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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广为人知但也不算过时的笑话，大抵是说，大学里各个系科之间互相瞧不上。教育学呢，是最为大家所瞧不上的，从事教育学研究的，也没有别人可瞧不上，于是，学习教育学的学生就只好瞧不上自己的老师。我们这些所谓的教育研究者，在读到这个笑话时，都只有苦笑。因为学习职业教育的，再找不到人去看不起了……是的，教育学是否是一个学科都饱受质疑，何谈其赢得受尊重的学科地位。前段时间看过中国知网的一个统计数据，是对中国大陆期刊国际影响力进行统计，其中，人文社科类期刊中，教育类期刊排名最靠前的是也在八十名之外，而进入前两百名的，也仅有三家教育类期刊。虽然我们可以质疑统计的权威性，但是，反映教育类期刊总体水平之低却是不争之实。《开放社会科学》中提到对一个学科水平的判断，重要的一项就是学科专业期刊的情况。期刊总体水平直接反映的就是所刊载论文的水平，教育类期刊总体水平较低，也就反映了大陆教育类研究论文的水平堪忧，研究水平堪忧。
我们还可以看另一个情况。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代表了中国期刊的最高水平，所刊载论文也基本代表了中文论文的最高水平。但是，有研究者分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中教育类论文的分布情况，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刊载的教育类论文年发文量和年刊发比率逐年降低，“教育学栏目”也只是偶尔出现。有意思的是，所刊载的教育类论文的参考文献多为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研究者认为这是教育学学科对教育类论文的知识来源贡献不足的表现。而更有意思的是，教育类论文作者分布中，来自非教育学专业研究机构的人员显著多于教育学研究机构人员。
这就是教育研究中之颇为吊诡之处。教育研究中最好的论文竟然不是教育研究者撰写的。虽然判断是否是最好的论文，最好的期刊并不是唯一标准，但能否发表在最顶尖级的刊物上，也算是判断论文水准的“金线”吧。我们也可以看看那些如雷贯耳的那些所谓教育学名著，《民族主义与教育》是哲学家杜威写的，《什么是教育》是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重要作品，《教育思想的演进》是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写的……如此看来，在我们所熟知的教育学经典中，竟也多是其他学科的高人所写。是不是可以说，这也是“教育问题受到重视而教育学者不受重视”的注脚之一？
我们再来看看理查德·德斯贾丁斯教授的学术背景：本科和硕士都是经济学，博士学位一个是教育学的，后来，为了拓宽学术领域，又去拿了一个是经济学的。正如教授自己所言，两个不同学科的博士学位，是其希望在相关专业领域以及与相关的学术团体以及学者们进行交流，基于比较教育学一个学科，将比较经济学与比较政治学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全新的领域。汤霓博士问得很有意思：“这种研究定位有何期待”？事实上，教授的回答事实上就清晰描述了一个重要问题，当下的教育研究，更多地为政策分析提供视角，提高研究的水平和政策的可行性。而多学科视角与多学科方法，是当前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当前的一个重要概念 “跨界”，秉持的就是这一理念。对某一个学科问题的“跨界”审视，将可能形成对这一学科相关问题深刻认识。控制论的创立者维纳说：“两个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具有巨大的创造科学和复兴科学的价值，但必须具有下列前提：至少有一位科学家代表越过边界，长驱深入，并能把邻近科学的思想吸收到一个有效的思考计划中去。”这番话也就意味着，“跨界”、两个学科或者多个学科之间的碰撞，会给一个学科带来不少惊喜。比如，经济学视角的教育，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教育的更多属性；社会学视角的教育，让我们更好地观察到教育的其他功能；哲学视角的教育，则让我们更深刻地领悟教育的本质。在实践中，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教育问题的解决之道往往在教育之外”，因此，不管是教育研究还是教育实践，多学科视角的分析总归是大有裨益的。研究的跨界，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应该成为研究中的一种思维方式，甚至方法论。
访谈中，两位都多次提及了“大规模大样本的调查测验项目”，同时提出了一个深得我心的说法——“社会调查是帮助形成问题，提出正确的问题，并提供信息来让人们争论”，在我们的论文中，言必称“对策”“策略”，仿佛论文中不能提出些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的对策，就对不起这篇论文的观众。其实，作为一个研究者，能将问题厘清，能为决策者解决问题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研究的价值便体现出来了。厘清问题，根本的途径在于收集足够的信息，信息则来自于大样本的测试与调研。事实上，我们的研究中，最缺的就是基于大量数据的结论。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分析近几年我国某权威教育期刊的发文情况，结果发现，基于调研与数据研究论文，不到三成，多数论文都是所谓的“思辨”。其实，不是不可以思辨，传世的经典都是思辨论著，但是，虚无缥缈与无根无基的所谓思辨，是很难说有多大价值的；因此而提出的所谓建议或者是对策，自然也不够可信。在我看来，研究者的职责，或者说，研究者能够做到的，并不是解决某个教育问题，而是为需要找到解决问题对策的人提供足够的信息来支持决策，并不断提高其决策的科学性。
可能有的研究者会困惑，如果缺乏大笔的经费支持，如何得到教育研究中所倚重的“大规模大样本的调研”相关数据？的确，调研非易事，如非依赖大型机构或者项目，教育研究中的数据获得的确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困难。但是，如果留心，我们还是有许多公开的大型数据资源可以利用，如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GSS）”。这是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调研内容涵盖了包括教育在内的我国社会状况的8个方面重要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是这项调研的发起单位。从去年开始，为了推动社会调查数据的开放性及共享性，“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课题组将2006年、2008年、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文件整理开放，供国内研究者及在读学生参考、使用，这就为国内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库。从笔者的关注来看，最近看到的几篇发表在重要期刊的论文中就利用了CGSS数据库的有关内容。但是，对数据和事实验证的推崇并不意味对思辨的放弃与忽视。事实上，作为教育研究而言，选择数据分析或者理论思辨都不是问题，关键在于，通过研究，要将问题说清楚，把信息呈现完整，让需要信息的人，从研究成果中能够获取相应的信息。
呈现研究成果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发表研究论文。但当下，本应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论文发表，却越来越成为目的。这与我们的评价体制有关，异化了的评价体制造就了我们对论文数量的追求，论文所附着的利益促使论文生产变得心无敬畏，以致出现了大量的粗鄙的、不堪入目的论文。在我看来，写一篇论文，应该是一个心怀敬意的过程，这不仅仅是一种心态，也需要一些技术层面的要求。如果说，遵循了行文规范与结构等基本内容是社会科学论文价值的基础，那么，文中的思想就是价值的核心。但是，没有基本的论文规范，也就难提有意义的思想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估计每年发表的那一堆堆论文，能称得上是论文的，也就乏善可陈了。在真正的研究文化建立起来之前，尊重规范、学习规范、利用规范，是做教育研究的基础，也是写出像样的研究论文的前提。
如此看来，教育学的学科地位、教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以及教育学期刊地位事实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没有一流的教育研究，不可能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论文，也就难有一流的教育学术期刊。什么样的研究规范和研究文化，决定了我们能有什么水平的研究成果。若从这个角度来看职业教育研究，那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有很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曹稳]
我们还可以看另一个情况。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代表了中国期刊的最高水平，所刊载论文也基本代表了中文论文的最高水平。但是，有研究者分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中教育类论文的分布情况，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刊载的教育类论文年发文量和年刊发比率逐年降低，“教育学栏目”也只是偶尔出现。有意思的是，所刊载的教育类论文的参考文献多为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研究者认为这是教育学学科对教育类论文的知识来源贡献不足的表现。而更有意思的是，教育类论文作者分布中，来自非教育学专业研究机构的人员显著多于教育学研究机构人员。
这就是教育研究中之颇为吊诡之处。教育研究中最好的论文竟然不是教育研究者撰写的。虽然判断是否是最好的论文，最好的期刊并不是唯一标准，但能否发表在最顶尖级的刊物上，也算是判断论文水准的“金线”吧。我们也可以看看那些如雷贯耳的那些所谓教育学名著，《民族主义与教育》是哲学家杜威写的，《什么是教育》是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重要作品，《教育思想的演进》是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写的……如此看来，在我们所熟知的教育学经典中，竟也多是其他学科的高人所写。是不是可以说，这也是“教育问题受到重视而教育学者不受重视”的注脚之一？
我们再来看看理查德·德斯贾丁斯教授的学术背景：本科和硕士都是经济学，博士学位一个是教育学的，后来，为了拓宽学术领域，又去拿了一个是经济学的。正如教授自己所言，两个不同学科的博士学位，是其希望在相关专业领域以及与相关的学术团体以及学者们进行交流，基于比较教育学一个学科，将比较经济学与比较政治学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全新的领域。汤霓博士问得很有意思：“这种研究定位有何期待”？事实上，教授的回答事实上就清晰描述了一个重要问题，当下的教育研究，更多地为政策分析提供视角，提高研究的水平和政策的可行性。而多学科视角与多学科方法，是当前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当前的一个重要概念 “跨界”，秉持的就是这一理念。对某一个学科问题的“跨界”审视，将可能形成对这一学科相关问题深刻认识。控制论的创立者维纳说：“两个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具有巨大的创造科学和复兴科学的价值，但必须具有下列前提：至少有一位科学家代表越过边界，长驱深入，并能把邻近科学的思想吸收到一个有效的思考计划中去。”这番话也就意味着，“跨界”、两个学科或者多个学科之间的碰撞，会给一个学科带来不少惊喜。比如，经济学视角的教育，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教育的更多属性；社会学视角的教育，让我们更好地观察到教育的其他功能；哲学视角的教育，则让我们更深刻地领悟教育的本质。在实践中，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教育问题的解决之道往往在教育之外”，因此，不管是教育研究还是教育实践，多学科视角的分析总归是大有裨益的。研究的跨界，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应该成为研究中的一种思维方式，甚至方法论。
访谈中，两位都多次提及了“大规模大样本的调查测验项目”，同时提出了一个深得我心的说法——“社会调查是帮助形成问题，提出正确的问题，并提供信息来让人们争论”，在我们的论文中，言必称“对策”“策略”，仿佛论文中不能提出些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的对策，就对不起这篇论文的观众。其实，作为一个研究者，能将问题厘清，能为决策者解决问题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研究的价值便体现出来了。厘清问题，根本的途径在于收集足够的信息，信息则来自于大样本的测试与调研。事实上，我们的研究中，最缺的就是基于大量数据的结论。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分析近几年我国某权威教育期刊的发文情况，结果发现，基于调研与数据研究论文，不到三成，多数论文都是所谓的“思辨”。其实，不是不可以思辨，传世的经典都是思辨论著，但是，虚无缥缈与无根无基的所谓思辨，是很难说有多大价值的；因此而提出的所谓建议或者是对策，自然也不够可信。在我看来，研究者的职责，或者说，研究者能够做到的，并不是解决某个教育问题，而是为需要找到解决问题对策的人提供足够的信息来支持决策，并不断提高其决策的科学性。
可能有的研究者会困惑，如果缺乏大笔的经费支持，如何得到教育研究中所倚重的“大规模大样本的调研”相关数据？的确，调研非易事，如非依赖大型机构或者项目，教育研究中的数据获得的确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困难。但是，如果留心，我们还是有许多公开的大型数据资源可以利用，如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GSS）”。这是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调研内容涵盖了包括教育在内的我国社会状况的8个方面重要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是这项调研的发起单位。从去年开始，为了推动社会调查数据的开放性及共享性，“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课题组将2006年、2008年、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文件整理开放，供国内研究者及在读学生参考、使用，这就为国内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库。从笔者的关注来看，最近看到的几篇发表在重要期刊的论文中就利用了CGSS数据库的有关内容。但是，对数据和事实验证的推崇并不意味对思辨的放弃与忽视。事实上，作为教育研究而言，选择数据分析或者理论思辨都不是问题，关键在于，通过研究，要将问题说清楚，把信息呈现完整，让需要信息的人，从研究成果中能够获取相应的信息。
呈现研究成果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发表研究论文。但当下，本应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论文发表，却越来越成为目的。这与我们的评价体制有关，异化了的评价体制造就了我们对论文数量的追求，论文所附着的利益促使论文生产变得心无敬畏，以致出现了大量的粗鄙的、不堪入目的论文。在我看来，写一篇论文，应该是一个心怀敬意的过程，这不仅仅是一种心态，也需要一些技术层面的要求。如果说，遵循了行文规范与结构等基本内容是社会科学论文价值的基础，那么，文中的思想就是价值的核心。但是，没有基本的论文规范，也就难提有意义的思想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估计每年发表的那一堆堆论文，能称得上是论文的，也就乏善可陈了。在真正的研究文化建立起来之前，尊重规范、学习规范、利用规范，是做教育研究的基础，也是写出像样的研究论文的前提。
如此看来，教育学的学科地位、教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以及教育学期刊地位事实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没有一流的教育研究，不可能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论文，也就难有一流的教育学术期刊。什么样的研究规范和研究文化，决定了我们能有什么水平的研究成果。若从这个角度来看职业教育研究，那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有很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曹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