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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唯一一次抗击西方列强取得的胜利很多人把中法战争的胜利归功于刘铭传老将冯子材等殊不知从主要运筹者张之洞的角度观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幅更全面更清晰的战争画面——中法战争的胜利绝不简单是中方人数上的胜利它闪耀着现代军事智慧的光芒】
1884年（光绪十年）初，清军面对法军的进攻连连溃退，接近中越边境。慈禧太后一怒之下撤换全体军机大臣，启用主战派官员。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一直上奏主战，认为必须坚持作战，如果一味议和罢兵，则连年征兵耗饷整顿海防又有何意义。然而与其他主战派不同，他人多认为法军远涉重洋劳师远征，清军以逸待劳稳操胜算，而张之洞认为“法强华弱”，交战则不能不败，然而“非战不能练海防，非败不能练战”，只要坚定抵抗决心，就能从失败中摸索出获胜之道。张之洞以“法人屡败于刘团（刘永福），何以不馁”刺激朝廷，提出如果决心坚定，初败不馁，战术合理，就能够取胜。在防守上，张之洞主张采用守旅顺、烟台以固天津海防，守两广、闽浙以固北方海防的整体策略。在进攻上，张之洞提出持久战、招安黑旗军、发动越南军民等建议。出于对建议合理性和办事能力的认可，慈禧任命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
一上任，张之洞立即着手整顿广东省防，与湘军老将彭玉麟、淮军老将张树声亲自踏勘，将广州防卫分为虎门、黄埔、鱼珠三路，三人各自负责一路，连同城郊各炮台和要塞，增购新型洋炮，加强炮台守卫兵力和掩护兵力，布置水雷地雷，组织办理团练，雇募沙艇阻断内河等，形成以珠江口至广州之间层层设防的严密防守体系。广州之外，海南、廉州、潮州等地海疆辽阔，防不胜防，张之洞确定弃岸防强陆防的策略，架设电报线路，日夜监视海岸，准备一旦法军登陆，诱敌深入，节节消耗。战争期间，法国军舰多次对广州、钦州、廉州附近海面侦查，均因防守严密而不得不放弃。相对而言，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城均被攻破，导致清廷抵抗决心大大动摇。此次张之洞以坚固的广州防守，弭战无形，奠定了坚实的防守基础。
1884年8月23日，法国舰队偷袭福建马尾军港，福建水师全军覆灭，清廷随即对法宣战。10月初，法国舰队进攻台湾，基隆失陷。值此朝臣慌乱之际，张之洞上奏认为法军侵台是中国的良机。张之洞在战前早已分析，法军远征每名士兵至少耗费饷银七百元，国力无法长期支持，清军应作长期准备。此时法军主动开辟台湾战场，距越南太远，不仅不能呼应，反而牵制了自身的宝贵兵力。因而中国应以台湾牵制法军，趁机集中兵力在越南与法军决战。台湾军民在淮军名将刘铭传的带领下，顽强抗击法军。法军在台湾限于一城，进退维谷，不得已封锁台湾海峡，企图困死刘铭传。张之洞和刘铭传紧密联系，想尽办法打破封锁，建立通讯渠道，支援军火、饷银。张之洞突破法军封锁支援三批弹药，甚至主动为刘铭传招募十余名火药工匠，潜渡台湾以配土火药长期作战。整个战争中，法军攻台不仅没有发挥应有的牵制作用，反而在淡水、基隆等地屡被清军击败。在战略部署上，主动开辟台湾战场是法军一大败笔。
除军事外，张之洞还广泛关注外交、财政、政治等方面因素，以形成对军事的最大支持。就在清廷为庞大的军火、饷银开支束手无策之时，张之洞奏报朝廷同意后，通过各种途径，先后向港商、西方各国银行借银五百万两，并购买大量军火，支援越南、台湾两个战场。清廷对法宣战之后，两广总督衙门先后发布《严禁汉奸示》等四项谕示，激发居民爱国心，禁止愚民当汉奸，鼓励组建团练共同抗法。总督衙门四项谕示被香港华文报纸转载后，香港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法热潮。法国受伤军舰无人修理，淡水、食物、燃煤等物资无人运送，华工拒绝为法国公司工作。1884年9月底，港英政府对十名拒绝为法军运送物资的华工做出罚款处罚，引发香港全港罢工，“三合会”成员谋划炸毁法国军舰，港英政府最终不得不听任华人拒绝为法国人服务。法国驻上海领事经香港赴西贡时，面临行李无人搬运、无旅馆服务员为其服务的尴尬状况。针对澳门直通内地的情况，张之洞直接照会葡萄牙驻澳总督，要求葡萄牙严守中立法，不得为法国借地屯兵。而鉴于香港是清廷向列强购买军火的港口，张之洞则要求朝廷对英国援助法国之事视而不见，以便顺畅自己的军火通道。通过军事之外的各种举措，张之洞凝聚了抗法的民族共识，避免了汉奸内乱，有力支持了整个战争。《严禁汉奸示》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政府发布的反汉奸公告。
在战场外斗争的同时，张之洞上奏朝廷：招安刘永福，启用冯子材，增兵越南战场，命唐景崧景军、刘永福黑旗军与岑毓英滇军组成西线；老将冯子材组建萃军与潘鼎新、王德榜等军组成东线。张之洞格外重视调和将领之间关系，反复叮咛诸将以大局为重，和衷共济。随着战事开展，张之洞及时将收集的经验通报前线各军，提供战术战法指导，如接敌注意“低枪、散队、夜战”、扎营注意布设地雷、步兵如何构造防炮工事等。事后法国报纸曾报道说此战清军将领指挥水平高，必有在欧洲国家学习军事者，也从侧面说明有效的战术交流对提高清军作战水平的作用。1885年初，西线率先开始激战，清军围攻法军据守的宣光城。经一个多月激战，终因法军援军赶到而功败垂成。东线经历溃败之后，战地指挥权移交冯子材。冯子材在镇南关构筑长墙，顶住法军猛攻后，奇兵切断法军后勤补给线，经历两天激战，最终击溃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随即冯子材诸军乘势攻克文渊、谅山、松谷、屯海、观音桥等地，战前丢失越南疆土几乎全部收复，法军将领尼格里伤重而死。失败消息传回国内，法国总理茹费理引咎辞职，内阁倒台。
就在张之洞与冯子材等将领谋划攻克北宁时，清廷决定与法国议和，下令停战撤兵。张之洞再三上疏，指出条约未定不可撤兵，却被朝廷驳回，中法战争就此戛然而止。关于清军获胜的原因，李鸿章认为是“偏隅偶胜”。这种观点至今仍有影响，如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认为，“法军之战败不是由于清军的战斗力高和训练有素，而是由于人数上占压倒优势以及法军供应上存在的问题”，“尼格里将军的部队极端缺乏火药和其他供应，因为法国的‘苦力队’大批地开了小差”。这种说法并未深究原因。当时法军由伪军、黑人士兵和法国士兵三部分组成，作战时伪军在前、黑人居中、法人在后，黑人和伪军死伤不列入法军统计。故西方资料往往显示法国士兵参战人数少，伤亡小，实际上法方参战兵力远超统计兵力，伪军和黑人士兵死伤数量也往往数倍于法国本土士兵。刘永福多年蛰居越南屡挫法军、受到越南国王诏封；老将冯子材在广西、越南等地威名素重。伪军听说与刘、冯作战，心理畏惧，必然出现大量“开小差”现象。而清廷和张之洞也屡屡要求前线将领注重军纪，感化越南军民，扩大抗法统一战线。就此而言，《剑桥中国晚清史》列举的法军“苦力队”开小差等败因，恰恰是清军将领政治攻势所造成的。不仅是“开小差”，在法军大败的背景下，越南本地抵抗组织勃然兴起，北宁义军两万人欲以冯子材旗号协助清军。而河内、太原、西贡等地官绅纷纷来信愿为内应，送来钱款足够支持冯子材军一年。至于法军极端缺乏军火，则是军火供应线被清军切断造成。在战术运用方面，清军不仅出奇兵切断法军后勤补给线，而且敢于深入敌后，敢于主动出击诱敌来攻，获胜时敢于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如此获胜，岂能仅仅归结为偶然性。
而张之洞展现出的近代军事眼光更值得研究。这些军事思想闪耀着现代战争的光芒，虽然没有被清政府总结，但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实践再次证明。因而我们应该突破《剑桥中国晚清史》之类模式的认识局限性，从更宽广的视角挖掘和总结近代中国的经验和教训。
1884年（光绪十年）初，清军面对法军的进攻连连溃退，接近中越边境。慈禧太后一怒之下撤换全体军机大臣，启用主战派官员。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一直上奏主战，认为必须坚持作战，如果一味议和罢兵，则连年征兵耗饷整顿海防又有何意义。然而与其他主战派不同，他人多认为法军远涉重洋劳师远征，清军以逸待劳稳操胜算，而张之洞认为“法强华弱”，交战则不能不败，然而“非战不能练海防，非败不能练战”，只要坚定抵抗决心，就能从失败中摸索出获胜之道。张之洞以“法人屡败于刘团（刘永福），何以不馁”刺激朝廷，提出如果决心坚定，初败不馁，战术合理，就能够取胜。在防守上，张之洞主张采用守旅顺、烟台以固天津海防，守两广、闽浙以固北方海防的整体策略。在进攻上，张之洞提出持久战、招安黑旗军、发动越南军民等建议。出于对建议合理性和办事能力的认可，慈禧任命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
一上任，张之洞立即着手整顿广东省防，与湘军老将彭玉麟、淮军老将张树声亲自踏勘，将广州防卫分为虎门、黄埔、鱼珠三路，三人各自负责一路，连同城郊各炮台和要塞，增购新型洋炮，加强炮台守卫兵力和掩护兵力，布置水雷地雷，组织办理团练，雇募沙艇阻断内河等，形成以珠江口至广州之间层层设防的严密防守体系。广州之外，海南、廉州、潮州等地海疆辽阔，防不胜防，张之洞确定弃岸防强陆防的策略，架设电报线路，日夜监视海岸，准备一旦法军登陆，诱敌深入，节节消耗。战争期间，法国军舰多次对广州、钦州、廉州附近海面侦查，均因防守严密而不得不放弃。相对而言，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城均被攻破，导致清廷抵抗决心大大动摇。此次张之洞以坚固的广州防守，弭战无形，奠定了坚实的防守基础。
1884年8月23日，法国舰队偷袭福建马尾军港，福建水师全军覆灭，清廷随即对法宣战。10月初，法国舰队进攻台湾，基隆失陷。值此朝臣慌乱之际，张之洞上奏认为法军侵台是中国的良机。张之洞在战前早已分析，法军远征每名士兵至少耗费饷银七百元，国力无法长期支持，清军应作长期准备。此时法军主动开辟台湾战场，距越南太远，不仅不能呼应，反而牵制了自身的宝贵兵力。因而中国应以台湾牵制法军，趁机集中兵力在越南与法军决战。台湾军民在淮军名将刘铭传的带领下，顽强抗击法军。法军在台湾限于一城，进退维谷，不得已封锁台湾海峡，企图困死刘铭传。张之洞和刘铭传紧密联系，想尽办法打破封锁，建立通讯渠道，支援军火、饷银。张之洞突破法军封锁支援三批弹药，甚至主动为刘铭传招募十余名火药工匠，潜渡台湾以配土火药长期作战。整个战争中，法军攻台不仅没有发挥应有的牵制作用，反而在淡水、基隆等地屡被清军击败。在战略部署上，主动开辟台湾战场是法军一大败笔。
除军事外，张之洞还广泛关注外交、财政、政治等方面因素，以形成对军事的最大支持。就在清廷为庞大的军火、饷银开支束手无策之时，张之洞奏报朝廷同意后，通过各种途径，先后向港商、西方各国银行借银五百万两，并购买大量军火，支援越南、台湾两个战场。清廷对法宣战之后，两广总督衙门先后发布《严禁汉奸示》等四项谕示，激发居民爱国心，禁止愚民当汉奸，鼓励组建团练共同抗法。总督衙门四项谕示被香港华文报纸转载后，香港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法热潮。法国受伤军舰无人修理，淡水、食物、燃煤等物资无人运送，华工拒绝为法国公司工作。1884年9月底，港英政府对十名拒绝为法军运送物资的华工做出罚款处罚，引发香港全港罢工，“三合会”成员谋划炸毁法国军舰，港英政府最终不得不听任华人拒绝为法国人服务。法国驻上海领事经香港赴西贡时，面临行李无人搬运、无旅馆服务员为其服务的尴尬状况。针对澳门直通内地的情况，张之洞直接照会葡萄牙驻澳总督，要求葡萄牙严守中立法，不得为法国借地屯兵。而鉴于香港是清廷向列强购买军火的港口，张之洞则要求朝廷对英国援助法国之事视而不见，以便顺畅自己的军火通道。通过军事之外的各种举措，张之洞凝聚了抗法的民族共识，避免了汉奸内乱，有力支持了整个战争。《严禁汉奸示》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政府发布的反汉奸公告。
在战场外斗争的同时，张之洞上奏朝廷：招安刘永福，启用冯子材，增兵越南战场，命唐景崧景军、刘永福黑旗军与岑毓英滇军组成西线；老将冯子材组建萃军与潘鼎新、王德榜等军组成东线。张之洞格外重视调和将领之间关系，反复叮咛诸将以大局为重，和衷共济。随着战事开展，张之洞及时将收集的经验通报前线各军，提供战术战法指导，如接敌注意“低枪、散队、夜战”、扎营注意布设地雷、步兵如何构造防炮工事等。事后法国报纸曾报道说此战清军将领指挥水平高，必有在欧洲国家学习军事者，也从侧面说明有效的战术交流对提高清军作战水平的作用。1885年初，西线率先开始激战，清军围攻法军据守的宣光城。经一个多月激战，终因法军援军赶到而功败垂成。东线经历溃败之后，战地指挥权移交冯子材。冯子材在镇南关构筑长墙，顶住法军猛攻后，奇兵切断法军后勤补给线，经历两天激战，最终击溃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随即冯子材诸军乘势攻克文渊、谅山、松谷、屯海、观音桥等地，战前丢失越南疆土几乎全部收复，法军将领尼格里伤重而死。失败消息传回国内，法国总理茹费理引咎辞职，内阁倒台。
就在张之洞与冯子材等将领谋划攻克北宁时，清廷决定与法国议和，下令停战撤兵。张之洞再三上疏，指出条约未定不可撤兵，却被朝廷驳回，中法战争就此戛然而止。关于清军获胜的原因，李鸿章认为是“偏隅偶胜”。这种观点至今仍有影响，如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认为，“法军之战败不是由于清军的战斗力高和训练有素，而是由于人数上占压倒优势以及法军供应上存在的问题”，“尼格里将军的部队极端缺乏火药和其他供应，因为法国的‘苦力队’大批地开了小差”。这种说法并未深究原因。当时法军由伪军、黑人士兵和法国士兵三部分组成，作战时伪军在前、黑人居中、法人在后，黑人和伪军死伤不列入法军统计。故西方资料往往显示法国士兵参战人数少，伤亡小，实际上法方参战兵力远超统计兵力，伪军和黑人士兵死伤数量也往往数倍于法国本土士兵。刘永福多年蛰居越南屡挫法军、受到越南国王诏封；老将冯子材在广西、越南等地威名素重。伪军听说与刘、冯作战，心理畏惧，必然出现大量“开小差”现象。而清廷和张之洞也屡屡要求前线将领注重军纪，感化越南军民，扩大抗法统一战线。就此而言，《剑桥中国晚清史》列举的法军“苦力队”开小差等败因，恰恰是清军将领政治攻势所造成的。不仅是“开小差”，在法军大败的背景下，越南本地抵抗组织勃然兴起，北宁义军两万人欲以冯子材旗号协助清军。而河内、太原、西贡等地官绅纷纷来信愿为内应，送来钱款足够支持冯子材军一年。至于法军极端缺乏军火，则是军火供应线被清军切断造成。在战术运用方面，清军不仅出奇兵切断法军后勤补给线，而且敢于深入敌后，敢于主动出击诱敌来攻，获胜时敢于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如此获胜，岂能仅仅归结为偶然性。
而张之洞展现出的近代军事眼光更值得研究。这些军事思想闪耀着现代战争的光芒，虽然没有被清政府总结，但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实践再次证明。因而我们应该突破《剑桥中国晚清史》之类模式的认识局限性，从更宽广的视角挖掘和总结近代中国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