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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笔者在南方某省两个镇的调查资料为依托，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了农民意见表达中的四种困境。沉默的螺旋效应、媒介表达渠道的堵塞、意见领袖的位移、政府“守门人”的干扰是造成农民意见表达中四种困境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农民 意见表达 传播困境
一、已有研究回顾
2012年冬，笔者曾在南方某省两个镇进行过两次村民换届选举的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各村村民对政府管理、当地教育状况等拥有较多意见。这些意见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向上传输，愈积愈多的情况下容易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农村社会情绪的饱胀。
关于公众意见表达的研究是目前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很多学者对此做了研究。
从政治学视角，张兵（2004）、叶春涛（2011）强调了疏通农民意见表达要完善制度化政治参与机制。从法学视角，陈堂发（2010）对批评意见表达的法律规范问题进行了研究。丁柏铨强调公民通过言论公开表达意愿是行使表达权尤其重要的行为方式。张红认为，意见应坚持合理评论原则。
从传播学角度，廖圣清（2010）探讨了我国民众目前的意见表达状况。张金海、周丽玲、李博（2009） 以“抵制家乐福”事件为调查议题，较大程度上证实了孤立恐惧对意见表达的影响。另外，邱新有、张绍甫（2007）还对社会情绪难以进入国家政策议程的原因做了分析。
以上研究表明，现在学界对意见表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法学、传播学方面，但涉及到农民意见表达问题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在笔者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传播学视角来分析农民的意见表达，总结出了农民意见表达中的四种困境。
二、农民意见表达中的四种困境
农民的意见表达与政府政策信息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正好组成完整的“传播——反馈”链条。农民的意见表达是了解农村社会情绪的重要窗口。但是事实上，政府、媒介、农民三者在农民意见表达中，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些缺陷造成了意见表达的困境，笔者将其总结为：“想说不敢说”、“想说无处说”、“想说没人说”、“说了也白说”，并分析这些困境产生的原因。
困境一：想说不敢说——沉默的螺旋效应
“沉默的螺旋”是德国传播学者伊丽莎白·诺尔纽曼在《沉默的螺旋：一种舆论学理论》一文中提出的效果理论。她认为，在舆论传播中，个人可以通过观察以了解哪些观点占优势，哪些处于劣势。通常，如果自己的观点属于前者，他便会侃侃而谈；若属于后者，他便会沉默不语。结果，表面上强势的舆论显得更加强劲，弱势的舆论则更加弱势，呈一个螺旋过程。笔者在村中时，发现这种效应的存在使得农民意见陷入了 “想说不敢说”的局面。
笔者在一次10多个村民的集体聊天中听到，一位20出头的妇女宋小英（化名）对村委会选举评论：“什么海选，好像和我们都没关系。我们都没有拿到选票。其实我们可以去村委会问问，要求发选票给我们。”但是她的话一说，就遭到周围人的反对，有的说：“你不要多管闲事”；有的说：“前段时间，xxx找干部反映事情，还被骂了”。随后，人们开始转向劝阻宋小英不要去向村干部反映问题。
她的意见就这样逐渐在各种反对声中沉默了。但是，在他们的谈论结束后，笔者交谈了参与聊天的几个村民，他们却匪夷所思地表示赞成宋小英的说法。笔者进一步问他们，为什么当时不站出来支持宋小英呢？其中一名村民刘生（化名）笑道：“大家都说不能去，我自然想说也不敢说了。有时候还是不要强出头。”
由于沉默的螺旋效应的影响，他们害怕自己的意见被孤立，便把自己的意见藏匿起来，使自己变成了“想说不敢说”的人。
困境二：想说无处说——媒介表达渠道的堵塞
丹尼斯·麦奎尔认为，媒介是传送信息的站台或货车，是给予指示和方向的路标。可见，媒介是意见表达的重要工具。但是笔者发现，在农村，媒介并没有真正地发挥意见表达的效力，正是这种效力的缺失，使得农民陷入“想说无处说”的局面。
（1）小媒介在农村的利用率低。笔者定义的小媒介主要是指：除大众媒介以外，包括农村黑板报、信息宣传栏等在内的农村特有的小型传播媒介。
在调研的两个村中，其信息宣传栏都另有了其他用途，有的张贴着最新的移动广告，大幅广告海报上印着“葛优新春拜年”的图片；有的信息宣传栏中写的是“租三轮车、租桌碗”的广告，政府政策、惠农信息却毫无踪影。可见农村小媒介并没有充分利用起来，正是这种忽视，让农民“想说无处说”。
（2）大众媒介在农村的缺位。如果说农村自身小媒介的利用率低是造成“想说无处说”局面的一个原因，那么大众媒介在农村的缺位则是造成该局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一方面，电视和广播媒介自身有着反馈率低、反馈渠道不够通畅的特点，不能充当村民意见表达的工具。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已经注册的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开办对农栏目的只有1%；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注册的各级电视媒介相比，开办率只有4%，正是大众媒介的这种严重缺位，导致农村的意见反馈无法被人所知。
困境三：想说没人说——意见领袖的位移
“意见领袖”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等三人的《人民的选择》（1944）一书中，这三位学者通过对美国1940年总统选举时选民投票意向的研究，提出了两级传播模式，即“观念常常是大众媒介流向意见领袖，然后由意见领袖告诉人口中的不太活跃的部分。”目前的农村，虽然农民接触信息的途径比以前要宽的多，但是信息的收集和反馈还是习惯于通过意见领袖的中介来实现。在信息传播中，政府信息一般先是传到意见领袖那，然后再通过他们的二级或多级传播最后到达农民大众。在农民意见的表达中，意见领袖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将零散的农民意见集中起来，然后在有合适机会的情况下将大家的集体意愿向上反映。
然而，现在的农村，有文化的青壮年大量外出打工，留在村中的多为老人、孩童。X村的会计说，该村外出打工的人数占百分之六七十。近年来，X村外出打工的女性也越来越多，妇女除了生育期间留在村中，其余时间也频繁外出。 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壮年文化程度、见识都比其他人高，这些外出打工人员本来是最有希望成为农村的意见精英和意见领袖的，但是因为常年在外，很难成为意见领袖，陷入了“外出打工——增长见闻——拥有成为意见领袖的可能——常年不回村——不能成为意见领袖”的困境。
青壮年大量外流造成的意见领袖的位移已经成为农村的一个普遍问题，相当于没有了一个合适的“意见发言人”，造成“想说没人说”的局面。
困境四：说了也白说——政府“守门人”的干扰
“守门人”一词，最先见于库尔特·勒温的《群体生活的渠道》（1974）一文，勒温发现信息总是沿着包含有“关卡”的某些渠道流动，守门人主要就信息或者商品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或者继续在渠道里流动做出决定。
同样的，在意见表达的传播链条当中，每级政府都可以看做是一个“守门人”，农民的意见传递经过任何一级政府时都可能被截留，从而阻碍农民的意见表达，造成“说了也白说”。
乡、镇基层政府作为农民意见最基层最直接的“守门人”，对农民意见的表达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X村中许多村民对于“吃低保”有意见，原因在于该村很多有条件吃上低保的人没有吃上低保，而几名村干部的亲戚朋友却吃上了，但他们拥有较好的经济条件，原本不应该在低保的范围内。有村民集合一起找村干部理论，却遭到白眼被轰赶出来。其中一名廖姓村民气愤地说：“村干部都不管我们的，我的条件难道还不够吃低保，我到村委闹过多少次了，但是有什么用？浪费口舌，说了也白说”。基层政府就像“守门人”一样，控制着农民意见向上传递的要塞，使得农民陷入“说了也白说”的境地。
结语
如果农民的意见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向上传输，对整个农村社会稳定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对于农民自身来说，应努力提高自身的权利意识，敢于表达出自己的意见，而不应该在权利受到损害的时候保持缄默，使意见沉没下去。对于媒介，农村应该充分重视村里小媒介，将信息宣传栏、政府意见箱的用处真正发挥出来。另外，提高大众媒介在农村的利用率也是解决农民意见表达困境的有力方法。同时，积极摆脱农村以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为主，大众传播缺失的现状，将人际对话、电视、广播、网络媒体充分利用起来，让农民能够真正“畅所欲言”。对于基层政府而言，应该倾听农民意见，为农民的意见表达铺平道路，认真对待农民的意见反馈，例如，政府可以设定专门的时间段接受群众来访，或者鼓励村干部走街串巷，上门收集群众意见，真正做好服务。只有农民、媒体、政府三者共同努力，形成良性互动，才能为农民的意见表达开辟一条畅通的渠道。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信息稳定视角下的政府、媒体与民众三方良性互动模式研究》（编号为11BXW020）的阶段性成果。是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对策研究》的子项目：“我国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变革与社会转型研究”（课程编号08AZZ00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邵培仁：《传播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②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45
③胡键，《信息流量与政治稳定》[J].《社会科学》，2004（2）
④章绍甫、邱新有，《农村社会情绪难以进入政策议程的原因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2）
（作者：刘婷，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研究生；邱新有，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农民 意见表达 传播困境
一、已有研究回顾
2012年冬，笔者曾在南方某省两个镇进行过两次村民换届选举的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各村村民对政府管理、当地教育状况等拥有较多意见。这些意见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向上传输，愈积愈多的情况下容易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农村社会情绪的饱胀。
关于公众意见表达的研究是目前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很多学者对此做了研究。
从政治学视角，张兵（2004）、叶春涛（2011）强调了疏通农民意见表达要完善制度化政治参与机制。从法学视角，陈堂发（2010）对批评意见表达的法律规范问题进行了研究。丁柏铨强调公民通过言论公开表达意愿是行使表达权尤其重要的行为方式。张红认为，意见应坚持合理评论原则。
从传播学角度，廖圣清（2010）探讨了我国民众目前的意见表达状况。张金海、周丽玲、李博（2009） 以“抵制家乐福”事件为调查议题，较大程度上证实了孤立恐惧对意见表达的影响。另外，邱新有、张绍甫（2007）还对社会情绪难以进入国家政策议程的原因做了分析。
以上研究表明，现在学界对意见表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法学、传播学方面，但涉及到农民意见表达问题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在笔者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传播学视角来分析农民的意见表达，总结出了农民意见表达中的四种困境。
二、农民意见表达中的四种困境
农民的意见表达与政府政策信息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正好组成完整的“传播——反馈”链条。农民的意见表达是了解农村社会情绪的重要窗口。但是事实上，政府、媒介、农民三者在农民意见表达中，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些缺陷造成了意见表达的困境，笔者将其总结为：“想说不敢说”、“想说无处说”、“想说没人说”、“说了也白说”，并分析这些困境产生的原因。
困境一：想说不敢说——沉默的螺旋效应
“沉默的螺旋”是德国传播学者伊丽莎白·诺尔纽曼在《沉默的螺旋：一种舆论学理论》一文中提出的效果理论。她认为，在舆论传播中，个人可以通过观察以了解哪些观点占优势，哪些处于劣势。通常，如果自己的观点属于前者，他便会侃侃而谈；若属于后者，他便会沉默不语。结果，表面上强势的舆论显得更加强劲，弱势的舆论则更加弱势，呈一个螺旋过程。笔者在村中时，发现这种效应的存在使得农民意见陷入了 “想说不敢说”的局面。
笔者在一次10多个村民的集体聊天中听到，一位20出头的妇女宋小英（化名）对村委会选举评论：“什么海选，好像和我们都没关系。我们都没有拿到选票。其实我们可以去村委会问问，要求发选票给我们。”但是她的话一说，就遭到周围人的反对，有的说：“你不要多管闲事”；有的说：“前段时间，xxx找干部反映事情，还被骂了”。随后，人们开始转向劝阻宋小英不要去向村干部反映问题。
她的意见就这样逐渐在各种反对声中沉默了。但是，在他们的谈论结束后，笔者交谈了参与聊天的几个村民，他们却匪夷所思地表示赞成宋小英的说法。笔者进一步问他们，为什么当时不站出来支持宋小英呢？其中一名村民刘生（化名）笑道：“大家都说不能去，我自然想说也不敢说了。有时候还是不要强出头。”
由于沉默的螺旋效应的影响，他们害怕自己的意见被孤立，便把自己的意见藏匿起来，使自己变成了“想说不敢说”的人。
困境二：想说无处说——媒介表达渠道的堵塞
丹尼斯·麦奎尔认为，媒介是传送信息的站台或货车，是给予指示和方向的路标。可见，媒介是意见表达的重要工具。但是笔者发现，在农村，媒介并没有真正地发挥意见表达的效力，正是这种效力的缺失，使得农民陷入“想说无处说”的局面。
（1）小媒介在农村的利用率低。笔者定义的小媒介主要是指：除大众媒介以外，包括农村黑板报、信息宣传栏等在内的农村特有的小型传播媒介。
在调研的两个村中，其信息宣传栏都另有了其他用途，有的张贴着最新的移动广告，大幅广告海报上印着“葛优新春拜年”的图片；有的信息宣传栏中写的是“租三轮车、租桌碗”的广告，政府政策、惠农信息却毫无踪影。可见农村小媒介并没有充分利用起来，正是这种忽视，让农民“想说无处说”。
（2）大众媒介在农村的缺位。如果说农村自身小媒介的利用率低是造成“想说无处说”局面的一个原因，那么大众媒介在农村的缺位则是造成该局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一方面，电视和广播媒介自身有着反馈率低、反馈渠道不够通畅的特点，不能充当村民意见表达的工具。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已经注册的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开办对农栏目的只有1%；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注册的各级电视媒介相比，开办率只有4%，正是大众媒介的这种严重缺位，导致农村的意见反馈无法被人所知。
困境三：想说没人说——意见领袖的位移
“意见领袖”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等三人的《人民的选择》（1944）一书中，这三位学者通过对美国1940年总统选举时选民投票意向的研究，提出了两级传播模式，即“观念常常是大众媒介流向意见领袖，然后由意见领袖告诉人口中的不太活跃的部分。”目前的农村，虽然农民接触信息的途径比以前要宽的多，但是信息的收集和反馈还是习惯于通过意见领袖的中介来实现。在信息传播中，政府信息一般先是传到意见领袖那，然后再通过他们的二级或多级传播最后到达农民大众。在农民意见的表达中，意见领袖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将零散的农民意见集中起来，然后在有合适机会的情况下将大家的集体意愿向上反映。
然而，现在的农村，有文化的青壮年大量外出打工，留在村中的多为老人、孩童。X村的会计说，该村外出打工的人数占百分之六七十。近年来，X村外出打工的女性也越来越多，妇女除了生育期间留在村中，其余时间也频繁外出。 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壮年文化程度、见识都比其他人高，这些外出打工人员本来是最有希望成为农村的意见精英和意见领袖的，但是因为常年在外，很难成为意见领袖，陷入了“外出打工——增长见闻——拥有成为意见领袖的可能——常年不回村——不能成为意见领袖”的困境。
青壮年大量外流造成的意见领袖的位移已经成为农村的一个普遍问题，相当于没有了一个合适的“意见发言人”，造成“想说没人说”的局面。
困境四：说了也白说——政府“守门人”的干扰
“守门人”一词，最先见于库尔特·勒温的《群体生活的渠道》（1974）一文，勒温发现信息总是沿着包含有“关卡”的某些渠道流动，守门人主要就信息或者商品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或者继续在渠道里流动做出决定。
同样的，在意见表达的传播链条当中，每级政府都可以看做是一个“守门人”，农民的意见传递经过任何一级政府时都可能被截留，从而阻碍农民的意见表达，造成“说了也白说”。
乡、镇基层政府作为农民意见最基层最直接的“守门人”，对农民意见的表达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X村中许多村民对于“吃低保”有意见，原因在于该村很多有条件吃上低保的人没有吃上低保，而几名村干部的亲戚朋友却吃上了，但他们拥有较好的经济条件，原本不应该在低保的范围内。有村民集合一起找村干部理论，却遭到白眼被轰赶出来。其中一名廖姓村民气愤地说：“村干部都不管我们的，我的条件难道还不够吃低保，我到村委闹过多少次了，但是有什么用？浪费口舌，说了也白说”。基层政府就像“守门人”一样，控制着农民意见向上传递的要塞，使得农民陷入“说了也白说”的境地。
结语
如果农民的意见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向上传输，对整个农村社会稳定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对于农民自身来说，应努力提高自身的权利意识，敢于表达出自己的意见，而不应该在权利受到损害的时候保持缄默，使意见沉没下去。对于媒介，农村应该充分重视村里小媒介，将信息宣传栏、政府意见箱的用处真正发挥出来。另外，提高大众媒介在农村的利用率也是解决农民意见表达困境的有力方法。同时，积极摆脱农村以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为主，大众传播缺失的现状，将人际对话、电视、广播、网络媒体充分利用起来，让农民能够真正“畅所欲言”。对于基层政府而言，应该倾听农民意见，为农民的意见表达铺平道路，认真对待农民的意见反馈，例如，政府可以设定专门的时间段接受群众来访，或者鼓励村干部走街串巷，上门收集群众意见，真正做好服务。只有农民、媒体、政府三者共同努力，形成良性互动，才能为农民的意见表达开辟一条畅通的渠道。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信息稳定视角下的政府、媒体与民众三方良性互动模式研究》（编号为11BXW020）的阶段性成果。是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对策研究》的子项目：“我国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变革与社会转型研究”（课程编号08AZZ00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邵培仁：《传播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②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45
③胡键，《信息流量与政治稳定》[J].《社会科学》，2004（2）
④章绍甫、邱新有，《农村社会情绪难以进入政策议程的原因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2）
（作者：刘婷，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研究生；邱新有，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