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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市场主体自己去切蛋糕，比政府来切蛋糕和分蛋糕，更能够带来充分的竞争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已在社会各界形成共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因机制设计理论获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机制设计理论正是从制度角度研究如何实现既定目标，如提高经济效率、减少不平等、实现社会公平等等。该理论对认识中国经济社会制度的演变和创新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思路和分析框架，对推动中国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斯金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他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执教期间亲自指导了5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博士生，包括钱颖一、白重恩、李稻葵、王一江、许成钢，并对中国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日前，《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围绕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绩与形成的经验等问题对马斯金进行了专访。
中国减贫成就举世瞩目
中国经济报告：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40年，中国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你的角度来看，你认为最成功的一项改革是什么？
埃里克·马斯金：我认为中国过去40年最成功的一项改革举措是将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并使得众多低技能工人在制造业中实现就业从而提高了生活水平。中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都以9%或高于9%的GDP增速快速发展，这也意味着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过上了比他们上一辈更好的生活。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大量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中国在这方面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付出了更多努力，我们必须要予以表扬。
这项改革之所以能够解决贫困问题，其理论基础就是比较优势。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有大量贫困人口和低技能人口，国际贸易能够让发展中国家专注于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由于低技能人口在工资上更有竞争力，于是这部分人就能找到工作，随着劳动力市场对低技能人口的需求增加，他们的收入也会有所增长，于是可以解决贫困问题。
中国的实践也证明，最有效的扶贫措施就是给人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和发展出口，让一部分人成功进入制造行业工作，他们生产的产品被销往世界各地，从而使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这是一种很好的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报告：随着中国制造业逐步从价值链低端转向高端，中国应如何保障这些因出口而受益的工人继续提高生活水平？
埃里克·马斯金：的确，现在的全球化模式出现了一些变化。很多工人，不仅仅是中国工人，发现自己的工资停滞不前。我认为原因在于生产过程的国际化趋势，生产的国际化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本身也全球化了。你可能生活在中国，但是为另一个国家的人打工。那么，一些低技能劳动力就不再能够从全球化中受益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答案不是要停止国际化生产。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导致人们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并不具备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要为贫困人口提供接受教育及技能培训的机会，给他们赋能，让他们能够在全球市场中拥有竞争力，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当然，这需要巨大的投入。
中国经济报告：在提供教育和培训上，应该由政府还是市场来主导？
埃里克·马斯金：当然，教育和培训是很昂贵的。贫困人口没有钱接受教育和培训，雇主也没有积极性，那么谁来投资？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一是政府可以在教育方面加大直接投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机制设计让民营资本更加积极地投资教育，对民营企业投资针对低技能劳动力提供技能培训和教育的行为给予激励。
淡化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所有制差异是关键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中国目前最关键的一项改革是什么？
埃里克·马斯金：我认为最关键的改革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当然，这项改革必须是渐进展开的。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是令人担忧的。目前来看，我认为，逐渐淡化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所有制差异，并建立一套独立的体系和机构来解决混合所有制过程中出现的纠纷，这是当前非常重要的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从机制设计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可以设计一套机制来实现你刚才提到的改革目标，即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埃里克·马斯金：我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具体的机制。机制设计的原理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利用某个机制来实现特定的目标，这就是所谓的决策去中心化。因为机制设计者事先可能并不知道什么是最优结果，也缺少关键信息，因此必须通过机制设计间接地实现目标。我想中国一直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体量庞大的经济体，如何从过去政府主导经济活动转向有更多市场主体参与，这和我常提到的分蛋糕的例子很相像。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让市场主体自己去切蛋糕，比政府来切蛋糕和分蛋糕，更能够带来充分的竞争。而这背后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活动中设计去中心化的机制，让市场发挥作用。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在市场经济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不一定完全理性行事，机制设计需要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上吗？
埃里克·马斯金：事实上，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显示，人不是完全理性的，但我们通常可以预测他们将如何偏离理性。我们在设计机制时可以考虑这种偏离，让人们倾向于接受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选择，而不是限制他们的选择。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机制设计者要给予人们选择的自由。
这也是机制设计理论根据行为经济学的发现所做的改进。我们并没有告诉人们该怎么做，但在设计机制时会考虑他们的行为倾向。
中国经济报告：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和苏联都曾推动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在你看来，为什么中国成功而苏联失败了？
埃里克·马斯金：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建立了一个机制，让各省之间互相竞争。中央政府根据各省的经济表现来奖励政府官员，奖励的主要方式就是职务晋升。而且，如果有新的想法和政策，可以在一個省份先行试验，成功之后再推广到全国。即使政策不奏效，也不会导致出现全国性的风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苏联则没有这种竞争。苏联的特点是拥有庞大的政府机构，比如钢铁部和天然气部。但问题是没有办法将这些部门的表现进行比较，这种比较也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差异是中国和苏联出现不同改革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经济报告：“预算软约束”一词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是个高频词。你认为中国在改革中应该如何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
埃里克·马斯金：预算软约束的本质是政府不救助企业的承诺不可信，在计划经济国家，这会导致商品短缺成为常态，而在市场经济国家这种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出现的“大而不倒”现象。我曾和马赛厄斯·杜瓦特波特（Mathias Dewatripont）合作写了一篇题为《集中和分散经济中的信贷和效率》的论文。我们的文章探讨了信贷供给去中心化可以提高信贷市场的效率并降低金融救助的可能性。总的来说，低效率企业因为政府救助而继续生存下去会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过去几年在反腐败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何从机制设计的角度治理腐败？
埃里克·马斯金：关于腐败问题，我举一个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治理腐败的做法，不是限制政府公务员的薪酬，而是提高他们的薪酬，因此政府公务员这个工作在新加坡是十分有吸引力的。我认为反腐不应该是任何一个经济体的首要任务。只要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减少审批权，腐败问题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我认为首要任务应该是让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这样就会大大减少腐败发生的几率。
中国经济报告：你刚才数次提到了渐进推动改革。对于中国而言，你认为改革需要多久，或者改革到什么程度才算完成？
埃里克·马斯金：我无法做出具体的判断，因为这需要很详细的信息。但是从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渐进改革的效果始终比突然的改革要好。
中国经济报告：有学者认为，中国过去所采取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导致形成了不同的既得利益群体，并非每个人都均等地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在改革中，你认为应如何权衡效率与公平？
埃里克·马斯金：改革的确需要让每个人都尽可能分享到收益。因为如果不平等程度过高，国家将会面临较大的社会压力。因此我认为中国下一步改革要更多地关注公平，找到让更多低收入群体分享经济收益的方式。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加大教育和培训能够帮助低收入人群改善生活水平，中国在这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好。此外，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社会保障网，也可以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好的基本保障。
中国经济报告：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有人认为大数据的出现可能会使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埃里克·马斯金：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各类数据的时代，另外计算机的功能也更加强大，所以我们可以对数据进行分析，这使得制定的政策更有针对性。我们不再需要去猜测政策的效果，而是可以在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其可行性。这可以改进各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些政策也就更有可能取得成效。但这并不代表计划经济是更优的选择。
对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经济报告：当前在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趋势抬头。有人指责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给其他国家带来了收入增长停滞和失业问题。中国应该如何回应这种批评？
埃里克·马斯金：我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全球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密切相关。在过去20年，由于运输成本、沟通成本、贸易壁垒下降，全球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贸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更为重要的是，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也跨越国界了。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和印度就是很好的例子。但美国和欧洲一些人则认为，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落后了。
但我认为一些持有反全球化主张的人被误导了。我能理解有些人因为看到其他很多人从全球化中受益，而认为自己利益受到了侵占。确实，并不是每个人都从全球化中受益，但正确的回应方式不应该是阻挠全球化进程，而是要改进全球化，使得更多人能够从中受益。
在我看来，逆全球化的趋势只是暂时的。从长期来看，全球化会让每个人都受益。现在之所以很多人反全球化，只是因为全球化造成了一些不平等问题，各国现在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也会努力解决。只要每个人都能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反全球化的声音自然会消失。因此我預计在未来几年中全球化趋势将继续。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评价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在中美贸易摩擦中谁会是赢家？
埃里克·马斯金：没有人会从贸易摩擦中受益，这只会导致两败俱伤，所以我希望特朗普有关贸易战的威胁不会真正实施。特朗普是一个极不理性的人，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真正计划和目标。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中美两国消解贸易摩擦有何建议？
埃里克·马斯金：我觉得对话是解决争端的最有效方式。我希望双方能够派专业的官员坐下来讨论中美贸易问题，以和平的方式消弥分歧，而不是用提高关税或货币贬值的方式来解决。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近年来提出了一些新的国际合作模式，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你认为这会给全球化进程带来新的发展动力吗？
埃里克·马斯金：我希望“一带一路”倡议这类举措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我认为，中国愿意利用自己的远见卓识以及资本，帮助其他国家更好地发展，这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已在社会各界形成共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因机制设计理论获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机制设计理论正是从制度角度研究如何实现既定目标，如提高经济效率、减少不平等、实现社会公平等等。该理论对认识中国经济社会制度的演变和创新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思路和分析框架，对推动中国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斯金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他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执教期间亲自指导了5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博士生，包括钱颖一、白重恩、李稻葵、王一江、许成钢，并对中国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日前，《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围绕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绩与形成的经验等问题对马斯金进行了专访。
中国减贫成就举世瞩目
中国经济报告：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40年，中国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你的角度来看，你认为最成功的一项改革是什么？
埃里克·马斯金：我认为中国过去40年最成功的一项改革举措是将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并使得众多低技能工人在制造业中实现就业从而提高了生活水平。中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都以9%或高于9%的GDP增速快速发展，这也意味着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过上了比他们上一辈更好的生活。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大量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中国在这方面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付出了更多努力，我们必须要予以表扬。
这项改革之所以能够解决贫困问题，其理论基础就是比较优势。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有大量贫困人口和低技能人口，国际贸易能够让发展中国家专注于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由于低技能人口在工资上更有竞争力，于是这部分人就能找到工作，随着劳动力市场对低技能人口的需求增加，他们的收入也会有所增长，于是可以解决贫困问题。
中国的实践也证明，最有效的扶贫措施就是给人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和发展出口，让一部分人成功进入制造行业工作，他们生产的产品被销往世界各地，从而使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这是一种很好的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报告：随着中国制造业逐步从价值链低端转向高端，中国应如何保障这些因出口而受益的工人继续提高生活水平？
埃里克·马斯金：的确，现在的全球化模式出现了一些变化。很多工人，不仅仅是中国工人，发现自己的工资停滞不前。我认为原因在于生产过程的国际化趋势，生产的国际化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本身也全球化了。你可能生活在中国，但是为另一个国家的人打工。那么，一些低技能劳动力就不再能够从全球化中受益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答案不是要停止国际化生产。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导致人们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并不具备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要为贫困人口提供接受教育及技能培训的机会，给他们赋能，让他们能够在全球市场中拥有竞争力，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当然，这需要巨大的投入。
中国经济报告：在提供教育和培训上，应该由政府还是市场来主导？
埃里克·马斯金：当然，教育和培训是很昂贵的。贫困人口没有钱接受教育和培训，雇主也没有积极性，那么谁来投资？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一是政府可以在教育方面加大直接投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机制设计让民营资本更加积极地投资教育，对民营企业投资针对低技能劳动力提供技能培训和教育的行为给予激励。
淡化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所有制差异是关键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中国目前最关键的一项改革是什么？
埃里克·马斯金：我认为最关键的改革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当然，这项改革必须是渐进展开的。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是令人担忧的。目前来看，我认为，逐渐淡化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所有制差异，并建立一套独立的体系和机构来解决混合所有制过程中出现的纠纷，这是当前非常重要的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从机制设计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可以设计一套机制来实现你刚才提到的改革目标，即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埃里克·马斯金：我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具体的机制。机制设计的原理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利用某个机制来实现特定的目标，这就是所谓的决策去中心化。因为机制设计者事先可能并不知道什么是最优结果，也缺少关键信息，因此必须通过机制设计间接地实现目标。我想中国一直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体量庞大的经济体，如何从过去政府主导经济活动转向有更多市场主体参与，这和我常提到的分蛋糕的例子很相像。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让市场主体自己去切蛋糕，比政府来切蛋糕和分蛋糕，更能够带来充分的竞争。而这背后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活动中设计去中心化的机制，让市场发挥作用。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在市场经济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不一定完全理性行事，机制设计需要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上吗？
埃里克·马斯金：事实上，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显示，人不是完全理性的，但我们通常可以预测他们将如何偏离理性。我们在设计机制时可以考虑这种偏离，让人们倾向于接受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选择，而不是限制他们的选择。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机制设计者要给予人们选择的自由。
这也是机制设计理论根据行为经济学的发现所做的改进。我们并没有告诉人们该怎么做，但在设计机制时会考虑他们的行为倾向。
中国经济报告：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和苏联都曾推动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在你看来，为什么中国成功而苏联失败了？
埃里克·马斯金：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建立了一个机制，让各省之间互相竞争。中央政府根据各省的经济表现来奖励政府官员，奖励的主要方式就是职务晋升。而且，如果有新的想法和政策，可以在一個省份先行试验，成功之后再推广到全国。即使政策不奏效，也不会导致出现全国性的风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苏联则没有这种竞争。苏联的特点是拥有庞大的政府机构，比如钢铁部和天然气部。但问题是没有办法将这些部门的表现进行比较，这种比较也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差异是中国和苏联出现不同改革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经济报告：“预算软约束”一词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是个高频词。你认为中国在改革中应该如何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
埃里克·马斯金：预算软约束的本质是政府不救助企业的承诺不可信，在计划经济国家，这会导致商品短缺成为常态，而在市场经济国家这种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出现的“大而不倒”现象。我曾和马赛厄斯·杜瓦特波特（Mathias Dewatripont）合作写了一篇题为《集中和分散经济中的信贷和效率》的论文。我们的文章探讨了信贷供给去中心化可以提高信贷市场的效率并降低金融救助的可能性。总的来说，低效率企业因为政府救助而继续生存下去会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过去几年在反腐败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何从机制设计的角度治理腐败？
埃里克·马斯金：关于腐败问题，我举一个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治理腐败的做法，不是限制政府公务员的薪酬，而是提高他们的薪酬，因此政府公务员这个工作在新加坡是十分有吸引力的。我认为反腐不应该是任何一个经济体的首要任务。只要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减少审批权，腐败问题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我认为首要任务应该是让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这样就会大大减少腐败发生的几率。
中国经济报告：你刚才数次提到了渐进推动改革。对于中国而言，你认为改革需要多久，或者改革到什么程度才算完成？
埃里克·马斯金：我无法做出具体的判断，因为这需要很详细的信息。但是从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渐进改革的效果始终比突然的改革要好。
中国经济报告：有学者认为，中国过去所采取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导致形成了不同的既得利益群体，并非每个人都均等地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在改革中，你认为应如何权衡效率与公平？
埃里克·马斯金：改革的确需要让每个人都尽可能分享到收益。因为如果不平等程度过高，国家将会面临较大的社会压力。因此我认为中国下一步改革要更多地关注公平，找到让更多低收入群体分享经济收益的方式。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加大教育和培训能够帮助低收入人群改善生活水平，中国在这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好。此外，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社会保障网，也可以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好的基本保障。
中国经济报告：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有人认为大数据的出现可能会使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埃里克·马斯金：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各类数据的时代，另外计算机的功能也更加强大，所以我们可以对数据进行分析，这使得制定的政策更有针对性。我们不再需要去猜测政策的效果，而是可以在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其可行性。这可以改进各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些政策也就更有可能取得成效。但这并不代表计划经济是更优的选择。
对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经济报告：当前在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趋势抬头。有人指责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给其他国家带来了收入增长停滞和失业问题。中国应该如何回应这种批评？
埃里克·马斯金：我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全球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密切相关。在过去20年，由于运输成本、沟通成本、贸易壁垒下降，全球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贸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更为重要的是，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也跨越国界了。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和印度就是很好的例子。但美国和欧洲一些人则认为，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落后了。
但我认为一些持有反全球化主张的人被误导了。我能理解有些人因为看到其他很多人从全球化中受益，而认为自己利益受到了侵占。确实，并不是每个人都从全球化中受益，但正确的回应方式不应该是阻挠全球化进程，而是要改进全球化，使得更多人能够从中受益。
在我看来，逆全球化的趋势只是暂时的。从长期来看，全球化会让每个人都受益。现在之所以很多人反全球化，只是因为全球化造成了一些不平等问题，各国现在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也会努力解决。只要每个人都能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反全球化的声音自然会消失。因此我預计在未来几年中全球化趋势将继续。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评价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在中美贸易摩擦中谁会是赢家？
埃里克·马斯金：没有人会从贸易摩擦中受益，这只会导致两败俱伤，所以我希望特朗普有关贸易战的威胁不会真正实施。特朗普是一个极不理性的人，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真正计划和目标。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中美两国消解贸易摩擦有何建议？
埃里克·马斯金：我觉得对话是解决争端的最有效方式。我希望双方能够派专业的官员坐下来讨论中美贸易问题，以和平的方式消弥分歧，而不是用提高关税或货币贬值的方式来解决。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近年来提出了一些新的国际合作模式，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你认为这会给全球化进程带来新的发展动力吗？
埃里克·马斯金：我希望“一带一路”倡议这类举措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我认为，中国愿意利用自己的远见卓识以及资本，帮助其他国家更好地发展，这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