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岁，整整一年没有父母任何消息，弟弟也不见了。
　　班主任被打倒，遣送回乡了。学校散伙了，不上课了。身边同学陆续被父母接走，宿舍里只剩下三个人，半夜我们不敢上厕所，谁想去就叫醒另外两个，互相拉扯着出门，找个黑暗的角落，急忙尿完就跑回屋。白天吃不饱，就等天黑翻窗进食堂偷饭吃。饿极了，逮啥吃啥。吃过指甲盖大的生螃蟹、小蚂蚱、树叶、野草和不熟的野果。
　　一颗心更饥渴。我想家人快想疯了，我把一辈子该想他们的时间都用完了。
　　从秋天等到夏天，我没有夏天的衣服穿，就把冬天的衣服剪成了短袖，还把两条大手绢缝起来当衣服穿……我把喉咙里不断拱起的气使劲咽下去。
　　我站在墨绿色的幕布前想：我不需要家，不需要爸爸妈妈。
　　又过了很多天，学校来了个陌生的兵叔叔，说爸爸托他来接我，还说“你要进城读书了，要穿整齐一点”。
　　我当时穿着两条手绢缝的自制衣服，趿拉着一双很大的破旧军用帆布鞋。同宿舍的同学借我一件短袖衣，别的宿舍的同学借我一双蓝布鞋。同学问：“你会转学吗？”我说：“我不要转学，他们不要我，我也不要他们。”
　　十四岁，我在海南读初中。
　　锁骨边突然长出一个血包，生长很快，绿豆大到黄豆大，再到花生米大。很痛，一抠就会有很多血流出来，从颈部一直流到小腹。血包越长越大，越来越薄，越来越痛。卫生所的医生说，这样下去很危险，快去大医院检查。父亲要去海口市开会，中途有个野战军医院，父亲用吉普车捎上我，叫我自己去外科看病。
　　外科主任是个老伯伯，说那是血管瘤，并让我立刻上手术台。但他却回诊室去了，留下两个实习女军医练刀。缝针的时候麻药劲儿已经过了，一针一针，很痛很难受。我咬牙，肚子很饿，还担心不快点缝好就没饭吃了。
　　住了几天院，没人来看我，没有人管我，护士说拆完线就放我走。我跑到医院外大路口，看到军队番号的大卡车就伸手拦住问，一辆大卡车恰好要路过我家驻地。我脖子上缠着一圈纱布，爬上敞篷车厢，迎着风蹭了近一百千米的车程回到了家。回家后母亲问：你还没拆线吗？你怎么回来的？我把纱布扒拉下来说，我自己回来的。
　　我拿起剪刀自己拆掉伤口上的线。线头有点难拆，拔下来带着痂，有新的血丝渗出来。我用手一抹，抹掉了。
　　几年后，我因严重内分泌紊乱，在广州一家著名医院住了三个月。专家怀疑我当年的手术创面大，留下隐患。他们问我父母，那是动脉血管瘤还是静脉血管瘤？病历在哪里？父母回答不出来。专家说，可能是当年那个手术导致她不断生病住院。十四岁小孩开刀，你们怎么都不在她身边呢？
　　父母没言语。
　　或许，这就是命。此后生病、住院、开刀、治疗，成为我生命的主色调。在人生的舞台上，我的角色就是一个“病人”。我站在残破的舞台木板上，默默站在墨绿色满是灰尘的幕布一侧。这角色不会在舞台上亮相，唱念做打，连跑个龙套的机会都没有。我始终站在幕侧，不能出场，也不能消失。
　　这样一个背景板角色，还需要研究“宠物疗法”吗？这样的病人，还需要治疗吗？周乐乐满两月龄了，它打破“魔咒”活了下来。要不要把它送回去？趁它此刻活得好好的，尽快把它送到安全地带，以免夜长梦多。可是……能不能让它留下来，看着它慢慢长大？就当它是婴儿时期的我，看我重新再活一次。让我的人生远离孤独、疾病，健康地活，快乐地活。
　　周乐乐，你愿不愿意冒险留下来？
　　编辑/胡希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