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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找，登山到底有什么意义?表面的光环已经不能说服我了，因为人都死了。我不知道，所以只好一遍一遍地登山去找。”
严冬冬从雪山的暗缝里爬了出来。他看起来很憔悴，登山服破破烂烂的。一个人在茫茫雪山的山脊上走着……
李兰忽然惊醒，然后回过神来。就在几天前的7月9日下午，她深爱着的挚友严冬冬，坠入新疆西天山冰裂缝，遇难了。
她开始失眠，痛苦彻夜。她一直问自己：“如果我在冬冬的身边，和他一起爬山，他会不会就能走过那个暗缝，好好活着呢?”
类似的场景，10年前就已有过。2002年，作为北京大学山鹰社的技术指导，李兰亲眼看见自己的5个队员遭遇雪崩遇难。
14年的登山生涯，始终伴随着同伴的死亡，李兰的世界越来越昏暗，直到严冬冬的死，带走了最后一丝光亮。
“我一直在找，登山到底有什么意义?表面的光环已经不能说服我了，因为人都死了。再大的意义，大不过生命的意义。我不知道，所以只好一遍一遍地登山去找。”
死亡是登山的一部分
1998年，因为好奇，北京大学广告系大三女生李兰成为北大山鹰社的新成员。
第二年，北大成立了女子登山队，李兰因在女生中“技术还行”，幸运地被选上，去冲击5588米高的四川雪宝顶。这是一座很适合初学者攀登的山，雪线以上只有400多米高，坡度在20度到25度之间。
她并没有想到，登山最残酷的一面，会这样快地展现在自己面前。
登山开始半小时后，队中的周慧霞坐下休息。忽然，她身体失去平衡，一路向山下滑去，最终坠下悬崖遇难。
李兰的首次登山，就这样以震惊收尾。第一次面对死亡的她，在登山感悟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没有简单的山，每座山都需要特别认真地对待。
毕业后，她成为登山网站的编辑，之后辗转中国登山协会、户外俱乐部、深圳登山协会，担任教练。但她仍时常回山鹰社做技术指导，参与暑期登山。
2002年，山鹰社组织了15人的登山队，挑战8000米高的西藏希夏邦马峰西峰。
体能最好、适应性最强的5人走在最前头，负责冲顶。8月9日，在与大部队失去联系40多个小时后，两个队员的遗体在一处半个足球场大的雪崩处首先被发现。5个兄弟全部遇难，他们的名字是：林礼清、雷宇、张兴佰、杨磊和卢臻。
“那时是下午两三点，我们怕还有雪崩，就在山上等到五六点，雪不会融化了再下山。我坐在那儿，看着冰川，觉得它们一点都不美，很丑，而且很脏。”那一刻，她觉得登山这个事情，一点意义都没有。
很快，他们频繁遭遇公众的责难：大雪多日的希夏邦马不适合攀登、学生社团请不起向导也租不起海事卫星。
山鹰社时任社长刘炎林和前任社长孙斌在多年后回忆起这次山难，都对《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一样的看法：学生社团基本都靠老社员带新社员，传授经验，但并不系统。加上年复一年的“一山要比一山高”的心态，让山鹰社选择了希夏邦马，就此埋下了悲剧的因子。
事故发生仅仅1个月后，李兰再次收拾起装备，去了四川的四姑娘山。
每次登山前，她的心总会想躲，越催越要躲，但又总会义无反顾地迈出登山的脚步。她不断地回到山鹰社，和新社员们一起训练、登山。可一停下来，就会回想起当初的一幕幕。
从希夏邦马回来后，她在登山感悟上写道：死亡是登山的一部分。但她还是无法原谅。“我一直问老天爷，为什么是我们?”
李兰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她知道，自己需要再回希夏邦马一次，无论早晚。甚至不用登山，只是去大本营呆一呆就好。
原谅了所有人
2009年，山鹰社成立20周年。这让山鹰社几个“老人”觉得，是时候对当年的事情重新整理了。
山鹰社前社长孙斌投资，拍摄了纪实影片《巅峰记忆》。“回忆已不是那么尖锐的痛苦，我们觉得应该说出来，警示后来人，应更安全更理性地攀登。”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作为山难亲历者，李兰成为影片的主角。摄影机一路跟随着她，重回希夏邦马峰。
在山下，李兰和登山者们一起进行了祈福。她在诵经声中闭上了眼。7年来，她刻意压抑自己的念想，只梦见过一次希夏邦马，梦里没有人，只有高山上的冰川。
青烟缭绕中，她仿佛看见他们走了过来，穿的还是当年的队服，衣服旧了，脸也很黑，但表情很平静，就好像生离死别的朋友又见了面，不用说话，彼此都明白，又都觉得有点委屈。
沿着7年前的路线一路攀登，像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及他们重逢。重上5800米的河滩，李兰发现，外面的世界千变万化，这里却一点儿也没有变。低矮贴地的高原植被、来自旷野的冰凉的风、冲锋衣帽子烈烈的声响、背包的沉重、肩膀的疼痛、呼吸的粗重……一切如同昨日重现。
回忆如此温柔，又如此鲜活。李兰走得一点不着急，就像知道自己会重回希夏邦马一样，她也知道自己一定会登上顶峰。心里的通道，慢慢地打开了。
在这次的登山中，李兰收获了日后的挚友严冬冬。这个2005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从事自由登山的理科男，跟李兰完全不同。
对于李兰，登山一直缺乏一种正面的能量。她的登山从一开始就带着死亡，带着别人的责难，带着对自己的怀疑。而严冬冬却不一样。他喜欢生物，喜欢大自然，喜欢感受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想到登山，就会很兴奋。“因为我就是想登。”他告诉李兰。
严冬冬问她，有没有发现，她和山鹰社之间的纽带太不正常了?
李兰意识到，自己从毕业的第一份工作起，网站、俱乐部、登协，都是山鹰社的老成员办的，加上时常回去给新成员传授经验，几乎每一次登山都是和他们一起。看似外出闯荡社会，其实一直生活在一个几十人的封闭圈子里。她终于感到，自己对这个学生社团的依赖多么的不正常，而这份依赖导致她多年来都没有“走出来”。
她辞去了深圳登山协会的工作，也很少再回北大，如同割断了连接她和山鹰社的“脐带”。“我的10年山鹰社时代终于结束了。”
李兰想起在希夏邦马峰时，她在心底问那5个兄弟的问题：“你们会原谅我吗?或者原谅我们吗?”这一次，她可以给出答案了。因为，她原谅了自己，也原谅了所有人。 “少有人走的路”
2010年，是李兰最快乐的一年。
她跟着严冬冬开始了自由攀登。两个人背着包，风尘仆仆地从这座山爬到那座山。他们不出名，选的山也不出名。对于她，这是一种全新的个人登山体验。“傻乎乎的，就一直跟着他，感觉很幸福很纯净。”
他们在五色山南壁开辟的全新登山路线，获得了这一年度的金犀牛奖，这被誉为“中国户外运动界的奥斯卡”。赞助商、经费和广告接踵而来，让她陷入了名与利的纠结。
李兰对登山有了量化标准，爬多少座山、其中多少座名山，都是标准之一。严冬冬却更愿意攀登未登峰，或者开辟已登峰的新线路，并不考虑爬什么样的山能让他们更出名，抑或和别人这一年的登山成果做比较。
二人之间的鸿沟渐渐变大。2011年10月，他们分手，不再做搭档。
李兰开始独自探索，但脑海里却始终闪现严冬冬问她的话：“你登了这么多的山，可是你始终不快乐，不快乐就不要来登山，你为什么还要继续?”
李兰意识到，自己其实很想用严冬冬的方式、角度去感受登山。她原想等今年暑假的时候，去找严冬冬，重新和他一起登山。但是，她等来的却是严冬冬7月9日在新疆西天山上遇难的消息。
李兰至今不愿意回忆当时的情景，因为太痛苦了。她一直在想，为什么要登山?为了获得圈子的承认?但严冬冬这么优秀的人都死了，她这点牛又算得了什么?
她逐渐接受了失去严冬冬这个事实，更准确地说，她不再惧怕死亡。“我原先总觉得，死了就是在这个世界消失了，我亲眼看见山鹰社的6个伙伴都是这样。但我现在相信，不是的。”
她用严冬冬2010年翻译的一首诗来解释她现在理解的死亡：
我是千万缕吹拂的微风，我是簌簌落下的纷扬雪雾，我是朦胧变幻的温润烟雨，我是田野上低垂的谷穗……一切的关之中都有我的身影。请不要站在我坟前哭泣，我不在这里，我不会逝去。
对她而言，攀登的意义终于明了。“冬冬化身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我以后攀登的意义，就是无限接近他的灵魂所代表的那些美好，我就满足了。”
在刘炎林眼里，李兰身上的宿命色彩愈发浓烈。“因为希峰山难，她一直笼罩在悲剧里，觉得登山是宿命。2009年的时候，她解脱了出来。现在新一轮的循环又开始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李兰已经制定了下一步的登山计划。今年11月底，她将重返希夏邦马。明年，她将去严冬冬遇难的西天山攀登。
李兰引用了严冬冬翻译的另一本书的书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接下来，她要走的都是“少有人走的路”。
说到这里，四个小时的采访接近尾声。极瘦的她端坐在沙发上，用手拢了拢不听话的刘海，喝了一口德国黑啤，第一次露出了完整的微笑。
严冬冬从雪山的暗缝里爬了出来。他看起来很憔悴，登山服破破烂烂的。一个人在茫茫雪山的山脊上走着……
李兰忽然惊醒，然后回过神来。就在几天前的7月9日下午，她深爱着的挚友严冬冬，坠入新疆西天山冰裂缝，遇难了。
她开始失眠，痛苦彻夜。她一直问自己：“如果我在冬冬的身边，和他一起爬山，他会不会就能走过那个暗缝，好好活着呢?”
类似的场景，10年前就已有过。2002年，作为北京大学山鹰社的技术指导，李兰亲眼看见自己的5个队员遭遇雪崩遇难。
14年的登山生涯，始终伴随着同伴的死亡，李兰的世界越来越昏暗，直到严冬冬的死，带走了最后一丝光亮。
“我一直在找，登山到底有什么意义?表面的光环已经不能说服我了，因为人都死了。再大的意义，大不过生命的意义。我不知道，所以只好一遍一遍地登山去找。”
死亡是登山的一部分
1998年，因为好奇，北京大学广告系大三女生李兰成为北大山鹰社的新成员。
第二年，北大成立了女子登山队，李兰因在女生中“技术还行”，幸运地被选上，去冲击5588米高的四川雪宝顶。这是一座很适合初学者攀登的山，雪线以上只有400多米高，坡度在20度到25度之间。
她并没有想到，登山最残酷的一面，会这样快地展现在自己面前。
登山开始半小时后，队中的周慧霞坐下休息。忽然，她身体失去平衡，一路向山下滑去，最终坠下悬崖遇难。
李兰的首次登山，就这样以震惊收尾。第一次面对死亡的她，在登山感悟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没有简单的山，每座山都需要特别认真地对待。
毕业后，她成为登山网站的编辑，之后辗转中国登山协会、户外俱乐部、深圳登山协会，担任教练。但她仍时常回山鹰社做技术指导，参与暑期登山。
2002年，山鹰社组织了15人的登山队，挑战8000米高的西藏希夏邦马峰西峰。
体能最好、适应性最强的5人走在最前头，负责冲顶。8月9日，在与大部队失去联系40多个小时后，两个队员的遗体在一处半个足球场大的雪崩处首先被发现。5个兄弟全部遇难，他们的名字是：林礼清、雷宇、张兴佰、杨磊和卢臻。
“那时是下午两三点，我们怕还有雪崩，就在山上等到五六点，雪不会融化了再下山。我坐在那儿，看着冰川，觉得它们一点都不美，很丑，而且很脏。”那一刻，她觉得登山这个事情，一点意义都没有。
很快，他们频繁遭遇公众的责难：大雪多日的希夏邦马不适合攀登、学生社团请不起向导也租不起海事卫星。
山鹰社时任社长刘炎林和前任社长孙斌在多年后回忆起这次山难，都对《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一样的看法：学生社团基本都靠老社员带新社员，传授经验，但并不系统。加上年复一年的“一山要比一山高”的心态，让山鹰社选择了希夏邦马，就此埋下了悲剧的因子。
事故发生仅仅1个月后，李兰再次收拾起装备，去了四川的四姑娘山。
每次登山前，她的心总会想躲，越催越要躲，但又总会义无反顾地迈出登山的脚步。她不断地回到山鹰社，和新社员们一起训练、登山。可一停下来，就会回想起当初的一幕幕。
从希夏邦马回来后，她在登山感悟上写道：死亡是登山的一部分。但她还是无法原谅。“我一直问老天爷，为什么是我们?”
李兰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她知道，自己需要再回希夏邦马一次，无论早晚。甚至不用登山，只是去大本营呆一呆就好。
原谅了所有人
2009年，山鹰社成立20周年。这让山鹰社几个“老人”觉得，是时候对当年的事情重新整理了。
山鹰社前社长孙斌投资，拍摄了纪实影片《巅峰记忆》。“回忆已不是那么尖锐的痛苦，我们觉得应该说出来，警示后来人，应更安全更理性地攀登。”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作为山难亲历者，李兰成为影片的主角。摄影机一路跟随着她，重回希夏邦马峰。
在山下，李兰和登山者们一起进行了祈福。她在诵经声中闭上了眼。7年来，她刻意压抑自己的念想，只梦见过一次希夏邦马，梦里没有人，只有高山上的冰川。
青烟缭绕中，她仿佛看见他们走了过来，穿的还是当年的队服，衣服旧了，脸也很黑，但表情很平静，就好像生离死别的朋友又见了面，不用说话，彼此都明白，又都觉得有点委屈。
沿着7年前的路线一路攀登，像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及他们重逢。重上5800米的河滩，李兰发现，外面的世界千变万化，这里却一点儿也没有变。低矮贴地的高原植被、来自旷野的冰凉的风、冲锋衣帽子烈烈的声响、背包的沉重、肩膀的疼痛、呼吸的粗重……一切如同昨日重现。
回忆如此温柔，又如此鲜活。李兰走得一点不着急，就像知道自己会重回希夏邦马一样，她也知道自己一定会登上顶峰。心里的通道，慢慢地打开了。
在这次的登山中，李兰收获了日后的挚友严冬冬。这个2005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从事自由登山的理科男，跟李兰完全不同。
对于李兰，登山一直缺乏一种正面的能量。她的登山从一开始就带着死亡，带着别人的责难，带着对自己的怀疑。而严冬冬却不一样。他喜欢生物，喜欢大自然，喜欢感受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想到登山，就会很兴奋。“因为我就是想登。”他告诉李兰。
严冬冬问她，有没有发现，她和山鹰社之间的纽带太不正常了?
李兰意识到，自己从毕业的第一份工作起，网站、俱乐部、登协，都是山鹰社的老成员办的，加上时常回去给新成员传授经验，几乎每一次登山都是和他们一起。看似外出闯荡社会，其实一直生活在一个几十人的封闭圈子里。她终于感到，自己对这个学生社团的依赖多么的不正常，而这份依赖导致她多年来都没有“走出来”。
她辞去了深圳登山协会的工作，也很少再回北大，如同割断了连接她和山鹰社的“脐带”。“我的10年山鹰社时代终于结束了。”
李兰想起在希夏邦马峰时，她在心底问那5个兄弟的问题：“你们会原谅我吗?或者原谅我们吗?”这一次，她可以给出答案了。因为，她原谅了自己，也原谅了所有人。 “少有人走的路”
2010年，是李兰最快乐的一年。
她跟着严冬冬开始了自由攀登。两个人背着包，风尘仆仆地从这座山爬到那座山。他们不出名，选的山也不出名。对于她，这是一种全新的个人登山体验。“傻乎乎的，就一直跟着他，感觉很幸福很纯净。”
他们在五色山南壁开辟的全新登山路线，获得了这一年度的金犀牛奖，这被誉为“中国户外运动界的奥斯卡”。赞助商、经费和广告接踵而来，让她陷入了名与利的纠结。
李兰对登山有了量化标准，爬多少座山、其中多少座名山，都是标准之一。严冬冬却更愿意攀登未登峰，或者开辟已登峰的新线路，并不考虑爬什么样的山能让他们更出名，抑或和别人这一年的登山成果做比较。
二人之间的鸿沟渐渐变大。2011年10月，他们分手，不再做搭档。
李兰开始独自探索，但脑海里却始终闪现严冬冬问她的话：“你登了这么多的山，可是你始终不快乐，不快乐就不要来登山，你为什么还要继续?”
李兰意识到，自己其实很想用严冬冬的方式、角度去感受登山。她原想等今年暑假的时候，去找严冬冬，重新和他一起登山。但是，她等来的却是严冬冬7月9日在新疆西天山上遇难的消息。
李兰至今不愿意回忆当时的情景，因为太痛苦了。她一直在想，为什么要登山?为了获得圈子的承认?但严冬冬这么优秀的人都死了，她这点牛又算得了什么?
她逐渐接受了失去严冬冬这个事实，更准确地说，她不再惧怕死亡。“我原先总觉得，死了就是在这个世界消失了，我亲眼看见山鹰社的6个伙伴都是这样。但我现在相信，不是的。”
她用严冬冬2010年翻译的一首诗来解释她现在理解的死亡：
我是千万缕吹拂的微风，我是簌簌落下的纷扬雪雾，我是朦胧变幻的温润烟雨，我是田野上低垂的谷穗……一切的关之中都有我的身影。请不要站在我坟前哭泣，我不在这里，我不会逝去。
对她而言，攀登的意义终于明了。“冬冬化身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我以后攀登的意义，就是无限接近他的灵魂所代表的那些美好，我就满足了。”
在刘炎林眼里，李兰身上的宿命色彩愈发浓烈。“因为希峰山难，她一直笼罩在悲剧里，觉得登山是宿命。2009年的时候，她解脱了出来。现在新一轮的循环又开始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李兰已经制定了下一步的登山计划。今年11月底，她将重返希夏邦马。明年，她将去严冬冬遇难的西天山攀登。
李兰引用了严冬冬翻译的另一本书的书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接下来，她要走的都是“少有人走的路”。
说到这里，四个小时的采访接近尾声。极瘦的她端坐在沙发上，用手拢了拢不听话的刘海，喝了一口德国黑啤，第一次露出了完整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