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决定结束实行多年的“一胎制”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全面二胎政策。尽管到各地完全落实“全面二胎”政策，还有一段时间，但“全面二胎”已成定局。
　　但“全面二胎”政策只是生育政策改革的一个小起点，全面放开二胎还是远远不够的。首先，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并没有想象中的大，因此放开二胎甚至全面放开生育，并不会导致所谓的人口“报复性”反弹。而且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难以逆转。
　　其次，从基本权利的视角来看，生育权属于家庭，因而生育决策也应该回归家庭。是以一个家庭想生多少孩子以及生育多少孩子，不应该由国家政策来规定。
　　再次，从经济效率的视角来看，即使全面放开二胎，也难以扭转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如此一来，劳动力供给会不可持续，对长期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创新社会，对人口的需求不同。在强调创新的经济里，人多其实是一个优势。
　　最后，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如果只是放开全面二胎，可能会造成人口分布在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以及性别间的不平衡。

人口不会“报复性”增长

　　计划生育政策的支持者，特别是“一胎制”的支持者，担心一旦放开生育，就会迎来生育的“报复性”反弹，从而使得中国的人口负担加重到难以承担的地步。
　　南加州大学的王非2014年1月撰文指出，尽管有不同的测算，但新近的测算表明：假定中国没有实施一胎制，会多出生大概8000万人。这相比于其他会多出生3亿到4亿的断言，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数目。如果把一胎化政策调整为全面二胎政策，生育率至多会反弹至上世纪70年代末的水平。但考虑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等因素，其反弹后的水平会显著低于70年代末的水平。毕竟在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实施之前，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附近;而一胎化政策并没有进一步地大幅降低生育水平。
　　这或许还是未能打消部分计划生育政策支持者的疑虑，但从2013年的“单独二胎”到2015年的“全面二胎”，短短两年时间就对生育政策做出进一步调整，个中缘由，可堪玩味。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应该是原先预计“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后，每年新增200万人。但实际上到2014年底累计新增申请生育“单独二胎”的不到100万。这或许也是短时间内生育政策再次调整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全面二胎政策的效果还有待后续的观察，但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使得家庭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极大提升，全面二胎也未必会导致报复性反弹。根据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随着经济发展，出生率将会进一步下降。日本和丹麦的例子都表明即便政府不仅不限制生育，甚至鼓励生育，也不能有效提升出生率。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性收入的增长。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11月3日在《纽约时报》刊文评论中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时，指出女性参与就业和收入增长，使得女性在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上更加理性，而这种理性才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生育决策应回归家庭

　　计划生育的支持者往往试图论证“一胎制”带来的种种好处，这些好处主要是指减少人口从而减少国家负担，进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前面已经说过，一胎制的作用没有那么大，而人口下降主要得益于经济发展，尤其是女性参与就业和提升收入所致。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非意图的“好处”，例如女童受教育的水平提高等。同济大学的赵旭东等人2013年在《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评论称：独生子女成年后表现更加独立。
　　一项公共政策的辩论固然要分析其好处与坏处，但更加根本的问题是是非问题。也即是说谈计划生育政策改革，不能“只谈好坏、不问是非”。但基本权利的视角，在相关的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讨论中，却不太多见。
　　因此在这里有必要重申一下。国家当然可以引导家庭的生育决策，但前提是此类引导性的政策和手段，不能是强制性的。相比于强制性的“节育环”，非强制性的措施，包括性教育、避孕和生育教育等，效果也很好。
　　例如盖茨基金会就发现及时在非常贫困的地区，如撒哈拉以南地区，妇女一旦学到避孕知识，并且能够以很低的价格获得避孕套后，生育率就迅速下降了。当然贫困通常会导致避孕知识缺乏。不过恰如盖茨基金会的工作显示的那样，只需很少的成本就可帮助妇女避孕。
　　另外，有一种常见的论调说“穷人越穷越生”，背后的逻辑是因为穷所以只能依靠劳动力。在没有其他有效办法的情况下，就只能靠多生来供给。这显然低估了穷人的智慧。穷人同样要考虑在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的权衡，考虑到教育投资的价格一路上涨，单单看重数量的策略也不是穷人的最佳选择。

人口规模大有利于创新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周羿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评价“全面二胎”政策的经济影响与社会后果。周羿在文中将人口规模与社会的经济结构连起来，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经济体：以农业为主的马尔萨斯经济体、以工业为主的索罗经济体，以及以技术和商业创新为主的乔布斯经济体。
　　在马尔萨斯经济体中，由于农业社会中土地的边际收益递减，每增加一个人最终能获得的收益也是递减的，是以人口规模扩大会导致生活水准下降。
　　而在索罗经济体中，主要依靠资本，资本流来流去最终使得在各地的边际收益差不多。假定人口也能自由流动，那么一个地方工资高了，资本就到其他工资低的地方去，而人口朝这个地区涌进来，一来一去，总体上人口规模与生活水平不相关。
　　而在乔布斯经济体中，人口规模扩大反而有利于创新。人多在信息时代有特别的优势。网络效应首先需要扩大网络参与者的规模，进而降低边际上的成本。一个几万人的城市开发一个应用，人均所要负担的成本可能比较高;但如果是上千万人甚至上亿人使用，人均负担的成本就很低。而这种网络效应正是新时期创新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创新则被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 　　经济增长当然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如果假定人群中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的分布是差不多的，在欧美的比例和在东亚的比例大致相当，那么人多的国家出现这类企业家的几率也就大一点。这正是人口规模对创新的重要作用。
　　而今天的中国虽然依旧以索罗经济的成分为主，但乔布斯经济占比在迅速上升，而马尔萨斯经济占比已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固守原有的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思路，未免有些不合时宜。
　　另外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大城市里人口多，但创新也多。正如上海交通大学的陆铭在《财经》杂志的一系列评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人口朝城市集聚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正面效应。时至今日，几乎每一个国家的首要大城市都集中了该国大部分的人口。一方面固然可以讨论的是城市本身的吸引力，比如说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公共服务等;但反过来看另一面，也不难发现人多不仅能扩展市场，也有助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从而激发创新。

只放二胎有可能造成新的失衡

　　最后，从社会公平的视角来看，即便全面二胎有助于部分缓解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但却有可能在东西部和城乡之间造成新的不平衡。
　　全面二胎当然也不足以全面缓解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在全面二胎正式落实之前，男女比例失衡已经非常严重，以适婚年龄段来看，男性比女性多出上千万的数量级。尽管全面二胎能部分缓解后面出生的人口的性别比，但之前出生的性别比例失调问题却难以解决。
　　也就是说，“光棍危机”仍将存在。道理也不复杂，假定之前已经出生的人中，男性多出上千万。那么即便部分男性能通过与比自己年纪小的女性结合，组成家庭，但要消除危机就意味着全面二胎政策要“有助于”多生上千万女孩，而这显然不是这个政策能完成的。充其量，在全面二胎政策之后出生的男女比例能比较协调，对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性别比例失调，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果维持全面二胎政策，那么会因为东西部和城乡之间的养育孩子的成本不同，而导致生育决策不同。在东部发达城市，一方面是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高，尤其是女性参与就业且拥有高工资的情形下，更是如此;另一方面是养育孩子的直接成本高，尤其是孩子的教育方面，花费不菲。这样一来，就会导致东部发达城市的出生率继续低于西部乡村。按目前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口的自由迁徙依旧困难重重，多出生在西部乡村的人则可能持续处在相对不富裕的状态。
　　加上传统观念的影响，出生的女孩在西部乡村得到教育的机会要低于在东部城市出生的女孩。这会造成两种不同的不平衡，一方面是女孩教育水平在东西部和城乡间的不平衡，另一方面是在西部和农村贫困地区，造成地区内男孩和女孩教育水平的不平衡。
　　宏观的政策讨论往往聚焦在整体层面，如果整体层面有改善，政策往往容易被接受。但也必须进一步看看政策对一个国家内不同群体造成的影响，以及对一个群体内部所造成的影响。如果二胎制有可能造成东西部和城乡间的失衡，有可能造成男女孩受教育水平不平衡，那么这一政策就需更进一步的辨析。
　　本文在此提出全面二胎是不够的，不仅仅是因为即便全面放开生育人口也不会报复性反弹，也是人多在新时期有人多的优势，还因为全面二胎政策有可能进一步扭曲人口结构，造成新的失衡。更何况，从基本权利的视角看，要将生育权还给家庭，由每一户家庭自主决定到底生几个孩子。
　　作者为本刊特约学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