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过去几年出现了两种非主流解释。其中一种是“北京共识”,是针对所谓“华盛顿共识”而言的。“华盛顿共识”所促成的金融自由化、管制放松及全球化“破坏”了十几个国家的经济。
　　
　　在全球金融动荡的背景下,中国迅速实现复苏的能力引起国外观察家的关注。“中国模式”论应运而生,其核心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居主导作用,高强度介入、控制经济过程。
　　
　　有趣的是,国内学界、舆论对这两种说法均持怀疑态度。出现这种反差的根源在于中西观察家之问题意识的差异:西方学者旨在通过中国经验寻找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这与中国人所认定的必须解决的自家问题完全不同。
　　
　　欧美的金融动荡、福利再分配归根到底是政策性问题,不涉及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框架。中国人却认为,应当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完成现代国家构建,具体到经济领域是构建现代市场制度,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
　　
　　中国社会之所以树立这样一个目标,是因为中国经历过完全反市场的经济体制的巨大灾难。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则来自市场因素的发育:乡村、城市的私人企业家冲破权力划定的藩篱,开始重建私人产权。
　　
　　同时,中国改革开放正好赶上新一轮全球化。中国深度卷入全球商业分工体系中,通过大力吸收效率驱动型的外国直接投资,及跨国公司的企业间贸易来带动产业升级,创造就业岗位,扩大出口额。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制度便车。
　　
　　如果存在“中国模式”,大体上就是“华盛顿共识”的中国版:稳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外开放,保护产权。中国在过去30年间所发生的制度变迁合乎这三个方向。
　　
　　真正引起争论的问题是如何判断中国目前形成的混合体制中的两种并存但不乏冲突的力量。中国目前无疑已形成一种混合体制:政治上,民主、法治的若干制度已经出现,但仍保留着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控制性权力。北京共识论、中国模式论认为,这个威权主义的制度安排可以维持社会稳定,确保经济增长。
　　
　　经济上,虽然私人产权得到部分承认,私人企业的规模已非常庞大,但政府依然控制着大多数重要资源,国有企业占据着几乎所有制高点行业。中国模式论者认为,后者正是中国保持经济稳定的秘密。
　　
　　而站在中国立场上看,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有大幅增长,但还没有构建出稳定的现代经济制度框架:无处不在的暴力拆迁说明,私人产权制度远未完整建立;农民工不被城市接纳、不能享有平等权利的事实说明,最起码的公平分配机制尚未建立;涵盖所有公民的平等的、普遍的基本福利制度同样没有建立。
　　
　　中国的发展依靠的是私人产权的扩展,市场机制的建立,社会自治的发育,乃至于民主、法治理念和制度的树立。
　　
　　中国如果要保持稳定、健全的经济增长,就应沿着这些方向继续努力,容不得任何投机取巧和肤浅的概念游戏。■
　　
　　作者为本刊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