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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寄予莫大期望，将其视为“国家与民族的复兴运动”，希望借此能够巩固其统治地位，并获得国际上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基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诸多因素，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极力邀请在华基督教会参与新生活运动。同时，基督教会基于其发展自身力量、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以及扶持蒋介石当局的需要，参与了新生活运动。从它的筹备、宣传到实施，基督教会都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地扶持和援助了蒋介石，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发展和改进。
[关键词]基督教会，传教士，新生活运动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6-0029-04
新生活运动是民国历史上规模较大、历时较长的一次运动，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基督教会参与了新生活运动。从新生活运动的筹备到运行，基督教会都积极与国民党政府合作，参与推行新生活运动。学术界对于新生活运动的研究大多数注重于该运动的性质、内容、目的以及影响，既有大量的学术论文，也出现了关于该运动的专著。基督教会参与新生活运动这一领域，学术界虽然也注意到了它们存在着某种关系，但是却鲜有论及。本文将尝试从基督教会和国民党合作参与新生活运动的角度出发，简单探讨抗战前基督教会和蒋介石合作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原因，以及基督教会在新生活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一、基督教会与国民党合作参与新生活运动的原因
1934年，蒋介石和宋美龄发起新生活运动，竭诚邀请基督教会参加，其原因和用意是多方面的。
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首先是配合武力上“剿共”，是其所谓“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政策下的产物。第五次反围剿后，红军被迫长征，但是在这些红色根据地里，共产党思想的影响还远远没有消除，国民党的统治力量非常薄弱。而要彻底消除共产党的思想影响，改造这些地方，光靠国民党政府的力量是难以达到的。基督教会自进入中国社会后就一直致力于社会改造，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社会改造经验。同时，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认为，用礼义廉耻和西方的基督教，可以“挽救国家道德与精神方面的堕落”、“复兴民族的精神基础”，在江西农村再搞一些经济合作的福利事业，这样就“可以根绝共产主义的传播，当然就其症结而取消其愚惑民众之口实”，最终可以消弭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内部派系斗争就从未间断过，再加上对共产党的连年围剿，财政赤字不断增长，蒋介石迫切需要获得国际上的政治认可和贷款援助。在发起新生活运动后，蒋介石急欲借此树立自己在国际上推进社会福利、为民造福的形象。而他内心明白，在争取国际认可和支持方面，在华传教士对外宣传上有极大的影响力。但当时，许多传教士对蒋介石政权有批评意见和不满情绪。他们也曾明示，南京政府如欲获得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则必须在国内实施社会福利计划，使外国政府对南京政府有好感。同时又建议，美国罗斯福总统正在推行“新政”，蒋介石不妨也实施改造中国社会福利方面的“新政”。因此，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后，就极力邀请传教士们参加，想借他们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取得国际上的各种支持。
由于长期受西方生活方式的熏陶，作为新生活运动“火车头”的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必然会向丈夫提出向西方的生活方式学习，在中国开展社会风气改造运动的想法。所以，新生活运动不仅要有蒋介石重新解释之后的礼义廉耻等中国古代传统道德准则，还需吸取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道德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某些精神文明，以整肃国民日常生活，改良社会风气。当时的传教士都有着良好的文化背景，他们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言谈举止，都与这块土地上的原有人群迥然不同，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反差。同时，传教士们又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例如20世纪初在华北的美国公理会101名传教士中，除两人之外所有的男传教士都进过大学，其中9个有硕士学位；女传教士中3人有硕士学位。因此，在宋美龄看来，基督教会是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代表者和宣传者，中国要开展社会改造运动，就必须邀请基督教会参加。
另外，宋美龄还认为，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有着相似的目的。“基督对人格之重识，非止于兴趣之境界，彼热切关怀社会之福利”，而合理之生活，“亦必有宗教之信仰”与“基督教服务精神”。“新生活运动，要求我人实行人类之最高理想，坚持信仰而迈进，个人与社会皆需要积极之动作，此固基督教精神所固有也”。1936年2月，她在《新生活运动》一文中也认为，同基督教精神一样，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增进人民幸福，使人人有和平、优裕、活泼、愉快的生活”。把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能够使得新生活运动披上一层温情的面纱，可以淡化它的政治运动韵味。因此宋美龄高呼：“我愿以我夫妇的热情，邀请西方教会参加新生活运动，作更密切的合作。”
作为回应，基督教会出于它自身的各种原因和目的积极响应蒋氏夫妇的邀请。基督教会自进入中国以后，就把发展教徒、扩大自身实力以使基督教布道于全中国作为其最终目的。而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抵制，历程非常艰辛。此时中国的实权人物蒋介石及其夫人都是基督徒，与他们合作进行社会改造运动，能够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力，实现他们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有利于基督教会自身的发展。
基督教自身的传教救世理念也是它参与新生活运动的重要原因。近代以来，基督教内部又兴起了社会福音神学思潮运动，致力于社会基层的改造与发展，“扫除愚昧、卑污、散漫和一切人类败德”是它的宣教理念。尤其是基督教会认识到，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有深入乡村社会，才能使基督教布道于全中国，因此，传教重点必须从城市转向农村，首先实现布道乡村社会的目标，把天国建在中国的乡村社会。而新生活运动最先就是针对江西苏区而进行的，当时该地区连年饱受战火的摧残，急需彻底的变革复兴。基督教会认为，只有基督教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和危机。
因此，新生活运动开始后，青年会、基督教会都表示赞同。为此，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发布《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暨基督教会新生活服务团组织简则》，要求基督教青年会与基督教会利用讲道及“其他集会宣传新生活运动”。而在华传教士们以及支持他们的北美海外布道团大会、美国基督教联邦委员会、基督教青年会也都热情主动地支持蒋介石，参与新生活运动。
二、抗战前基督教会在新生活运动中的活动
基督教会接受了蒋介石宋美龄的邀请，参加新生活运动。从它的筹备、宣传到实施，基督教会都积极与国民党政府合作，在新生活运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1933年夏天，宋美龄在庐山避暑时，接受了一些传教士关于开展社会福利运动的建议，并和他们拟出了新生活运动的细节。同年秋，蒋介石与熊式辉、杨永泰等人 组织了“新生活筹备委员会”，邀请基督教会领袖作为宗教界代表参加，并特聘前沈阳基督教总干事阎宝航作为书记，进行筹备。不久，美国传教士长孙威廉在宋美龄授意下，在其住宅内举行茶话会，邀请南昌市各基督教会中西传教士领袖及附属各教会学校、医院等机关团体代表共三十余人参加。会上，宋美龄将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义结合起来，主张“新生活运动之目的……与基督教救人救世的目标相一致”，希望基督教会对“新生活运动”予以协助并大力推广。其后基督教会即以多种形式，参与了新生活运动。
首先是广泛宣传新生活运动。他们利用南昌各类教会学校作为宣传基地，每逢纪念周即向全体学生讲演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并利用各校学生组织宣讲队到各种公共场所进行宣传，散发各种宣传小册子，又利用各教会医院向候诊病人及住院病人散发有关宣传文件。除此之外，基督教会还充分利用其传教布道的机会大力宣传新生活运动。在宋美龄召集下，由新生活运动委员会总干事黄仁霖同陆军医院及南昌“模范监狱”接洽，南昌市各基督教会中西男女传道士及教会团体组织了传道团，由南昌内地会西籍传道士博英望任团长，率领内地会圣经学校男女学员代表10余人，每星期赴南昌“模范监狱”及陆军伤病医院布道一次，宣传蒋介石和新生活运动。各教堂在举行礼拜时，也宣传“提倡新生活运动”，从此教堂亦成为宣传新生活运动的讲坛。
除了在国内进行大量宣传外，基督教会在国际上也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宋美龄聘请英国传教士牧恩波为新生活运动的顾问，专门负责国外宣传工作。他们将宋美龄用英文写成的关于新生活运动的文章，分送国外各教会，并发动中西籍传教士，向国外报刊投稿，广泛宣扬。宋美龄还将《新生活运动纲领》亲笔译成英文，分送给在中国的西籍传教士，由他们寄给本国的差会(即传道部)，通过他们的刊物转载。在美国和上海的基督教会英文报刊上，宋美龄连续发表解释“新生活运动”的文章。1935年6月，她在《美国论坛》杂志发表《中国的新生活运动》，1936年10月10日，她又在上海《字林西报》发表《舆论的形成》，她还为纪念新生活运动两周年和中华民国成立25周年发表《新生活运动》一文，反复解释新生活运动的动机。
第二，在江西进行农村建设和改造。在此期间，基督教会也参加了国民党的农村建设，最为重要的就是在黎川搞的农村“实验区”。1934年秋，中央红军撤离江西之后，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在蒋介石支持下，组成了“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美国公理会传教士牧恩波被推举为“实验区”的总干事，制定了黎川实验区的改造计划。针对当时黎川文化、思想混乱的状况，基督教会重点创办农村文化教育事业。该区派专人负责农村文艺工作，主要活动是在农闲时节组织剧组表演各种短剧、教授新式歌曲，以达到寓教于乐并丰富农民业余生活的目的。教育方面则采取晏阳初定县平民教育会的“导生制”教育方法，将整个农村教育工作分儿童、青年、妇女三个部分。授课时间以农闲时节为准，有夜班、早班、流动教育班等多种办学形式。同时该区还在高寨洲附近建立一所农场，进行栽培果树、蔬菜、育苗等实验。此外，该区还设立了保健所，规模颇大。
第三，大力开展社会卫生运动也是新生活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基督教会的医疗机构在当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们也积极参与开展社会卫生运动。在城市，基督教会医院与当地政府合作，推行城市和近郊卫生计划，并帮助进行助产或种痘工作，有的接受政府的邀请合办当地的县卫生院。在农村，基督教会医院和政府合作，建立农村卫生诊所，帮助农民进行简易的医疗工作，并开展传染病的隔离和杀毒工作。
抗战爆发前夕，新生活运动重心改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保育童婴、空袭救难、征集物品和捐款等与战时支持有关的活动。基督教会在宋美龄的穿针引线下，与新运总会更加密切地配合。1936年2月，“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宋美龄任指导长，副指导长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吴贻芳，指导委员皆是政界与文化界名流。其中大多数是基督徒，如第一任总干事为密歇根大学硕士张蔼真女士，后继者有陈纪彝女士。该会成立后，致力于训练妇女干部、慰劳前线将士、教养战时难童，以及发动其他妇女团体抗日等活动。
三、抗战前基督教会参与新生活运动的作用
在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与基督教会相互合作，又各取所需，对双方合作的意图和目的都发生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会的合作，蒋介石和西方政客的距离有所缩短。在国际上看来，江西掀起的新生活运动，表明蒋介石正在中国进行现代化改造，推进社会福利政策，中国人民似乎经过新生活运动就能一步跨入无忧无虑的新生活，套上民主和自由的光环。西方有些善良的人们，以此呼吁当局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史料证明，英美等国此后对中国政府的贷款和外交上的指导有所增加，也更加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通过传教士，蒋介石夫妇在西方的形象被理想化了。他们极力吹捧蒋介石，说他在日常灵修生活中，一面看圣经，一面讲新生活，成为一个模范的领袖。《时代周刊》还把蒋介石夫妇选为1937年名人夫妇，并把他们的照片刊登在1938年1月《时代周刊》封面上，蒋介石的目的达到了。这是他之所以同意夫人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原因之一，也是宋美龄摸透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的一个高招，更是基督教会及其传教士在国际上广泛宣传的结果。
同时，基督教会的各种活动也获得了蒋介石、宋美龄的高度肯定和赞赏。蒋介石曾说道：“在全国境内，不论什么地方，凡是要求教士帮助的时候，他们莫不竭诚的援助我们。”1937年5月6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十一届年会时，宋美龄亲自出席会议，大力赞扬基督教会与新生活运动合作取得的成绩，并希望今后更进一步发展这种合作。这些赞扬对基督教会无疑是最好的肯定，加深了基督教会与政府的关系，为其在中国扩大势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中国政府和蒋介石的支持，基督教会组织改变了自“非基督教运动”后的萎缩状态，再次得以扩展，到1936年已拥有信徒54万人。
基督教会在新生活运动期间所做的国内国际宣传，尤其是对蒋介石进行大肆吹捧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的独裁统治。同时，针对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对其造成的极大冲击，基督教会在新生活运动期间，配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对农民进行反共说教，提出“中国的前途建筑在基督教的基础上”，不能“建筑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号召“必须用天国主义去对抗共产主义，超过他们的主义”。这些反共宣传，在广大人民中造成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同时，基督教会利用新生活运动之机，广泛吸收农民人教，并制定严格的教规控制教徒，让他们服从基督教，对他们的思想进行麻痹和束缚。
基督教会参与新生活运动，其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发展自身力量，以使中国基督化，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人民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然而，它参与新生活运动推行的一系列活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首先，基督教会在新生活运动中，借助于其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方法，大力举办各级学校及培训班，推广幼儿教育及妇女教育，普及识字教育。这些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毕竟为贫苦农民及其子女提供了一个受教育的机会，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多少能为农村培养一些人才；同时，基督教会也大力推广社会道德和行为教育，对于改变当地不良社会风俗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如在江西某地推行新生活运动时，针对当地群众吸食鸦片、嗜酒等现象严重的情况，传教士把《圣经》教义同该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十条教规戒律，规定凡人教者必须严格遵守，对规范教徒以及周围群众的生活行为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地打架斗殴、偷盗等现象明显减少，很少有人借酒闹事、吸食鸦片、赌博等，邻里之间也更加团结互助。
其次，基督教会的医疗卫生机构与政府进行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往农民看病治病，靠的是求神问卦，基督教会在农村建立许多诊所，以西药来治疗农民的常见疾病，非常有效，有助于增强当地农民的身体素质。这些诊所在社会卫生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给当地群众种牛痘等。对此，浙江开展夏季卫生运动的时候，就曾“委托各公私医院注射防疫针”，这些公私医院中理所当然地包括有数量不少的教会医院。此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近代医疗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培养了人们的公共卫生意识。
此外，抗战前夕，基督教会与新生活运动总会合作组织的各种医疗救护以及难童教养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国的抗战。
责任编辑：倪金荣
[关键词]基督教会，传教士，新生活运动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6-0029-04
新生活运动是民国历史上规模较大、历时较长的一次运动，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基督教会参与了新生活运动。从新生活运动的筹备到运行，基督教会都积极与国民党政府合作，参与推行新生活运动。学术界对于新生活运动的研究大多数注重于该运动的性质、内容、目的以及影响，既有大量的学术论文，也出现了关于该运动的专著。基督教会参与新生活运动这一领域，学术界虽然也注意到了它们存在着某种关系，但是却鲜有论及。本文将尝试从基督教会和国民党合作参与新生活运动的角度出发，简单探讨抗战前基督教会和蒋介石合作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原因，以及基督教会在新生活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一、基督教会与国民党合作参与新生活运动的原因
1934年，蒋介石和宋美龄发起新生活运动，竭诚邀请基督教会参加，其原因和用意是多方面的。
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首先是配合武力上“剿共”，是其所谓“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政策下的产物。第五次反围剿后，红军被迫长征，但是在这些红色根据地里，共产党思想的影响还远远没有消除，国民党的统治力量非常薄弱。而要彻底消除共产党的思想影响，改造这些地方，光靠国民党政府的力量是难以达到的。基督教会自进入中国社会后就一直致力于社会改造，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社会改造经验。同时，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认为，用礼义廉耻和西方的基督教，可以“挽救国家道德与精神方面的堕落”、“复兴民族的精神基础”，在江西农村再搞一些经济合作的福利事业，这样就“可以根绝共产主义的传播，当然就其症结而取消其愚惑民众之口实”，最终可以消弭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内部派系斗争就从未间断过，再加上对共产党的连年围剿，财政赤字不断增长，蒋介石迫切需要获得国际上的政治认可和贷款援助。在发起新生活运动后，蒋介石急欲借此树立自己在国际上推进社会福利、为民造福的形象。而他内心明白，在争取国际认可和支持方面，在华传教士对外宣传上有极大的影响力。但当时，许多传教士对蒋介石政权有批评意见和不满情绪。他们也曾明示，南京政府如欲获得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则必须在国内实施社会福利计划，使外国政府对南京政府有好感。同时又建议，美国罗斯福总统正在推行“新政”，蒋介石不妨也实施改造中国社会福利方面的“新政”。因此，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后，就极力邀请传教士们参加，想借他们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取得国际上的各种支持。
由于长期受西方生活方式的熏陶，作为新生活运动“火车头”的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必然会向丈夫提出向西方的生活方式学习，在中国开展社会风气改造运动的想法。所以，新生活运动不仅要有蒋介石重新解释之后的礼义廉耻等中国古代传统道德准则，还需吸取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道德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某些精神文明，以整肃国民日常生活，改良社会风气。当时的传教士都有着良好的文化背景，他们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言谈举止，都与这块土地上的原有人群迥然不同，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反差。同时，传教士们又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例如20世纪初在华北的美国公理会101名传教士中，除两人之外所有的男传教士都进过大学，其中9个有硕士学位；女传教士中3人有硕士学位。因此，在宋美龄看来，基督教会是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代表者和宣传者，中国要开展社会改造运动，就必须邀请基督教会参加。
另外，宋美龄还认为，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有着相似的目的。“基督对人格之重识，非止于兴趣之境界，彼热切关怀社会之福利”，而合理之生活，“亦必有宗教之信仰”与“基督教服务精神”。“新生活运动，要求我人实行人类之最高理想，坚持信仰而迈进，个人与社会皆需要积极之动作，此固基督教精神所固有也”。1936年2月，她在《新生活运动》一文中也认为，同基督教精神一样，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增进人民幸福，使人人有和平、优裕、活泼、愉快的生活”。把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能够使得新生活运动披上一层温情的面纱，可以淡化它的政治运动韵味。因此宋美龄高呼：“我愿以我夫妇的热情，邀请西方教会参加新生活运动，作更密切的合作。”
作为回应，基督教会出于它自身的各种原因和目的积极响应蒋氏夫妇的邀请。基督教会自进入中国以后，就把发展教徒、扩大自身实力以使基督教布道于全中国作为其最终目的。而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抵制，历程非常艰辛。此时中国的实权人物蒋介石及其夫人都是基督徒，与他们合作进行社会改造运动，能够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力，实现他们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有利于基督教会自身的发展。
基督教自身的传教救世理念也是它参与新生活运动的重要原因。近代以来，基督教内部又兴起了社会福音神学思潮运动，致力于社会基层的改造与发展，“扫除愚昧、卑污、散漫和一切人类败德”是它的宣教理念。尤其是基督教会认识到，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有深入乡村社会，才能使基督教布道于全中国，因此，传教重点必须从城市转向农村，首先实现布道乡村社会的目标，把天国建在中国的乡村社会。而新生活运动最先就是针对江西苏区而进行的，当时该地区连年饱受战火的摧残，急需彻底的变革复兴。基督教会认为，只有基督教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和危机。
因此，新生活运动开始后，青年会、基督教会都表示赞同。为此，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发布《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暨基督教会新生活服务团组织简则》，要求基督教青年会与基督教会利用讲道及“其他集会宣传新生活运动”。而在华传教士们以及支持他们的北美海外布道团大会、美国基督教联邦委员会、基督教青年会也都热情主动地支持蒋介石，参与新生活运动。
二、抗战前基督教会在新生活运动中的活动
基督教会接受了蒋介石宋美龄的邀请，参加新生活运动。从它的筹备、宣传到实施，基督教会都积极与国民党政府合作，在新生活运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1933年夏天，宋美龄在庐山避暑时，接受了一些传教士关于开展社会福利运动的建议，并和他们拟出了新生活运动的细节。同年秋，蒋介石与熊式辉、杨永泰等人 组织了“新生活筹备委员会”，邀请基督教会领袖作为宗教界代表参加，并特聘前沈阳基督教总干事阎宝航作为书记，进行筹备。不久，美国传教士长孙威廉在宋美龄授意下，在其住宅内举行茶话会，邀请南昌市各基督教会中西传教士领袖及附属各教会学校、医院等机关团体代表共三十余人参加。会上，宋美龄将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义结合起来，主张“新生活运动之目的……与基督教救人救世的目标相一致”，希望基督教会对“新生活运动”予以协助并大力推广。其后基督教会即以多种形式，参与了新生活运动。
首先是广泛宣传新生活运动。他们利用南昌各类教会学校作为宣传基地，每逢纪念周即向全体学生讲演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并利用各校学生组织宣讲队到各种公共场所进行宣传，散发各种宣传小册子，又利用各教会医院向候诊病人及住院病人散发有关宣传文件。除此之外，基督教会还充分利用其传教布道的机会大力宣传新生活运动。在宋美龄召集下，由新生活运动委员会总干事黄仁霖同陆军医院及南昌“模范监狱”接洽，南昌市各基督教会中西男女传道士及教会团体组织了传道团，由南昌内地会西籍传道士博英望任团长，率领内地会圣经学校男女学员代表10余人，每星期赴南昌“模范监狱”及陆军伤病医院布道一次，宣传蒋介石和新生活运动。各教堂在举行礼拜时，也宣传“提倡新生活运动”，从此教堂亦成为宣传新生活运动的讲坛。
除了在国内进行大量宣传外，基督教会在国际上也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宋美龄聘请英国传教士牧恩波为新生活运动的顾问，专门负责国外宣传工作。他们将宋美龄用英文写成的关于新生活运动的文章，分送国外各教会，并发动中西籍传教士，向国外报刊投稿，广泛宣扬。宋美龄还将《新生活运动纲领》亲笔译成英文，分送给在中国的西籍传教士，由他们寄给本国的差会(即传道部)，通过他们的刊物转载。在美国和上海的基督教会英文报刊上，宋美龄连续发表解释“新生活运动”的文章。1935年6月，她在《美国论坛》杂志发表《中国的新生活运动》，1936年10月10日，她又在上海《字林西报》发表《舆论的形成》，她还为纪念新生活运动两周年和中华民国成立25周年发表《新生活运动》一文，反复解释新生活运动的动机。
第二，在江西进行农村建设和改造。在此期间，基督教会也参加了国民党的农村建设，最为重要的就是在黎川搞的农村“实验区”。1934年秋，中央红军撤离江西之后，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在蒋介石支持下，组成了“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美国公理会传教士牧恩波被推举为“实验区”的总干事，制定了黎川实验区的改造计划。针对当时黎川文化、思想混乱的状况，基督教会重点创办农村文化教育事业。该区派专人负责农村文艺工作，主要活动是在农闲时节组织剧组表演各种短剧、教授新式歌曲，以达到寓教于乐并丰富农民业余生活的目的。教育方面则采取晏阳初定县平民教育会的“导生制”教育方法，将整个农村教育工作分儿童、青年、妇女三个部分。授课时间以农闲时节为准，有夜班、早班、流动教育班等多种办学形式。同时该区还在高寨洲附近建立一所农场，进行栽培果树、蔬菜、育苗等实验。此外，该区还设立了保健所，规模颇大。
第三，大力开展社会卫生运动也是新生活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基督教会的医疗机构在当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们也积极参与开展社会卫生运动。在城市，基督教会医院与当地政府合作，推行城市和近郊卫生计划，并帮助进行助产或种痘工作，有的接受政府的邀请合办当地的县卫生院。在农村，基督教会医院和政府合作，建立农村卫生诊所，帮助农民进行简易的医疗工作，并开展传染病的隔离和杀毒工作。
抗战爆发前夕，新生活运动重心改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保育童婴、空袭救难、征集物品和捐款等与战时支持有关的活动。基督教会在宋美龄的穿针引线下，与新运总会更加密切地配合。1936年2月，“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宋美龄任指导长，副指导长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吴贻芳，指导委员皆是政界与文化界名流。其中大多数是基督徒，如第一任总干事为密歇根大学硕士张蔼真女士，后继者有陈纪彝女士。该会成立后，致力于训练妇女干部、慰劳前线将士、教养战时难童，以及发动其他妇女团体抗日等活动。
三、抗战前基督教会参与新生活运动的作用
在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与基督教会相互合作，又各取所需，对双方合作的意图和目的都发生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会的合作，蒋介石和西方政客的距离有所缩短。在国际上看来，江西掀起的新生活运动，表明蒋介石正在中国进行现代化改造，推进社会福利政策，中国人民似乎经过新生活运动就能一步跨入无忧无虑的新生活，套上民主和自由的光环。西方有些善良的人们，以此呼吁当局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史料证明，英美等国此后对中国政府的贷款和外交上的指导有所增加，也更加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通过传教士，蒋介石夫妇在西方的形象被理想化了。他们极力吹捧蒋介石，说他在日常灵修生活中，一面看圣经，一面讲新生活，成为一个模范的领袖。《时代周刊》还把蒋介石夫妇选为1937年名人夫妇，并把他们的照片刊登在1938年1月《时代周刊》封面上，蒋介石的目的达到了。这是他之所以同意夫人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原因之一，也是宋美龄摸透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的一个高招，更是基督教会及其传教士在国际上广泛宣传的结果。
同时，基督教会的各种活动也获得了蒋介石、宋美龄的高度肯定和赞赏。蒋介石曾说道：“在全国境内，不论什么地方，凡是要求教士帮助的时候，他们莫不竭诚的援助我们。”1937年5月6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十一届年会时，宋美龄亲自出席会议，大力赞扬基督教会与新生活运动合作取得的成绩，并希望今后更进一步发展这种合作。这些赞扬对基督教会无疑是最好的肯定，加深了基督教会与政府的关系，为其在中国扩大势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中国政府和蒋介石的支持，基督教会组织改变了自“非基督教运动”后的萎缩状态，再次得以扩展，到1936年已拥有信徒54万人。
基督教会在新生活运动期间所做的国内国际宣传，尤其是对蒋介石进行大肆吹捧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的独裁统治。同时，针对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对其造成的极大冲击，基督教会在新生活运动期间，配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对农民进行反共说教，提出“中国的前途建筑在基督教的基础上”，不能“建筑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号召“必须用天国主义去对抗共产主义，超过他们的主义”。这些反共宣传，在广大人民中造成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同时，基督教会利用新生活运动之机，广泛吸收农民人教，并制定严格的教规控制教徒，让他们服从基督教，对他们的思想进行麻痹和束缚。
基督教会参与新生活运动，其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发展自身力量，以使中国基督化，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人民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然而，它参与新生活运动推行的一系列活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首先，基督教会在新生活运动中，借助于其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方法，大力举办各级学校及培训班，推广幼儿教育及妇女教育，普及识字教育。这些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毕竟为贫苦农民及其子女提供了一个受教育的机会，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多少能为农村培养一些人才；同时，基督教会也大力推广社会道德和行为教育，对于改变当地不良社会风俗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如在江西某地推行新生活运动时，针对当地群众吸食鸦片、嗜酒等现象严重的情况，传教士把《圣经》教义同该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十条教规戒律，规定凡人教者必须严格遵守，对规范教徒以及周围群众的生活行为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地打架斗殴、偷盗等现象明显减少，很少有人借酒闹事、吸食鸦片、赌博等，邻里之间也更加团结互助。
其次，基督教会的医疗卫生机构与政府进行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往农民看病治病，靠的是求神问卦，基督教会在农村建立许多诊所，以西药来治疗农民的常见疾病，非常有效，有助于增强当地农民的身体素质。这些诊所在社会卫生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给当地群众种牛痘等。对此，浙江开展夏季卫生运动的时候，就曾“委托各公私医院注射防疫针”，这些公私医院中理所当然地包括有数量不少的教会医院。此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近代医疗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培养了人们的公共卫生意识。
此外，抗战前夕，基督教会与新生活运动总会合作组织的各种医疗救护以及难童教养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国的抗战。
责任编辑：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