论更为完整。
古代巴蜀地区民族繁多，记载混乱，计有濮、、苴、共、奴、、夷、蜒、滇、僚、僰等十一个族称，他们的族属问题长期未得其解，或言为藏缅、或言为苗瑶，或说蜀为氐而巴为苗，也有说巴为僚蜀为氐，更有另立巴族、蜀族之名者。针对这一问题，先生撰《试论古代巴、蜀民族及其与西南民族的关系》一一考而论之，认为这十一族称中，除共人可能是越人、奴人可能是戎人外，其余九族都是僚人的支系或异称，与西南濮僚民族同属一大族系（《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西南民族史上，有著名的“僚人入蜀”事件，那么，蜀地在僚人入蜀之前有无僚人呢？有人认为“蜀本无僚”，入蜀之后才有之，然而这是站不住脚的。先生撰《“蜀本无僚”辨》（《西南民院学报》1983年3期），比较了不同史料的记载，分析了蜀土原有之僚与牂牁北上之僚的异同，坐实了蜀本有僚这一事实，进而又对《蜀鉴》引李膺《益州记》“僚人入蜀”所记材料作了细密的辨析，[7]申论了这一观点，得到学界普遍认同。
四、秦汉时期的“夷”“羌”是两大族系
藏缅语族是西南地区的主体民族，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西南地区藏缅语族各民族都是古代氐羌之后，合称为“氐羌系”。致此之源，可能因前揭《后汉书·西羌传》上所载的自赐支河首南下的“旄牛种越巂羌”，也可能指早期对《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开首一段理解不同。《史记》这段话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关键是，这里“氐类”是仅指“白马”还是范围更广？过去多解氐类是指比白马更大范围的西南夷民族，甚至认为司马迁所说的“西南夷”都是氐羌系。 蒙先生在探索彝族起源时已指出，彝族起源于“旄牛徼外”，被称为“夷”而非“羌”，继而认为彝语支的纳西族、白族、傈僳族的起源与彝族一样，均与西羌无关。蒙先生指出，据孙宏开先生的语言研究，现存羌族、普米族、尔苏等九种语言皆属羌语支，与“夷”无关；又指出，汉王朝颁发给少数民族邑侯君长的印章，“羌”和“夷”是分开的，《后汉书》中，夷人事入《西南夷列传》，羌人事入《西羌传》。蒙先生提出：汉代之“夷”与“羌”是两个不同的族系。他在《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发表《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一文，从汉代西南羌人的来源和发展、汉代夷系各支与近世彝语支各族、彝语支民族起源地区探索等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论述。其中对各族群的汉彝文的文献记载、语言系属、民间传说、彝语方位词等内容的分析，成为精彩的篇章。
该文发表后，获民族史学界的极高评价，影响日增。它解决了一桩长期悬而未决的疑案，是西南民族史研究的重大突破。民族史专家石硕教授说：“蒙默先生在此文对我们从民族系统（族系）上重新认识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的古代民族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但指出了长期以来由于‘夷’‘羌’不分和合‘夷’于‘羌’所导致的‘泛羌论’即将横断山区的古代民族大多笼统地归之于羌这一传统观点中所包含的明显偏差，而且为我们最终辨明彝语支民族的族属及历史流变提供了正确的途径和可能。”[8]又说：“此观点的提出，对从民族系统上重新认识古代西南民族之面貌有重要意义，是西南民族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突破与贡献。”[9]这一观点也被前面提到的《纳西族史》所接受，而将纳西族的先民归入“夷”系。
五、“南蛮”三族的演变有迹可循
《后汉书·南蛮列传》分记“南蛮”瓠、廪君、板楯三族，然魏晋而后，三族之迹却又晦而未明。如《宋书》《南史》等唯言瓠、廪君，《魏书》《周书》《北史》等书又但称瓠，而于板楯皆付阙如。三族演变轨迹到底如何？蒙先生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蛮”》，分别梳理三族的演变，指出：板楯人在先秦时期广泛活动于嘉陵江流域和陕汉水流域的上游地区，汉初和魏晋时期有过多次大规模的迁徙，其裔族至南宋犹被作为一单一民族。廪君、瓠之裔近世犹有可考：廪君族活动地区在南朝的西阳郡、北朝的东荆州一带，留居川鄂湘接壤地区者颇多，一直延续至今；瓠族分布最广，北归者多与汉族融合，留居湘西黔东的瓠之裔相传至今。这一研究于198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学术讲演，颇得好评，被认为论证精当，足可补史之阙，刊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创校廿五周年纪念专号》（1988年）。
属“南蛮”之属者，还有很多族群的历史是不清楚的，蒙先生在这方面作了许多重要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对瓠后裔的演变作了令人信服的考论。其一，《“山都木客”为畲族先民简论》认为，有晋唐间之“山都木客”即后世称的“山徭木客”，实是瓠之裔，是东迁至皖贛粤山林中的莫徭之属，也就是近代畲族的先民。其二，《论苗族族源讨论中的西支来源说及有关问题》对苗族西来说提出疑问，利用若干苗族古歌的材料，勾画了苗族先民的活动轨迹，指出尧舜时称为三苗或有苗，先秦时期称为蛮或南蛮。秦将白起伐楚略取蛮夷，置黔中郡，后改为武陵郡，以后即以瓠蛮之名载于史册（原刊《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1、2合期）。其三，1978年，四川万县发现唐墓，是唐刺史冉仁才之墓；然而冉仁才的族属却引起了争论，多指冉氏为巴人之后。蒙先生撰《也谈四川万县唐冉仁才墓》，以确凿无疑的史料证明，万县冉氏也是瓠之后，是瓠蛮西迁的一支，接受了汉文化，最终与汉民族融合。其四，今渝东南和黔东北、湘西有不少田氏居民，且自称为宋黔州刺史田祐恭之后，田氏族属的认定比较混乱。此问题关系西南民族的历史，且与现实问题密切相连。蒙先生撰《宋思州田祐恭族属考索》结合地方史志的材料论证，唐代居住在巴东至黔中的“时祀槃瓠皮骨”的田氏蛮族，无疑是瓠之裔。此田氏在明代为黔桂一带四大土司之一，地位十分重要。田氏后裔分散四方，许多已经融入汉族或其他民族之中（《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以上四例，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生动的事例。
六、研究其他民族的新见卓识
蒙先生的民族史研究涉猎广泛，每篇新作，皆有新的见解，往往给人以极大启发。下面再略陈数例。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西南民族学界曾有两场热烈的讨论，一是对“白马藏族”的讨论，一是对“僰人悬棺”的讨论；两者的讨论，都涉及族属问题。于前者，蒙先生撰《“白马番”渊源初探》，梳理历史文献记载源流，分析白马番（即白马藏族）的社会生活习俗，认定白马藏族虽然20世纪50年代划归为藏族，实乃古代氐人遗裔，他们仍然保留着独特的民族特征。对于悬棺的主人大体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僰人悬棺的主人如其名，就是秦汉以来的僰人，再是认为悬棺的主人实为僚人。蒙先生撰《“僰人悬棺”辨疑》，认为僰与僚是同一民族的他称与自称，得到许多学者的肯定。由于蒙先生在这一领域内的影响，当地学者曾水向编著《悬棺与岩画》，乃求序于先生。[10]
关于土家族族源历来论而未决。先生曾于20世纪80年代初到川黔湘鄂土家族地区考察，覃思熟虑，撰成《谈土家族的族源问题》[11]重要论文，极富新意。土家族自称“比兹卡”，土家语被认为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名家潘光旦先生认为土家族是巴人之后，蒙先生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先生论证，巴人指“巴地之人”，包含的民族非止一种。针对两种主要观点，先生认为，《后汉书》等史料所记的鄂西廪君蜒人乃百越民族的一支，《后汉书》所载之嘉陵江流域的板楯人属于百濮亦即僚人，均非土家族的先民。先生从不同角度作了严密的论证，从语言上看，说藏缅语族语言的湘西土家族的先民只可能是古代羌戎民族的一支，从习俗上或是文献上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一新说具有相当的挑战性，我认为却是无可辩驳的。
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凝结着蒙先生的研究心血，曾撰《扬越地域考》，证明古之所谓“扬越”实与诸书所称“百越”，而明清文献中所记住在四川东南（今渝东南）和黔东北的所谓“南客”，实为壮侗民族北迁者。[12]先生进而在《苍梧、西瓯和乌浒——侗族远源探索》[13]文中，从历史语言学入手，分析了壮侗语族的三个语支，以及各语支下的语言，对许多学者认为“百越”到唐宋时期才分化为壮、布、侗、水、黎、毛南等族的推论颇不以为然。先生通过民俗、历史地理学的大量材料，认为古代岭南民族应当为东西两系，东系为苍梧—西瓯—乌浒，是侗水语支各族的先民；西系为路人—骆越、里人—俚人、句町、山僚，是壮语支、黎语支民族的先民。先生还对《后汉书·南蛮列传》进行剖析，指出该传“槃瓠”一词不仅常被用来称呼苗瑶民族先民，也常被用作五溪各族的泛称；又从语言学上分析，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认定苍梧、西瓯、乌浒不仅是侗族的先民，而且应当是侗水语支各族的先民。诸族住地相近、习俗相近，而且语言上同属一个语支，自称非常接近。这一结论也获学界的一致好评。 蒙先生晚年的封笔之作是《试释〈太平寰宇记〉所载黔州“控临番十五种落”》。《寰宇记》记载黔州“控临番十五种落”，包括“牂牁、昆明、柯蛮、桂州、提光、蛮蜒、葛僚、没夷、巴、尚抽、勃傩、新柯、俚人、莫徭、白虎”，分布在黔州及其所管五十三个番州境内，这是唐宋时期“黔中道”内民族情况的线索，然而却长期未得其解。先生经三十多年的研讨，考订其中一半都是僚人（7个）；并且指出，宋明以后僚人逐渐衰落，人口日益减少，成为黔中道中人数最少的世居民族。这就为一个千年未解的悬案给出了圆满的答案。先生谦逊地说，这只是一个“初步看法”（《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11期），但它开拓出了一个可以探讨的广阔空间。
蒙默先生民族史研究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整理蒙文通先生的《越史丛考》一书。1964年秋，蒙文通先生受越南河内综合大学某君请托，为回答“越史”上的一些问题而深研越史。然因“文革”浩劫，蒙文通先生累遭迫害，虽日间疲惫于“劳改”，夜晚回家犹撰述弗辍。1968年5月他完成初稿，然而还来不及修改定稿，竟含恨逝世。面对着一堆尚未整理的零散文稿，蒙默先生义不容辞，立即着手于原稿的史料核对及补充、调整、文字修润工作。整理后的全书分作十二目，共十余万言，可谓尽皆珠玑。是书于1983年出版后，引起学界极大反响。书中“始终贯串着爱国主义精神”（李一氓语）。《人民日报》发表专文予以高度评价。学界公认其是20世纪有关中国南方民族史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小结
以上就蒙默先生关于南方民族史的主要内容和观点作了梳理，也试图分析它们在学术史上的贡献和突破，或遗漏尚多，或未能达旨，均当由学生负责。
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的先生《南方古族论稿》封底上的一段评述说：“本书是作者几十年民族史研究的总结，是近年来民族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作者坚持古代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并重的研究思路，对民族史许多已有的结论提出了突破性的见解。本书所论包括彝族、藏族、土家族、仡佬族、苗族、畲族、侗族等西南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对历史、考古、人类学、社会学研究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这段话，颇得其实，然而犹有不足。重视历史语言学的对比研读，重视发掘民间传说的史料价值，亦是先生民族史研究的两大亮点。关于蒙先生民族史研究的方法和多彩风貌，则当另文研述了。
稍微接触民族史者知道，有关南方民族古史的记载断断续续，零星分散，抵牾丛脞如蓁芜塞路，如果不经细细辨识，有如坠入五里雾中，特别是在民族和族群的族属和源流问题上尤其如此，今因先生的梳理和研究而明朗了许多！拜读和学习先生著作，总是感到新意阵阵，袭人心脾。先生关于南方民族史研究著作，许多篇章具有“经典”意义，十分难得，是当今南方民族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成果。
注释：
[1]蒙默：《试论彝族的起源问题》，载《思想战线》1980年第1期；《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是北京和云贵川学者的合作成果，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
[2]蒙默：《唐宋时期“东蛮”族属的探讨》，原载童恩正主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1989年。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出版。
[3]蒙默：《凉山彝族兹莫统治时期》，载《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4期。
[4]分别载于编写组编《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内部刊物）1977年第1期、1978年第1期。该编写组由中国社科院和云贵川三省有关单位组成。
[5]分别载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一集），1980年4月；《参考资料》（第八集）1981年9月。
[6]原载云南民族大学编《民族学报》第十辑，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年出版。
[7]蒙默：《〈蜀鉴〉引李膺〈益州记〉“僚人入蜀”条辨析》，载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文史杂志》2013年第4期。
[8]石硕：《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4-165页。
[9]石硕：《说“牦牛种越巂羌”》，载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线装书局2005年出版，第291页。
[10]蒙先生两文分别载四川民族研究所编《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内部文集），1980年；《思想战线》1983年第1期；曾水向编著《悬棺与岩画》，四川美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蒙先生序文又载《文史杂志》2003年第4期。
[11]载汪宁生主编《民族学报》第六辑，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
[12]蒙默：《扬越地域考》，原载《百越民族史论丛》，1985年；又有《南客小考——附论侗人之北迁》，原载《南方民族史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出版。
[13]载蒙默：《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出版。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蒙默（1926—2015），四川盐亭人，1993年聘为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历任四川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获国务院有特殊贡献专家津贴，1992年退休。
《文史杂志》自2016年第1期起做了一些改变，特设“封面人物”专栏，介绍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具有较大社会声望或学术影响的已故和健在的专家、学者，以“为往圣继绝学”。本期“封面人物”，我们特邀蒙默先生的学生，省政府文史馆特约馆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复生教授对蒙默先生的学术进行回顾；又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支持下，将天健文史社对蒙默先生生前的采访一并登载，以此作为我们对一位史学前辈的深切怀念！
前记：我曾有幸于1982年初至1984年底追随蒙默老师学习西南民族史。此前的本科生阶段，老师讲授的“西南民族史”课程引起我的莫大兴趣，毕业时如愿地考取了蒙老的民族史研究生。对民族史的学习，老师要求不仅要熟读古代文献记载，也须重视田野调查。严格的要求和训练使学生深受教益。虽然后来我没有专门从事民族史的研究，但仍常到蒙老师处请教，聆听教诲，每每有得。去年8月21日周五，蒙老师电话学生《蒙文通全集》已到，当晚到老师家中，见老师神气顺畅，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三天之后，从蒙师娘处得知老师已经住进了医院，并说蒙老师近两三个月已发现身体异样，且精神大不如前，只是和你们谈起学问，精神一下就好了。这印证了学生的长期感受——对学术研究的热爱和追求已经融入到老师的生命之中。在与白血病魔抗争四个月后，老师于2015年12月20日停止了呼吸，仁者寿，享年九十。去世的前一天，在华西医大的病床上，蒙老手示以刚刚收到的商务印书馆寄来的样书《南方古族论稿》，回顾起当年学生随行的在贵州的民族调查，脸庞露出粲然的笑容。这是蒙老师最后的然而也是永远的笑容，定格在了学生的脑海中。蒙先生以学术为生命，长期致力于中国南方民族史、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不断取得创造性的新成果，真正体现了生命不止、笔耕不辍的学者本分，令人敬佩。他耗时20余年整理的320万字的《蒙文通全集》刚刚出版，去世前夕又目睹凝聚着约40年心血的40多万字的民族史研究新著问世，焉得不喜！粲然笑容对蒙默先生的学术生命作了完美的诠释。
蒙先生治学广博，这里仅就先生在民族史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作一简要陈述。谨以此文，向蒙默老师表示学生的崇高敬意！
蒙默先生1957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秦汉史研究室，1960年曾参加《中国史稿》后阶段的部分编改工作，开始对“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了深刻的领悟。1961年他调回四川大学历史系，做蒙文通先生的科研助手，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75年，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作调查采访，在四川省博物馆于凉山州举办的文物考古学习班讲授“古代的凉山”专题，反响热烈。1976年春，蒙默先生为配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撰写《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准备工作，搜集涉及凉山的古代民族资料，遂将民族史研究作为自己的重点工作。其研究范围随之扩大，由凉山彝族而及于彝语支民族的起源问题，再扩展于对西南地区的早期居民的探讨，进而对川西地区秦汉时期“夷”与“羌”问题展开深论；又结合对蒙文通《越史丛考》的整理，专题讨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蛮”问题，范围遂由西南民族及于中国南方民族。研究过程中，蒙默先生坚持古代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并重的研究思路，提出了许多突破性的见解，对中国西南及南方民族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下就其主要方面，梳理和揭示蒙默先生的民族史研究以及新知卓见。
一、彝族起源于“旄牛徼外”
为配合编写《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蒙先生搜集了关于凉山地区彝族的历史及其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的汉文资料，编成《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分作十六类，共三百多条，由四川民族出版社1978年出版。蒙先生发现，虽然凉山地区现今的主要居民是彝族，但所搜集的资料表明，确定为彝族的资料不足五分之一，说明古代凉山地区民族成分复杂，不但称谓颇不一致，且又多有变化。这就需要仔细梳理，对该地区古代的民族面貌做出说明。蒙先生通过对彝族社会的调查资料、老彝文翻译资料、彝汉词汇的对比查证，地域上的研究范围也扩大到贵黔彝区，终于对彝族的起源和凉山彝族历史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探讨。
在彝族的起源问题上，历来主要有两说，以《后汉书·西羌传》所载的自赐支河首南下的“旄牛种越巂羌”最为流行。汉文文献载，彝族的一世祖先居于“旄牛徼外”。蒙先生分析指出：越巂羌南下在公元前4世纪，而老彝文文献记载，彝族先民早在此前就已居住于“邛之卤”，就是滇西北至川西甘孜州地区，也就是汉文资料上说的旄牛徼外。他进而根据彝族古籍和方位词的分析，认定彝族最早的住地应当是在近代彝族的北方或西北方，这里江河之水北南流而又常年积雪，此地只能在今四川甘孜州境内。再者，凉山彝族是从滇东北的昭通迁入的，也与“旄牛种越巂羌”无关。据彝族传说和老彝文的记载，彝族先民在迁徙和发展过程中，与云贵川的固有居民濮人相接触，最终融合，形成后来的彝族。凉山地区的大石墓和石板墓就是濮人的遗物，凉山彝族的进入时间大体在纪元前夕。这一问题在论文《试论彝族的起源问题》中作了深入的阐述，也写入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书中。[1]
与凉山彝族“有关”的是“东蛮”问题。今凉山州北部及其北邻，唐宋时期活动着勿邓、两林、丰琶等少数民族部落，史称“东蛮三部”，其中部分称为“乌蛮”，也有部分称为“白蛮”，是否是彝族先民，诸家有不同解释。许多学者是将之视作彝族先民来看待的。经蒙先生仔细辨析，最后认定，东蛮中的乌蛮是指么些、纳木依、虚米等西番部落，其称谓皆与“黑（人）”有关；东蛮中的白蛮则是操羌语支的尔苏、普米等西番部落，称谓都与“白（人）”有关，他们不是彝族先民。这一观点颇得学界认同，很快就被《纳西族史》编者吸取。[2] 西南古族汉晋间又有被称为“叟”者，分布很广。蒙先生从他们的具体活动和相关问题入手，撰写《说“叟”》（《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南中叟人、越巂叟人、蜀中叟兵、氐与叟不同称谓的异同，厘清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先生论证认为，它们内容复杂，不是统一的单一民族，也不属于氐羌系的部落和部族，应该予以具体分析。先生判定，叟称起于夷系民族，其使用范围扩展到氐、和胡羌，基本上在广义的蜀的范围。例如南中叟人是彝族先民，越巂之苏祈叟最可能属旄牛夷，斯叟则可能是西蕃之属。“叟”这一称谓一度作为泛称而使用，如蛮、夷之类，只是后来被放弃而为其他族称取代而已。这一见解，得到学界认同。
二、凉山彝族有一段“兹莫统治时期 ”
兹莫统治是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被遗忘了的历史，蒙先生提出：“彝族历史上有过一个上千年的兹莫统治时期”。兹莫统治经先生的研究得以“复活”。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众所周知，凉山彝族社会在20世纪50年代尚处于奴隶制阶段，然而对于它的形成及其社会面貌，除有一些零星的调查材料外，人们知之甚少。据调查，民主改革前的凉山彝族聚居区有两种形态的制度，一是诺合统治区，二是土司统治区。诺合统治区占彝族聚居区的九成。占近7%户数的诺合（一般称作黑彝）占有70%的土地，是奴隶主，直接占有占人口五成的曲诺（一般称作白彝），直接或间接占有占人口三分之一的阿加奴隶（安家娃子）和占人口十分之一的呷西奴隶（锅桩娃子）。而土司统治区占彝族聚居区的十分之一，诺合人口则仅占区内千分之一。
一般认为，诺合统治是一种奴隶制度，元朝建立的土司制度则是封建领主制，这是用土司取代黑彝的统治。通过调查，蒙老发现，西南各地彝族的情况大有不同，云贵没有诺合统治形态。凉山地区在古代也没有诺合统治形态，只是明代中叶以后，诺合联合起来反对兹莫（或土司），抢夺了土司的土地和官百姓，这就产生了诺合统治形态；进而发现，土司和兹莫是凉山彝族中内涵并不相同的名词，兹莫是自古就有的部落首领，元代往往任命兹莫为土司官员，故而长期以来人们常常将二者混为一谈。云贵川的彝区都存在兹莫统治形态，兹莫处于最上一级，诺合处于第二等级。只是凉山地区情况有所变化，诺合反叛摆脱了兹莫的统治，成为新的上层统治者，兹莫势力式微，凉山彝族社会形态土地制度遂从土司所有向个体私有发展，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进入了它的发达时期。兹莫统治时期知达千年以上，兹莫是诺合、曲诺、阿加、呷西之上的最高等级。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厘清了彝族古史上的重要问题，得到民族学界的普遍认可。[3]这一重要发现写进了合作的专著《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
时值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正热，蒙先生将对彝族史的研究引入中国古史的分期，认为西周应属奴隶社会；而兹莫统治时期的彝族社会与西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各级兹莫很像西周的天子、诸侯、卿大夫，虽层层臣属而又各有其直接统治区域和臣民，等等，从经济基础与上层都极其相似。这一观点在1978年10月长春举行的分期问题讨论会上作了介绍，引起与会者的很大注意。
三、西南地区的早期居民：僰为僚说
由彝族史的研究发端，蒙先生进而对西南古代民族的早期居民问题进行了探索。历来的流行看法是，西南地区的古代民族基本上都是从外迁入的，氐羌系民族来自西北甘青，百越系民族来自两广，苗瑶系民族则从两湖地区迁来。这种说法无法解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大量新石器时代文物。蒙先生通过汉彝文献的考察，论证了西南地区的早期居民主要是濮人，濮人在魏晋以后称为僚人。先生发表长篇论文《僰为僚说——兼论古代西南地区的濮人与昆明》，提出濮僚系民族是西南地区的早期居民的新论。[4]该文发表后，引起广泛讨论，赞同者有之，部分赞同者有之，似未有完全否定者。无独有偶，贵州田曙岚先生在此前后撰有《试论濮、僚与仡僚的起源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和《“僚”的研究与我国西南民族若干历史问题（初稿）》两文得以发表。[5]其中对“濮—僚—仡佬”演变的看法，与蒙先生基本一致。追溯前贤，民国时期先有章太炎《西南属夷小记》、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两文，与蒙先生的见解大体类同。先生结合新材料，经过长期思考，继而从仡佬族自称的演变入手，晚年时撰写了《〈僰为僚说〉补议》[6]一文，使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这一理论更为完整。
古代巴蜀地区民族繁多，记载混乱，计有濮、、苴、共、奴、、夷、蜒、滇、僚、僰等十一个族称，他们的族属问题长期未得其解，或言为藏缅、或言为苗瑶，或说蜀为氐而巴为苗，也有说巴为僚蜀为氐，更有另立巴族、蜀族之名者。针对这一问题，先生撰《试论古代巴、蜀民族及其与西南民族的关系》一一考而论之，认为这十一族称中，除共人可能是越人、奴人可能是戎人外，其余九族都是僚人的支系或异称，与西南濮僚民族同属一大族系（《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西南民族史上，有著名的“僚人入蜀”事件，那么，蜀地在僚人入蜀之前有无僚人呢？有人认为“蜀本无僚”，入蜀之后才有之，然而这是站不住脚的。先生撰《“蜀本无僚”辨》（《西南民院学报》1983年3期），比较了不同史料的记载，分析了蜀土原有之僚与牂牁北上之僚的异同，坐实了蜀本有僚这一事实，进而又对《蜀鉴》引李膺《益州记》“僚人入蜀”所记材料作了细密的辨析，[7]申论了这一观点，得到学界普遍认同。
四、秦汉时期的“夷”“羌”是两大族系
藏缅语族是西南地区的主体民族，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西南地区藏缅语族各民族都是古代氐羌之后，合称为“氐羌系”。致此之源，可能因前揭《后汉书·西羌传》上所载的自赐支河首南下的“旄牛种越巂羌”，也可能指早期对《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开首一段理解不同。《史记》这段话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关键是，这里“氐类”是仅指“白马”还是范围更广？过去多解氐类是指比白马更大范围的西南夷民族，甚至认为司马迁所说的“西南夷”都是氐羌系。 蒙先生在探索彝族起源时已指出，彝族起源于“旄牛徼外”，被称为“夷”而非“羌”，继而认为彝语支的纳西族、白族、傈僳族的起源与彝族一样，均与西羌无关。蒙先生指出，据孙宏开先生的语言研究，现存羌族、普米族、尔苏等九种语言皆属羌语支，与“夷”无关；又指出，汉王朝颁发给少数民族邑侯君长的印章，“羌”和“夷”是分开的，《后汉书》中，夷人事入《西南夷列传》，羌人事入《西羌传》。蒙先生提出：汉代之“夷”与“羌”是两个不同的族系。他在《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发表《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一文，从汉代西南羌人的来源和发展、汉代夷系各支与近世彝语支各族、彝语支民族起源地区探索等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论述。其中对各族群的汉彝文的文献记载、语言系属、民间传说、彝语方位词等内容的分析，成为精彩的篇章。
该文发表后，获民族史学界的极高评价，影响日增。它解决了一桩长期悬而未决的疑案，是西南民族史研究的重大突破。民族史专家石硕教授说：“蒙默先生在此文对我们从民族系统（族系）上重新认识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的古代民族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但指出了长期以来由于‘夷’‘羌’不分和合‘夷’于‘羌’所导致的‘泛羌论’即将横断山区的古代民族大多笼统地归之于羌这一传统观点中所包含的明显偏差，而且为我们最终辨明彝语支民族的族属及历史流变提供了正确的途径和可能。”[8]又说：“此观点的提出，对从民族系统上重新认识古代西南民族之面貌有重要意义，是西南民族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突破与贡献。”[9]这一观点也被前面提到的《纳西族史》所接受，而将纳西族的先民归入“夷”系。
五、“南蛮”三族的演变有迹可循
《后汉书·南蛮列传》分记“南蛮”瓠、廪君、板楯三族，然魏晋而后，三族之迹却又晦而未明。如《宋书》《南史》等唯言瓠、廪君，《魏书》《周书》《北史》等书又但称瓠，而于板楯皆付阙如。三族演变轨迹到底如何？蒙先生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蛮”》，分别梳理三族的演变，指出：板楯人在先秦时期广泛活动于嘉陵江流域和陕汉水流域的上游地区，汉初和魏晋时期有过多次大规模的迁徙，其裔族至南宋犹被作为一单一民族。廪君、瓠之裔近世犹有可考：廪君族活动地区在南朝的西阳郡、北朝的东荆州一带，留居川鄂湘接壤地区者颇多，一直延续至今；瓠族分布最广，北归者多与汉族融合，留居湘西黔东的瓠之裔相传至今。这一研究于198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学术讲演，颇得好评，被认为论证精当，足可补史之阙，刊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创校廿五周年纪念专号》（1988年）。
属“南蛮”之属者，还有很多族群的历史是不清楚的，蒙先生在这方面作了许多重要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对瓠后裔的演变作了令人信服的考论。其一，《“山都木客”为畲族先民简论》认为，有晋唐间之“山都木客”即后世称的“山徭木客”，实是瓠之裔，是东迁至皖贛粤山林中的莫徭之属，也就是近代畲族的先民。其二，《论苗族族源讨论中的西支来源说及有关问题》对苗族西来说提出疑问，利用若干苗族古歌的材料，勾画了苗族先民的活动轨迹，指出尧舜时称为三苗或有苗，先秦时期称为蛮或南蛮。秦将白起伐楚略取蛮夷，置黔中郡，后改为武陵郡，以后即以瓠蛮之名载于史册（原刊《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1、2合期）。其三，1978年，四川万县发现唐墓，是唐刺史冉仁才之墓；然而冉仁才的族属却引起了争论，多指冉氏为巴人之后。蒙先生撰《也谈四川万县唐冉仁才墓》，以确凿无疑的史料证明，万县冉氏也是瓠之后，是瓠蛮西迁的一支，接受了汉文化，最终与汉民族融合。其四，今渝东南和黔东北、湘西有不少田氏居民，且自称为宋黔州刺史田祐恭之后，田氏族属的认定比较混乱。此问题关系西南民族的历史，且与现实问题密切相连。蒙先生撰《宋思州田祐恭族属考索》结合地方史志的材料论证，唐代居住在巴东至黔中的“时祀槃瓠皮骨”的田氏蛮族，无疑是瓠之裔。此田氏在明代为黔桂一带四大土司之一，地位十分重要。田氏后裔分散四方，许多已经融入汉族或其他民族之中（《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以上四例，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生动的事例。
六、研究其他民族的新见卓识
蒙先生的民族史研究涉猎广泛，每篇新作，皆有新的见解，往往给人以极大启发。下面再略陈数例。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西南民族学界曾有两场热烈的讨论，一是对“白马藏族”的讨论，一是对“僰人悬棺”的讨论；两者的讨论，都涉及族属问题。于前者，蒙先生撰《“白马番”渊源初探》，梳理历史文献记载源流，分析白马番（即白马藏族）的社会生活习俗，认定白马藏族虽然20世纪50年代划归为藏族，实乃古代氐人遗裔，他们仍然保留着独特的民族特征。对于悬棺的主人大体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僰人悬棺的主人如其名，就是秦汉以来的僰人，再是认为悬棺的主人实为僚人。蒙先生撰《“僰人悬棺”辨疑》，认为僰与僚是同一民族的他称与自称，得到许多学者的肯定。由于蒙先生在这一领域内的影响，当地学者曾水向编著《悬棺与岩画》，乃求序于先生。[10]
关于土家族族源历来论而未决。先生曾于20世纪80年代初到川黔湘鄂土家族地区考察，覃思熟虑，撰成《谈土家族的族源问题》[11]重要论文，极富新意。土家族自称“比兹卡”，土家语被认为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名家潘光旦先生认为土家族是巴人之后，蒙先生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先生论证，巴人指“巴地之人”，包含的民族非止一种。针对两种主要观点，先生认为，《后汉书》等史料所记的鄂西廪君蜒人乃百越民族的一支，《后汉书》所载之嘉陵江流域的板楯人属于百濮亦即僚人，均非土家族的先民。先生从不同角度作了严密的论证，从语言上看，说藏缅语族语言的湘西土家族的先民只可能是古代羌戎民族的一支，从习俗上或是文献上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一新说具有相当的挑战性，我认为却是无可辩驳的。
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凝结着蒙先生的研究心血，曾撰《扬越地域考》，证明古之所谓“扬越”实与诸书所称“百越”，而明清文献中所记住在四川东南（今渝东南）和黔东北的所谓“南客”，实为壮侗民族北迁者。[12]先生进而在《苍梧、西瓯和乌浒——侗族远源探索》[13]文中，从历史语言学入手，分析了壮侗语族的三个语支，以及各语支下的语言，对许多学者认为“百越”到唐宋时期才分化为壮、布、侗、水、黎、毛南等族的推论颇不以为然。先生通过民俗、历史地理学的大量材料，认为古代岭南民族应当为东西两系，东系为苍梧—西瓯—乌浒，是侗水语支各族的先民；西系为路人—骆越、里人—俚人、句町、山僚，是壮语支、黎语支民族的先民。先生还对《后汉书·南蛮列传》进行剖析，指出该传“槃瓠”一词不仅常被用来称呼苗瑶民族先民，也常被用作五溪各族的泛称；又从语言学上分析，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认定苍梧、西瓯、乌浒不仅是侗族的先民，而且应当是侗水语支各族的先民。诸族住地相近、习俗相近，而且语言上同属一个语支，自称非常接近。这一结论也获学界的一致好评。 蒙先生晚年的封笔之作是《试释〈太平寰宇记〉所载黔州“控临番十五种落”》。《寰宇记》记载黔州“控临番十五种落”，包括“牂牁、昆明、柯蛮、桂州、提光、蛮蜒、葛僚、没夷、巴、尚抽、勃傩、新柯、俚人、莫徭、白虎”，分布在黔州及其所管五十三个番州境内，这是唐宋时期“黔中道”内民族情况的线索，然而却长期未得其解。先生经三十多年的研讨，考订其中一半都是僚人（7个）；并且指出，宋明以后僚人逐渐衰落，人口日益减少，成为黔中道中人数最少的世居民族。这就为一个千年未解的悬案给出了圆满的答案。先生谦逊地说，这只是一个“初步看法”（《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11期），但它开拓出了一个可以探讨的广阔空间。
蒙默先生民族史研究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整理蒙文通先生的《越史丛考》一书。1964年秋，蒙文通先生受越南河内综合大学某君请托，为回答“越史”上的一些问题而深研越史。然因“文革”浩劫，蒙文通先生累遭迫害，虽日间疲惫于“劳改”，夜晚回家犹撰述弗辍。1968年5月他完成初稿，然而还来不及修改定稿，竟含恨逝世。面对着一堆尚未整理的零散文稿，蒙默先生义不容辞，立即着手于原稿的史料核对及补充、调整、文字修润工作。整理后的全书分作十二目，共十余万言，可谓尽皆珠玑。是书于1983年出版后，引起学界极大反响。书中“始终贯串着爱国主义精神”（李一氓语）。《人民日报》发表专文予以高度评价。学界公认其是20世纪有关中国南方民族史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小结
以上就蒙默先生关于南方民族史的主要内容和观点作了梳理，也试图分析它们在学术史上的贡献和突破，或遗漏尚多，或未能达旨，均当由学生负责。
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的先生《南方古族论稿》封底上的一段评述说：“本书是作者几十年民族史研究的总结，是近年来民族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作者坚持古代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并重的研究思路，对民族史许多已有的结论提出了突破性的见解。本书所论包括彝族、藏族、土家族、仡佬族、苗族、畲族、侗族等西南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对历史、考古、人类学、社会学研究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这段话，颇得其实，然而犹有不足。重视历史语言学的对比研读，重视发掘民间传说的史料价值，亦是先生民族史研究的两大亮点。关于蒙先生民族史研究的方法和多彩风貌，则当另文研述了。
稍微接触民族史者知道，有关南方民族古史的记载断断续续，零星分散，抵牾丛脞如蓁芜塞路，如果不经细细辨识，有如坠入五里雾中，特别是在民族和族群的族属和源流问题上尤其如此，今因先生的梳理和研究而明朗了许多！拜读和学习先生著作，总是感到新意阵阵，袭人心脾。先生关于南方民族史研究著作，许多篇章具有“经典”意义，十分难得，是当今南方民族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成果。
注释：
[1]蒙默：《试论彝族的起源问题》，载《思想战线》1980年第1期；《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是北京和云贵川学者的合作成果，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
[2]蒙默：《唐宋时期“东蛮”族属的探讨》，原载童恩正主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1989年。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出版。
[3]蒙默：《凉山彝族兹莫统治时期》，载《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4期。
[4]分别载于编写组编《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内部刊物）1977年第1期、1978年第1期。该编写组由中国社科院和云贵川三省有关单位组成。
[5]分别载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一集），1980年4月；《参考资料》（第八集）1981年9月。
[6]原载云南民族大学编《民族学报》第十辑，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年出版。
[7]蒙默：《〈蜀鉴〉引李膺〈益州记〉“僚人入蜀”条辨析》，载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文史杂志》2013年第4期。
[8]石硕：《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4-165页。
[9]石硕：《说“牦牛种越巂羌”》，载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线装书局2005年出版，第291页。
[10]蒙先生两文分别载四川民族研究所编《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内部文集），1980年；《思想战线》1983年第1期；曾水向编著《悬棺与岩画》，四川美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蒙先生序文又载《文史杂志》2003年第4期。
[11]载汪宁生主编《民族学报》第六辑，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
[12]蒙默：《扬越地域考》，原载《百越民族史论丛》，1985年；又有《南客小考——附论侗人之北迁》，原载《南方民族史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出版。
[13]载蒙默：《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出版。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