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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00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年份。且不说地球转着转着就转到了一个新世纪，平民百姓一般不太琢磨地球的事儿，关键是这一年我的日子出现了拐点，就是说拐好了，拐得很好很好，我把几十年住房困难的所谓帽子摘掉了。按当年时髦的说法，是把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了，太平洋离我们太远，吹吹牛可以，没有谁做得到。
我买的是一套二手房，据说原来的房主人升迁了，有了更好的去处。二手房和二婚女人有很大不同，二婚女人通常有很多麻烦，二手房则不同，手续办完，一般没有后遗症。我的二手房使用面积五十六平方米，有上水有下水，有煤气有暖气，还有厨房和卫生间，草根百姓翻身翻到这种地步，很可以，很骄傲了。虽然骄傲使人落后，我就愿意一辈子落后着。落后也是一种境界。何况落后未必挨打，如今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再说我也发展了，我的二手房就是发展来的。
我絮絮叨叨说我的二手房，自知是浅薄的表现。房叔房姐们有几十处上百处大房子，满世界好地方都有他们的豪宅别墅，这些早就先进了的贵种一个个绝对地深沉，不被“双规”，不会放下满手好牌。区区绝没有嫉妒和羡慕的意思，人分三六九等，货有优劣贵贱，这是造化弄人。还说我的二手房，让我将浅薄进行到底。我的二手房有两个不错的房间，不仅南北通透，地点也好，下临儿童公园，早起晨练傍晚散步，我们老同志随随便便就进去了，人家尊老敬老不收门票。交通方便就不说了。到秋林买列巴买红肠，到书店到报刊门市部，溜溜达达随意就可以逛上一圈儿。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一个梦想多年完完全全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房间，叫书房有点儿虚张声势，有点儿装有文化，但是我在屋子迎门的那面墙下撂上了一排书柜，让多年委屈在纸壳箱子里的那些涉嫌“封资修”和“大洋古”的书本，从此堂堂正正地在书柜里挺起了腰杆儿，在房间最爽眼的位置放上我的书桌，假如以后写个上当受骗的经过，就可以拉开架式掂量着往纸上码字了。我不用电脑，自己脑子都不灵光，怎么敢使唤电脑？还有书友酒友来了，可以聊聊家事国事天下事，偶尔也说说东家长西家短什么的。有了这个二手房，我非常欢迎朋友们常来坐坐。
最常来的是我的小孙孙。小东西那时刚刚三周岁，他喜欢骑在我的脖子上走了这屋串那屋，每逢门口，我都是放低身段儿，让他神神气气就过去了。这是我们祖孙二人最快乐的时光。某日我靈感忽来，正当他在我头上趾高气扬之时，我想我得给他出点儿难题，锻炼锻炼他的应变能力，这样对成长有利。走到门口我拔直了身子，对他大喝一声“低头”，小东西一看情势不妙，上身立刻压在我的脑袋上，使劲儿向下低头，我肯定不会让孙儿磕着碰着，过了门口，我把他放到地上，他长长地喘了一口气，竟随口说出“低头思故乡呀”，说时面露得意之色。我喜不自胜，心说孺子可教！但我指出了他活学活用上的错误，我笑着问他，这里就是你的故乡，你还往哪儿胡思乱想？当时万万没想到，小东西竟是一个神奇的预言家，初中毕业后，他就去了地球那边一个叫迈阿密的地方。孙儿离家启程时未满十六周岁，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那边的学校为了让他熟练口语，安排他寄宿在一个美国老师的家里。古人有诗“五更归梦三千里，一日思亲十二时。”孙儿思亲路远，归梦何止三千里，怕是三万里也有了！他离开了故乡，离开了亲人，离开了自家居住的房子，他就是一个漂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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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每个人都是天地间的漂泊者。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家遭变故。先是老叔死了，是当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被炸死的。老叔没有孩子，一年后老婶改嫁了。奶奶本来一身多病，遭此精神巨创，不久离开了人世。父亲当时在村里小学当校长，很具人望，1955年参加暑假集训，其实是遭逢“肃反”扩大化，被五花大绑带走，关进了监狱。几年后带着历史“疑点”被释放，二十多年历经坎坷，自顾不暇，直到1980年代才获平反。父亲早已另有家室，还给落实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新房，成了离休老干部。
父亲被关押后，母亲很快病倒了，农村无医无药，只得听天由命。那年秋季，我已上了中学，住宿在离家三十多里远的学校，每月回家拿一次伙食费，我至今绝对地相信心灵感应，入冬后下了很大的雪，那个星期六本不该回家，放学时天已经黑了，路又难走，肯定是母亲盼着我回去见她最后一面，我鬼使神差地跟着邻村几个同学，踩着厚雪回到家里，母亲已经不能说话了，我流着泪攥住她的手，看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姐姐妹妹弟弟都哭了起来，爷爷木木地站在门口，我没有再哭，再流泪，我的心已经空了。
离开了老家的几间草房，两位姑姑把年过七旬的爷爷和我们姐妹兄弟五人接到了哈尔滨。那是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之前，户口尚可迁移，三姑为办我们的户口，从哈尔滨到乡下不知往返了多少趟。我们老家的屯子到火车站是十八里乡村土路，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三姑又是一双小脚，每一趟都走得双脚起泡，腿疼腰酸。后来“小脚女人”成了嘲弄和贬损性的代名词，不管其引申意义怎样，都是对早年中国妇女的大不敬。谁家长辈里没有小脚女人？我常常感念两位早已故去的姑姑，那个年代的亲情和人性，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否则我就是另外一种命运了。
一时来了这么一窝子每天都要张嘴吃饭的，晚上还要安置六个大人孩子睡觉的地方，给两个姑姑家带来的麻烦和拖累，真是一语难尽。两个姑姑的家都在道外区，三姑家在南七道街，老姑家在南五道街，住的都是大杂院。大杂院里很少有宽敞人家，板障子煤棚子木柈子，卑微琐碎，了无生机。一年后，爷爷在无望中无疾而终。不久姐姐去了一家社会福利厂上班，社会福利厂是照顾孤老病残烈属军属，可以挣一口饭吃的小工厂。熬到了大饥饿的年头，不知是上苍垂怜，还是天官赐福，福利厂来了个转业军人当领导，转业军人没有房子，就把二十道街江坝外的一个带院子的简易小仓库，隔断出几间住房，姐姐哭天喊地要到了一间，这是头一回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家，房子小得没法说，一举手就能触到天棚，这也很好很知足了，以后再也不用打游击似的轮流在两个姑姑家爬阁楼、住吊铺，或是四五个人挤在一条小火炕上睡觉了。太给两个姑姑家添乱了，麻烦添大了。 那几年流行一首电影插曲，记不清出自民国老电影《十字街头》还是《马路天使》，有两句歌词是“没有钱也得吃碗饭，也得住间房，啷里格啷……”，“啷里格啷”什么意思？乐觀的意思。简易小仓库这里像是“三不管”，没街没路没有门牌号，这不算什么，鲁迅先生早有警句在先：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小仓库院子外面，散散落落的老房子老院子倒是不少，像是有些年头了。这是一个被城市遗忘的角落。
我是初一下学期转学到哈尔滨的。从初中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走低，勉强及格而已。不怪日子穷得糟心，要怪只怪所有的课程我都不喜欢，几何代数物理化学不用说，就是好听的历史课语文课，我也是听着生硬听着枯燥，政治课必须认真听讲，要突出政治，我也是一边努力听，一边听了忘。为了打发心情，常翻翻与课程无关的闲书，学校有图书室，每次可借书两本，曹禺的《雷雨》《日出》，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等等，我都是在打发心情时读完的。等到我们一家姐妹兄弟在简易小仓库安营扎寨的时候，我已经读到高中二年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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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读完读高三，接着就要高考了。高考之前填志愿，第一志愿第二志愿一长串儿的志愿。好学生都有远大目标，报的都是清华北大工大什么的。我没有远大目标，我的目标很实际，就是盼着过年的时候能吃上一顿纯粹的苞米面窝窝头，不掺豆腐渣不掺甜菜渣子的那种。甜菜渣子是从糖厂的排水沟里抢着捞上来的。我填报的志愿也很实际，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一律是师范院校。师范院校有助学金，公费读书，这对我十分重要。填报志愿需经班主任老师指导，我的班主任常讲政治挂帅，他是教化学的，化学课上也讲政治挂帅。他对我的指导很简单，就是最后一个志愿写上齐齐哈尔师专。我听从了他的指导，听从了他的指导也等于政治挂帅了。再说师专也好，学制两年，毕业工作就能帮着家里挣钱了。等到录取通知发下来，果然就是齐齐哈尔师专。我对班主任有了想法，我们班一个学习拔尖，又规规矩矩的女同学，不知家庭出身有什么“疑点”，被班主任指导得落了榜。我的想法是哈尔滨也有师专，为什么非要指导我去齐齐哈尔呢？忘了琢磨哈尔滨这个茬儿。再想想，如果当时不听从他的指导，没准儿我也落榜了。
齐齐哈尔师专的学生宿舍宽敞明亮，一条大通铺，每个同学的铺位都挺宽松，这比从前住在两个姑姑家，住在简易小仓库自己家好多了，晚上睡觉左右翻身已经不成问题。学校的伙食也比家里好，那年我虚岁十九，周岁十八，总是觉得肚子虚空。和我邻铺的同学是农村来的，从此有了城市户口，吃上商品粮了，得意时哼着“社员都是向阳花”，私下里悄悄对我说，十个社员九个贼，谁不当贼饿死谁。我也是屯子出身，加上穷，跟他挺投脾气。
铺位宽松也不好，晚上左翻身右翻身翻出了思想问题，毕业后回不了哈尔滨怎么办？听说往届毕业生基本分配在齐市或地区各县，想想姐姐已经年过二十，早晚总要嫁人，那时妹妹弟弟谁来管？这一想把自己吓出一身冷汗。终归是屯子出身脑袋笨，当初光想着跟班主任政治挂帅了，光想着落榜不落榜了，竟把如此重大的使命忘在了脖子后头。
我在齐齐哈尔师专只读了三个月，就退学回了哈尔滨。大好的消息是，家里的房子升级换代了，简易小仓库包括那个院子被派上了新用场，姐姐妹妹弟弟只用一个小推车就把全部家当搬到了道外北五道街。这地方离江沿很近，有街有路，门牌号也有了。门前几步开外就是马路，不管走的人多人少，早已成了路。
我拎着行李走进家门时，先是进了一个小门斗，再一拐，就进了自家的门，一个细长条的屋子，说是十二平方米，比小仓库隔断出来的板夹泥小屋大多了。房子举架也不错，屋子靠里还有一个吊铺，我想以后吊铺上就该是我的天下了，拉根灯线过去，睡觉前在上面看看闲书，满可以打发心情。
我对房子比较满意。这地方早先是个香油小作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不知把小业主改造到哪里去了，这个小作坊就被有关方面用破烂板子间壁成两家。另一家是个“刀把儿”型的屋子，“刀把儿”以外的空间，就是我一进门的那个小门斗，两家共用。这样的设计比较人性化，免得冬天一开门，冷气就直接灌进屋了。
房子改善了，家里的日子也应该改善改善，找工作挣下钱才是硬道理。先当小学代课老师，每月工资三十二元，小学老师大多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我孬好也在师专混过三个月，完全够料儿。只是工资太少，不如在外面干力工来钱过瘾，于是骑马找马，代课不到一年，我就告辞不干了。
大跃进出了大麻烦以后，各单位招工调整了办法，不管木工瓦工力工还是别的什么工，充实进来的都是临时工。大跃进以前就是招进个“歪瓜裂枣”，也是正式职工。有了临时工，正式职工的饭碗巩固了，这帮家伙在临时工面前的牛劲儿，就有了很大提高。这无关紧要，我当临时工是来挣钱的，扛麻袋上跳板，扛氧气瓶上江坝，松花江开江后在轮船上烧锅炉，冬天供暖季节跟着汽车装煤卸煤，我不含糊他们。
1963年秋月某日，我带上弟弟史无前例地吃了一顿馆子，“吃馆子”是街坊上的口头语。我们吃的是靖宇街上的三八饭店，听说某大领导曾来这家饭店视察过。店面宽敞亮堂，我们要了一盘熘肉段，要了一盘熘三样，要了两盘三鲜水饺，妈的日子总得改善改善，又为自己要了一罐头瓶子生啤酒。弟弟甩开腮帮子连说好吃好吃。一顿饭吃下来，吃得我血脉贲张豪情万丈，恨不得撸起袖子，立马跟着革命队伍去解救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回到自家小屋，日子还得照常过，窝窝头倒是不用掺豆腐渣甜菜渣子了，街坊邻居们都一样，买东西凭证凭票，样样短缺。
如此这般，几年过去了。姐姐妹妹们先后出嫁，家里剩下我和弟弟，我也从吊铺上回归地面。我找人砌了个小火墙，上边安个“上亮子”，火墙旁边安上一道门，十二平方米的房子立刻变成了一屋一厨。形式主义永远是需要的，比起前街后院各家乱糟糟的小屋，我的一屋一厨就显得体面多了。厨房很小但优点很大，人在里屋就避免了烟熏火燎的袭扰。想想当年在课本上学过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连诗圣都过着“床头屋漏无干处”的糟心日子，躺在湿被窝里发愁如何挨到天光发亮。杜甫生活的年代正逢安史之乱，没有解困房，地方政府也不搞安居工程，我的房子要比杜甫的茅屋强多了。 4
1966年前一年我已经辗转混进了一家军工厂，还是临时工，还干力工活儿。军工厂生产机械化，不用扛麻袋上跳板，也不用扛氧气瓶上江坝了。军工厂车间多，厂房也多，厂房里有天车，需要搬搬运运，一招手天车就过来了，机械代替了人力。
后来，军工厂停产。奶奶的，这下妥了，可以在家躲清闲了，可以看书打发心情了。打发心情也要小心，我干活儿挣钱后在古旧书店零零碎碎买回不少书，古旧书店的书又可心又便宜，一本1959年版的《苏轼词选》定价三角，我花两毛钱就买下了。
我的里屋光线太暗，火墙上虽然装了“上亮子”，也是亮度不够。白天为了省电，我搬个小马扎坐在里屋门口，借着小厨房的光亮就可以读书了。毛批《三国演义》、陈友鹤选注的《聊斋志异选》、杨伯峻编著的《论语译注》，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翻译的书也看，莫泊桑的、屠格涅夫的、杰克﹒伦敦的，也是看了一本又一本。读得最开心的是莎士比亚的《驯悍记》和《温莎的风流娘们》。《驯悍记》讲的是一个凶悍蛮横的女人，被她的新婚丈夫以其人之道，一次次治得晕头转向，最后甘拜下风，服服帖帖。朱生豪译本，台词呱呱叫。
躲在家里读书的日子真好，每个月还能按通知到厂外家属区指定地点领工资。家属区有很多楼房很多平房，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家属区配套也齐全，有学校有医院有能放电影的俱乐部。我去过家属区的平房，一排排十分整齐，我是上一年秋天帮着车间程师傅送秋菜去过的，程师傅是老工人老党员，一家老少三代住一室半的房子，进了门是厨房，左侧有一个半室小屋，正屋从南到北一条大火炕，炕上宽绰地下窄巴，炕上靠窗一边摆着两个油漆的木箱子，箱子上码着被垛，窗下立着一张“靠边站”圆桌，这是程师傅两口子和几个孩子住的屋子。那个小屋里住着程师傅的老娘和老丈人。千真万确，是他的老娘和老丈人。两位老人都已年迈，早过了大有作为的年龄，就这条件，凑合了。
比起军工厂家属区的楼房和平房，我住的地方无论前街还是后院，外观一看简直糟透了，房檐破损，七扭八歪，具有“曲线美”。我疑心这片房子是民国年间的豆腐渣工程，几十年过去，越发衰朽了。离我家不到百米远的长春街上，有一个两层的圈儿楼，外观倒是整齐，那是早年间沦落风尘的女人们讨生活的地方，过去叫“文香里”，门洞上端这三个字被凿掉了，依稀还能从残迹上辨认出来。1949年前后，这些女人都被送到林区矿区配人了，院里的房子早就挤进了人家。我没进过那个院子，偶尔一天晚上，附近卖水的人家有事儿锁门了，我拎着水桶去了那个院子，水龙头前排了几个水桶，我闲着没事儿好奇地往几家屋里瞅了瞅，家家亮着灯，家家一样的格式，屋子小得跟鸽子笼似的，还不如我的“一屋一厨”宽敞。我怕站久了染上晦气，接完水赶紧离开了。
我吹嘘我的房子比杜甫的茅屋强多了，其实是犯了自以为是和自高自大的毛病。杜甫的茅屋，面积肯定比我的房子大，光照肯定比我的房子好。我们这一片房子前后人家共用一个后山墙，家家都是闷葫芦式的房子，夏天不通风冬天又四处漏风。那年代没有桑拿浴，一到夏天我们这里家家都过上了有桑拿的生活。冬天我们这些撒气漏风的房子，从没发生过煤烟中毒事故。晚上睡觉怕受风，头上扎一条羊肚子毛巾，是舞台上小二黑的那种扎法，把毛巾两端扎在前额上;陈永贵大叔系毛巾的样式不适合在我们这里推广，把毛巾在脑后系一个大疙瘩，晚上睡觉硌脖子。
这样对房子说三道四，有违圣人教诲。《论语》里明明写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我不是什么君子，只是个临时工，非正式劳动人民，能干活儿挣钱，吃上一碗饭，住上一间房，就该安贫乐道，知足常乐。街坊邻居都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生生不息，有些人家已经是三代四代传下来，还要继续传承下去。我何不趁着军工厂正乱得如火如荼，自己在家打发心情的时候，了结婚姻大事，跟街坊邻居一样，生儿育女搞好传承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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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难求，对象易找。别人给我介绍的女同志是药厂的正式职工，带着饭票来的。人也蔫巴老实。想想我也是一张丑脸，也算高攀了，贫不择妻嘛。这样也免得以后在家里上演中国版的“驯悍记”了。
没有举办婚礼。悄悄把人领回来，省钱省事，正合我意。是车间程师傅陪着我去接亲的，他是老工人老党员，可以证明我不是把“正式职工”拐跑了。
只是委屈了我的老弟，哥哥结婚他只能睡在小厨房里。我把碗柜搬进里屋，又把水缸挪了挪，晚上只能搭铺睡觉了。幸好嫂子蔫巴老实，对小叔子不挑剔，不嫌弃，日子倒也相安无事。弟弟是70届毕业生，赶巧了那年政策松动，又有我的一位校友热心帮助，没有去当下乡知青。还分配到一家挺红火的企业，炼焦炭，住进了单位的独身宿舍。后来租了个小房结婚了。单位给了个一屋半厨的楼房，日子算是踏实了。
我也有了一双儿女，孩子一年年长大，屋子显得越来越小，我只盼着什么时候能有个大些的房子，早点儿离开这里。
除了和我一个小门斗的邻居，我们在道外北五道街这片破烂房子里都算扎下了根。我退学回来后，隔壁“刀把儿”屋前后换了三户人家。头一个是位转业军人大哥，一年后他媳妇挺着大肚子，还没等孩子生下来就搬走了。第二家户主是位戴眼镜的技术员大哥，他夫人先后在“刀把儿”屋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后来，工厂给了房子，也搬走了。第三家比较超前，两口子都是工人，雄赳赳领着四個孩子直接就开进来了。四个孩子睡吊铺，情况不容乐观。后来看出这个工人大哥怕婆娘，那婆娘很壮硕，容光焕发着“必须领导一切”的专制神采，听说是婆媳不和搬出来的。婆婆住在原太平区，儿子一家搬走后老太太一个人住三间房，大孙子就常回去陪奶奶一起住。小伙子性情温和长相也好，没想到几年以后出了事儿。老太太家冬天屋子冷，一个劣质电褥子成了这个小伙子的致命杀手。小伙子当时已经有了女朋友，如果今天还活着，他的孙子大约也该找对象找房子了。
我在那家军工厂干了八年临时工，在家打发心情的日子早就过去了。通知上班后到了1973年，我们这些进厂的临时工终于转正了。正式职工可以申请住房。工厂给职工分房要论资排辈，还要看你的角色位置，以及和领导的关系等等。你刚转正就惦记房子就申请住房，就该让你“斗私批修”了。何况军工厂这些年光造反了，没人想着给职工造房子。转正后可以对调工作单位，在这家工厂让人无法安顿心情，我要跳槽离开这里。再说，我的小车要向着有房子的单位推。 6
我铁了心要离开这家军工厂，四处找人对调工作，费了几年工夫，找到一个粮店营业员，小伙子为找对象正在发愁，在粮店耍粮撮子每天一身粉尘，好姑娘看不上。听说能对调到军工大厂，痛痛快快答应下来。我不在乎什么形象不形象，我的孩子都上学了，还在乎什么？只是粮店根本不可能给职工分房子。好在粮店离家近，好在这里不鼓动“活着干，死了算”，好在时代已经翻篇儿了，各地都在拆迁，我家北五道街迟早也会扒了旧房盖新楼，我就守株待兔了。
进入80年代，系统内要开展职工教育，发通知招考专职教师，要求有高中以上学历。我报名应考，录取后被分配到一个大区粮管部门的教育股。我从师专退学，二十年后又当上了老师，这是命运和我开了一个玩笑。粮食管理部门要比粮店好，不用再穿一身灰灰土土的工作服，还混上了一张办公桌，可以大模大样地看书了。实话说，职工教育在单位领导眼里只是一个累赘，开学办班需要租借教室，抽调学员影响粮店工作，还养着几个闲人，既不会经营，又不懂管理，所以很不受待见。房子问题不用费心去想了，区一级粮管部门只是个科级单位，房子压根儿是个没影的事儿，何况我又是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谨言慎行，干好本职工作，别惹闲话就行了。
如此三年下来，白天备课讲课，偶尔也想想“守株待兔”，做做好梦。有闲还试着写了一篇酸甜苦辣的小说，没盼多久就在一家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了。
时逢机构改革，单位一把手换了人。新来的一把手对我比较客气，碰了面总是微笑着称呼我“赵老师”。一天他来到教育股办公室，在我对面坐下后告诉我，说单位要开职代会，工作报告是工会主席写的，要在会上用，班子传看了一下，觉得啰嗦，有些句子也不通顺，还说知道你发表过文章，连局里都知道，麻烦你给过一遍，改一改。一把手亲下旨令，在下焉敢不从。我从未写过公文，好在我看过毛批三国，看过莎士比亚的《驯悍记》和《温莎的风流娘们》，又写过一篇扯淡的小说，文字应该没问题，平日里攒下革命词汇一箩筐，政治正确十拿九稳。我改完后重新抄写清楚，交给一把手。一把手看后大悦，中午非得拉着我去饭店吃了一顿。那时候单位没有公款吃喝，是他个人掏钱请客的。原来这份工作报告是给他弄的，他要在职代会上宣读。此后，我几乎成了他的专职秘书，凡写材料，非我莫属。
这年的十二月，我在家给单位写本年度工作总结和下年度工作规划。把“靠边站”小桌支在里屋门口，借着厨房的光亮就不用开灯了，自然光总比灯光好。写到第三天快要完稿的时候，一把手和办公室主任老于坐着单位的面包车来了，这两位是第一次来我家，我赶忙请他们进屋，屋里乱糟糟的，我红着脸把堵在门口的“靠边站”往里挪开，桌面上也是乱糟糟的。一把手和老于挤在小厨房里好像愣住了，司机被挡在门斗里，探着头向里看。我开了灯再一次请他们快进屋里来坐，还给他们倒了两杯水。一把手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脸色很凝重，他在床邊坐下后对老于说，你看看你看看，陈景润在六米小屋里搞科研，赵老师家四口人，这屋几米？老于坐在床边的箱子上，低着头，好一会儿才说难为了，难为了！司机没有进屋，识趣地回到车里等着去了。一把手对我说，辛苦你了，来看看你忙得怎么样了，没有催你的意思，就是专程来看看你，早知道你家房子挺困难，没想到会是这样。
我们一人抽了一支烟，说了一会儿闲话，屋里已是烟气腾腾，两位水也没喝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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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想破天也想不到，两天后单位竟会给了我一套房子。
说句讨进步的话，首先要感谢时代的进步。对民生的漠视已有改变，有实力的企业都在大兴土木。我后来才知道，是某公司建了一大片家属住宅，按规定要有配套建设，粮店是其中配套之一。这家公司拨出的粮店面积少了若干，又给了一套市郊老家属区的旧房顶账。单位拿到房钥匙已有半年了，很让领导们犯难，这个部门包括粮店，包括加工厂，职工上千人，有几家不愁房子的？一套房子怎么分？当然班子成员不会争这个，他们的住房由上级机关给解决。那天一把手带着办公室主任来我家，自有他的用心，回去的路上他对老于说，你们办公室拿出个意见，把那套房子分了吧，班子讨论定下来，也算去了一块心病，别再拖了。办公室主任有几个不是精于世故的，一把手眉眼高低他岂能看不出来。这样走了一下程序，房子问题就算敲定了。
隔一天我去上班，把写好的材料交给一把手。他没有翻看材料，也没说话，却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一会儿。我心想我这张扛过麻袋的丑脸有什么好看的？他笑了，说你到办公室去一下，老于有事找你。办公室就在隔壁，我一进门，老于站起来直接就把我领进会议室，还带上了门。我正狐疑，老于拉我坐下说，不容易呀，单位给了你一套房子，班子开会定了。我一听愣住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这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天上掉下个大倭瓜，我按捺住内心的极度兴奋和喜悦，听他简单地说了房子的来历。他说和几个领导早就看过了，是个四层楼房的一楼，使用面积26平方米，串糖葫芦式的格式，也有个门斗，你是独门独户。老于把钥匙和写好的地址交给我，嘱咐我先别声张。我向老于道了谢，我知道他家房子也不宽裕，却为我说了话，心里更是感谢一把手，我与他们非亲非故，平日里也没有私下的交往，他们甚至没有喝过我一杯水，如此天高地厚之情，我将何以为报？
第二天，我和儿子骑着自行车去看房子。天气不是很冷，风却大。儿子已经读高中了，大小伙子了，我们爷儿俩顶着风，骑一阵子推一阵子，一个多小时后总算进了新家的门，放眼一看，顿有一步登天的感觉，居室、小厅、厨房连成一串儿，儿子夸张的说法是，从这头儿望不到那头儿。与我那东倒西歪的老屋相比，每一间屋子都见棱见角，居室朝南，厨房朝北，窗户是窗户的样儿，门是门的样儿，屋里暖气热烘烘的，从此不用出门拎水，不用买煤劈柈子，厕所虽小，也在屋里，早些年乡下地主老财也没享过这样的福吧。我们爷儿俩在房子里从北头到南头，走过这个屋，再进那个屋，左瞧瞧右看看，虽然这套房子只有二十六平方米，虽然地处偏远，虽然是别人曾经住过的房子，但我们幸福地感到，已经走进新时代了。 此后，每逢星期天我都去收拾房子，粉刷墙壁，油漆门窗，水泥地面上的旧漆已经斑驳脱落了，再重新刷过。还要添置几样家具。过了春节天气转暖的时候，我要搬家了。我在道外北五道街的老屋煎熬了二十三年，将要离开时竟莫名地对这里生出了几许留恋，还几次在周边的穷街陋巷流连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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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新居中平静地过了几年，单位却不平静，改革不断深化，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一把手早已调离，老于也退休了。家中儿女也一年年长大，女儿结婚，房子由婆家打理，儿子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我在单位再弄房子绝无可能，看来我的小车还得继续向着有房子的单位推。几年间，我在省内外刊物上又发表了几篇平庸的小说，1991年调进了一家新创办的杂志社。杂志社不需要炮制公文，杂志社因此就没有房子。两年后儿子要结婚了，我在道外区弄到一处小房，地点在靖宇街同记商场对面的一个大杂院里，大杂院名称很别致，在道外区是著了名的“王八大院”。我很高兴地住了进去，我不想让后辈再过我们从前的日子，我不怕蜗居，宁愿走回原始，继续买煤劈柈子，这些年没完没了的日子，早已把自己练成一个家常厨子，外加采买和杂役，一切都无所谓。
也许是我的慈父心肠打动了上苍，使我有机会调进一家市直机关。
1996年全市十几个地段儿大面积拆迁，“王八大院”也在其内。大院居民全部迁往太平区近郊新建的红旗小区。我不想搬迁，增加住房面积要交许多钱，超出了我的支付能力，机关一把手给我在道里区安发桥附近借了个八楼的一屋一厨。我搬去时已经入冬，一面冷山墙，暖气如同虚设，这房子比我住过二十三年的老屋还冷，晚上睡觉头扎毛巾已经不顶用了，需要戴上棉帽子，没过多久，就冻出了一场大病。我烧得浑身乏力，迷迷糊糊量了一下体温，竟在39℃以上。草民命贱，只服了点儿感康和去痛片，一周后就挺过来又去上班了。
机关来了新的一把手，新来的一把手体恤下情，到有关方面求神拜佛，要来了几套住房。机关里论资排辈，评分张榜，分给我一套二十九平方米的新房，地点在顾乡屯。搬去不久赶上房屋产权改革，顾乡屯是七類地区，再加上工龄等优惠，几乎是用白菜价就买下了这套房子的产权。我从一个无产者变成了拥有二十九平方米房产的主人，这是一个进步。社会倒退已不可能，有了产权就可以交易，于是五马换六羊，买下了本文开篇说起的那套下临儿童公园的二手房。
我终有了一间“能自己一个人写字的屋子”了。可是我就要退休了，已经写得伤伤的了，不想再写什么东西了。
9
2009年秋天，儿子儿媳在松花江畔新建的一个小区，给我买了一套有电梯的高层住房。
他们结婚几年了，我还没有抱上孙子。儿子所在单位不景气，无奈下海，起步艰难。四年后孙子终于降生了，孙子降生给一家人带来了好运，他的爹娘苦拼苦挣掘到了第一桶金，小小的“一桶”。先是在市区一所重点小学附近买了个不大的校区房。总是孙儿有福，上初中之前家里又在江畔新建的小区买了一套期房，那时房价还在合理区位之间，而后一涨再涨，等他们入住时，房价已经翻番了。
我不需要电梯房，人不该得陇望蜀。我在我的二手房里住得心满意足，退休多年仍然健康硬朗，上楼梯经常是一步两磴儿，不累不喘。我不想和孩子住在同一小区，被他们照顾监管。在我几番抵制下，他们还是自作主张买下了那套高层住房。儿子拉上他叔叔过来劝我，讲了些干巴巴的道理。违拗了我的心意，气得我和他大吵一顿。新买的房子和我的二手房面积相近，房价竟是我二手房的四倍，如此糟蹋败坏辛苦挣来的钱，这不是造孽吗？再说有钱应该留在孩子的教育上，有什么比孙儿受到好的教育更重要？我弟弟坐在一旁一言不发。儿子见劝不动我，气呼呼地走了。
此后一次朋友小聚，一好友当众说我“烧包儿”。不知什么时候，不知在什么地方，孙儿劝了他奶奶一句，孙儿已经读到初中一年级了，他没讲干巴巴的道理，只说“搬过来吧，省得以后爬楼梯了” 。这话传到我的耳朵里，很是入脑入心，身上温暖。嗨，人上了年纪，有句俗话应该颠倒过来，那就是，大腿有时候拧不过胳膊。
我做了妥协，但我要和我的二手房做最后的厮守，从秋天到冬天，从春节到春暖，我答应在2010年春暖后择日搬家。
妥协，妥协精神，在很大意义上是一种进步。
作者简介：赵旭忠，做过临时工，当过编辑，在机关退休。
公元2000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年份。且不说地球转着转着就转到了一个新世纪，平民百姓一般不太琢磨地球的事儿，关键是这一年我的日子出现了拐点，就是说拐好了，拐得很好很好，我把几十年住房困难的所谓帽子摘掉了。按当年时髦的说法，是把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了，太平洋离我们太远，吹吹牛可以，没有谁做得到。
我买的是一套二手房，据说原来的房主人升迁了，有了更好的去处。二手房和二婚女人有很大不同，二婚女人通常有很多麻烦，二手房则不同，手续办完，一般没有后遗症。我的二手房使用面积五十六平方米，有上水有下水，有煤气有暖气，还有厨房和卫生间，草根百姓翻身翻到这种地步，很可以，很骄傲了。虽然骄傲使人落后，我就愿意一辈子落后着。落后也是一种境界。何况落后未必挨打，如今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再说我也发展了，我的二手房就是发展来的。
我絮絮叨叨说我的二手房，自知是浅薄的表现。房叔房姐们有几十处上百处大房子，满世界好地方都有他们的豪宅别墅，这些早就先进了的贵种一个个绝对地深沉，不被“双规”，不会放下满手好牌。区区绝没有嫉妒和羡慕的意思，人分三六九等，货有优劣贵贱，这是造化弄人。还说我的二手房，让我将浅薄进行到底。我的二手房有两个不错的房间，不仅南北通透，地点也好，下临儿童公园，早起晨练傍晚散步，我们老同志随随便便就进去了，人家尊老敬老不收门票。交通方便就不说了。到秋林买列巴买红肠，到书店到报刊门市部，溜溜达达随意就可以逛上一圈儿。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一个梦想多年完完全全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房间，叫书房有点儿虚张声势，有点儿装有文化，但是我在屋子迎门的那面墙下撂上了一排书柜，让多年委屈在纸壳箱子里的那些涉嫌“封资修”和“大洋古”的书本，从此堂堂正正地在书柜里挺起了腰杆儿，在房间最爽眼的位置放上我的书桌，假如以后写个上当受骗的经过，就可以拉开架式掂量着往纸上码字了。我不用电脑，自己脑子都不灵光，怎么敢使唤电脑？还有书友酒友来了，可以聊聊家事国事天下事，偶尔也说说东家长西家短什么的。有了这个二手房，我非常欢迎朋友们常来坐坐。
最常来的是我的小孙孙。小东西那时刚刚三周岁，他喜欢骑在我的脖子上走了这屋串那屋，每逢门口，我都是放低身段儿，让他神神气气就过去了。这是我们祖孙二人最快乐的时光。某日我靈感忽来，正当他在我头上趾高气扬之时，我想我得给他出点儿难题，锻炼锻炼他的应变能力，这样对成长有利。走到门口我拔直了身子，对他大喝一声“低头”，小东西一看情势不妙，上身立刻压在我的脑袋上，使劲儿向下低头，我肯定不会让孙儿磕着碰着，过了门口，我把他放到地上，他长长地喘了一口气，竟随口说出“低头思故乡呀”，说时面露得意之色。我喜不自胜，心说孺子可教！但我指出了他活学活用上的错误，我笑着问他，这里就是你的故乡，你还往哪儿胡思乱想？当时万万没想到，小东西竟是一个神奇的预言家，初中毕业后，他就去了地球那边一个叫迈阿密的地方。孙儿离家启程时未满十六周岁，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那边的学校为了让他熟练口语，安排他寄宿在一个美国老师的家里。古人有诗“五更归梦三千里，一日思亲十二时。”孙儿思亲路远，归梦何止三千里，怕是三万里也有了！他离开了故乡，离开了亲人，离开了自家居住的房子，他就是一个漂泊者。
2
其实每个人都是天地间的漂泊者。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家遭变故。先是老叔死了，是当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被炸死的。老叔没有孩子，一年后老婶改嫁了。奶奶本来一身多病，遭此精神巨创，不久离开了人世。父亲当时在村里小学当校长，很具人望，1955年参加暑假集训，其实是遭逢“肃反”扩大化，被五花大绑带走，关进了监狱。几年后带着历史“疑点”被释放，二十多年历经坎坷，自顾不暇，直到1980年代才获平反。父亲早已另有家室，还给落实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新房，成了离休老干部。
父亲被关押后，母亲很快病倒了，农村无医无药，只得听天由命。那年秋季，我已上了中学，住宿在离家三十多里远的学校，每月回家拿一次伙食费，我至今绝对地相信心灵感应，入冬后下了很大的雪，那个星期六本不该回家，放学时天已经黑了，路又难走，肯定是母亲盼着我回去见她最后一面，我鬼使神差地跟着邻村几个同学，踩着厚雪回到家里，母亲已经不能说话了，我流着泪攥住她的手，看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姐姐妹妹弟弟都哭了起来，爷爷木木地站在门口，我没有再哭，再流泪，我的心已经空了。
离开了老家的几间草房，两位姑姑把年过七旬的爷爷和我们姐妹兄弟五人接到了哈尔滨。那是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之前，户口尚可迁移，三姑为办我们的户口，从哈尔滨到乡下不知往返了多少趟。我们老家的屯子到火车站是十八里乡村土路，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三姑又是一双小脚，每一趟都走得双脚起泡，腿疼腰酸。后来“小脚女人”成了嘲弄和贬损性的代名词，不管其引申意义怎样，都是对早年中国妇女的大不敬。谁家长辈里没有小脚女人？我常常感念两位早已故去的姑姑，那个年代的亲情和人性，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否则我就是另外一种命运了。
一时来了这么一窝子每天都要张嘴吃饭的，晚上还要安置六个大人孩子睡觉的地方，给两个姑姑家带来的麻烦和拖累，真是一语难尽。两个姑姑的家都在道外区，三姑家在南七道街，老姑家在南五道街，住的都是大杂院。大杂院里很少有宽敞人家，板障子煤棚子木柈子，卑微琐碎，了无生机。一年后，爷爷在无望中无疾而终。不久姐姐去了一家社会福利厂上班，社会福利厂是照顾孤老病残烈属军属，可以挣一口饭吃的小工厂。熬到了大饥饿的年头，不知是上苍垂怜，还是天官赐福，福利厂来了个转业军人当领导，转业军人没有房子，就把二十道街江坝外的一个带院子的简易小仓库，隔断出几间住房，姐姐哭天喊地要到了一间，这是头一回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家，房子小得没法说，一举手就能触到天棚，这也很好很知足了，以后再也不用打游击似的轮流在两个姑姑家爬阁楼、住吊铺，或是四五个人挤在一条小火炕上睡觉了。太给两个姑姑家添乱了，麻烦添大了。 那几年流行一首电影插曲，记不清出自民国老电影《十字街头》还是《马路天使》，有两句歌词是“没有钱也得吃碗饭，也得住间房，啷里格啷……”，“啷里格啷”什么意思？乐觀的意思。简易小仓库这里像是“三不管”，没街没路没有门牌号，这不算什么，鲁迅先生早有警句在先：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小仓库院子外面，散散落落的老房子老院子倒是不少，像是有些年头了。这是一个被城市遗忘的角落。
我是初一下学期转学到哈尔滨的。从初中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走低，勉强及格而已。不怪日子穷得糟心，要怪只怪所有的课程我都不喜欢，几何代数物理化学不用说，就是好听的历史课语文课，我也是听着生硬听着枯燥，政治课必须认真听讲，要突出政治，我也是一边努力听，一边听了忘。为了打发心情，常翻翻与课程无关的闲书，学校有图书室，每次可借书两本，曹禺的《雷雨》《日出》，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等等，我都是在打发心情时读完的。等到我们一家姐妹兄弟在简易小仓库安营扎寨的时候，我已经读到高中二年级了。
3
高二读完读高三，接着就要高考了。高考之前填志愿，第一志愿第二志愿一长串儿的志愿。好学生都有远大目标，报的都是清华北大工大什么的。我没有远大目标，我的目标很实际，就是盼着过年的时候能吃上一顿纯粹的苞米面窝窝头，不掺豆腐渣不掺甜菜渣子的那种。甜菜渣子是从糖厂的排水沟里抢着捞上来的。我填报的志愿也很实际，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一律是师范院校。师范院校有助学金，公费读书，这对我十分重要。填报志愿需经班主任老师指导，我的班主任常讲政治挂帅，他是教化学的，化学课上也讲政治挂帅。他对我的指导很简单，就是最后一个志愿写上齐齐哈尔师专。我听从了他的指导，听从了他的指导也等于政治挂帅了。再说师专也好，学制两年，毕业工作就能帮着家里挣钱了。等到录取通知发下来，果然就是齐齐哈尔师专。我对班主任有了想法，我们班一个学习拔尖，又规规矩矩的女同学，不知家庭出身有什么“疑点”，被班主任指导得落了榜。我的想法是哈尔滨也有师专，为什么非要指导我去齐齐哈尔呢？忘了琢磨哈尔滨这个茬儿。再想想，如果当时不听从他的指导，没准儿我也落榜了。
齐齐哈尔师专的学生宿舍宽敞明亮，一条大通铺，每个同学的铺位都挺宽松，这比从前住在两个姑姑家，住在简易小仓库自己家好多了，晚上睡觉左右翻身已经不成问题。学校的伙食也比家里好，那年我虚岁十九，周岁十八，总是觉得肚子虚空。和我邻铺的同学是农村来的，从此有了城市户口，吃上商品粮了，得意时哼着“社员都是向阳花”，私下里悄悄对我说，十个社员九个贼，谁不当贼饿死谁。我也是屯子出身，加上穷，跟他挺投脾气。
铺位宽松也不好，晚上左翻身右翻身翻出了思想问题，毕业后回不了哈尔滨怎么办？听说往届毕业生基本分配在齐市或地区各县，想想姐姐已经年过二十，早晚总要嫁人，那时妹妹弟弟谁来管？这一想把自己吓出一身冷汗。终归是屯子出身脑袋笨，当初光想着跟班主任政治挂帅了，光想着落榜不落榜了，竟把如此重大的使命忘在了脖子后头。
我在齐齐哈尔师专只读了三个月，就退学回了哈尔滨。大好的消息是，家里的房子升级换代了，简易小仓库包括那个院子被派上了新用场，姐姐妹妹弟弟只用一个小推车就把全部家当搬到了道外北五道街。这地方离江沿很近，有街有路，门牌号也有了。门前几步开外就是马路，不管走的人多人少，早已成了路。
我拎着行李走进家门时，先是进了一个小门斗，再一拐，就进了自家的门，一个细长条的屋子，说是十二平方米，比小仓库隔断出来的板夹泥小屋大多了。房子举架也不错，屋子靠里还有一个吊铺，我想以后吊铺上就该是我的天下了，拉根灯线过去，睡觉前在上面看看闲书，满可以打发心情。
我对房子比较满意。这地方早先是个香油小作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不知把小业主改造到哪里去了，这个小作坊就被有关方面用破烂板子间壁成两家。另一家是个“刀把儿”型的屋子，“刀把儿”以外的空间，就是我一进门的那个小门斗，两家共用。这样的设计比较人性化，免得冬天一开门，冷气就直接灌进屋了。
房子改善了，家里的日子也应该改善改善，找工作挣下钱才是硬道理。先当小学代课老师，每月工资三十二元，小学老师大多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我孬好也在师专混过三个月，完全够料儿。只是工资太少，不如在外面干力工来钱过瘾，于是骑马找马，代课不到一年，我就告辞不干了。
大跃进出了大麻烦以后，各单位招工调整了办法，不管木工瓦工力工还是别的什么工，充实进来的都是临时工。大跃进以前就是招进个“歪瓜裂枣”，也是正式职工。有了临时工，正式职工的饭碗巩固了，这帮家伙在临时工面前的牛劲儿，就有了很大提高。这无关紧要，我当临时工是来挣钱的，扛麻袋上跳板，扛氧气瓶上江坝，松花江开江后在轮船上烧锅炉，冬天供暖季节跟着汽车装煤卸煤，我不含糊他们。
1963年秋月某日，我带上弟弟史无前例地吃了一顿馆子，“吃馆子”是街坊上的口头语。我们吃的是靖宇街上的三八饭店，听说某大领导曾来这家饭店视察过。店面宽敞亮堂，我们要了一盘熘肉段，要了一盘熘三样，要了两盘三鲜水饺，妈的日子总得改善改善，又为自己要了一罐头瓶子生啤酒。弟弟甩开腮帮子连说好吃好吃。一顿饭吃下来，吃得我血脉贲张豪情万丈，恨不得撸起袖子，立马跟着革命队伍去解救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回到自家小屋，日子还得照常过，窝窝头倒是不用掺豆腐渣甜菜渣子了，街坊邻居们都一样，买东西凭证凭票，样样短缺。
如此这般，几年过去了。姐姐妹妹们先后出嫁，家里剩下我和弟弟，我也从吊铺上回归地面。我找人砌了个小火墙，上边安个“上亮子”，火墙旁边安上一道门，十二平方米的房子立刻变成了一屋一厨。形式主义永远是需要的，比起前街后院各家乱糟糟的小屋，我的一屋一厨就显得体面多了。厨房很小但优点很大，人在里屋就避免了烟熏火燎的袭扰。想想当年在课本上学过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连诗圣都过着“床头屋漏无干处”的糟心日子，躺在湿被窝里发愁如何挨到天光发亮。杜甫生活的年代正逢安史之乱，没有解困房，地方政府也不搞安居工程，我的房子要比杜甫的茅屋强多了。 4
1966年前一年我已经辗转混进了一家军工厂，还是临时工，还干力工活儿。军工厂生产机械化，不用扛麻袋上跳板，也不用扛氧气瓶上江坝了。军工厂车间多，厂房也多，厂房里有天车，需要搬搬运运，一招手天车就过来了，机械代替了人力。
后来，军工厂停产。奶奶的，这下妥了，可以在家躲清闲了，可以看书打发心情了。打发心情也要小心，我干活儿挣钱后在古旧书店零零碎碎买回不少书，古旧书店的书又可心又便宜，一本1959年版的《苏轼词选》定价三角，我花两毛钱就买下了。
我的里屋光线太暗，火墙上虽然装了“上亮子”，也是亮度不够。白天为了省电，我搬个小马扎坐在里屋门口，借着小厨房的光亮就可以读书了。毛批《三国演义》、陈友鹤选注的《聊斋志异选》、杨伯峻编著的《论语译注》，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翻译的书也看，莫泊桑的、屠格涅夫的、杰克﹒伦敦的，也是看了一本又一本。读得最开心的是莎士比亚的《驯悍记》和《温莎的风流娘们》。《驯悍记》讲的是一个凶悍蛮横的女人，被她的新婚丈夫以其人之道，一次次治得晕头转向，最后甘拜下风，服服帖帖。朱生豪译本，台词呱呱叫。
躲在家里读书的日子真好，每个月还能按通知到厂外家属区指定地点领工资。家属区有很多楼房很多平房，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家属区配套也齐全，有学校有医院有能放电影的俱乐部。我去过家属区的平房，一排排十分整齐，我是上一年秋天帮着车间程师傅送秋菜去过的，程师傅是老工人老党员，一家老少三代住一室半的房子，进了门是厨房，左侧有一个半室小屋，正屋从南到北一条大火炕，炕上宽绰地下窄巴，炕上靠窗一边摆着两个油漆的木箱子，箱子上码着被垛，窗下立着一张“靠边站”圆桌，这是程师傅两口子和几个孩子住的屋子。那个小屋里住着程师傅的老娘和老丈人。千真万确，是他的老娘和老丈人。两位老人都已年迈，早过了大有作为的年龄，就这条件，凑合了。
比起军工厂家属区的楼房和平房，我住的地方无论前街还是后院，外观一看简直糟透了，房檐破损，七扭八歪，具有“曲线美”。我疑心这片房子是民国年间的豆腐渣工程，几十年过去，越发衰朽了。离我家不到百米远的长春街上，有一个两层的圈儿楼，外观倒是整齐，那是早年间沦落风尘的女人们讨生活的地方，过去叫“文香里”，门洞上端这三个字被凿掉了，依稀还能从残迹上辨认出来。1949年前后，这些女人都被送到林区矿区配人了，院里的房子早就挤进了人家。我没进过那个院子，偶尔一天晚上，附近卖水的人家有事儿锁门了，我拎着水桶去了那个院子，水龙头前排了几个水桶，我闲着没事儿好奇地往几家屋里瞅了瞅，家家亮着灯，家家一样的格式，屋子小得跟鸽子笼似的，还不如我的“一屋一厨”宽敞。我怕站久了染上晦气，接完水赶紧离开了。
我吹嘘我的房子比杜甫的茅屋强多了，其实是犯了自以为是和自高自大的毛病。杜甫的茅屋，面积肯定比我的房子大，光照肯定比我的房子好。我们这一片房子前后人家共用一个后山墙，家家都是闷葫芦式的房子，夏天不通风冬天又四处漏风。那年代没有桑拿浴，一到夏天我们这里家家都过上了有桑拿的生活。冬天我们这些撒气漏风的房子，从没发生过煤烟中毒事故。晚上睡觉怕受风，头上扎一条羊肚子毛巾，是舞台上小二黑的那种扎法，把毛巾两端扎在前额上;陈永贵大叔系毛巾的样式不适合在我们这里推广，把毛巾在脑后系一个大疙瘩，晚上睡觉硌脖子。
这样对房子说三道四，有违圣人教诲。《论语》里明明写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我不是什么君子，只是个临时工，非正式劳动人民，能干活儿挣钱，吃上一碗饭，住上一间房，就该安贫乐道，知足常乐。街坊邻居都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生生不息，有些人家已经是三代四代传下来，还要继续传承下去。我何不趁着军工厂正乱得如火如荼，自己在家打发心情的时候，了结婚姻大事，跟街坊邻居一样，生儿育女搞好传承大业。
5
房子难求，对象易找。别人给我介绍的女同志是药厂的正式职工，带着饭票来的。人也蔫巴老实。想想我也是一张丑脸，也算高攀了，贫不择妻嘛。这样也免得以后在家里上演中国版的“驯悍记”了。
没有举办婚礼。悄悄把人领回来，省钱省事，正合我意。是车间程师傅陪着我去接亲的，他是老工人老党员，可以证明我不是把“正式职工”拐跑了。
只是委屈了我的老弟，哥哥结婚他只能睡在小厨房里。我把碗柜搬进里屋，又把水缸挪了挪，晚上只能搭铺睡觉了。幸好嫂子蔫巴老实，对小叔子不挑剔，不嫌弃，日子倒也相安无事。弟弟是70届毕业生，赶巧了那年政策松动，又有我的一位校友热心帮助，没有去当下乡知青。还分配到一家挺红火的企业，炼焦炭，住进了单位的独身宿舍。后来租了个小房结婚了。单位给了个一屋半厨的楼房，日子算是踏实了。
我也有了一双儿女，孩子一年年长大，屋子显得越来越小，我只盼着什么时候能有个大些的房子，早点儿离开这里。
除了和我一个小门斗的邻居，我们在道外北五道街这片破烂房子里都算扎下了根。我退学回来后，隔壁“刀把儿”屋前后换了三户人家。头一个是位转业军人大哥，一年后他媳妇挺着大肚子，还没等孩子生下来就搬走了。第二家户主是位戴眼镜的技术员大哥，他夫人先后在“刀把儿”屋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后来，工厂给了房子，也搬走了。第三家比较超前，两口子都是工人，雄赳赳领着四個孩子直接就开进来了。四个孩子睡吊铺，情况不容乐观。后来看出这个工人大哥怕婆娘，那婆娘很壮硕，容光焕发着“必须领导一切”的专制神采，听说是婆媳不和搬出来的。婆婆住在原太平区，儿子一家搬走后老太太一个人住三间房，大孙子就常回去陪奶奶一起住。小伙子性情温和长相也好，没想到几年以后出了事儿。老太太家冬天屋子冷，一个劣质电褥子成了这个小伙子的致命杀手。小伙子当时已经有了女朋友，如果今天还活着，他的孙子大约也该找对象找房子了。
我在那家军工厂干了八年临时工，在家打发心情的日子早就过去了。通知上班后到了1973年，我们这些进厂的临时工终于转正了。正式职工可以申请住房。工厂给职工分房要论资排辈，还要看你的角色位置，以及和领导的关系等等。你刚转正就惦记房子就申请住房，就该让你“斗私批修”了。何况军工厂这些年光造反了，没人想着给职工造房子。转正后可以对调工作单位，在这家工厂让人无法安顿心情，我要跳槽离开这里。再说，我的小车要向着有房子的单位推。 6
我铁了心要离开这家军工厂，四处找人对调工作，费了几年工夫，找到一个粮店营业员，小伙子为找对象正在发愁，在粮店耍粮撮子每天一身粉尘，好姑娘看不上。听说能对调到军工大厂，痛痛快快答应下来。我不在乎什么形象不形象，我的孩子都上学了，还在乎什么？只是粮店根本不可能给职工分房子。好在粮店离家近，好在这里不鼓动“活着干，死了算”，好在时代已经翻篇儿了，各地都在拆迁，我家北五道街迟早也会扒了旧房盖新楼，我就守株待兔了。
进入80年代，系统内要开展职工教育，发通知招考专职教师，要求有高中以上学历。我报名应考，录取后被分配到一个大区粮管部门的教育股。我从师专退学，二十年后又当上了老师，这是命运和我开了一个玩笑。粮食管理部门要比粮店好，不用再穿一身灰灰土土的工作服，还混上了一张办公桌，可以大模大样地看书了。实话说，职工教育在单位领导眼里只是一个累赘，开学办班需要租借教室，抽调学员影响粮店工作，还养着几个闲人，既不会经营，又不懂管理，所以很不受待见。房子问题不用费心去想了，区一级粮管部门只是个科级单位，房子压根儿是个没影的事儿，何况我又是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谨言慎行，干好本职工作，别惹闲话就行了。
如此三年下来，白天备课讲课，偶尔也想想“守株待兔”，做做好梦。有闲还试着写了一篇酸甜苦辣的小说，没盼多久就在一家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了。
时逢机构改革，单位一把手换了人。新来的一把手对我比较客气，碰了面总是微笑着称呼我“赵老师”。一天他来到教育股办公室，在我对面坐下后告诉我，说单位要开职代会，工作报告是工会主席写的，要在会上用，班子传看了一下，觉得啰嗦，有些句子也不通顺，还说知道你发表过文章，连局里都知道，麻烦你给过一遍，改一改。一把手亲下旨令，在下焉敢不从。我从未写过公文，好在我看过毛批三国，看过莎士比亚的《驯悍记》和《温莎的风流娘们》，又写过一篇扯淡的小说，文字应该没问题，平日里攒下革命词汇一箩筐，政治正确十拿九稳。我改完后重新抄写清楚，交给一把手。一把手看后大悦，中午非得拉着我去饭店吃了一顿。那时候单位没有公款吃喝，是他个人掏钱请客的。原来这份工作报告是给他弄的，他要在职代会上宣读。此后，我几乎成了他的专职秘书，凡写材料，非我莫属。
这年的十二月，我在家给单位写本年度工作总结和下年度工作规划。把“靠边站”小桌支在里屋门口，借着厨房的光亮就不用开灯了，自然光总比灯光好。写到第三天快要完稿的时候，一把手和办公室主任老于坐着单位的面包车来了，这两位是第一次来我家，我赶忙请他们进屋，屋里乱糟糟的，我红着脸把堵在门口的“靠边站”往里挪开，桌面上也是乱糟糟的。一把手和老于挤在小厨房里好像愣住了，司机被挡在门斗里，探着头向里看。我开了灯再一次请他们快进屋里来坐，还给他们倒了两杯水。一把手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脸色很凝重，他在床邊坐下后对老于说，你看看你看看，陈景润在六米小屋里搞科研，赵老师家四口人，这屋几米？老于坐在床边的箱子上，低着头，好一会儿才说难为了，难为了！司机没有进屋，识趣地回到车里等着去了。一把手对我说，辛苦你了，来看看你忙得怎么样了，没有催你的意思，就是专程来看看你，早知道你家房子挺困难，没想到会是这样。
我们一人抽了一支烟，说了一会儿闲话，屋里已是烟气腾腾，两位水也没喝就走了。
7
没想到，想破天也想不到，两天后单位竟会给了我一套房子。
说句讨进步的话，首先要感谢时代的进步。对民生的漠视已有改变，有实力的企业都在大兴土木。我后来才知道，是某公司建了一大片家属住宅，按规定要有配套建设，粮店是其中配套之一。这家公司拨出的粮店面积少了若干，又给了一套市郊老家属区的旧房顶账。单位拿到房钥匙已有半年了，很让领导们犯难，这个部门包括粮店，包括加工厂，职工上千人，有几家不愁房子的？一套房子怎么分？当然班子成员不会争这个，他们的住房由上级机关给解决。那天一把手带着办公室主任来我家，自有他的用心，回去的路上他对老于说，你们办公室拿出个意见，把那套房子分了吧，班子讨论定下来，也算去了一块心病，别再拖了。办公室主任有几个不是精于世故的，一把手眉眼高低他岂能看不出来。这样走了一下程序，房子问题就算敲定了。
隔一天我去上班，把写好的材料交给一把手。他没有翻看材料，也没说话，却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一会儿。我心想我这张扛过麻袋的丑脸有什么好看的？他笑了，说你到办公室去一下，老于有事找你。办公室就在隔壁，我一进门，老于站起来直接就把我领进会议室，还带上了门。我正狐疑，老于拉我坐下说，不容易呀，单位给了你一套房子，班子开会定了。我一听愣住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这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天上掉下个大倭瓜，我按捺住内心的极度兴奋和喜悦，听他简单地说了房子的来历。他说和几个领导早就看过了，是个四层楼房的一楼，使用面积26平方米，串糖葫芦式的格式，也有个门斗，你是独门独户。老于把钥匙和写好的地址交给我，嘱咐我先别声张。我向老于道了谢，我知道他家房子也不宽裕，却为我说了话，心里更是感谢一把手，我与他们非亲非故，平日里也没有私下的交往，他们甚至没有喝过我一杯水，如此天高地厚之情，我将何以为报？
第二天，我和儿子骑着自行车去看房子。天气不是很冷，风却大。儿子已经读高中了，大小伙子了，我们爷儿俩顶着风，骑一阵子推一阵子，一个多小时后总算进了新家的门，放眼一看，顿有一步登天的感觉，居室、小厅、厨房连成一串儿，儿子夸张的说法是，从这头儿望不到那头儿。与我那东倒西歪的老屋相比，每一间屋子都见棱见角，居室朝南，厨房朝北，窗户是窗户的样儿，门是门的样儿，屋里暖气热烘烘的，从此不用出门拎水，不用买煤劈柈子，厕所虽小，也在屋里，早些年乡下地主老财也没享过这样的福吧。我们爷儿俩在房子里从北头到南头，走过这个屋，再进那个屋，左瞧瞧右看看，虽然这套房子只有二十六平方米，虽然地处偏远，虽然是别人曾经住过的房子，但我们幸福地感到，已经走进新时代了。 此后，每逢星期天我都去收拾房子，粉刷墙壁，油漆门窗，水泥地面上的旧漆已经斑驳脱落了，再重新刷过。还要添置几样家具。过了春节天气转暖的时候，我要搬家了。我在道外北五道街的老屋煎熬了二十三年，将要离开时竟莫名地对这里生出了几许留恋，还几次在周边的穷街陋巷流连徘徊。
8
我在新居中平静地过了几年，单位却不平静，改革不断深化，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一把手早已调离，老于也退休了。家中儿女也一年年长大，女儿结婚，房子由婆家打理，儿子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我在单位再弄房子绝无可能，看来我的小车还得继续向着有房子的单位推。几年间，我在省内外刊物上又发表了几篇平庸的小说，1991年调进了一家新创办的杂志社。杂志社不需要炮制公文，杂志社因此就没有房子。两年后儿子要结婚了，我在道外区弄到一处小房，地点在靖宇街同记商场对面的一个大杂院里，大杂院名称很别致，在道外区是著了名的“王八大院”。我很高兴地住了进去，我不想让后辈再过我们从前的日子，我不怕蜗居，宁愿走回原始，继续买煤劈柈子，这些年没完没了的日子，早已把自己练成一个家常厨子，外加采买和杂役，一切都无所谓。
也许是我的慈父心肠打动了上苍，使我有机会调进一家市直机关。
1996年全市十几个地段儿大面积拆迁，“王八大院”也在其内。大院居民全部迁往太平区近郊新建的红旗小区。我不想搬迁，增加住房面积要交许多钱，超出了我的支付能力，机关一把手给我在道里区安发桥附近借了个八楼的一屋一厨。我搬去时已经入冬，一面冷山墙，暖气如同虚设，这房子比我住过二十三年的老屋还冷，晚上睡觉头扎毛巾已经不顶用了，需要戴上棉帽子，没过多久，就冻出了一场大病。我烧得浑身乏力，迷迷糊糊量了一下体温，竟在39℃以上。草民命贱，只服了点儿感康和去痛片，一周后就挺过来又去上班了。
机关来了新的一把手，新来的一把手体恤下情，到有关方面求神拜佛，要来了几套住房。机关里论资排辈，评分张榜，分给我一套二十九平方米的新房，地点在顾乡屯。搬去不久赶上房屋产权改革，顾乡屯是七類地区，再加上工龄等优惠，几乎是用白菜价就买下了这套房子的产权。我从一个无产者变成了拥有二十九平方米房产的主人，这是一个进步。社会倒退已不可能，有了产权就可以交易，于是五马换六羊，买下了本文开篇说起的那套下临儿童公园的二手房。
我终有了一间“能自己一个人写字的屋子”了。可是我就要退休了，已经写得伤伤的了，不想再写什么东西了。
9
2009年秋天，儿子儿媳在松花江畔新建的一个小区，给我买了一套有电梯的高层住房。
他们结婚几年了，我还没有抱上孙子。儿子所在单位不景气，无奈下海，起步艰难。四年后孙子终于降生了，孙子降生给一家人带来了好运，他的爹娘苦拼苦挣掘到了第一桶金，小小的“一桶”。先是在市区一所重点小学附近买了个不大的校区房。总是孙儿有福，上初中之前家里又在江畔新建的小区买了一套期房，那时房价还在合理区位之间，而后一涨再涨，等他们入住时，房价已经翻番了。
我不需要电梯房，人不该得陇望蜀。我在我的二手房里住得心满意足，退休多年仍然健康硬朗，上楼梯经常是一步两磴儿，不累不喘。我不想和孩子住在同一小区，被他们照顾监管。在我几番抵制下，他们还是自作主张买下了那套高层住房。儿子拉上他叔叔过来劝我，讲了些干巴巴的道理。违拗了我的心意，气得我和他大吵一顿。新买的房子和我的二手房面积相近，房价竟是我二手房的四倍，如此糟蹋败坏辛苦挣来的钱，这不是造孽吗？再说有钱应该留在孩子的教育上，有什么比孙儿受到好的教育更重要？我弟弟坐在一旁一言不发。儿子见劝不动我，气呼呼地走了。
此后一次朋友小聚，一好友当众说我“烧包儿”。不知什么时候，不知在什么地方，孙儿劝了他奶奶一句，孙儿已经读到初中一年级了，他没讲干巴巴的道理，只说“搬过来吧，省得以后爬楼梯了” 。这话传到我的耳朵里，很是入脑入心，身上温暖。嗨，人上了年纪，有句俗话应该颠倒过来，那就是，大腿有时候拧不过胳膊。
我做了妥协，但我要和我的二手房做最后的厮守，从秋天到冬天，从春节到春暖，我答应在2010年春暖后择日搬家。
妥协，妥协精神，在很大意义上是一种进步。
作者简介：赵旭忠，做过临时工，当过编辑，在机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