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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晚期至60年代早期，在剑桥以及英国知识界曾爆发了关于“两种文化”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将科学与人文分隔了开来，到如今，这场辩论已经被人们渐渐淡忘，只有在斯蒂芬·科里尼（Stefan Collini）所编的1959年“瑞德演讲”中才能找到些许蛛丝马迹。
奇迹的时代——重读李约瑟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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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晚期至60年代早期，在剑桥以及英国知识界曾爆发了关于“两种文化”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将科学与人文分隔了开来，到如今，这场辩论已经被人们渐渐淡忘，只有在斯蒂芬·科里尼（Stefan Collini）所编的1959年“瑞德演讲”中才能找到些许蛛丝马迹。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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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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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评论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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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期
其他文献
卡斯托里亚迪斯对弗洛伊德的解释的核心在于激进想象这一理念。将这一概念引入到精神分析学中,影响到弗洛伊德主义规划的所有层面。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看来,人们对弗洛伊德的基本洞见没有多大争议,但是,他对想象的运用使他能够以新的方式阐明这些洞见,并在精神分析学与社会理论之间建立新的沟通桥梁。作为表现与意义的源泉,激进想象与原动力共同构成了心理活动的基础。沿着这样的思路,卡斯托里亚迪斯将无意识概念激进化了并引入基本单子的观念,但与此同时,卡斯托里亚迪斯改变了升华这一概念,使精神与社会历史世界联系起来。在这些讨论中（在所
法国哲学家卡斯托里亚迪斯提出重思＂自治＂概念,并在其自治理论中提出一个批判的、规范性的政治方案。本文试图在事实和规范的张力关系中阐明,卡氏抛弃了论证的本体论方法,而想同时去超越个体的、道德自决的自由主义理论和认为＂自治死亡＂的后现代话语。通过成功避开那些错误的批评,卡氏已重新找到现代性的解放内涵。这种在后形而上学、去中心的集体自治概念中正在恢复的旨趣,已成为激进民主政治的核心。本文认为卡氏的努力超越了当前已僵化的争论与困境,填补了由马克思主义危机造成的激进政治的虚空,并为当代政治思想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哈贝马斯曾把他与罗尔斯之间的争论称作＂家庭内部＂之争。本文通过对这场争论的细致比较,阐述了作者对政治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的理解。对罗尔斯而言,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之所以要强调合理的同意,其根源在于尊重人的原则;对哈贝马斯来说,商谈原则所享有的政治权威同样来自尊重人的原则。罗尔斯的＂独立性＂和哈贝马斯的＂自主性＂都是表面的,罗尔斯不应那么＂保守＂,哈贝马斯不应那么＂激进＂,政治自由主义必须亮明自己的道德立场。
本文首先阐述了人类文明面临的生态危机的严峻性以及学者们关于应对生态危机的不同思想,考察了文明演变过程所涉及的问题,指出生态文明的创造要求深层设定、思维方式和终极目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转型。然后,作者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科学哲学角度,指出生态系统是一种等级系统,作者考察了生态系统的结构以及组件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生态形成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生态危机的理解,指出对组件共同体的约束的崩溃将导致生态系统内在活力的丧失,工业文明和精英阶级失去约束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原因。最后,作者指出,除了诉诸核电、碳掩
文章首先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生前《资本论》的传播史和影响吏，指出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资本论》传播到全世界，成为世界文献；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史实际上是《资本论》1867年发表之后寸真正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体系，《资本论》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科学论证。文章接着论述了资产阶级对《资本论》的四种主要攻击形式：（1）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2）把马克思的哲学和黑格尔的哲学等量齐观；（3）把现象作为本质来阐述；（4）思格斯被说成简化者，贬低他对《资本论》所作的贡献。文章对这些攻击形式作了批驳，最后指出马克思主
随着2012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第2部分第4卷第3册的出版，马克思在1857—1881年间写下的《资本论》的所有草稿已全部面世。这为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形成过程和整个创作时期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文章以MEGA的文本为基础，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一，如果马克思改写《资本论》第1卷，会从哪些方面着手；二，马克思如何研究数学问题以及数学研究在其政论文章和《资本论》手稿中怎样反映出来，文章认为马克思从1857年起就在撰写经济学著作的同时系统地进行数学研究，他对数学的研究始终与经
为了成为真正的、批判的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同时需要解释诊断的因素和前瞻的乌托邦的因素。然而，解释诊断的任务所要深度和复杂地分析的性别化权力关系损害的正是前瞻的乌托邦任务所依赖的解放可能性。在这篇论文中，作者把这一赫然在目的悖论作为重思我们对解放的理解及其他与批判中的前瞻的乌托邦维度之间关系的请求，并追问何种形式的解放概念才能与对当代性别统治复杂的解释诊断性分析相容，因为这种性别统治是与种族、阶级、性别以及帝国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的。作者通过对臣服和现代性这两项具体论争的分析，来探究这一问题，因为在它们中，权
2016年1月25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课题启动工作会议在中央编译局召开。课题组第一首席专家、中央编译局局长贾高建，课题组首席专家、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张异宾，课题组首席专家、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吴晓明，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副主任冯雷出席会议并讲话。
我国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晚年对俄国著名学者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所作的读书笔记，与《印度史编年稿》、《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等文本是一个有机的“思想整体”，构成一个“文本系列”，笔记在其中居于首要地位，此“文本系列”是以它为原始核心部分发展起来的。此看法不符合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本来面目，是对马克思晚年文本及其关系的曲解、误读。实际上，笔记与探索“东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的《给维·伊·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