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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民工群体作为经济发展中的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常得不到保障。其讨薪问题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讨薪事件层出不穷。文章选取富平农民工下跪讨薪事件,通过对报道时间、主题的分析,来探究讨薪的事件中媒体的报道特征。
关键词 农民工讨薪;集体下跪;媒体报道;讨薪人员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6)17-0019-02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农民工成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与其不匹配的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工资经常被拖欠,讨薪事件时常发生。近年来,讨薪事件日益呈现数量上升、规模扩大、形式多样等特征,媒体对讨薪事件也持续进行着关注和报道。
2013年1月10日11时,130余名农民工以下跪的方式在富平县人民广场进行上访,希望行政部门出面帮助处理好薪资问题。本文选择富平农民工下跪讨薪事件,是因为其属于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众多且影响较大;并且因集体下跪的极端方式而获得了较多的关注。本文将这些报道进行梳理,并根据报道时间、内容、来源等方面进行列表(表1),从而能更加直观地进行分析。
通过事件报道的梳理,纵向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该事件的发生有3个阶段:
2013年1月10日—1月11日为开始阶段,此时媒体的报道不多,事件最初被网友发送到微博上获得了大量的关注,之后南方法制网对事件进行了报道,将事件的起因、现场状况、讨薪人员和欠薪单位做了一定介绍并配以现场图片,该新闻被转载4次。
1月12日—1月14日为发展阶段,此阶段报道和转载的媒体逐渐增多,报道数量达到高峰。此阶段中国新闻网、华商网等都对事件的发展进行了报道,主要介绍了富平县政府采取的举措,展现了政府积极应对的态度,该类报道获得了74次转发。此外,此阶段华商网还曝出了欠薪开发商曾花费130万请张柏芝走穴8分钟的新闻,此事一度引起关注,引发了读者对欠薪企业有钱请明星却没钱发工资的质疑,该报道获得了58次转发,将事件的关注引向了高潮。
1月15日—2月1日是结束阶段,此阶段人民日报对农民工领到1 365万拖欠工资进行了报道,并发表了“愿讨薪不再成为岁末焦点”的评论,对事件进行了安抚和定调,随后中国新闻网报道的“官方称欠薪已全额兑付”为事件的最终结尾,在政府的帮助下农民工最终拿回了自己应得的工资。可以看到在2013年8月20日,中国经营网发表了一篇追踪报道,对富平讨薪案的开发商进行了追踪,并大篇幅的讲述了对开发商吴栓牢的调查,但由于已经不在事件的发展期间,未获得关注,只有3个媒体对其进行了转载。
横向从报道主题来看,媒体对富平农民工讨薪事件的报道主要有在“对事件的总体介绍”“政府帮助追讨工资的过程”“农民工下跪背后的无奈”“开发商曾花百万请明星”这几个方面。
总结该事件的报道可发现,媒体基本能顺应事件的发展及时发声,能比较全面客观的将事件发展的主题报道出来,可见媒体在此类新闻报道中有较为成熟的模式。但仔细研究报道内容,又不难发现媒体报道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第一,新闻数据前后不符。在该事件的报道中,存在着夸大事件参与人数和欠薪金额不符的现象。在最初南方法制网的报道中下跪讨薪人数高达上千人,在之后多家其他媒体的报道确定为130人左右,媒体为了造大声势,吸引更多的关注而夸大事件参与人数,不仅是对新闻报道真实性的违背,也容易夸大事件影响,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此外,最初报道农民工被欠薪高达6 000万,在之后新华网的报道中变为4 900多万元,但最终中国新闻网刊发报道中写到的结清所拖欠工资约3 600万。不难发现,在媒体呈现报道中拖欠工资的金额一直在缩水,但并没有媒体对此做出相关追问,为什么欠薪工资总额几次变化成了谜题。
第二,缺乏同一媒体对事件的持续和深度报道。在富平农民工下跪讨薪事件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报道媒体,其中华商报、中国新闻网以及人民日报承担了对事件发展过程的主要报道。华商报作为陕西地区日发行量超过66万的陕西地区第一媒体,并不是事件的最初报道者,相反,对事件发声较晚,1月10日事件开始,1月13日才进行报道,其他陕西本地媒体在此事件中更是仅有个别转载,并没有第一手的采访报道,可见当地媒体一是没有抓住报道的先机,二是存在报道缺位的现象。后续的报道中国新闻网和人民日报加入进来,两报的陕西记者站记者发挥了作用。但总的来说,该事件的报道全程并没有出现一个媒体对事件进行持续的报道,这或许也是上述报道中欠薪金额几次变化却无人问津的原因之一,缺乏连续的报道也导致了报道浮于表面,缺乏深度的挖掘和进一步思考。
第三,报道的引导方向存在一定问题。通过对报道内容的研究,可以发现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媒体对政府的行为基本持认可态度。除了事件开始的报道外,后续的发展中每篇报道都包含政府的处理措施,报道的立场是客观的,但我们仍可以从中感受到政府的高效和权威。但这种对于政府行为肯定性的报道,实际忽略了事件背后政府监管失职的事实。在中国建筑新闻网和中国经营网的报道中,可以看出拖欠工资的开发商吴栓牢不仅是政协委员,其所开发的项目存在着手续不全、违法售卖等行为,这些都是政府监管不力的事实,这也是农民工讨薪难背后的深层问题,但这样的报道并没有得到关注,只有两三篇的转发量,且都并非有影响力的媒体。此外,报道集中于对于政府帮助农民工讨薪成功,可能会使得讨薪者以为只有依靠媒体将事情闹大,获得了政府的关注,依靠政府的权威力量才可以解决平民所解决不了的困难。所以在之后的新闻报道中也不难发现,农民工讨薪一跪不起,类似事件屡屡发生。
实际在关于农民工讨薪的报道中,一方面要强调政府对农民工的重视,另一方面应该引导民意思考,农民工讨薪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要看到开发商个人道德素质底下的问题,也要看到背后社会信用体制不健全的问题;既要看到政府关心民生,也要看到其对涉事企业的监管失职。并且引导人们依靠法律以及正常的上访渠道进行利益诉求的表达,而不是依靠“下跪”等极端的、有辱人格的方式来表达。
关键词 农民工讨薪;集体下跪;媒体报道;讨薪人员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6)17-0019-02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农民工成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与其不匹配的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工资经常被拖欠,讨薪事件时常发生。近年来,讨薪事件日益呈现数量上升、规模扩大、形式多样等特征,媒体对讨薪事件也持续进行着关注和报道。
2013年1月10日11时,130余名农民工以下跪的方式在富平县人民广场进行上访,希望行政部门出面帮助处理好薪资问题。本文选择富平农民工下跪讨薪事件,是因为其属于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众多且影响较大;并且因集体下跪的极端方式而获得了较多的关注。本文将这些报道进行梳理,并根据报道时间、内容、来源等方面进行列表(表1),从而能更加直观地进行分析。
通过事件报道的梳理,纵向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该事件的发生有3个阶段:
2013年1月10日—1月11日为开始阶段,此时媒体的报道不多,事件最初被网友发送到微博上获得了大量的关注,之后南方法制网对事件进行了报道,将事件的起因、现场状况、讨薪人员和欠薪单位做了一定介绍并配以现场图片,该新闻被转载4次。
1月12日—1月14日为发展阶段,此阶段报道和转载的媒体逐渐增多,报道数量达到高峰。此阶段中国新闻网、华商网等都对事件的发展进行了报道,主要介绍了富平县政府采取的举措,展现了政府积极应对的态度,该类报道获得了74次转发。此外,此阶段华商网还曝出了欠薪开发商曾花费130万请张柏芝走穴8分钟的新闻,此事一度引起关注,引发了读者对欠薪企业有钱请明星却没钱发工资的质疑,该报道获得了58次转发,将事件的关注引向了高潮。
1月15日—2月1日是结束阶段,此阶段人民日报对农民工领到1 365万拖欠工资进行了报道,并发表了“愿讨薪不再成为岁末焦点”的评论,对事件进行了安抚和定调,随后中国新闻网报道的“官方称欠薪已全额兑付”为事件的最终结尾,在政府的帮助下农民工最终拿回了自己应得的工资。可以看到在2013年8月20日,中国经营网发表了一篇追踪报道,对富平讨薪案的开发商进行了追踪,并大篇幅的讲述了对开发商吴栓牢的调查,但由于已经不在事件的发展期间,未获得关注,只有3个媒体对其进行了转载。
横向从报道主题来看,媒体对富平农民工讨薪事件的报道主要有在“对事件的总体介绍”“政府帮助追讨工资的过程”“农民工下跪背后的无奈”“开发商曾花百万请明星”这几个方面。
总结该事件的报道可发现,媒体基本能顺应事件的发展及时发声,能比较全面客观的将事件发展的主题报道出来,可见媒体在此类新闻报道中有较为成熟的模式。但仔细研究报道内容,又不难发现媒体报道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第一,新闻数据前后不符。在该事件的报道中,存在着夸大事件参与人数和欠薪金额不符的现象。在最初南方法制网的报道中下跪讨薪人数高达上千人,在之后多家其他媒体的报道确定为130人左右,媒体为了造大声势,吸引更多的关注而夸大事件参与人数,不仅是对新闻报道真实性的违背,也容易夸大事件影响,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此外,最初报道农民工被欠薪高达6 000万,在之后新华网的报道中变为4 900多万元,但最终中国新闻网刊发报道中写到的结清所拖欠工资约3 600万。不难发现,在媒体呈现报道中拖欠工资的金额一直在缩水,但并没有媒体对此做出相关追问,为什么欠薪工资总额几次变化成了谜题。
第二,缺乏同一媒体对事件的持续和深度报道。在富平农民工下跪讨薪事件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报道媒体,其中华商报、中国新闻网以及人民日报承担了对事件发展过程的主要报道。华商报作为陕西地区日发行量超过66万的陕西地区第一媒体,并不是事件的最初报道者,相反,对事件发声较晚,1月10日事件开始,1月13日才进行报道,其他陕西本地媒体在此事件中更是仅有个别转载,并没有第一手的采访报道,可见当地媒体一是没有抓住报道的先机,二是存在报道缺位的现象。后续的报道中国新闻网和人民日报加入进来,两报的陕西记者站记者发挥了作用。但总的来说,该事件的报道全程并没有出现一个媒体对事件进行持续的报道,这或许也是上述报道中欠薪金额几次变化却无人问津的原因之一,缺乏连续的报道也导致了报道浮于表面,缺乏深度的挖掘和进一步思考。
第三,报道的引导方向存在一定问题。通过对报道内容的研究,可以发现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媒体对政府的行为基本持认可态度。除了事件开始的报道外,后续的发展中每篇报道都包含政府的处理措施,报道的立场是客观的,但我们仍可以从中感受到政府的高效和权威。但这种对于政府行为肯定性的报道,实际忽略了事件背后政府监管失职的事实。在中国建筑新闻网和中国经营网的报道中,可以看出拖欠工资的开发商吴栓牢不仅是政协委员,其所开发的项目存在着手续不全、违法售卖等行为,这些都是政府监管不力的事实,这也是农民工讨薪难背后的深层问题,但这样的报道并没有得到关注,只有两三篇的转发量,且都并非有影响力的媒体。此外,报道集中于对于政府帮助农民工讨薪成功,可能会使得讨薪者以为只有依靠媒体将事情闹大,获得了政府的关注,依靠政府的权威力量才可以解决平民所解决不了的困难。所以在之后的新闻报道中也不难发现,农民工讨薪一跪不起,类似事件屡屡发生。
实际在关于农民工讨薪的报道中,一方面要强调政府对农民工的重视,另一方面应该引导民意思考,农民工讨薪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要看到开发商个人道德素质底下的问题,也要看到背后社会信用体制不健全的问题;既要看到政府关心民生,也要看到其对涉事企业的监管失职。并且引导人们依靠法律以及正常的上访渠道进行利益诉求的表达,而不是依靠“下跪”等极端的、有辱人格的方式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