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一群儿女,最后一直不在身边的,只有我。细想起来,从妈妈搬家去了天堂,我几乎年年都回杭州过春节。当然,我们不能和爸爸一起过年三十,我南京还有一位比爸爸年长一岁的公公,我们小家总是先陪公公过完年三十,年初二或初三,再一起回杭州看爸爸。
　　2008年春节,一是因为公公重病躺在医院,二是我将要当外婆了,不能回杭州过春节,于是节前一人回杭州看望了爸爸。记得乘长途大巴刚回到南京,多年未遇的特大雪灾便不期而至,而我竟逃过了大雪封路的一劫。
　　今年春节,我们决定一家五口回杭州过春节,带着八个月的外孙女小树,给杭州西湖边的“老树”拜年。尤其是电话里听小妹景沪说过这段与爸爸的对话,我更是归心似箭。
　　去年夏天爸爸从医院回家后,以往利落的行动变得吃力迟缓。每次饭后,看着爸爸想站起来却力不从心,多年来吃饭时一直坐在他左边的小女儿景沪总会伸手搀扶他。今年元旦后,她明显感到搀扶爸爸越来越要用大力气。那天,沪妹帮爸爸倒水漱口、擦嘴,嘴里真情地念叨:“爸爸,你一定要长寿噢,你这棵大树不能倒噢!”
　　近一年来已经很少主动讲话的爸爸,这时接口很快:“大树倒了还有小树!”
　　小妹一下没反应过来:“什么小树?”
　　爸爸回答:“南京不是有棵小树嘛!”
　　是啊,爸爸分明说的是谁也无力改变的自然规律,可听话听音,我的心猛一咯噔,突然联想起多年前访问原国民党将领黄维先生的一段对话。
　　那是1988年夏天,为写一篇有关周恩来的文章,我去北京黄维家中采访。谈完要离开时,85岁的黄老先生执意起身送到门口。我看他腰背挺直,步履稳健,忍不住称赞:“黄老,你的身体真好!”
　　黄老爽直地摇了摇头,笑说:“这是表象,老人都是中空的大树!”果不其然,半年后我便听到了老人驾鹤西去的消息。
　　今年的春节日渐临近时,天气变得异常寒冷。一天,我与爸爸通电话,老人用永远与人商量的口吻说:“小伟啊,小树才八个月,太小,能来吗?”
　　我多次领教过杭州冬天的阴郁湿冷,大人尚且极易感冒,何况婴儿!我接受了爸爸的提醒,虽然心里不舍,但也觉无奈:是啊,这就意味着我也不能春节回杭州!
　　记得在电话里我与爸爸约定,五一长假小树一岁时,全家再去杭州看望他。当然,我决心已定:节后自己一人先回杭州看爸爸。
　　丈夫李洋执意自己去邮局给爸爸寄去一万元“压岁钱”,用他的话说:“平时我们不在老人身边,不能像杭州的姐弟那样随时尽孝心,过春节一定要给老人寄点钱,让爸爸多吃点冬虫夏草壮壮身体。”
　　收到钱后,爸爸让警卫员小刘拨通了我的电话:
　　“小伟,你好吧?”爸爸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我好!爸爸,你好吗?你是在打牌吗?是输还是赢啊?”我看手表正是上午11点20分,为抗老年痴呆,家人总在这个时间陪爸爸打牌。也因为近年来爸爸的话少了,每次通电话我总主动不断提问,就想多与老人说说话。
　　“打牌噢,都是我赢……”话筒里隐约传来抗议声,接着我耳边响起了爸爸的笑声:“呵呵,我是孔夫子搬家都是书(输)了!”
　　顿时,我心中百味杂陈,但主调还是安慰:毕竟爸爸在笑,毕竟爸爸还能说出歇后语,我掩饰着喉头哽咽大声说:
　　“爸爸,我们全家五一长假去看你,要健康哟!”
　　“五一来,好,要健康哟,好……”
　　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爸爸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仰望着灵堂里爸爸满脸阳光笑容的照片,我在心中祈祷:爸爸,谢谢您和妈妈给了我生命,并让我在战火中存活,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1948年4月,爸爸正指挥部队攻打潍县,属鼠,也确实黑瘦如鼠的我在诸城呱呱坠地。高烧的妈妈没有一滴奶,靠爸爸派人送来的两斤羊奶撑了两天。第三天,望着饿得哇哇大哭的女儿,无计可施的妈妈只能默默垂泪。
　　听到信儿,姥娘拐着小脚从老家赶来,抱过我,拿了块窝头在自己嘴里嚼了又嚼,嚼成糊状,对着嘴喂过来,我立即收住哭声,吧嗒着嘴,又吞又吸。姥娘笑了:看,这妮子三天就能吃窝头,命硬,死不了!
　　
　　从此,南下大军挑着我的竹筐里,甜甜睡着的小不点的枕头边,不断出现半个白馒头,半个黄窝头,半块葱油饼,半块米粑粑……都是不知名的叔叔、阿姨从自己口里省下来的!
　　也不知是因为干粮底子打得实,还是叔叔阿姨的百家饭养人,长大的我,身材魁梧,性格豪爽开朗。读军校,当女兵,是我从小心中最大的期盼。
　　1968年,因为“文革”,没能考大学的我当兵了,想家的滋味还真难受。记得我曾收到过在海岛当军政委的爸爸的一封亲笔信,用的是纯蓝墨水。爸爸在信中说:你们都当兵走了,家里空荡荡的,我和你妈妈总想起你们姐弟在家时的热闹,耳边总响着你们动情的歌声:洪湖水,浪打浪……
　　记得爸爸在“洪湖水,浪打浪”六个字下面还画了两道波浪线。爸爸您知道吗?那两道波浪线,着实让我心潮起伏,夜不成眠。因为它让我第一次知道,总忙战备、忙出差、忙开会、忙工作,几乎没有假日的“公家爸爸”,也有想念孩子的似水柔情!
　　我曾放弃了一次回到您身边的机会。
　　记得是20多年前,爸爸还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曾对我说:把你调到浙江省军区吧,帮我写写东西。我经过慎重考虑,也听取了妈妈的意见,拒绝了:改革开放之初,浙江情况复杂,爸爸身上的担子千斤重。我在这儿干得好,人家会说是铁瑛的女儿嘛,能不给面子?干得不好,人家也会说是铁瑛的女儿嘛,高干子弟肚里一包草!我还是在军区创作室工作吧,人不回来,爸爸的回忆文章,我一样全包!
　　当然,我至今不后悔也很知足:我虽然不常在杭州,但只要回来,就贪心地天天腻在爸爸身边。尤其是爸爸彻底退休之后,我除了写作、采访,就与他天南海北聊人生,陪他在西湖岸边散步看花,为住院的他采买对口味的早点,伴着他一块唱《渔光曲》,逗着他一块做抗衰老的数学题,搂着他面对照相机一次一次微笑……
　　我知道人胜不了天,我明白父女天各一方的日子在逼近,所以加倍制造和珍惜眼前的每一次团聚,用相机把浓浓的亲情、幸福的瞬间变成永恒,变成绵绵不断的思念……
　　去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年初回家,我与爸爸聊天,建议老人写一篇回忆文章。爸爸起先婉拒:都写过了,也出了《铁瑛文集》了,不写了吧。尤其是8月,爸爸因牙痛住院,大伤元气,更不想再费脑子了。是我坚持:过去总是一个人一件事地写,回忆过程多,回忆别人多,这次30年回顾,可以好好总结一下,主要谈谈自己过去不曾写过的亲身经历,自己刻骨铭心的体会。
　　爸爸答应了。他躺在病床上,一天谈半个小时,回忆了许多珍贵的不曾写过的真实历史和体会。但毕竟年纪大了,许多时间、地点记不太准确了。于是,我又重读了他的文集,到档案馆查档案,找他的老秘书补充采访,完成了爸爸的文章《名利身外,上下自在》。
　　11月9日,全家为老人祝寿之后,我一字一句给他读了全文,爸爸听得很仔细,还提出了几处文字方面的修改。
　　今年《党史博览》第1期登出了这篇文章,题目改为《从军政委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杂志在春节前寄到爸爸手中,小妹给他读了,听说爸爸挺高兴。
　　
　　恩师
　　
　　父爱如山。
　　常言说,父母是儿女人生的第一位老师,往往有为且帅气的父亲,还是女儿潜意识里梦中情人的第一尺寸。
　　我的老爸老妈,是用自己一辈子言传身教在当老师,我们一行儿女是从小沐浴春风,在潜移默化中健康成长的。
　　爸爸自小好学,好学终生。论家世,爷爷只是中原大地一个普通庄稼汉,虽然种田是能手,粗通医术会捏骨疗疮,但依照他的经济能力,也只能供年年考第一的爸爸读完高小。所幸,爸爸的老师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看重爸爸好学上进,脱下自己的中山装给爸爸换上,又拿出自己的薪水22块大洋给爸爸当路费报考保定二师。于是,15岁的爸爸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坐汽车、火车,第一次拍了照片,第一次参加了4000名考生中100名正取、60名备取的考试。他的名字出现在正取第62名,是这年家乡南乐县考取保定二师的唯一一人。
　　在爱国传统浓厚,共产党活动活跃的保定二师,爸爸的命运已经开始跟着时代的乐章变奏: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从东北踏进中原,他放弃了当作家的理想,投笔从戎,毅然决然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
　　从爸爸身上我读懂了“路在自己脚下走”的道理,从小没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上高中时,准备响应国家号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不上大学,就去农村当新式农民。参军后,无论在医院当护理员、护士、干事,还是在《解放军报》当记者、在南京军区当作家,我都非常认真努力,用自己的扎实奋斗,寻找人生的价值和快乐!
　　爸爸曾经拒绝为我上大学“开后门”,但从不爱求人的爸爸,也曾为我亲自登门去向老部下“拜托”。后来,还为我写陈毅元帅传记,爽快地一次又一次“开后门”。
　　记得1971年,我所在的医院传出将推荐当护士的我上第二军医大学。我几次从梦中笑醒:读医科大学、掌握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当白求恩式的医生,这真是我的理想。谁料此时政治处借我去写新闻报道。乘着去南京送稿时,我去看望到南京开会的爸爸,请求他给医院政委说一说,让我回医院然后去上大学。
　　爸爸并没直接拒绝我,更没教训我,他只委婉地说:我干了一辈子政工,我觉得很有意义。我希望你们姐弟中各有一人也干政工。你个性开朗,干这个工作挺合适。再说你是党员,一切服从组织需要吧。我苦恼地说:爸爸,上了医大,我一定能当个好医生;搞新闻报道,我一个没有才气的高中生,真是太困难了!
　　回到医院,我抗不住读书的诱惑,还是如实向领导汇报了自己想上医大的“活思想”,得来的结果是,立即下命令,让我改行当新闻干事,因为当年行政干部是不能读医大的。
　　断了读书梦的我,只好开始了新的人生转折。
　　然而,当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我是38年后才知道的。
　　今年2月底,我去军区总医院看望住院的老作家任斌武,他第一次向我说起一段往事,我眼睛湿润了。
　　1971年春天,为了丰富部队文化生活,培养业余文化骨干,南京军区文化部举办了第一期文学美术创作学习班,由军区著名作家任斌武、郭明伦,著名画家陈琪等当老师,手把手地教导从基层选派来的干部和战士文化骨干。
　　“文革”期间,文学、新闻是一瓢烩,我由后勤十四分部推荐,参加了这期学习班,写出了平生第一篇小说《验收》,而且被《解放军报》文艺版的编辑张勤挑中拿回北京。当时,学习班完成稿件的分批回去,我整理好换洗衣物,也准备回医院。谁知第二天接到通知:继续留下,参加讨论其他同志的作品。
　　其实,前一天晚上,来宁开会的爸爸敲响了作家任斌武的房门。任斌武当专业作家前,是爸爸的老部下。
　　“任斌武同志,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首长,你有什么事只管说,不存在商量不商量。”
　　“我的孩子们你都熟悉,你能不能帮我培养一个?我也没有太高的要求,只要以后能为我写写回忆录,把有用的东西记下来就行。”
　　“首长,你看你想培养哪一个?”
　　“你看竹伟行不行?我没有太高的要求,只要将来能帮我写写回忆录。”
　　“竹伟当然行!她刻苦耐劳,肯动脑筋。”任斌武当即这样回答。
　　我感慨爸爸38年前没有对我提出太高的要求!
　　小说《验收》在《解放军报》发表后,我被南京军区推荐到《解放军报》学习。一年后,在各大军区各兵种派去学习的八名女同志中,我成为调到军报当记者的唯一一人。五年里,20多岁的我,下连队,去海防,跑遍了大半个中国,采访写作煅炼了我的大脑、嘴和手中的笔。无奈,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父亲一直被“四人帮”整,尤其是“批林批孔”后我总受“牵累”,遭白眼,工作备受限制。所以,我主动打报告要求离开报社,重回南京军区。1980年,已过而立之年的我被调进军区陈毅传记组,开始了专业作家的生活。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从小想当宇航员、医生的我,才明白自己阴错阳差,竟圆了爸爸的作家梦!
　　
　　我也感激任斌武等前辈多年来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教会我先做人,后作文,并在38年后告诉了爸爸为我而登门拜托这件事,让我真切感受到爸爸对儿女的尊重和无私的爱!如果38年前爸爸就提出让我当作家为其圆梦的要求,那无异于揠苗助长,使从小不太自信,有点自卑的我,犹如仰望珠峰心惊胆战,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恐怕早就度日如年,一事无成了!
　　反映新中国成立初陈毅当上海市长的《一个人与一个城市》一书,是我与人合作完成的,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初生牛犊不怕虎,1982年10月,我毛遂自荐争取到了写陈毅元帅在“文革”中文学传记的任务。军区副政委孙克骥鼓励我说:小铁,要想方设法在老同志中搜集材料,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材料丰富,感受深刻,才能事半功倍!文章能发表最好,即使发表不了,也能给后来人留下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万事开头难。我永远感谢爸爸慷慨大方地为我“开后门”。他帮我联系了叶剑英、徐向前及几位上将、省委书记。他言语诚恳:我的女儿太年轻,只有请你们指点,才能把陈老总写得神似!于是,我在北京迈开了高层采访的第一步。加上我在《解放军报》当过记者,磨厚了脸皮,锻炼了口才,只要敲开了一家门,就“粘”上去,努力实现“三部曲”:一、请首长把所了解的陈老总的点滴情况“竹筒倒豆子”;二、请首长谈自己在“文革”中的坎坷经历和对“文革”的认识过程;三、请首长推荐和帮助我,再联系几位采访对象。于是,采访网终于在中央领导层和各部委、军区领导中撒开了:三位元帅、十数位将军、几十位国家领导人和省部级领导,像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元帅,王震、谷牧、方毅、余秋里、姬鹏飞、宋任穷、阿沛·阿旺晋美、乔冠华、黄华、张震、张爱萍、萧华、秦基伟、叶飞、李德生、张劲夫、程思远以及黄维、沈醉等,还有陈毅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他的厨师,逐渐积累到224位。其中有23位曾数次为我提供材料,解答疑难。
　　写完《霜重色愈浓——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书后,1985年送给王震审阅。王老欣然为此书作序推荐。
　　《霜重色愈浓——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书中大量涉及“文革”中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高层斗争的内容,经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查批准出版。后来,此书五次再版,香港也出版了繁体字版本,更名《陈毅将军传奇》。同时,《昆仑》杂志,全国60多家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连载连播,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1997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作为十大精品书之一三次再版,更名为《陈毅元帅最后的岁月》。
　　在随后的20多年的采访、写作中,指点过我的老师增加至上千位,但爸爸永远是我的第一恩师。
　　
　　忘年交
　　
　　随着我采访的老一辈党政军领导、科技文化文艺名人和世界华侨华人精英的日益增多,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一点不假。在这过程中,特别是爸爸1993年彻底离休后,我与爸爸的父女之情也在不断升华。不知从哪一天起,我和爸爸成了挚友,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而“重情重义,名利身外”,则是爸爸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人生启迪。
　　记得是1994年6月,住在医院里的妈妈病情日益严重。请来会诊的著名专家是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他读过妈妈的胸片后,面部表情异常严肃。但是,让我意外的是,他从走进妈妈病房直至走出,眼睛里一直闪动着惊讶和尊敬。
　　我充满希望地说出了自己的观察,那位专家感慨直言:读你妈妈的胸片时,我以为是位已经奄奄一息、不能说话、只有最后一口气的垂危病人,万没想到,你妈妈坐在床上谈笑风生,她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信心,还为老朋友的病情向我询问。据国际统计,这种病只能活9个月,你妈妈已经存活两年半了,已经是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这说明她老人家原来的身体素质好,更说明她的心理素质好……
　　我的心陡然结冰,明白不可能再有奇迹在妈妈身上发生。
　　于是,白天在医院陪妈妈的我给爸爸下了道“命令”:“爸爸,您知道吗?每天下午3点以后,妈妈的眼睛总看着您来病房时坐的椅子。您以后每天下午一定来病房看看妈妈。”
　　记得爸爸以商量的口吻问我:“需要每天都去吗?”
　　我知道爸爸虽然已经离休,但方方面面请他参加的活动还很多。但我仍然坚持说:“是的,因为您一直专心当‘公家人’,欠了同甘共苦、甘当后勤的妻子一辈子情,这是最后的补偿机会。”
　　爸爸没再说什么,他交代秘书调整好时间,每天下午3点左右就会坐在妈妈病床边,直至亲自送走妈妈……
　　15年后,2009年2月13日下午,爸爸的追悼会肃穆又温情,前后两层花圈只能放上中央领导人、中央各部委、浙江省、南京军区领导和各厅局、著名企业的哀思。更多单位、个人的思念,只能是挽联一张张、一层层地叠加、排开,挂满了三四十米长的两面墙。《渔光曲》、《我的祖国》等爸爸喜爱的优美旋律在空中回荡。正面墙上,鲜花环绕着的爸爸的照片,笑容绽放,双手合十,仿佛在说:让孩子们代表我谢谢所有为我送行的朋友们!
　　长龙一般的人流,在给爸爸献花鞠躬并与我们子女一一握手时,一位位银发老者、朝气壮年和青春男女,含泪说的最多的三句话是:
　　“铁书记是我们敬重的老领导,他为浙江人民做了很多好事!”
　　“我们见的首长不少,像他这样从不知道自己职位高的领导真不多。”
　　“铁书记走得太快了,让我们好伤心。”
　　双手重复1400多次握手动作、两腿已经发软发颤的我,流泪在心中感叹:是啊,要说老爸您做官时间真不算短,容女儿说句大实话,您老人家还真不会做官!
　　您亲口对我说过,参加革命60多年,无论在部队还是到地方,您经常明明是副职,却在做正职的工作。
　　抗战结束后,爸爸是团政委,三野领导找他谈话,拟提他当警卫旅政委,原团长提为副旅长。他当即表态:我也当副政委吧,团长是位老红军,这样能调动他的积极性,对警卫旅工作有利。于是,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两人同提副职主持工作,不久后再一起扶正。
　　记得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北京采访,爸爸参加人大、党代会和各种会议,我们常在北京见面。我曾问过爸爸:有没有去过小平同志家?他说,工作事情会上都谈了,干吗休息时间去打扰。我说,爸爸您是三野陈老总的部下,小平是二野的,他不了解您,何况您“文革”中又一直在台上,他会不会对您另有看法?您要让他了解您,熟悉您才行!再说,我采访过许多省委书记、大军区领导,有几个像您这样大会小会都认真参加的?利用到北京的机会去看望老领导,向中央争取优惠政策,这才是上策。爸爸笑着摇摇头,只说了三个字:我不会。
　　其实,爸爸虽然不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但在省委书记中他是最早反对“批邓”的一个。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各省委书记的打招呼会议。爸爸听华国锋主席布置回去怎么传达,怎么批判“四人帮”时,也提到还要继续“批邓”。一向讲真话的习惯使他憋不住了,开始征求意见时,爸爸第一个站起身,大声说:
　　“华主席,粉碎‘四人帮’我坚决拥护,但我认为,揭批‘四人帮’和‘批邓’是一个正反面,我希望停止‘批邓’,专一揭批‘四人帮’。”
　　“对,我赞成铁瑛同志的意见!”坐在我爸爸旁边的江西省委书记江渭清立即表示支持。
　　华国锋主席平静地说:“这慢慢地会转过来。”
　　散会时,有同志向我爸爸伸出大拇指,也有人不知是表扬还是批评:老铁,你怎么还是当兵的作风?
　　当年的秘书马寿根事后回忆:当时在会场上,铁书记第一个站起来表示反对“批邓”。大家都为他捏了把汗,但事后,首长并未因此惹来什么麻烦。
　　1983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到杭州过春节。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第一次到杭州,也是我爸爸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以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接待小平同志——因为当时省委机构改革的计划已上报中央,爸爸将出任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已获得政治局批准。
　　一辆黑色红旗牌小轿车缓缓停下,邓小平从车中下来,步履平稳,满面笑容,近80高龄的老人了,谢绝休息,进屋就开始工作。
　　邓小平很高兴。他说:我这次在苏州,与江苏同志主要谈到2000年是不是可以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问题,现在苏州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已接近800美元。
　　于是,爸爸汇报了浙江1982年工农业生产情况,当时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已经人均600美元,分析了全省工农业发展情况,到2000年翻两番半或三番是可能的(1993年浙江省工农业生产总值人均已经提前7年达到翻两番)。
　　听完汇报,邓小平满意地说道:你们是沿海发展比较快的一个省,你们的工作不错,我很高兴!是呀,到2000年,江苏、浙江是应多翻一点,不然青海、甘肃这些基础落后的省可能会有困难,江浙多翻一点,可以拉一拉,保证达到全国翻两番的指标。铁瑛同志,你要继续抓。
　　爸爸说:“我和省委大多数领导将退二线。”
　　“噢,铁瑛同志你退了?我怎么不知道。”小平同志表情有点惊讶。
　　按常理,邓小平在杭州居住期间,陪同责任应该是现任省委、南京军区主要领导。年初三,爸爸约了孩子们一块去灵峰探梅。刚要走,接到警卫处电话:小平同志谢绝了要去陪同的两位主要领导,准备自己出去。我爸爸考虑,让小平同志独自出游似乎不太礼貌,便驱车赶到刘庄。
　　“小平同志,你好!”我爸爸迎着刚出屋的邓小平行了个军礼。
　　“铁瑛同志,你怎么来了?”小平同志抬手回礼并微笑着发问。“我休息没什么事,出来看看你。”我爸爸笑着解释。
　　“好,上车!”小平同志爽朗地一挥手。
　　邓小平属龙,他的夫人卓琳和我爸爸也属龙,只是他们两人都比小平同志小一轮。沿着云栖竹林间的石阶,小平同志拉着我爸爸的手,一边聊天,一边缓步向前。说实话,第一次与邓小平牵手而行,我爸爸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邓小平对我爸爸说,你要把南京军区一起管起来。后来,南京军区确实派人来向我爸爸汇报工作,他只如实告知自己在大军区没有职务,当面谢绝了。
　　走到一处上有翠竹挺拔,下有一片竹笋破土而出的地方,小平同志主动招呼说:来,我和铁瑛同志合个影!那天没跟摄影师,只有台黑白照相机。“咔嚓”,“咔嚓”,照相机把这珍贵的瞬间变成了永恒!
　　望着爸爸和邓小平的合影,我真是感慨万千,爸爸确实是“名利身外,上下自在”!如果他稍微把个人的官阶名利放在前,面对邓小平的重托,自己提出要个南京军区的职务似乎也顺理成章。但他不会,他一生真的不会!
　　今年元宵之夜,饭桌抬进了爸爸的灵堂,我们姐弟相约:陪爸爸过一个开开心心的元宵节!不料只有我失信!
　　无意间抬头看见二楼爸爸的书房里黑着灯,我再也忍不住泉涌的泪水,心里在大声呼唤:爸爸,您知道吗?自从妈妈搬去天堂,您的书房是我最暖心的地方!您是我的父亲,是我的恩师,老年后更是我的忘年交!我荣幸地阴错阳差地当了作家,圆了您未成的文学梦,我庆幸您的安详善终没有痛苦,生命句号画得如此圆润!我祝福您在天堂里百病全消,与妈妈朝夕相伴,笑声朗朗。我更会用您的追求和人品来精心培养小树,让她健康、幸福、茁壮地成长,直至成为参天大树。亲爱的爸爸,您安息吧!■
　　(2009年4月写于爸爸百日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