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1年，南宋史学家袁枢出生于建州建安（今属福建南平），他自幼饱读诗书，尤其喜欢读史。而在诸史之中，他下功夫最多的就是《资治通鉴》，堪称司马光的铁粉。在阅读这部以时间为编排顺序、多达294卷的编年体通史时，袁枢深感内容浩博难懂，因为其中的历史事件被时间割裂，导致“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只能硬着头皮去啃。
　　久而久之，他有了一个想法：如果将《资治通鉴》按照事件的本末来编排，应该可以降低阅读难度。但转念，他又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在当时，史书的编撰体例只有纪传体（以为人物立传记）和编年体（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两种，纪传体的代表人物是司马迁，编年体的代表人物就是他的偶像司马光。这两位都是大咖，而袁枢当时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书生，要想创造一种新的体例显然太不现实。
　　不过，袁枢没有放弃，而是将这一想法埋在心底，决定先好好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等有机会的时候再付诸行动。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袁枢高中进士，进入官场。为寻求治国安邦之道，也为了实现自己创造新编纂体例的梦想，他工作之余更加用心苦读（（资治通鉴》，不仅将全部内容背得滚瓜烂熟，还吃透了司马光的史学见解，愈发感到《资治通鉴》的内容可以为南宋王朝提供兴邦安民的药方，也更坚定了自己要用一个新的编纂体例重新解读《资治通鉴》的决心。
　　于是，袁枢向好友杨万里坦陈了自己的设想，没想到杨万里跟他感同身受，并告诉他司马光本人也曾有对《资治通鉴》进行简化处理、降低阅读难度的想法，只是由于年事已高无奈作罢。有了好友的这番支持，袁枢信心倍增，开始在繁忙的工作中抽时间思考改写思路。但由于公务过于繁忙，他的宏愿不得不暂时搁浅。
　　1171年，袁枢出任严州（治所在今浙江杭州西南）教授，时间相对宽松了许多，他便再次把精力投入到編撰《资治通鉴》中。创造一种新的史书体例没有先例可循，袁枢经过深思熟虑确定了“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首尾”的编撰原则，然后开始从《资治通鉴》中辑抄所需的内容。他选取了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间的239个事件，每一个事件独立成篇，先拟以醒目的标题，然后将事件的本末悉数抄录，不仅抄了原文，同时抄了司马光的史论。就这样，经过两年的努力，袁枢将1300多年的历史事件转换为一个个完整连续的故事，42卷本、共记239事、另附录66事的《通鉴纪事本末》顺利完成。
　　《通鉴纪事本末》给人们的阅读带来了极大方便，得到了从皇帝到一般读书人的广泛赞许。杨万里不但为其作序，还评价道：“读袁子（袁枢）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宋孝宗读后赞叹： “治道尽在是矣。”当即命令摹印十部，赐给太子和重臣，并擢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善抄书者可以成创作。袁枢在研读《资治通鉴》的基础上编撰了《通鉴纪事本末》，不仅惠及了当朝，还开创了纪事本末体这种崭新的史书体例，实现了史书编纂体例的突破，他也因此成为彪炳千秋的史学大家。这除了他善于“抄书”的本领外，更离不开他不放弃的精神。试想他一开始就知难而退或者中途放弃，显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