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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贽是明代中后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的经济思想特别强调“私”的重要性。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中，这一点颇有争议，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的辨证。
关键词 李贽 经济思想 私 大礼议
一
李贽（1527-1602），号卓吾，泉州晋江人，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泰州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
李贽在他的经济思想中，承认人人都有私心，并强调“私”的重要性，肯定了私心的合理性。“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他对人性之私的肯定和重视，体现了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具有很高的价值。李贽认为，财产私有是人们辛勤劳动的动力，农民勤奋劳作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收获，这是私心的体现，也是自然之理和客观规律。他同时指出，肯定私心，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言论是明代中后期商品和货币经济发达的产物，又反过来为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持。
李贽在世之时，支持他言论的人不少，反对他的人也很多。虽然当时的很多士大夫不愿正视私心，不愿承认私心的重要性，他们的很多行为却受到了私心的潜在影响。本文试以稍早于李贽的“嘉靖大礼议”为例，简要论述这个问题。
二
正德十六年，明武宗崩，无子嗣，遗诏命兴献王子朱厚熜继皇帝位。兴献王是宪宗之子，孝宗之弟，封国安陆，朱厚熜是兴献王的独子。明史记载，慈寿皇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遣太监谷大用、韦彬、张锦，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毛澄，以遗诏迎王于兴邸。夏四月癸未，发安陆。癸卯，至京师，止于郊外。礼官具仪，请如皇太子即位礼。王顾长史袁宗皋曰：「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此句国榷为[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此状云何。]大概意思一样，可见朱厚熜不愿以皇太子的身份入京即位，但是大学士杨廷和等坚持如此，朱厚熜仍然不肯。最后经过皇太后的调停，在郊外受笺，由大明门入，日中即位。对于这一事件，徐学谟评论道，“时礼部以典出旷举，仓卒草创，不暇致详。而上心已确有定见，所谓继统不继嗣之说，实权舆于此矣。可见嘉靖皇帝从安陆启程入京之时，就已经抱定了“继统不继嗣”，尊崇所生的私心。这一“定见”是发自他的本心，并非到京之后才出现的，也不是张璁等人怂恿之下所产生的。相对的，大学士杨廷和等人从一开始就牵强附会、固执于旧的礼仪，想树立自己的权威，礼官具仪都出于他的授意，“大学士杨廷和命礼部郎中余才所拟也”。新皇帝和当权派的大臣从一开始就各怀私心，这就为日后的冲突埋下了种子。
四月戊申，嘉靖皇帝让礼官商议兴献王的封号和崇祀典礼。大学士杨廷和授意礼部尚书毛澄，让他依据汉定陶王、宋濮王之事来确定兴献王的尊号，并说“此篇为据，异议者即奸谀当诛。”日后因议礼而骤贵的张璁此时还是“待对公车”的身份，他对同乡礼部侍郎王瓒建议：“帝入继大统，非为人后，与汉哀、宋英不类。”王瓒表示同意，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其他人。杨廷和知道后甚为不满，指示言官弹劾王瓒，把他贬到南京去了。史载，“辛亥，礼部左侍郎王瓒议礼被劾，改南京。”从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出杨廷和等人的专断和私心自用。
在杨廷和等人的操纵下，戊午，礼部尚书毛澄等上议，依据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和宋英宗入继仁宗后的故事，确定嘉靖皇帝应上考孝宗。并称本生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以崇仁王朱厚炫嗣于兴献王。听到这个建议，嘉靖皇帝很生气，明史记载，帝怒曰：“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命复议。这个提议明显不符合嘉靖的心意，但是他也没有找到强有力的理由去反驳，只好把议礼的事继续拖下去，以表达自己的不满。毛澄等人执着于自己眼中的伦理道德、先朝故事，却没有充分考虑嘉靖心中的所思所想。可见“夫私者，人之心也”，每个人都会首先考虑自己。
乙亥，毛澄等上奏兴献王妃号，指出《礼》为人后者为之子，并抄录程颐《濮议》进呈皇帝，嘉靖皇帝心里自然不同意，所以仍然命诸大臣博考历朝典礼。杨廷和、蒋冕、毛纪等人也相继上言，向皇帝施加压力，嘉靖始终不肯同意。就在这个各方僵持的关键时刻，有一个人在私心的驱使下卷了进来。（七月）进士张璁上言，“皇上以兴世子入继武宗皇帝统，非继孝宗嗣也。今以后武宗则弟，以后孝宗则自有子。奈何舍献王勿考而考孝宗。使献王有子而无子，皇上有父而无父哉。”对于张璁的这一举动，杨廷和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子，道貌岸然的指责张璁：“书生焉知国体！”而嘉靖皇帝就像找到了救星一样，史载“上熟览之，喜曰：此论一出，吾父子必终可完也。”为了推动议礼向他自己企盼的方向发展，七月甲子，嘉靖特意在文华殿召对杨廷和、蒋冕、毛纪等人，表示“至亲莫若父母”，“卿等所言俱有见，第朕罔极之恩，无由报尔。今遵父为兴献皇帝，母兴献皇后……”。杨廷和等人毫不让步，又搬出一套伦理道德来抵制皇帝的意见，并封还手敕。接着，一大批言官接连上疏鼓噪，弹劾张璁，坚持杨廷和等人所拟定的尊号和礼仪。
八月，礼部上兴献王典礼，嘉靖皇帝仍命再议。九月，兴献王妃，即嘉靖的生母到了通州。此前礼部拟定的礼仪是采用王妃仪仗，由偏门入，已经身为皇帝的嘉靖当然无法接受自己亲生母亲的身份被贬低。他果断决定由中门入，谒见太庙，遭到群臣反对。这个时候，希望讨好皇帝，以求得个人富贵的张璁又站了出来，“虽天子，必有母也，焉可由旁门入乎？”徐学谟评论道，“天子无臣父母之礼。是时圣母虽未上尊号，要不得以藩妃相处。杨廷和等负拥立之功，持之太过。故激后来之祸。”杨廷和等人自恃拥立之功，坚持己见，执着于自己的权威和面子，而没有顾及嘉靖本人的想法和需求。双发争持不下，酿成后来的灾祸。事实上，嘉靖皇帝为了达成自己的愿望，甚至对杨廷和等人采取了恳求的态度。冬十月，上谕内阁杨廷和、蒋冕、毛纪曰：“朕受祖宗鸿业，为天下君长，父兴献王独生朕一人，既不得承嗣，又不得徽称，朕于罔极之恩，何由得安！始终劳卿等委曲折中，俾朕得申孝情。”杨廷和又搬出一堆大道理来：“圣谕令臣等委曲折中，以申孝情。切念大礼关乎万世纲常，四方视听，议之不可不详，必上顺天理，下合人情。祖宗列圣之心安，则皇上之心始安矣。”杨廷和口口声声让皇上安心，其实只是牵强附会、私心自用，毫不顾忌嘉靖个人的心理需要。紧接着，礼部尚书毛澄等人又集议上疏，重申考孝宗为父的说词，继续对嘉靖施压。双方的较量又到了至关重要的时刻，蓄谋良久、一心要被皇帝重用的张璁，写了《大礼或问》上疏皇帝，文中仔细辨析了统嗣之异及尊崇墓庙之说。在张璁上疏的过程中，杨廷和试图从中阻挠没有成功。嘉靖皇帝看到了张璁的《大礼或问》，愈加坚定了尊崇所生兴献王的决心。在这种形势下，杨廷和等大臣无计可施，只好假借慈寿皇太后的名义，尊称兴献王为兴献帝，兴献王妃为兴献后。之所以假借皇太后之意，而不说廷议，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和面子，不肯让步。对此，徐学谟又评论道，“……而议礼诸公不无过执。等兴献与定陶濮安，欲别立崇王子为之后，废父子之情，则人心之所大不安者也。”诸臣的行为不仅显露了他们的私心，同时也体现出他们固执于旧的礼仪和先朝故事，不近人情，压抑人的天性。正德以后，明代社会逐渐进入了一个物欲横流、人性奔放的时代，议礼之争杨廷和、蒋冕、毛纪等人最终的失败也是社会潮流转向，社会形势发展的一个缩影。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明代中后期政治环境是较为宽松自由的。杨廷和等人多次驳回上意，动辄封还御诏手敕，对皇帝的“恳求”不予理会，嘉靖皇帝当时也没有办法。可见明代中后期政治环境有相当的宽松度，政府内部也存在权力的制衡。而张璁作为一个刚登科的进士，直接上疏皇帝纵论国家礼仪大事，并借此机会直上青云，也体现了社会中下层向上层的流动性是不容忽视的。 兴献后入京以后，兵部主事霍韬见到张璁的言论受到皇帝的重视，也上言“礼官持议非是。”明史记载，“帝得疏甚喜。”同时，一些中下级官员如同知马时中、国子监诸生何渊、巡检房浚、给事中熊浃等先后上言，赞同张璁的意见。这些中下级官员看到有利可图，私心作祟，纷纷上疏，希望能搭上这趟开往荣华富贵的班车。下面这则记载更能全面的体现这一点。嘉靖四年七月，席书辑《大礼集议》，整理议礼诸臣的上疏，说道：“「近题请刊布，多系建言于三年以前，若臣书及璁、萼、献夫、韬，所正取者不过五人。礼科右给事中熊浃、南京刑部郎中黄宗明、都察院经历黄绾、通政司经历金述、监生陈云章、儒士张少琏及楚王、枣阳王二宗室外，所附取者不过六人。有同时建议，若监生何渊、主事王国光、同知马时中、巡检房濬，言或未纯，义多未正，亦在不取。其他罢职投闲之夫，建言于璁、萼等召用后者，皆望风希旨，有所觊觎，亦一切不录。其锦衣百户聂能迁、昌平致仕教谕王价建言三年二三月，未经采入。今二臣奏乞附名，应如其请。」”帝从之。
十一月甲午，杨廷和再次封还御诏，不同意再加兴献帝后尊号。这时，巡抚云南都御史何孟春上言指出兴献王不宜称考。杨廷和看后，直接擢升何孟春为吏部侍郎。接着，杨廷和怂恿致仕都御史林俊上疏为自己说话，随即启用林俊为工部尚书。十二月，杨廷和又把张璁排挤到南京当刑部主事，并言语威胁恐吓。这一系列的举动，足见其私心自用，排斥异己，结党自固的意图。
到了十二月，嘉靖皇帝下御札，加兴献帝后以“皇”字，并引慈寿皇太后懿旨为奥援。杨廷和等人见到正面较量争不过，就上疏要求罢官回家。这种以罢官、致仕、乞休等为说辞，消极对抗的手段，皇帝当然明白，所以并没有同意。议礼发展到这个时候，虽然杨廷和、乔宇、林俊、毛澄等大臣仍然坚持己见，但是加入战团的官员逐渐增多，双方渐成对峙僵持之势。正如谈迁所说，“永嘉逆窥上指，开陈其端，寥寥寡合。久之，历城巡检之书上，其风未波，自熊恭肃继上，宸衷益摇，渐成聚讼。噫，象指而趋，又何难为。”
时间到了嘉靖元年，形势还在进一步发展，巡抚湖广都御史席书、吏部员外郎方献夫先后上疏支持嘉靖尊崇所生，加“皇”字。从嘉靖元年到嘉靖二年，杨廷和、乔宇、彭泽、蒋冕、毛纪等先后遭劾求去，皇帝都没有批准。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大臣都已看出杨廷和等人日益的失去皇帝信任，形势表面上还较为平静，然而底下暗流涌动。一些有私怨或求重用的人都出来讨好皇帝，弹劾众权臣。徐学谟曰，“一时大臣党同过激……自后邪臣伺隙，离间日生。”
嘉靖三年正月，大礼之争开始进入白热化的阶段。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谋划，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言大礼。他总结了张璁霍韬等上疏以来的意见，抨击了礼官的谬误和傲慢，并附上席书和方献夫的奏疏，鼓动嘉靖皇帝果断出手，早定大礼。皇帝内心表示赞同，命下廷议。明史载，“帝得桂萼疏心动，复下廷议。”
稍后，大学士杨廷和致仕，这是双方各持己见，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礼部尚书汪俊、礼部尚书乔宇等人继续争执大礼，给事中张翀，御史郑本公等三十一人，各抗章力论，嘉靖认为他们在朋言乱政，予以夺俸的处罚。至此，双方的斗争日益公开化，扩大化。楚王荣诚以仪官沈宝的名义上疏，代府长史李锡、南京都察院经历黄绾、南京刑部主事黄宗明等人接连上疏，支持张璁等的意见。嘉靖皇帝觉得机会来了，下诏命席书，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到京集议。张璁、桂萼等人在半路继续上奏，皇帝催促他们迅速入京。三月，尊号礼成，奉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与此同时，礼部尚书汪俊去职，吏部尚书乔宇想推举自己阵营的礼部左右侍郎贾咏、吴一鹏代替汪俊，嘉靖皇帝特旨召席书为礼部尚书。为了推动议礼朝着有利自己的方向发展，嘉靖也开始大量引用私人，扩大自己支持者的阵营，以实现尊崇所生，内殿另祀的意图。这时，户部侍郎胡瓒以大礼已定为借口，希望皇帝不要再让张璁等人来京。因为张璁等人一旦来京，议礼之争会走的更远。张璁等人在半路看到邸报，生怕自己的荣华富贵飞走了，急忙上疏，抨击三月所上尊号的缺陷。嘉靖看到奏疏，果然让他们继续朝京师赶。张璁等人到京以后，一批大臣密谋截杀他们，张璁等人害怕，跑到武定侯郭勋家里，郭勋希望借机赢得皇帝的宠信，全力支持他们，约为内助。接着，张璁、桂萼上疏条陈七事，指出应该“伯孝宗而考兴献”，嘉靖遂降中旨，命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讲学士。七月，张、桂等受命，又上言十三事，指责礼官欺君罔上。皇帝于是谕旨毛纪等去掉兴献帝后尊号中的“本生”两字，毛纪不同意。嘉靖很生气的说，“此礼当速改。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情势发展到如此地步，几乎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嘉靖铁了心要按张璁等人所说的办。戊寅早朝之后，由何孟春、金献民、徐文华、杨慎、王元正等大臣首倡，群臣在左顺门伏阙哭争，皇帝多次宣谕，他们始终不退，从辰时一直到午时。嘉靖大怒，把为首的八人下狱。于是杨慎，王元正等憾门大哭，声震阙廷。皇帝更加生气，直接逮一百三十四人下狱，加上待罪的大臣，一共二百二十人。接着四品以上官员被处罚俸禄，五品以下被仗。结果有一百八十余人被仗，十七人因仗而卒。此后，朝中形势大变，被谪戌，调任，罢斥，下诏狱的大臣比比皆是，史载“由是璁等势大张。其年九月卒用其议定尊称。”伏阙的诸大臣多受到理学思想的熏陶，固执于传统的伦理道德，但是其中一部分难免抱有互相标榜，尙气好名的动机。
这次冲突之后，议礼就开始一边倒的发展下去。嘉靖四年，《大礼集议》成，嘉靖七年，《明伦大典》成，议礼之争有了定论。参加议礼的诸人，如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黄宗明，黄绾等人多得到重用。日后诸人虽然沉浮不定，终究如愿以偿，显贵一时。
三
“大礼议”长达数年的争论过程，充分体现了当时朝廷内外各个集团和势力的私心。我们看到了嘉靖皇帝的私心，张璁、桂萼等人的私心，也看到了杨廷和等人的私心，他们之间的党争和较量，其实质都是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嘉靖皇帝要尊崇他的亲生父母，就是私心；张璁、桂萼等人为了荣华富贵而迎合皇帝，鼓吹尊崇就是私心；杨廷和等人为了维护旧的秩序，维护自己的权威，牵强附会、坚持不让步，也是私心。杨廷和等人只是执着于自己的想法，而没有想到嘉靖皇帝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感情的人。“人必有私”，嘉靖皇帝重视亲情，“尊崇所生”对他来说至关重要。表面上看，各方都引经据典，唇枪舌战。说到底，他们都是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都是私心在幕后主导着他们的行为。
张璁、桂萼、方献夫、席书、黄宗明、黄绾等人多数和王守仁相善（杨廷和等人始终压制王守仁），大概议礼诸臣和王守仁的思想价值取向有相似性。都较为重视人性的内在价值，反对压抑人性，鼓励人性的张扬。如果我们全面审视正德以后明代社会变动的大背景，就能更好的体会到其中的深意。
当然，这里不存在杨廷和一方或者张璁一方谁好谁坏的问题，事实上张璁等人柄用之后的打击报复体现了他们气量的不足，嘉靖对打击报复的纵容也体现了他的仁慈之心不够。真正重要的启示是人都有私心，私心往往在暗处主导了人的行为。只有正视和承认了人的私心，才能够想办法规范和引导它，使人的私心能够发挥其正面作用，促进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减少其负面影响（通过宪政、民主和法制）。李贽的经济思想开风气之先，和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具有类似的理论基础和假设，是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的标志之一。
参考文献：
[1][明]李贽.《德业儒臣后论》，《藏书》卷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明]谈迁.《国榷》卷五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三二一九页.
[3]谈迁.《国榷》卷五十二，第三二二〇页
[4][5][9][10][12][明]谷应泰.《大礼议》，《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77.
[6]谈迁.《国榷》卷五十二，第三二二二页
[7][明]张廷玉等.《列传第七十九》，《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8]谈迁.《国榷》卷五十二，第三二三三页.
[11]谈迁.《国榷》卷五十二，第三二三九页.
[13]谈迁.《国榷》卷五十二，第三二四七页.
[14][15]张廷玉等.《列传第八十五》，《明史》.
[16]谈迁.《国榷》卷五十二，第三二五〇页.
[17]谈迁.《国榷》卷五十二，第三二七三页.
[18][19]张廷玉等.《列传第八十四》，《明史》.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关键词 李贽 经济思想 私 大礼议
一
李贽（1527-1602），号卓吾，泉州晋江人，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泰州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
李贽在他的经济思想中，承认人人都有私心，并强调“私”的重要性，肯定了私心的合理性。“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他对人性之私的肯定和重视，体现了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具有很高的价值。李贽认为，财产私有是人们辛勤劳动的动力，农民勤奋劳作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收获，这是私心的体现，也是自然之理和客观规律。他同时指出，肯定私心，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言论是明代中后期商品和货币经济发达的产物，又反过来为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持。
李贽在世之时，支持他言论的人不少，反对他的人也很多。虽然当时的很多士大夫不愿正视私心，不愿承认私心的重要性，他们的很多行为却受到了私心的潜在影响。本文试以稍早于李贽的“嘉靖大礼议”为例，简要论述这个问题。
二
正德十六年，明武宗崩，无子嗣，遗诏命兴献王子朱厚熜继皇帝位。兴献王是宪宗之子，孝宗之弟，封国安陆，朱厚熜是兴献王的独子。明史记载，慈寿皇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遣太监谷大用、韦彬、张锦，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毛澄，以遗诏迎王于兴邸。夏四月癸未，发安陆。癸卯，至京师，止于郊外。礼官具仪，请如皇太子即位礼。王顾长史袁宗皋曰：「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此句国榷为[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此状云何。]大概意思一样，可见朱厚熜不愿以皇太子的身份入京即位，但是大学士杨廷和等坚持如此，朱厚熜仍然不肯。最后经过皇太后的调停，在郊外受笺，由大明门入，日中即位。对于这一事件，徐学谟评论道，“时礼部以典出旷举，仓卒草创，不暇致详。而上心已确有定见，所谓继统不继嗣之说，实权舆于此矣。可见嘉靖皇帝从安陆启程入京之时，就已经抱定了“继统不继嗣”，尊崇所生的私心。这一“定见”是发自他的本心，并非到京之后才出现的，也不是张璁等人怂恿之下所产生的。相对的，大学士杨廷和等人从一开始就牵强附会、固执于旧的礼仪，想树立自己的权威，礼官具仪都出于他的授意，“大学士杨廷和命礼部郎中余才所拟也”。新皇帝和当权派的大臣从一开始就各怀私心，这就为日后的冲突埋下了种子。
四月戊申，嘉靖皇帝让礼官商议兴献王的封号和崇祀典礼。大学士杨廷和授意礼部尚书毛澄，让他依据汉定陶王、宋濮王之事来确定兴献王的尊号，并说“此篇为据，异议者即奸谀当诛。”日后因议礼而骤贵的张璁此时还是“待对公车”的身份，他对同乡礼部侍郎王瓒建议：“帝入继大统，非为人后，与汉哀、宋英不类。”王瓒表示同意，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其他人。杨廷和知道后甚为不满，指示言官弹劾王瓒，把他贬到南京去了。史载，“辛亥，礼部左侍郎王瓒议礼被劾，改南京。”从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出杨廷和等人的专断和私心自用。
在杨廷和等人的操纵下，戊午，礼部尚书毛澄等上议，依据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和宋英宗入继仁宗后的故事，确定嘉靖皇帝应上考孝宗。并称本生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以崇仁王朱厚炫嗣于兴献王。听到这个建议，嘉靖皇帝很生气，明史记载，帝怒曰：“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命复议。这个提议明显不符合嘉靖的心意，但是他也没有找到强有力的理由去反驳，只好把议礼的事继续拖下去，以表达自己的不满。毛澄等人执着于自己眼中的伦理道德、先朝故事，却没有充分考虑嘉靖心中的所思所想。可见“夫私者，人之心也”，每个人都会首先考虑自己。
乙亥，毛澄等上奏兴献王妃号，指出《礼》为人后者为之子，并抄录程颐《濮议》进呈皇帝，嘉靖皇帝心里自然不同意，所以仍然命诸大臣博考历朝典礼。杨廷和、蒋冕、毛纪等人也相继上言，向皇帝施加压力，嘉靖始终不肯同意。就在这个各方僵持的关键时刻，有一个人在私心的驱使下卷了进来。（七月）进士张璁上言，“皇上以兴世子入继武宗皇帝统，非继孝宗嗣也。今以后武宗则弟，以后孝宗则自有子。奈何舍献王勿考而考孝宗。使献王有子而无子，皇上有父而无父哉。”对于张璁的这一举动，杨廷和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子，道貌岸然的指责张璁：“书生焉知国体！”而嘉靖皇帝就像找到了救星一样，史载“上熟览之，喜曰：此论一出，吾父子必终可完也。”为了推动议礼向他自己企盼的方向发展，七月甲子，嘉靖特意在文华殿召对杨廷和、蒋冕、毛纪等人，表示“至亲莫若父母”，“卿等所言俱有见，第朕罔极之恩，无由报尔。今遵父为兴献皇帝，母兴献皇后……”。杨廷和等人毫不让步，又搬出一套伦理道德来抵制皇帝的意见，并封还手敕。接着，一大批言官接连上疏鼓噪，弹劾张璁，坚持杨廷和等人所拟定的尊号和礼仪。
八月，礼部上兴献王典礼，嘉靖皇帝仍命再议。九月，兴献王妃，即嘉靖的生母到了通州。此前礼部拟定的礼仪是采用王妃仪仗，由偏门入，已经身为皇帝的嘉靖当然无法接受自己亲生母亲的身份被贬低。他果断决定由中门入，谒见太庙，遭到群臣反对。这个时候，希望讨好皇帝，以求得个人富贵的张璁又站了出来，“虽天子，必有母也，焉可由旁门入乎？”徐学谟评论道，“天子无臣父母之礼。是时圣母虽未上尊号，要不得以藩妃相处。杨廷和等负拥立之功，持之太过。故激后来之祸。”杨廷和等人自恃拥立之功，坚持己见，执着于自己的权威和面子，而没有顾及嘉靖本人的想法和需求。双发争持不下，酿成后来的灾祸。事实上，嘉靖皇帝为了达成自己的愿望，甚至对杨廷和等人采取了恳求的态度。冬十月，上谕内阁杨廷和、蒋冕、毛纪曰：“朕受祖宗鸿业，为天下君长，父兴献王独生朕一人，既不得承嗣，又不得徽称，朕于罔极之恩，何由得安！始终劳卿等委曲折中，俾朕得申孝情。”杨廷和又搬出一堆大道理来：“圣谕令臣等委曲折中，以申孝情。切念大礼关乎万世纲常，四方视听，议之不可不详，必上顺天理，下合人情。祖宗列圣之心安，则皇上之心始安矣。”杨廷和口口声声让皇上安心，其实只是牵强附会、私心自用，毫不顾忌嘉靖个人的心理需要。紧接着，礼部尚书毛澄等人又集议上疏，重申考孝宗为父的说词，继续对嘉靖施压。双方的较量又到了至关重要的时刻，蓄谋良久、一心要被皇帝重用的张璁，写了《大礼或问》上疏皇帝，文中仔细辨析了统嗣之异及尊崇墓庙之说。在张璁上疏的过程中，杨廷和试图从中阻挠没有成功。嘉靖皇帝看到了张璁的《大礼或问》，愈加坚定了尊崇所生兴献王的决心。在这种形势下，杨廷和等大臣无计可施，只好假借慈寿皇太后的名义，尊称兴献王为兴献帝，兴献王妃为兴献后。之所以假借皇太后之意，而不说廷议，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和面子，不肯让步。对此，徐学谟又评论道，“……而议礼诸公不无过执。等兴献与定陶濮安，欲别立崇王子为之后，废父子之情，则人心之所大不安者也。”诸臣的行为不仅显露了他们的私心，同时也体现出他们固执于旧的礼仪和先朝故事，不近人情，压抑人的天性。正德以后，明代社会逐渐进入了一个物欲横流、人性奔放的时代，议礼之争杨廷和、蒋冕、毛纪等人最终的失败也是社会潮流转向，社会形势发展的一个缩影。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明代中后期政治环境是较为宽松自由的。杨廷和等人多次驳回上意，动辄封还御诏手敕，对皇帝的“恳求”不予理会，嘉靖皇帝当时也没有办法。可见明代中后期政治环境有相当的宽松度，政府内部也存在权力的制衡。而张璁作为一个刚登科的进士，直接上疏皇帝纵论国家礼仪大事，并借此机会直上青云，也体现了社会中下层向上层的流动性是不容忽视的。 兴献后入京以后，兵部主事霍韬见到张璁的言论受到皇帝的重视，也上言“礼官持议非是。”明史记载，“帝得疏甚喜。”同时，一些中下级官员如同知马时中、国子监诸生何渊、巡检房浚、给事中熊浃等先后上言，赞同张璁的意见。这些中下级官员看到有利可图，私心作祟，纷纷上疏，希望能搭上这趟开往荣华富贵的班车。下面这则记载更能全面的体现这一点。嘉靖四年七月，席书辑《大礼集议》，整理议礼诸臣的上疏，说道：“「近题请刊布，多系建言于三年以前，若臣书及璁、萼、献夫、韬，所正取者不过五人。礼科右给事中熊浃、南京刑部郎中黄宗明、都察院经历黄绾、通政司经历金述、监生陈云章、儒士张少琏及楚王、枣阳王二宗室外，所附取者不过六人。有同时建议，若监生何渊、主事王国光、同知马时中、巡检房濬，言或未纯，义多未正，亦在不取。其他罢职投闲之夫，建言于璁、萼等召用后者，皆望风希旨，有所觊觎，亦一切不录。其锦衣百户聂能迁、昌平致仕教谕王价建言三年二三月，未经采入。今二臣奏乞附名，应如其请。」”帝从之。
十一月甲午，杨廷和再次封还御诏，不同意再加兴献帝后尊号。这时，巡抚云南都御史何孟春上言指出兴献王不宜称考。杨廷和看后，直接擢升何孟春为吏部侍郎。接着，杨廷和怂恿致仕都御史林俊上疏为自己说话，随即启用林俊为工部尚书。十二月，杨廷和又把张璁排挤到南京当刑部主事，并言语威胁恐吓。这一系列的举动，足见其私心自用，排斥异己，结党自固的意图。
到了十二月，嘉靖皇帝下御札，加兴献帝后以“皇”字，并引慈寿皇太后懿旨为奥援。杨廷和等人见到正面较量争不过，就上疏要求罢官回家。这种以罢官、致仕、乞休等为说辞，消极对抗的手段，皇帝当然明白，所以并没有同意。议礼发展到这个时候，虽然杨廷和、乔宇、林俊、毛澄等大臣仍然坚持己见，但是加入战团的官员逐渐增多，双方渐成对峙僵持之势。正如谈迁所说，“永嘉逆窥上指，开陈其端，寥寥寡合。久之，历城巡检之书上，其风未波，自熊恭肃继上，宸衷益摇，渐成聚讼。噫，象指而趋，又何难为。”
时间到了嘉靖元年，形势还在进一步发展，巡抚湖广都御史席书、吏部员外郎方献夫先后上疏支持嘉靖尊崇所生，加“皇”字。从嘉靖元年到嘉靖二年，杨廷和、乔宇、彭泽、蒋冕、毛纪等先后遭劾求去，皇帝都没有批准。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大臣都已看出杨廷和等人日益的失去皇帝信任，形势表面上还较为平静，然而底下暗流涌动。一些有私怨或求重用的人都出来讨好皇帝，弹劾众权臣。徐学谟曰，“一时大臣党同过激……自后邪臣伺隙，离间日生。”
嘉靖三年正月，大礼之争开始进入白热化的阶段。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谋划，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言大礼。他总结了张璁霍韬等上疏以来的意见，抨击了礼官的谬误和傲慢，并附上席书和方献夫的奏疏，鼓动嘉靖皇帝果断出手，早定大礼。皇帝内心表示赞同，命下廷议。明史载，“帝得桂萼疏心动，复下廷议。”
稍后，大学士杨廷和致仕，这是双方各持己见，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礼部尚书汪俊、礼部尚书乔宇等人继续争执大礼，给事中张翀，御史郑本公等三十一人，各抗章力论，嘉靖认为他们在朋言乱政，予以夺俸的处罚。至此，双方的斗争日益公开化，扩大化。楚王荣诚以仪官沈宝的名义上疏，代府长史李锡、南京都察院经历黄绾、南京刑部主事黄宗明等人接连上疏，支持张璁等的意见。嘉靖皇帝觉得机会来了，下诏命席书，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到京集议。张璁、桂萼等人在半路继续上奏，皇帝催促他们迅速入京。三月，尊号礼成，奉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与此同时，礼部尚书汪俊去职，吏部尚书乔宇想推举自己阵营的礼部左右侍郎贾咏、吴一鹏代替汪俊，嘉靖皇帝特旨召席书为礼部尚书。为了推动议礼朝着有利自己的方向发展，嘉靖也开始大量引用私人，扩大自己支持者的阵营，以实现尊崇所生，内殿另祀的意图。这时，户部侍郎胡瓒以大礼已定为借口，希望皇帝不要再让张璁等人来京。因为张璁等人一旦来京，议礼之争会走的更远。张璁等人在半路看到邸报，生怕自己的荣华富贵飞走了，急忙上疏，抨击三月所上尊号的缺陷。嘉靖看到奏疏，果然让他们继续朝京师赶。张璁等人到京以后，一批大臣密谋截杀他们，张璁等人害怕，跑到武定侯郭勋家里，郭勋希望借机赢得皇帝的宠信，全力支持他们，约为内助。接着，张璁、桂萼上疏条陈七事，指出应该“伯孝宗而考兴献”，嘉靖遂降中旨，命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讲学士。七月，张、桂等受命，又上言十三事，指责礼官欺君罔上。皇帝于是谕旨毛纪等去掉兴献帝后尊号中的“本生”两字，毛纪不同意。嘉靖很生气的说，“此礼当速改。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情势发展到如此地步，几乎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嘉靖铁了心要按张璁等人所说的办。戊寅早朝之后，由何孟春、金献民、徐文华、杨慎、王元正等大臣首倡，群臣在左顺门伏阙哭争，皇帝多次宣谕，他们始终不退，从辰时一直到午时。嘉靖大怒，把为首的八人下狱。于是杨慎，王元正等憾门大哭，声震阙廷。皇帝更加生气，直接逮一百三十四人下狱，加上待罪的大臣，一共二百二十人。接着四品以上官员被处罚俸禄，五品以下被仗。结果有一百八十余人被仗，十七人因仗而卒。此后，朝中形势大变，被谪戌，调任，罢斥，下诏狱的大臣比比皆是，史载“由是璁等势大张。其年九月卒用其议定尊称。”伏阙的诸大臣多受到理学思想的熏陶，固执于传统的伦理道德，但是其中一部分难免抱有互相标榜，尙气好名的动机。
这次冲突之后，议礼就开始一边倒的发展下去。嘉靖四年，《大礼集议》成，嘉靖七年，《明伦大典》成，议礼之争有了定论。参加议礼的诸人，如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黄宗明，黄绾等人多得到重用。日后诸人虽然沉浮不定，终究如愿以偿，显贵一时。
三
“大礼议”长达数年的争论过程，充分体现了当时朝廷内外各个集团和势力的私心。我们看到了嘉靖皇帝的私心，张璁、桂萼等人的私心，也看到了杨廷和等人的私心，他们之间的党争和较量，其实质都是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嘉靖皇帝要尊崇他的亲生父母，就是私心；张璁、桂萼等人为了荣华富贵而迎合皇帝，鼓吹尊崇就是私心；杨廷和等人为了维护旧的秩序，维护自己的权威，牵强附会、坚持不让步，也是私心。杨廷和等人只是执着于自己的想法，而没有想到嘉靖皇帝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感情的人。“人必有私”，嘉靖皇帝重视亲情，“尊崇所生”对他来说至关重要。表面上看，各方都引经据典，唇枪舌战。说到底，他们都是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都是私心在幕后主导着他们的行为。
张璁、桂萼、方献夫、席书、黄宗明、黄绾等人多数和王守仁相善（杨廷和等人始终压制王守仁），大概议礼诸臣和王守仁的思想价值取向有相似性。都较为重视人性的内在价值，反对压抑人性，鼓励人性的张扬。如果我们全面审视正德以后明代社会变动的大背景，就能更好的体会到其中的深意。
当然，这里不存在杨廷和一方或者张璁一方谁好谁坏的问题，事实上张璁等人柄用之后的打击报复体现了他们气量的不足，嘉靖对打击报复的纵容也体现了他的仁慈之心不够。真正重要的启示是人都有私心，私心往往在暗处主导了人的行为。只有正视和承认了人的私心，才能够想办法规范和引导它，使人的私心能够发挥其正面作用，促进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减少其负面影响（通过宪政、民主和法制）。李贽的经济思想开风气之先，和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具有类似的理论基础和假设，是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的标志之一。
参考文献：
[1][明]李贽.《德业儒臣后论》，《藏书》卷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明]谈迁.《国榷》卷五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三二一九页.
[3]谈迁.《国榷》卷五十二，第三二二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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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谈迁.《国榷》卷五十二，第三二二二页
[7][明]张廷玉等.《列传第七十九》，《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8]谈迁.《国榷》卷五十二，第三二三三页.
[11]谈迁.《国榷》卷五十二，第三二三九页.
[13]谈迁.《国榷》卷五十二，第三二四七页.
[14][15]张廷玉等.《列传第八十五》，《明史》.
[16]谈迁.《国榷》卷五十二，第三二五〇页.
[17]谈迁.《国榷》卷五十二，第三二七三页.
[18][19]张廷玉等.《列传第八十四》，《明史》.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