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萦绕在人们记忆中的优美旋律是经年传唱不息的经典。冼星海以《黄河大合唱》奠定了他音乐家的历史地位,他一系列爱国歌曲为中国抗战事业唤醒民众、鼓舞士气,做出积极贡献。他的许多音乐作品振聋发聩地喊出了民众守卫家园的心声,吹响了唤醒民族意识的冲锋号角。
从一个贫穷船工家庭出身的有志少年,到遐迩闻名的音乐家,再到信念坚定的革命者,冼星海的人生成就与他自身求学经历、理想追求以及音乐素养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冼星海在贫困生活中坚持音乐梦想。他祖籍广东番禺,出生在一个渔民家庭。幼年丧父,母亲含辛茹苦支持他学习,他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岭南大学。冼星海从广东辗转去北京和上海学音乐。体会到民间艰难生计,遍尝人生困苦百态,他格外珍惜学习的机会。他最初的音乐理想是创作出中国的交响乐曲,自己能像“乐圣”贝多芬一样青史留名。他希望能用音乐唤醒麻木沉睡的为奴者心灵,用激昂的旋律激起民众反抗压迫和侵略的斗志。
冼星海在异域艰难求学中坚持人生追求。1931年,26岁的冼星海考入巴黎音乐学院,进入高级作曲班,他是第一位中国考生。青年冼星海身材颇高,面孔的轮廓并不像一般的广东人,面色微黑,有胡子,眼睛深邃而富有神采。他师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洋溢着法国大革命精神的激越歌曲《卡马尼奥拉》,表现在民族存亡危机面前法国人民为国而战的《马赛曲》,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没有殷实的家境支撑学业,他只能半工半读,先后做过招待、洗碗工、服务生、茶房工、清洁工等苦力活,也有过在街边拉小提琴乞讨,被陌生的中国留学生辱骂,只得洒泪而去的苦难经历。有一回,冼星海在一家华侨饭店服务,过度疲劳的他端菜上楼时,一不小心连人带菜摔倒了,自己也受了伤,老板发怒,说他破财,冷漠地炒了他的鱿鱼。曾经多次失业,冼星海饥寒交迫晕倒在街头,却始终不愿放弃音乐的梦想。千难万难都没有阻止他前进的步伐,他在生活的摧残、战火的考验中,不断磨砺心志。
冼海星在抗日烽火中坚持激情创作。从法国学成归来,冼星海看到民族危机下的光明和希望所在,看到广大民众饱受战乱之苦,他毅然决定到延安去,拿起自己的指挥棒,用音乐作为抗争的武器。他决定创作中国的《马赛曲》,激励万千民众投身到救亡的热潮中。1935年至1938年间,冼星海创作了《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作品,其中《民族解放》《神圣之战》,管弦乐组曲《满江红》《中国狂想曲》等,都给抗战中的中国人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和力量支持。
抗战期间,冼星海在《中国文化》发表《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文章,他说:“在抗战中谈民歌研究,并不是无意义的,现阶段的战争既然在乡村和广大的旷野,我们的对象当然是劳苦大众的工农们。音乐是从人类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我们也需要到劳苦大众中去学习,并且交还他们,教育组织他们,使音乐的作用能配合现阶段战争的需要,具有彻底的斗争性、政治性、教育性、现实性。彻底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享乐性、感伤性等倾向,建立一种新兴的民族音乐,代表进步的人民,雄亮而有生气的作风,代表着全民族的工农的朴实、耐劳、刻苦……的强大集体力量!这种音乐才是我们民族和时代需求的,是有民族性而又有世界性的。”[1]只有结合民众的思想、意志,表达民众真实的精神需求,这样的音乐创作才会拥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才能被民众接受并传唱,才能够鼓舞激励民众。为人民温暖地歌唱,他始终坚守着这个信念。
冼星海一生都在坚持为人民创作的立场,坚持探寻音乐的民族性和大众化,在音乐普及和推广上进行了积极的努力。1935年他回国后立即投入抗战歌曲创作,不仅创作了大量歌曲,还为进步电影和话剧谱曲。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文艺宣传活动中,加入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廳,积极参与抗战音乐创作和传唱工作。冼星海在创作中,探索出一条中西结合的、为人民所能接受的民族音乐创作之路。他的作品用丰富的民族音乐元素彰显鲜明的民族特色,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和喜爱。1935年至1940年这五年间,冼星海围绕抗战主题创作了几百首歌曲,可谓高产。他为电影《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创作歌曲,为经典话剧《复活》《大雷雨》等作曲。
1938年9月,一封从延安发来的电报让冼星海欣喜不已,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邀请他担任音乐系教授。他对鲁迅艺术学院这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早有了解,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他深感革命热土延安将会让他激发出更多的创作热情。10月,冼星海夫妇离开武汉,历经艰难到达延安。1939年3月,诗人光未然为群情振奋的抗战热潮所鼓舞,挥就《黄河大合唱》歌词。冼星海为之谱曲,六天六夜几易其稿,致力于用音乐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他在《创作札记》中写道:“我有我的人格、良心,不是钱能买的。我的音乐,要献给祖国,献给劳动人民大众,为挽救民族危机服务。”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举行公演。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晚会上,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观看这个演出后,纷纷称赞这组大合唱爆发出来的感染力。周恩来观看后,觉得这套组曲不仅艺术魅力强,而且其蕴含的时代价值和意义远远高于艺术成就,于7月8日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这套《黄河大合唱》将民间说唱音乐与饱含战斗精神的群众歌曲音调完美结合,富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中国气派和时代特征,激发了在抗战中苦苦挣扎的中华儿女强悍的抗战意志,被后人评为“20世纪中华民族自己创作的第一曲”。
作品是心声的反映,什么样的创作者就能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感人至深的音符离不开时代的影响和创作者的品格。
冼海星曾饱含深情地回忆创作救亡歌曲的初心:“我是一个有良心的音乐工作者,我第一要写出祖国的危难,把我的歌曲传播给全中国和全人类,提醒他们去反封建、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冼星海曾经在延安窑洞里演讲:“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因此,他用激昂的音符鼓舞人民前行,给苦难的群众以信心和希望。
冼星海用激昂的音乐宣传抗战,而用清新活泼的音乐谱写了《生产大合唱》,表现抗日根据地军民齐心协力自力更生开荒生产,又以悲愤激昂的音乐谱写了《九一八大合唱》,表现了四万万同胞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冼星海曾经给徐州写过一首抗战歌曲,鼓舞热血爱国青年上阵杀敌。1937年8月30日,冼星海跟随上海救亡剧团二队来到徐州,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工作。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的教务主任郭影秋是中共地下党员,他邀请冼星海教唱抗战歌曲《枪口对外》等,指挥合唱团唱抗战歌曲。在徐州期间,冼星海感受到徐州军民的抗日激情,了解到徐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英雄辈出,而当时猖狂的日本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徐州大战已经不可避免。为鼓舞士气、激发斗志,他写下了《徐州是英雄的故乡》这首歌,并谱了曲。歌词是:“徐州是古来的战场,英雄的故乡。挺起胸拿起枪,冲锋上前。日本帝国主义一定灭亡!血泪洒成河,战旗放光芒,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简洁明了的歌词,铿锵有力的旋律,使这首歌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很快传唱开来。一时间,徐州城乡响起了这嘹亮的抗战歌声。这首歌不仅是激励徐州军民齐心协力共击日寇之歌,更是激发全民族抗战到底的进行曲。在抗日歌声的鼓舞下,1938年徐州会战中,中国军民取得了抗战以来正面战场一次最重大的胜利。之后,徐州地区成立了湖西、邳睢铜、鲁南、沭宿海、萧宿铜等小块抗日根据地。这首歌曲经过整理,2015年7月在江苏省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图片展和徐州市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图片展上展示。
[1]冼星海:《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月刊》1946年第1卷第5期。
不屈的音乐梦想追求
从一个贫穷船工家庭出身的有志少年,到遐迩闻名的音乐家,再到信念坚定的革命者,冼星海的人生成就与他自身求学经历、理想追求以及音乐素养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冼星海在贫困生活中坚持音乐梦想。他祖籍广东番禺,出生在一个渔民家庭。幼年丧父,母亲含辛茹苦支持他学习,他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岭南大学。冼星海从广东辗转去北京和上海学音乐。体会到民间艰难生计,遍尝人生困苦百态,他格外珍惜学习的机会。他最初的音乐理想是创作出中国的交响乐曲,自己能像“乐圣”贝多芬一样青史留名。他希望能用音乐唤醒麻木沉睡的为奴者心灵,用激昂的旋律激起民众反抗压迫和侵略的斗志。
冼星海在异域艰难求学中坚持人生追求。1931年,26岁的冼星海考入巴黎音乐学院,进入高级作曲班,他是第一位中国考生。青年冼星海身材颇高,面孔的轮廓并不像一般的广东人,面色微黑,有胡子,眼睛深邃而富有神采。他师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洋溢着法国大革命精神的激越歌曲《卡马尼奥拉》,表现在民族存亡危机面前法国人民为国而战的《马赛曲》,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没有殷实的家境支撑学业,他只能半工半读,先后做过招待、洗碗工、服务生、茶房工、清洁工等苦力活,也有过在街边拉小提琴乞讨,被陌生的中国留学生辱骂,只得洒泪而去的苦难经历。有一回,冼星海在一家华侨饭店服务,过度疲劳的他端菜上楼时,一不小心连人带菜摔倒了,自己也受了伤,老板发怒,说他破财,冷漠地炒了他的鱿鱼。曾经多次失业,冼星海饥寒交迫晕倒在街头,却始终不愿放弃音乐的梦想。千难万难都没有阻止他前进的步伐,他在生活的摧残、战火的考验中,不断磨砺心志。
冼海星在抗日烽火中坚持激情创作。从法国学成归来,冼星海看到民族危机下的光明和希望所在,看到广大民众饱受战乱之苦,他毅然决定到延安去,拿起自己的指挥棒,用音乐作为抗争的武器。他决定创作中国的《马赛曲》,激励万千民众投身到救亡的热潮中。1935年至1938年间,冼星海创作了《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作品,其中《民族解放》《神圣之战》,管弦乐组曲《满江红》《中国狂想曲》等,都给抗战中的中国人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和力量支持。
为人民温暖地歌唱
抗战期间,冼星海在《中国文化》发表《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文章,他说:“在抗战中谈民歌研究,并不是无意义的,现阶段的战争既然在乡村和广大的旷野,我们的对象当然是劳苦大众的工农们。音乐是从人类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我们也需要到劳苦大众中去学习,并且交还他们,教育组织他们,使音乐的作用能配合现阶段战争的需要,具有彻底的斗争性、政治性、教育性、现实性。彻底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享乐性、感伤性等倾向,建立一种新兴的民族音乐,代表进步的人民,雄亮而有生气的作风,代表着全民族的工农的朴实、耐劳、刻苦……的强大集体力量!这种音乐才是我们民族和时代需求的,是有民族性而又有世界性的。”[1]只有结合民众的思想、意志,表达民众真实的精神需求,这样的音乐创作才会拥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才能被民众接受并传唱,才能够鼓舞激励民众。为人民温暖地歌唱,他始终坚守着这个信念。
冼星海一生都在坚持为人民创作的立场,坚持探寻音乐的民族性和大众化,在音乐普及和推广上进行了积极的努力。1935年他回国后立即投入抗战歌曲创作,不仅创作了大量歌曲,还为进步电影和话剧谱曲。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文艺宣传活动中,加入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廳,积极参与抗战音乐创作和传唱工作。冼星海在创作中,探索出一条中西结合的、为人民所能接受的民族音乐创作之路。他的作品用丰富的民族音乐元素彰显鲜明的民族特色,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和喜爱。1935年至1940年这五年间,冼星海围绕抗战主题创作了几百首歌曲,可谓高产。他为电影《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创作歌曲,为经典话剧《复活》《大雷雨》等作曲。
1938年9月,一封从延安发来的电报让冼星海欣喜不已,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邀请他担任音乐系教授。他对鲁迅艺术学院这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早有了解,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他深感革命热土延安将会让他激发出更多的创作热情。10月,冼星海夫妇离开武汉,历经艰难到达延安。1939年3月,诗人光未然为群情振奋的抗战热潮所鼓舞,挥就《黄河大合唱》歌词。冼星海为之谱曲,六天六夜几易其稿,致力于用音乐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他在《创作札记》中写道:“我有我的人格、良心,不是钱能买的。我的音乐,要献给祖国,献给劳动人民大众,为挽救民族危机服务。”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举行公演。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晚会上,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观看这个演出后,纷纷称赞这组大合唱爆发出来的感染力。周恩来观看后,觉得这套组曲不仅艺术魅力强,而且其蕴含的时代价值和意义远远高于艺术成就,于7月8日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这套《黄河大合唱》将民间说唱音乐与饱含战斗精神的群众歌曲音调完美结合,富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中国气派和时代特征,激发了在抗战中苦苦挣扎的中华儿女强悍的抗战意志,被后人评为“20世纪中华民族自己创作的第一曲”。
时代最有力度的呼声
作品是心声的反映,什么样的创作者就能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感人至深的音符离不开时代的影响和创作者的品格。
冼海星曾饱含深情地回忆创作救亡歌曲的初心:“我是一个有良心的音乐工作者,我第一要写出祖国的危难,把我的歌曲传播给全中国和全人类,提醒他们去反封建、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冼星海曾经在延安窑洞里演讲:“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因此,他用激昂的音符鼓舞人民前行,给苦难的群众以信心和希望。
冼星海用激昂的音乐宣传抗战,而用清新活泼的音乐谱写了《生产大合唱》,表现抗日根据地军民齐心协力自力更生开荒生产,又以悲愤激昂的音乐谱写了《九一八大合唱》,表现了四万万同胞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冼星海曾经给徐州写过一首抗战歌曲,鼓舞热血爱国青年上阵杀敌。1937年8月30日,冼星海跟随上海救亡剧团二队来到徐州,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工作。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的教务主任郭影秋是中共地下党员,他邀请冼星海教唱抗战歌曲《枪口对外》等,指挥合唱团唱抗战歌曲。在徐州期间,冼星海感受到徐州军民的抗日激情,了解到徐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英雄辈出,而当时猖狂的日本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徐州大战已经不可避免。为鼓舞士气、激发斗志,他写下了《徐州是英雄的故乡》这首歌,并谱了曲。歌词是:“徐州是古来的战场,英雄的故乡。挺起胸拿起枪,冲锋上前。日本帝国主义一定灭亡!血泪洒成河,战旗放光芒,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简洁明了的歌词,铿锵有力的旋律,使这首歌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很快传唱开来。一时间,徐州城乡响起了这嘹亮的抗战歌声。这首歌不仅是激励徐州军民齐心协力共击日寇之歌,更是激发全民族抗战到底的进行曲。在抗日歌声的鼓舞下,1938年徐州会战中,中国军民取得了抗战以来正面战场一次最重大的胜利。之后,徐州地区成立了湖西、邳睢铜、鲁南、沭宿海、萧宿铜等小块抗日根据地。这首歌曲经过整理,2015年7月在江苏省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图片展和徐州市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图片展上展示。
注释和参考文献
[1]冼星海:《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月刊》1946年第1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