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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铁三角
说冯氏喜剧，不可避免地要先说王朔。从1991年的编剧成名作《编辑部的故事》，到1994年的导演处女作《永失我爱》，1997年的“冯氏贺岁”创业作《甲方乙方》，冯小刚的每一个里程碑，都同时镌刻着王朔的名字。即使《甲方乙方》之后一度分崩，仍然藕断丝连，每回冯小刚想要“有感而发”——比如《一声叹息》的婚外恋、《非诚勿扰》的中年危机、《私人订制》的……报恩二王，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得找第三王：王朔。
最初和冯小刚合作的导演郑晓龙说：“冯小刚当时能把王朔的小说倒背如流。可以说，他是在模仿王朔的语言风格中成长起来的，他能走到今天，完全是王朔的语言风格推着他。别看他现在转型，但是他以后还是回到老路子上的。王朔的语言是冯小刚安身立命的根本。”
但改编王朔的不止冯小刚一人，小说里的王朔、别人导演的王朔、冯小刚改编的王朔——你能看出三者各不相同。相比王朔百无禁忌的痞气，冯小刚的价值观主流得多。他曾坦言，自己“比较接受的是王朔对于很多事极端的看法，不相信真善美”，但为了通过电影局的审查，或者为了电影更好卖，只有尝试“折中”。尽管自己也觉得“贩卖真善美有点廉价”，但“观众愿意相信”。
冯王的合体使得冯氏喜剧特点鲜明：京味，调侃，没有太多夸张的肢体动作，更多依靠语言本身的灵巧。台湾电影教母焦雄屏对之的评价是：“冯小刚、王朔式的诙谐其实多少带着城市人的知识分子调调，虽称自己庸俗，但其实骨子里看不上庸俗和假道学，比起天真有梦，更多是一种自嘲。”
写的是平民，用的是知识分子调调——这样的矛盾，冯小刚也知道，只有葛优能并行无碍：“台词看起来很口语，其实有书面语，有成语，只有葛优能没有痕迹地说出来。他最拿手的就是一本正经地去演一件不着调的事、一个不着四六的人，而且让观众觉得态度很诚恳。”
按道理，以葛优如今的地位，被尊称一声“葛爷”那是绰绰有余。但观众一见葛优，立刻咧开嘴，亲亲热热喊一声“葛大爷”。这多出来的一个“大”字，绝非不敬、揶揄。葛大爷的魅力，在戏内，真可谓文武昆乱不挡，冯小刚、陈凯歌、姜文、张艺谋，风格毫不相干的几位大导都视之为爱将；在戏外，更是出了名的心平气和、通情达理。观众眼里的葛优，正像冯小刚第一次见到的葛优：“也不是不热情，但显得很谨慎，你笑他不笑，一副莫衷一是的样子。”——问题是，他不笑，可是你一看到他出场，你就想笑。
遇上这么一位奇人，冯小刚的铁三角才算彻底焊上了。
平民立场尚存否？
冯小刚曾说：“电影有两种：一种是跟观众有仇的，敢花钱买票进来一定让你带走不痛快；另一种是跟观众亲的，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言辭间自信满满。
实际上，除了语言风格，冯氏喜剧最得人心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那个电影还不怎么主动满足老百姓娱乐口味的年代，冯氏市民喜剧适时出现，两者一拍即合。一直以来，冯氏电影最大的底气来自于票房，换言之，人民。
冯小刚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最反感“精英主义”：“听到这两个字我就觉得恶心，完全是纳粹主义的翻版。我也很反感那些公然声称自己是服务所谓‘高端人群’的媒体，把势利眼当目光，还以为自己站在社会的前沿了。谁要是觉得自己的精神比别人高贵，我就送他俩字：可笑。”还引用王朔的话来加大抨击力度：“中国人本来就穷，身上的虱子还分三六九等。”
取消阶层文化差异，这曾为他赢得不少民心。
在2008年初《集结号》上映时，冯小刚曾接受央视采访，提及一部电影，叫《贵族》——正是如今《私人订制》的原型。当时他对《贵族》这部电影的描述是：将把社会新富阶层作为调侃对象：“现在中国出现了很多新富，应该说已经有了一个新富阶层了，但是我们更多的人呢，还是生活过得不那么宽裕的大众阶层。大众阶层一定是有一种欲望，就是尽管我日子没你过得好，但是我很愿意看到有一部电影能够开你们的玩笑，能够让这些有钱人变得有点狼狈……从经济上来说我应该可以给归在生活富裕的这一类，但是我的心是跟最多的那些人群在一块。我还是要拍讽刺喜剧，但是我也只能选择报复的可能性最小的这群人——你开汽车，那有一蹬三轮的给你蹭了刮了，你说得得，大爷您走您的，你不会跟他一般见识。我们站在蹬三轮的立场上，拿有钱人开开心，有钱人看着也是一乐。”
冯小刚自称喜欢伍迪·艾伦的电影，喜欢讽刺那些自命不凡、自认为比其他人高一等的人。但伍迪·艾伦难道不也是个典型的充满了知识分子优越感的导演？就像冯小刚，站在平民立场讽刺新富的同时，其实也很清楚平民的劣根性，更清楚自己的电影与其说是讽刺富贵、倒不如说是给平民打一剂自我安慰的麻药。
冯小刚变了，观众也变了
5年以后，《私人订制》问世。冯小刚仍然坚称自己拍的是讽刺喜剧：“三个故事……第一个说的是土壤，是《一九四二》的现代版，说的还是人民性，如出一辙。第二个故事是嘲笑，但嘲笑的不是俗。第三个故事是白给的，为的是让第一个故事能存活下来。最后的道歉和王朔没有关系，是我内心对这个世界仅存的一点敬畏。”
但是在观众看来，“里面既讽刺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中国官员们，但那个中年男子（范伟）颐指气使的模样让人看到一个小人得志的张狂。在这部戏里面，冯小刚不同情任何人，在他眼里，社会上层与下层，除了等级的区别导致立场不同，本质却是沆瀣一气的全然肮脏。”——没有人从这部“贺岁喜剧”里得到安慰。
这也显示了冯小刚本人的矛盾——忽而，他说《私人订制》是为了“还中军一个人情”，就是赤裸裸奔着赚钱来的，“成全别人，恶心自己”；忽而，又道“观众热衷爆米花喜剧我理解，但我无心伺候”。自己既决定不了立场站在哪一边，创作心态又这么心猿意马，就难怪影评人会说：“冯小刚的诚实与势利、妥协与专横、恶意与软弱被杂糅在了一起，这最终让影片闻起来有一种难以忍受的异味，它的调笑里有着一种轻蔑，它的关怀里又明显泛着一种假惺惺。”
说冯氏喜剧，不可避免地要先说王朔。从1991年的编剧成名作《编辑部的故事》，到1994年的导演处女作《永失我爱》，1997年的“冯氏贺岁”创业作《甲方乙方》，冯小刚的每一个里程碑，都同时镌刻着王朔的名字。即使《甲方乙方》之后一度分崩，仍然藕断丝连，每回冯小刚想要“有感而发”——比如《一声叹息》的婚外恋、《非诚勿扰》的中年危机、《私人订制》的……报恩二王，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得找第三王：王朔。
最初和冯小刚合作的导演郑晓龙说：“冯小刚当时能把王朔的小说倒背如流。可以说，他是在模仿王朔的语言风格中成长起来的，他能走到今天，完全是王朔的语言风格推着他。别看他现在转型，但是他以后还是回到老路子上的。王朔的语言是冯小刚安身立命的根本。”
但改编王朔的不止冯小刚一人，小说里的王朔、别人导演的王朔、冯小刚改编的王朔——你能看出三者各不相同。相比王朔百无禁忌的痞气，冯小刚的价值观主流得多。他曾坦言，自己“比较接受的是王朔对于很多事极端的看法，不相信真善美”，但为了通过电影局的审查，或者为了电影更好卖，只有尝试“折中”。尽管自己也觉得“贩卖真善美有点廉价”，但“观众愿意相信”。
冯王的合体使得冯氏喜剧特点鲜明：京味，调侃，没有太多夸张的肢体动作，更多依靠语言本身的灵巧。台湾电影教母焦雄屏对之的评价是：“冯小刚、王朔式的诙谐其实多少带着城市人的知识分子调调，虽称自己庸俗，但其实骨子里看不上庸俗和假道学，比起天真有梦，更多是一种自嘲。”
写的是平民，用的是知识分子调调——这样的矛盾，冯小刚也知道，只有葛优能并行无碍：“台词看起来很口语，其实有书面语，有成语，只有葛优能没有痕迹地说出来。他最拿手的就是一本正经地去演一件不着调的事、一个不着四六的人，而且让观众觉得态度很诚恳。”
按道理，以葛优如今的地位，被尊称一声“葛爷”那是绰绰有余。但观众一见葛优，立刻咧开嘴，亲亲热热喊一声“葛大爷”。这多出来的一个“大”字，绝非不敬、揶揄。葛大爷的魅力，在戏内，真可谓文武昆乱不挡，冯小刚、陈凯歌、姜文、张艺谋，风格毫不相干的几位大导都视之为爱将；在戏外，更是出了名的心平气和、通情达理。观众眼里的葛优，正像冯小刚第一次见到的葛优：“也不是不热情，但显得很谨慎，你笑他不笑，一副莫衷一是的样子。”——问题是，他不笑，可是你一看到他出场，你就想笑。
遇上这么一位奇人，冯小刚的铁三角才算彻底焊上了。
平民立场尚存否？
冯小刚曾说：“电影有两种：一种是跟观众有仇的，敢花钱买票进来一定让你带走不痛快；另一种是跟观众亲的，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言辭间自信满满。
实际上，除了语言风格，冯氏喜剧最得人心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那个电影还不怎么主动满足老百姓娱乐口味的年代，冯氏市民喜剧适时出现，两者一拍即合。一直以来，冯氏电影最大的底气来自于票房，换言之，人民。
冯小刚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最反感“精英主义”：“听到这两个字我就觉得恶心，完全是纳粹主义的翻版。我也很反感那些公然声称自己是服务所谓‘高端人群’的媒体，把势利眼当目光，还以为自己站在社会的前沿了。谁要是觉得自己的精神比别人高贵，我就送他俩字：可笑。”还引用王朔的话来加大抨击力度：“中国人本来就穷，身上的虱子还分三六九等。”
取消阶层文化差异，这曾为他赢得不少民心。
在2008年初《集结号》上映时，冯小刚曾接受央视采访，提及一部电影，叫《贵族》——正是如今《私人订制》的原型。当时他对《贵族》这部电影的描述是：将把社会新富阶层作为调侃对象：“现在中国出现了很多新富，应该说已经有了一个新富阶层了，但是我们更多的人呢，还是生活过得不那么宽裕的大众阶层。大众阶层一定是有一种欲望，就是尽管我日子没你过得好，但是我很愿意看到有一部电影能够开你们的玩笑，能够让这些有钱人变得有点狼狈……从经济上来说我应该可以给归在生活富裕的这一类，但是我的心是跟最多的那些人群在一块。我还是要拍讽刺喜剧，但是我也只能选择报复的可能性最小的这群人——你开汽车，那有一蹬三轮的给你蹭了刮了，你说得得，大爷您走您的，你不会跟他一般见识。我们站在蹬三轮的立场上，拿有钱人开开心，有钱人看着也是一乐。”
冯小刚自称喜欢伍迪·艾伦的电影，喜欢讽刺那些自命不凡、自认为比其他人高一等的人。但伍迪·艾伦难道不也是个典型的充满了知识分子优越感的导演？就像冯小刚，站在平民立场讽刺新富的同时，其实也很清楚平民的劣根性，更清楚自己的电影与其说是讽刺富贵、倒不如说是给平民打一剂自我安慰的麻药。
冯小刚变了，观众也变了
5年以后，《私人订制》问世。冯小刚仍然坚称自己拍的是讽刺喜剧：“三个故事……第一个说的是土壤，是《一九四二》的现代版，说的还是人民性，如出一辙。第二个故事是嘲笑，但嘲笑的不是俗。第三个故事是白给的，为的是让第一个故事能存活下来。最后的道歉和王朔没有关系，是我内心对这个世界仅存的一点敬畏。”
但是在观众看来，“里面既讽刺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中国官员们，但那个中年男子（范伟）颐指气使的模样让人看到一个小人得志的张狂。在这部戏里面，冯小刚不同情任何人，在他眼里，社会上层与下层，除了等级的区别导致立场不同，本质却是沆瀣一气的全然肮脏。”——没有人从这部“贺岁喜剧”里得到安慰。
这也显示了冯小刚本人的矛盾——忽而，他说《私人订制》是为了“还中军一个人情”，就是赤裸裸奔着赚钱来的，“成全别人，恶心自己”；忽而，又道“观众热衷爆米花喜剧我理解，但我无心伺候”。自己既决定不了立场站在哪一边，创作心态又这么心猿意马，就难怪影评人会说：“冯小刚的诚实与势利、妥协与专横、恶意与软弱被杂糅在了一起，这最终让影片闻起来有一种难以忍受的异味，它的调笑里有着一种轻蔑，它的关怀里又明显泛着一种假惺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