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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崔永元”博物馆
在中国传媒大学南门走进去不远，是四层的图书馆南馆。从1987年起，无数莘莘学子在这里留下了关于大学最温暖或者最忙碌的记忆。
随着崔永元前不久与中国传媒大学签下的协议，在不久的将来这栋建筑又将被赋予更重大的使命，成为中国第一座口述历史博物馆，而且是以人名来命名的——“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口述历史博物馆”。一望可知，崔永元本人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建立这座博物馆也是他长久以来一个夙愿的实现。
这颗种子，是崔永元2001年在日本之行时埋下的。
“非常受刺激。”崔永元用这个词形容自我的感受。
不久前，《我的抗日》一书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面对记者崔永元指出中国与日本的“差距”——三个跟不上：“1894年甲午战争，大清国输给了日本，抗日战争打得也很惨烈，我们有时候说舰队打不过、炮打不过，实际上是思想跟不上、文化跟不上、意识跟不上。”
崔永元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那一年他在日本NHK电视台看到日方有非常丰富的历史影像资料，仅一个“看看张学良”的要求，就被管理员用“九一八”后第三天的一段演讲录像满足了，画面中的少帅全然不是往日印象里不发一枪一弹就丢掉东北的窝囊形象：“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
直到现在逐渐深入口述历史领域，他都很能正视彼此的差距，并且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口述历史影像的收集，全国加起来不如日本早稻田大学一个学校多。”
崔永元的“抱怨”并不是孤例，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刚刚成立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丁俊杰教授也向本刊记者谈起相似的话题：
“胡锦涛主席在访问早稻田大学时，就参观了那里的戏剧博物馆。”身为学校领导，自然对能让学校树立学术地位和名声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因此毫不避讳地告诉记者：“传媒大学虽然是很小的学校，但是有很大的抱负，建博物馆来传承历史就成了很自然的想法。”
共同的“艳羡”对象与奋斗目标，给予了双方足够的合作理由，并最终让传媒大学伸来的橄榄枝生了根、发了芽。从2009年起，崔永元曾向传媒大学校长提起过回母校任教，在博物馆的签约仪式上，他又再次提起此事。母校将是崔永元事业的最终归宿吗？现在，还没有确定的答案。
当年走过《实话实说》的小崔“不慎”成了“全 国最著名的抑郁症患者”，而后靠着琢磨历史上3000多部中国电影里的经典角色与片段，以及自己发明的“一会儿说台词，一会儿说主持人的话，一会儿出戏，一会儿入戏”的方式成功进行了自我治愈。
他不仅摘掉了“病人”的帽子，还打通了通往新天地的坦途，《我的长征》、《我的抗战》、《新电影传奇》、电影传奇馆就像一座座里程碑矗立在他身后。不过对于他和所有共同奋斗的人来说，最为重要的仍是他脚下这条无止境的路——口述历史。
【贰】“抑郁”之后的新长征
2001年，主持了五年《实话实说》的崔永元风头正劲，一本被他戏称为“38年长成一个萝卜，现在一片一片切给大家看”的自传《不过如此》又让他赚了200万。在那个京城三环附近房价只有几千块、油价只有现在三分之一的年代，手握“巨款”的崔永元却抑郁了，严重到不得不退出《实话实说》。天天躺在床上等天亮，试过100多种治疗方案都不管用，就是崔永元当年的状态。
不过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让自己得到解脱。在接受本刊专访的时候，他曾经吐露治疗的秘诀：“ 睡不着的时候、最烦躁的时候就在家里看老电影，这时候心里就会很平静。我家里老电影的小人书，时间长了，有点反潮、有点发霉的味道，一闻那个，心里就很平静。”
再后来崔永元跟着老演员于洋去种树，谈到《大浪淘沙》、《英雄虎胆》幕后的一些故事，并且得知各个电影厂都有编余片（已经拍摄但没有剪辑进电影的胶片），一个新节目的想法就在他脑子里冒出来了。但实地去寻找，又完全找不到，崔永元还是不死心，“既然没有编余片了，我们自己来拍”。谁想到，如此这般，崔永元自己倒成了“扮演过角色最多的演员”，这是后话。
除了“自拍编余片”，更重要的则是对当事人的采访。2002年刚开始启动时，崔永元的团队还只有一个记者，而他去采访时，短则几小时、长则十几个小时，一定要把对方一生中重要的事情都说了才算完。这位记者表示，“这么做主要是不想麻烦老人很多次。最开始采访的人都80多90岁了。“个人生命史访谈”是个原则，如果拍过10个电影，要麻烦他10次么？”
初创阶段的辛苦是难以忘怀的。
《电影传奇》、《我的抗战》等片的总导演曾海若也在不久后被拉入团队，他印象中对老电影人最为典型的一次采访是访问谢晋，“记者们把谢晋请到北京来住了一个星期。每天上午采几个小时，下午采几个小时，光素材就有20多盘带子”。
等到渐渐架子上堆不下采访带子了，小崔这时突然意识到，采访本身的意义已经大于做节目了。
“做这个片子的好处，是把中国好几代的电影人的成长历程、故事都了解了一遍。”曾海若笑着琢磨了一下措词，告诉记者，“我现在虽然年龄不大，但可以说对于中国电影史我还是很了解的”。
跟老人们细聊，绝对是“说来话长”。从抗战时的鲁艺，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最终拍电影的事情反倒成了其次，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便是活生生的口述史。不过现任电影组首席记者认为，那时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电影传奇》的采访只是带有口述历史的性质。
从2006年5月1日开始到2007年1月7日，崔永元带着26个普通人踏上了红一方面军曾走过的长征路，很多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岭时隔70年又迎来了行者。
在这8个月的时间里，最打动崔永元的是一些历史的细节，诸如“在这条路上，有很多大溶洞，这里面有十几个被害的红军，其中有八个被害的红军不知道是谁”；“ 在夹金山下面，红四方面军，百丈关大战以后，又要翻夹金山，一千个伤员，那时候没办法带他们过雪山，所以把这一千人全放在了雪山脚下。当时陈昌浩、李先念他们翻夹金山走的时候，嚎啕大哭，就因为把自己的战友扔那儿了。”
当时曾海若仍留守在电影传奇的制作岗位上，他回忆说，“从‘我的长征’之后， 小崔就明确提出要做口述历史。一开始成立了三个（采访）组，分别做战争类、文化类、外交类的深入采访”。
【叁】再说抗战：小崔的“抢救性发掘”
本刊记者联系到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战争组记者郭晓明时，他正在为南宁老兵们那浓重得需要翻译的口音头疼，而且，他的采访对象平均都有90岁。早在《我的抗战1》播出前两年，他已经奔波在采访的第一线了，至今他采访过的老兵已有300多位。惊讶之余，记者问他这样的采访工作还要进行到何时？
他的回答就像一个农民在数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做《我的抗战》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把抗战亲历者的经历都保留下来。当时做计划，每一个重要战役、每一个根据地都要采访到。抗战的项目估计还得三年五年的，去年又新增了抗美援朝的采访组。解放战争、对越反击战会不会做现在还不知道，那些也需要很多时间”。
不为了做片子而采访，是两位前方记者一再向本刊记者强调的事情。
曾海若则这样告诉记者：在“清澈泉”（崔永元所属公司）的时候没有人会为了节目去做采访。这在电视台是不可想象的，电视台要讲究效率，电视台也不会拿这个东西来考核你，也只有在民营公司和公益机构才会鼓励这种方式。
而实际上，“清澈泉”的运作资金按崔永元的话讲，全部来自于捐赠。
2007年起，整个团队就在崔永元这个“指导方针”下稳步推进着各自的工作。崔永元负责采访组，曾海若负责编导组，采访组一直不停地往口述历史库中增 添素材，而编导们只有在需要做片子的时候，才会从庞大的素材积累中抽取很少的一部分加以利用。
建国60周年大庆，崔永元拿出了《我和我的祖国》作为献礼。对此曾海若表示，“如果说电影传奇是前奏的话，《我和我的祖国》是第一次小试牛刀。一共做了20集，这个片子投入的人力物力也比较小，六七个编导，两三个技术就把事情给办了”。有了这次尝试，崔永元次年便决定为抗战胜利65周年也做一部片子。“《我的抗战》算是口述历史库在单个门类上比较充分的一次展示。”曾海若说。
“我们做口述历史是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以后还和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我就喜欢历史。”这是崔永元写在搜狐《我的抗战》专题页上的话。
其实心中最先产生共鸣的，就是片子的编导们。
其中关于南京和衡阳战场的几集，连曾海若这般看了许多次素材的人都每看必哭，更何况那些深夜独自守着剪辑设备编片子的80后编导。直到一年后当他们编辑到《我的抗战2》，需要使用更多涉及残酷史实的素材，难过和惊讶彻底转为沉默，再也没有人私下去议论那些片段。
不过，小崔的团队不会避讳选取表现残酷的片段，惟一的顾虑就是电视上是否适合播出。曾海若表示，“底线就是真实。受访者听说的东西，还得有别人说过，我们才会用”。
《我的抗战》图书版的发布会上，崔永元面对共同出席的老兵也忍不住潸然落泪，双鱼座的感性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按他的说法，每次面对老兵的时候都这样。所以真让他去一线采访老兵，也许真会说着说着一老一少就抱头痛哭。他那天沉痛地说，“有的老兵在接受我们采访之后，一周就去世了。我知道这有我们的责任，总是那样想，他们是为这个国家做过贡献的，应该记录他。第二次让他们竭尽全力，再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再做一次奉献或者说贡献”。
崔永元给年轻编导们带来的精神改变显而易见。
郭晓鸣告诉记者：“我原来也是做媒体的，跟几个媒体哥们吃饭，他们聊手机3G和微博，我都听不懂了。我连QQ都很少上，整天沉浸在历史里面。我很少去关注时尚，天天都在弄这个，访了一个又一个，好多老人的音容笑貌沉淀在心里面。因为隔一段就要看素材整理一下，就又沉淀一遍。这些东西越积累越深厚，越沉淀就越沉重。我总觉得需要一个途径来释放一下，一直在沉淀，但始终没有对公众有交代、对老人有交代，对自己也是很大的压力。”
即便《我的抗战》一、二两部加在一起已经制作了62集，并且推出了两本书，郭晓鸣仍然觉得现在的呈现方式远远不够全面。
也许，每个“听”过海量历史讲述的人都会有类似的想法，也许，只有博物馆能达成这样的目标。“只有我知道这些接受采访的老人嘴里的东西汇集在一起是个怎样的抗战，让我概括的说，我也说不出来。所以我一直有个想法，最终需要一个很好的体现方式，让大家体会到我能体会到的东西。我看《我的抗战》，完全没有达到沉淀完的感觉。”
【肆】 口述：把真实传递下去
崔永元也需要为事业找更多出口，不过首先他需要为自己心爱的物件儿找个妥善的地方存放。
他的收藏爱好早就是众人皆知的事情。以连环画为例，在收藏电影连环画的庞大圈子中，收藏量超过三千的崔永元绝对算是数一数二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央电视台当记者的时候，每逢出差必去旧货市场、废品收购站，最后连全国各地的旧货市场都摸熟了。不光收藏，在呈现方面他也能玩儿出花样来。他曾经用美国造的翻拍机制作了100本价值3000块的限量版“百年百部”电影连环画，很快便抢购一空。
2009年，崔永元完成了自己在博物馆领域的第一次尝试。他的连环画博物馆在城东高碑店华声天桥的中心地带成立，馆中展出了由他收藏的连环画作品以及王弘力、董辰生、贺友直等多位名家捐赠手稿近数百幅。
在采访、制作《电影传奇》的过程中，崔永元的收藏门类逐渐变得庞大起来，他收集到许多电影的一手实体资料，包括手稿、道具、海报，许多老艺术家热心地把一些重要电影道具和家具捐了出来，外加自己收集的电影放映机、摄影机和电影拷贝，他心中私人电影博物馆的梦想在累积中隐隐成形，待万通地产的老板冯仑无偿提供了位于北京怀柔龙山的别墅作为场地后，电影传奇馆终得以开门见客。
《电影传奇》为电影传奇馆造下的声势和别出心裁的布展陈列，一时间不仅吸引了西川安仁镇前来洽谈合作“分店”事宜，更让同样心怀“博物馆”梦的中国传媒大学校领导一行大开眼界。
丁俊杰教授和崔永元有着老相识外加老校友的“双层关系”，对于2006年一同等待晚点飞机的那次偶遇崔永元总会滔滔不绝地讲述，丁教授只能用“高度认同”来形容。此后的每次
聚会，话题也必然围绕着谈口述历史。之后种种牵线搭桥，怎能不是自然而然的事。
丁俊杰教授颇为得意地回忆说，“我们学校的主要人马到了电影传奇馆一看，觉得确实非常有价值。包括那种陈列方式，每个人都能跟文物接触，跟过去我们见到的博物馆完全不一样。在他搜集的藏品中间，你就是参与其中的一个人，一个角色，不仅勾起你的回忆，也让你有新的发现”。
事隔两年，双方签字握手。口述历史这个崔永元的“亲儿子”自此走进象牙塔，而传媒大学一方则找到了新的“学术增长点”，无疑是皆大欢喜。
至于口述历史这种向来只在屏幕上亮过相的新研究门类，如何在现实的“四维空间”中呈现，丁教授给出的答案似乎延续了“电影传奇馆”的思路：“口述历史除了数码音像的采集和整理、储存，还有文字的整理。完整的配套还包括实物，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用其他的资料来佐证这段历史。”
中国传媒大学成立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任何与口述历史相关的专业，崔永元和口述历史往往只出现在学生的论文中。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这一机构成立后，学术研讨会、定期的学术报告自是必不可少的惯例。“这不是平地起高楼。”丁教授乐观而谨慎地表示，将来资料搜集到一定阶段，学术前沿性和系统性达到一定地步，顺理成章地就会形成一个学科。
如果有朝一日崔永元回到母校任教，谁能保证他不会再获得一个“学科带头人”的头衔呢？
【伍】 “愤怒”到中年
当年从抑郁阴霾中复出的崔永元曾着实地在电视圈搅起了一片烟云，先是怒斥《手机》扭曲婚姻价值观，与冯小刚大打口水仗，继而炮打《超级女声》，斥责《实话实说》不能说实话，揭露主流电视圈黑幕，将往日温和、幽默的电视男一号形象颠覆得一干二净。一度引得众说纷纭，绯闻、骂声与掌声齐飞。本刊那时有篇文章说得很详细，题目也相当犀利——《崔永元终于快变成一个混蛋了》。
崔永元自己身上“不切实际”的完美主义、理想主义倾向无疑把他推到离主流电视圈越来越远的位置上，而他的回应也很简单，干自己的事儿，让别人说去。
只是他“拍案而起”的习惯一直没改，并且还越拍越响，一直拍到了全国政协的桌子上。2008年的两会期间，刚成为政协委员的崔永元面对媒体还不忘幽自己一默，“我平时就是一副政协委员的样子，虽然没当选，干的都是那些事儿，现在就更理直气壮了！”
换了新的舞台，崔永元未改往日作风。“打酱油”的提案从来与他无缘，只要是看不过眼的他都要说出来。出于认同，那些掷地有声的呼吁现在已经成了网上被广为转载的“段子”，其中他拿自己说事的提案被排到了第一位：“崔永元一个月挣3万，你征他的税也许是合适。一个煤矿工人挣了8千，就不应该收税，他那个是在玩命。煤矿工人是将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他进去就不一定能出来，我进演播室就一定能出来！”
今年是崔永元作为两会代表履行责任的最后一年，也只有今年他只提交了一份提案，但这份提案里包含了来自上千名网友的270条意见。不仅如此，据两会报道，崔永元今年把矛头也向自己的上级单位“戳”了过去，“我和张抗抗，连续四年提出了要增加原创剧本奖和改编剧本奖。我们连续提了四年，没有人找我们去谈去商量，拿个破纸对付我们就回来了。连续四年啊！我今天要给国家广电总局、中国文联提意见……”
崔永元：十年之变
1993～1995
《东方时空》策划
“我非常热爱这个职业，非常喜欢干。我22岁开始做记者，最贪玩的时候，一打牌可以打到天亮，下棋可以下到天亮。但当我有采访任务，要把稿子写出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能诱惑我。他们就在我旁边打牌，我还会伸过头去看，一边看一边整理录音，写我的稿子。20多岁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克制力。”
1996～2002
《实话实说》主持人
“在这之前，我已经做了11年的职业记者了，当时我也紧张，就只会像记者一样去提问去采访别人，他们可能喜欢这个状态，但是这个状态我觉得不难找，因为我做记者没人认识我，很自然，大家也不会高看你一眼。只要我认真地听，人家就会和我说真心话，和我说心里话，这个对我来说不难，后来慢慢慢慢地，我就这样做了，有人说这是一种风格。”
2003至今
《小崔说事》主持人
“我也不用谦虚，《小崔说事》不怎么样，但也没发现比它好的谈话节目，谈话节目整体都比较落魄。”
2004～2009
《电影传奇》主持人
“让我能活在老电影里，在老电影创造的境界里自由自在地驰骋，当我面对现实，没有能力去应对的时候，我可以退回到我的老电影的梦境里，让我有一条退路，而不是死路一条。我每天睡不着觉，心绪烦躁的时候就在家里看老电影，看老电影的小人书，看老电影的剧本，凡是跟老电影有关的，一看，心里就会很平静，甚至到什么程度呢，我翻我家里的老电影的小人书，因为时间长了，有点返潮，会有点发霉的味道，一闻那个，心里就平静下来了。”
2006～2007
《我的长征》主持人
“我本身特别喜欢主旋律，这可能和我小时候受的教育、家庭背景有关。但是我又特别厌烦现在的一些主旋律作品。一些主旋律电影，要求单位包场去看，很多人也不愿意看。我老不服气，总觉得小时候受的主旋律教育挺好的，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要做主旋律，要让主旋律好看。”
2010～2011
《我的抗战》策划
“我们要把这些素材进行分类，要速记、校对、录库，然后找出它的检索方式，做数据化复制……实际上相当于做一个网络图书馆，很庞大的工程。我们要把所有拍的东西录入，以后你打一个关键词，就能检索到相应的影像和文字资料，包括历史图片、图书等等。我们的口述历史素材，都是自己直接去采访的。我们的口号叫‘和时间赛跑’，后来发现跑不过，这些人去世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采录的速度。这个工作量太大了，我就决定专心致志做这个事。”
在中国传媒大学南门走进去不远，是四层的图书馆南馆。从1987年起，无数莘莘学子在这里留下了关于大学最温暖或者最忙碌的记忆。
随着崔永元前不久与中国传媒大学签下的协议，在不久的将来这栋建筑又将被赋予更重大的使命，成为中国第一座口述历史博物馆，而且是以人名来命名的——“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口述历史博物馆”。一望可知，崔永元本人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建立这座博物馆也是他长久以来一个夙愿的实现。
这颗种子，是崔永元2001年在日本之行时埋下的。
“非常受刺激。”崔永元用这个词形容自我的感受。
不久前，《我的抗日》一书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面对记者崔永元指出中国与日本的“差距”——三个跟不上：“1894年甲午战争，大清国输给了日本，抗日战争打得也很惨烈，我们有时候说舰队打不过、炮打不过，实际上是思想跟不上、文化跟不上、意识跟不上。”
崔永元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那一年他在日本NHK电视台看到日方有非常丰富的历史影像资料，仅一个“看看张学良”的要求，就被管理员用“九一八”后第三天的一段演讲录像满足了，画面中的少帅全然不是往日印象里不发一枪一弹就丢掉东北的窝囊形象：“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
直到现在逐渐深入口述历史领域，他都很能正视彼此的差距，并且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口述历史影像的收集，全国加起来不如日本早稻田大学一个学校多。”
崔永元的“抱怨”并不是孤例，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刚刚成立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丁俊杰教授也向本刊记者谈起相似的话题：
“胡锦涛主席在访问早稻田大学时，就参观了那里的戏剧博物馆。”身为学校领导，自然对能让学校树立学术地位和名声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因此毫不避讳地告诉记者：“传媒大学虽然是很小的学校，但是有很大的抱负，建博物馆来传承历史就成了很自然的想法。”
共同的“艳羡”对象与奋斗目标，给予了双方足够的合作理由，并最终让传媒大学伸来的橄榄枝生了根、发了芽。从2009年起，崔永元曾向传媒大学校长提起过回母校任教，在博物馆的签约仪式上，他又再次提起此事。母校将是崔永元事业的最终归宿吗？现在，还没有确定的答案。
当年走过《实话实说》的小崔“不慎”成了“全 国最著名的抑郁症患者”，而后靠着琢磨历史上3000多部中国电影里的经典角色与片段，以及自己发明的“一会儿说台词，一会儿说主持人的话，一会儿出戏，一会儿入戏”的方式成功进行了自我治愈。
他不仅摘掉了“病人”的帽子，还打通了通往新天地的坦途，《我的长征》、《我的抗战》、《新电影传奇》、电影传奇馆就像一座座里程碑矗立在他身后。不过对于他和所有共同奋斗的人来说，最为重要的仍是他脚下这条无止境的路——口述历史。
【贰】“抑郁”之后的新长征
2001年，主持了五年《实话实说》的崔永元风头正劲，一本被他戏称为“38年长成一个萝卜，现在一片一片切给大家看”的自传《不过如此》又让他赚了200万。在那个京城三环附近房价只有几千块、油价只有现在三分之一的年代，手握“巨款”的崔永元却抑郁了，严重到不得不退出《实话实说》。天天躺在床上等天亮，试过100多种治疗方案都不管用，就是崔永元当年的状态。
不过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让自己得到解脱。在接受本刊专访的时候，他曾经吐露治疗的秘诀：“ 睡不着的时候、最烦躁的时候就在家里看老电影，这时候心里就会很平静。我家里老电影的小人书，时间长了，有点反潮、有点发霉的味道，一闻那个，心里就很平静。”
再后来崔永元跟着老演员于洋去种树，谈到《大浪淘沙》、《英雄虎胆》幕后的一些故事，并且得知各个电影厂都有编余片（已经拍摄但没有剪辑进电影的胶片），一个新节目的想法就在他脑子里冒出来了。但实地去寻找，又完全找不到，崔永元还是不死心，“既然没有编余片了，我们自己来拍”。谁想到，如此这般，崔永元自己倒成了“扮演过角色最多的演员”，这是后话。
除了“自拍编余片”，更重要的则是对当事人的采访。2002年刚开始启动时，崔永元的团队还只有一个记者，而他去采访时，短则几小时、长则十几个小时，一定要把对方一生中重要的事情都说了才算完。这位记者表示，“这么做主要是不想麻烦老人很多次。最开始采访的人都80多90岁了。“个人生命史访谈”是个原则，如果拍过10个电影，要麻烦他10次么？”
初创阶段的辛苦是难以忘怀的。
《电影传奇》、《我的抗战》等片的总导演曾海若也在不久后被拉入团队，他印象中对老电影人最为典型的一次采访是访问谢晋，“记者们把谢晋请到北京来住了一个星期。每天上午采几个小时，下午采几个小时，光素材就有20多盘带子”。
等到渐渐架子上堆不下采访带子了，小崔这时突然意识到，采访本身的意义已经大于做节目了。
“做这个片子的好处，是把中国好几代的电影人的成长历程、故事都了解了一遍。”曾海若笑着琢磨了一下措词，告诉记者，“我现在虽然年龄不大，但可以说对于中国电影史我还是很了解的”。
跟老人们细聊，绝对是“说来话长”。从抗战时的鲁艺，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最终拍电影的事情反倒成了其次，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便是活生生的口述史。不过现任电影组首席记者认为，那时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电影传奇》的采访只是带有口述历史的性质。
从2006年5月1日开始到2007年1月7日，崔永元带着26个普通人踏上了红一方面军曾走过的长征路，很多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岭时隔70年又迎来了行者。
在这8个月的时间里，最打动崔永元的是一些历史的细节，诸如“在这条路上，有很多大溶洞，这里面有十几个被害的红军，其中有八个被害的红军不知道是谁”；“ 在夹金山下面，红四方面军，百丈关大战以后，又要翻夹金山，一千个伤员，那时候没办法带他们过雪山，所以把这一千人全放在了雪山脚下。当时陈昌浩、李先念他们翻夹金山走的时候，嚎啕大哭，就因为把自己的战友扔那儿了。”
当时曾海若仍留守在电影传奇的制作岗位上，他回忆说，“从‘我的长征’之后， 小崔就明确提出要做口述历史。一开始成立了三个（采访）组，分别做战争类、文化类、外交类的深入采访”。
【叁】再说抗战：小崔的“抢救性发掘”
本刊记者联系到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战争组记者郭晓明时，他正在为南宁老兵们那浓重得需要翻译的口音头疼，而且，他的采访对象平均都有90岁。早在《我的抗战1》播出前两年，他已经奔波在采访的第一线了，至今他采访过的老兵已有300多位。惊讶之余，记者问他这样的采访工作还要进行到何时？
他的回答就像一个农民在数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做《我的抗战》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把抗战亲历者的经历都保留下来。当时做计划，每一个重要战役、每一个根据地都要采访到。抗战的项目估计还得三年五年的，去年又新增了抗美援朝的采访组。解放战争、对越反击战会不会做现在还不知道，那些也需要很多时间”。
不为了做片子而采访，是两位前方记者一再向本刊记者强调的事情。
曾海若则这样告诉记者：在“清澈泉”（崔永元所属公司）的时候没有人会为了节目去做采访。这在电视台是不可想象的，电视台要讲究效率，电视台也不会拿这个东西来考核你，也只有在民营公司和公益机构才会鼓励这种方式。
而实际上，“清澈泉”的运作资金按崔永元的话讲，全部来自于捐赠。
2007年起，整个团队就在崔永元这个“指导方针”下稳步推进着各自的工作。崔永元负责采访组，曾海若负责编导组，采访组一直不停地往口述历史库中增 添素材，而编导们只有在需要做片子的时候，才会从庞大的素材积累中抽取很少的一部分加以利用。
建国60周年大庆，崔永元拿出了《我和我的祖国》作为献礼。对此曾海若表示，“如果说电影传奇是前奏的话，《我和我的祖国》是第一次小试牛刀。一共做了20集，这个片子投入的人力物力也比较小，六七个编导，两三个技术就把事情给办了”。有了这次尝试，崔永元次年便决定为抗战胜利65周年也做一部片子。“《我的抗战》算是口述历史库在单个门类上比较充分的一次展示。”曾海若说。
“我们做口述历史是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以后还和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我就喜欢历史。”这是崔永元写在搜狐《我的抗战》专题页上的话。
其实心中最先产生共鸣的，就是片子的编导们。
其中关于南京和衡阳战场的几集，连曾海若这般看了许多次素材的人都每看必哭，更何况那些深夜独自守着剪辑设备编片子的80后编导。直到一年后当他们编辑到《我的抗战2》，需要使用更多涉及残酷史实的素材，难过和惊讶彻底转为沉默，再也没有人私下去议论那些片段。
不过，小崔的团队不会避讳选取表现残酷的片段，惟一的顾虑就是电视上是否适合播出。曾海若表示，“底线就是真实。受访者听说的东西，还得有别人说过，我们才会用”。
《我的抗战》图书版的发布会上，崔永元面对共同出席的老兵也忍不住潸然落泪，双鱼座的感性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按他的说法，每次面对老兵的时候都这样。所以真让他去一线采访老兵，也许真会说着说着一老一少就抱头痛哭。他那天沉痛地说，“有的老兵在接受我们采访之后，一周就去世了。我知道这有我们的责任，总是那样想，他们是为这个国家做过贡献的，应该记录他。第二次让他们竭尽全力，再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再做一次奉献或者说贡献”。
崔永元给年轻编导们带来的精神改变显而易见。
郭晓鸣告诉记者：“我原来也是做媒体的，跟几个媒体哥们吃饭，他们聊手机3G和微博，我都听不懂了。我连QQ都很少上，整天沉浸在历史里面。我很少去关注时尚，天天都在弄这个，访了一个又一个，好多老人的音容笑貌沉淀在心里面。因为隔一段就要看素材整理一下，就又沉淀一遍。这些东西越积累越深厚，越沉淀就越沉重。我总觉得需要一个途径来释放一下，一直在沉淀，但始终没有对公众有交代、对老人有交代，对自己也是很大的压力。”
即便《我的抗战》一、二两部加在一起已经制作了62集，并且推出了两本书，郭晓鸣仍然觉得现在的呈现方式远远不够全面。
也许，每个“听”过海量历史讲述的人都会有类似的想法，也许，只有博物馆能达成这样的目标。“只有我知道这些接受采访的老人嘴里的东西汇集在一起是个怎样的抗战，让我概括的说，我也说不出来。所以我一直有个想法，最终需要一个很好的体现方式，让大家体会到我能体会到的东西。我看《我的抗战》，完全没有达到沉淀完的感觉。”
【肆】 口述：把真实传递下去
崔永元也需要为事业找更多出口，不过首先他需要为自己心爱的物件儿找个妥善的地方存放。
他的收藏爱好早就是众人皆知的事情。以连环画为例，在收藏电影连环画的庞大圈子中，收藏量超过三千的崔永元绝对算是数一数二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央电视台当记者的时候，每逢出差必去旧货市场、废品收购站，最后连全国各地的旧货市场都摸熟了。不光收藏，在呈现方面他也能玩儿出花样来。他曾经用美国造的翻拍机制作了100本价值3000块的限量版“百年百部”电影连环画，很快便抢购一空。
2009年，崔永元完成了自己在博物馆领域的第一次尝试。他的连环画博物馆在城东高碑店华声天桥的中心地带成立，馆中展出了由他收藏的连环画作品以及王弘力、董辰生、贺友直等多位名家捐赠手稿近数百幅。
在采访、制作《电影传奇》的过程中，崔永元的收藏门类逐渐变得庞大起来，他收集到许多电影的一手实体资料，包括手稿、道具、海报，许多老艺术家热心地把一些重要电影道具和家具捐了出来，外加自己收集的电影放映机、摄影机和电影拷贝，他心中私人电影博物馆的梦想在累积中隐隐成形，待万通地产的老板冯仑无偿提供了位于北京怀柔龙山的别墅作为场地后，电影传奇馆终得以开门见客。
《电影传奇》为电影传奇馆造下的声势和别出心裁的布展陈列，一时间不仅吸引了西川安仁镇前来洽谈合作“分店”事宜，更让同样心怀“博物馆”梦的中国传媒大学校领导一行大开眼界。
丁俊杰教授和崔永元有着老相识外加老校友的“双层关系”，对于2006年一同等待晚点飞机的那次偶遇崔永元总会滔滔不绝地讲述，丁教授只能用“高度认同”来形容。此后的每次
聚会，话题也必然围绕着谈口述历史。之后种种牵线搭桥，怎能不是自然而然的事。
丁俊杰教授颇为得意地回忆说，“我们学校的主要人马到了电影传奇馆一看，觉得确实非常有价值。包括那种陈列方式，每个人都能跟文物接触，跟过去我们见到的博物馆完全不一样。在他搜集的藏品中间，你就是参与其中的一个人，一个角色，不仅勾起你的回忆，也让你有新的发现”。
事隔两年，双方签字握手。口述历史这个崔永元的“亲儿子”自此走进象牙塔，而传媒大学一方则找到了新的“学术增长点”，无疑是皆大欢喜。
至于口述历史这种向来只在屏幕上亮过相的新研究门类，如何在现实的“四维空间”中呈现，丁教授给出的答案似乎延续了“电影传奇馆”的思路：“口述历史除了数码音像的采集和整理、储存，还有文字的整理。完整的配套还包括实物，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用其他的资料来佐证这段历史。”
中国传媒大学成立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任何与口述历史相关的专业，崔永元和口述历史往往只出现在学生的论文中。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这一机构成立后，学术研讨会、定期的学术报告自是必不可少的惯例。“这不是平地起高楼。”丁教授乐观而谨慎地表示，将来资料搜集到一定阶段，学术前沿性和系统性达到一定地步，顺理成章地就会形成一个学科。
如果有朝一日崔永元回到母校任教，谁能保证他不会再获得一个“学科带头人”的头衔呢？
【伍】 “愤怒”到中年
当年从抑郁阴霾中复出的崔永元曾着实地在电视圈搅起了一片烟云，先是怒斥《手机》扭曲婚姻价值观，与冯小刚大打口水仗，继而炮打《超级女声》，斥责《实话实说》不能说实话，揭露主流电视圈黑幕，将往日温和、幽默的电视男一号形象颠覆得一干二净。一度引得众说纷纭，绯闻、骂声与掌声齐飞。本刊那时有篇文章说得很详细，题目也相当犀利——《崔永元终于快变成一个混蛋了》。
崔永元自己身上“不切实际”的完美主义、理想主义倾向无疑把他推到离主流电视圈越来越远的位置上，而他的回应也很简单，干自己的事儿，让别人说去。
只是他“拍案而起”的习惯一直没改，并且还越拍越响，一直拍到了全国政协的桌子上。2008年的两会期间，刚成为政协委员的崔永元面对媒体还不忘幽自己一默，“我平时就是一副政协委员的样子，虽然没当选，干的都是那些事儿，现在就更理直气壮了！”
换了新的舞台，崔永元未改往日作风。“打酱油”的提案从来与他无缘，只要是看不过眼的他都要说出来。出于认同，那些掷地有声的呼吁现在已经成了网上被广为转载的“段子”，其中他拿自己说事的提案被排到了第一位：“崔永元一个月挣3万，你征他的税也许是合适。一个煤矿工人挣了8千，就不应该收税，他那个是在玩命。煤矿工人是将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他进去就不一定能出来，我进演播室就一定能出来！”
今年是崔永元作为两会代表履行责任的最后一年，也只有今年他只提交了一份提案，但这份提案里包含了来自上千名网友的270条意见。不仅如此，据两会报道，崔永元今年把矛头也向自己的上级单位“戳”了过去，“我和张抗抗，连续四年提出了要增加原创剧本奖和改编剧本奖。我们连续提了四年，没有人找我们去谈去商量，拿个破纸对付我们就回来了。连续四年啊！我今天要给国家广电总局、中国文联提意见……”
崔永元：十年之变
1993～1995
《东方时空》策划
“我非常热爱这个职业，非常喜欢干。我22岁开始做记者，最贪玩的时候，一打牌可以打到天亮，下棋可以下到天亮。但当我有采访任务，要把稿子写出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能诱惑我。他们就在我旁边打牌，我还会伸过头去看，一边看一边整理录音，写我的稿子。20多岁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克制力。”
1996～2002
《实话实说》主持人
“在这之前，我已经做了11年的职业记者了，当时我也紧张，就只会像记者一样去提问去采访别人，他们可能喜欢这个状态，但是这个状态我觉得不难找，因为我做记者没人认识我，很自然，大家也不会高看你一眼。只要我认真地听，人家就会和我说真心话，和我说心里话，这个对我来说不难，后来慢慢慢慢地，我就这样做了，有人说这是一种风格。”
2003至今
《小崔说事》主持人
“我也不用谦虚，《小崔说事》不怎么样，但也没发现比它好的谈话节目，谈话节目整体都比较落魄。”
2004～2009
《电影传奇》主持人
“让我能活在老电影里，在老电影创造的境界里自由自在地驰骋，当我面对现实，没有能力去应对的时候，我可以退回到我的老电影的梦境里，让我有一条退路，而不是死路一条。我每天睡不着觉，心绪烦躁的时候就在家里看老电影，看老电影的小人书，看老电影的剧本，凡是跟老电影有关的，一看，心里就会很平静，甚至到什么程度呢，我翻我家里的老电影的小人书，因为时间长了，有点返潮，会有点发霉的味道，一闻那个，心里就平静下来了。”
2006～2007
《我的长征》主持人
“我本身特别喜欢主旋律，这可能和我小时候受的教育、家庭背景有关。但是我又特别厌烦现在的一些主旋律作品。一些主旋律电影，要求单位包场去看，很多人也不愿意看。我老不服气，总觉得小时候受的主旋律教育挺好的，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要做主旋律，要让主旋律好看。”
2010～2011
《我的抗战》策划
“我们要把这些素材进行分类，要速记、校对、录库，然后找出它的检索方式，做数据化复制……实际上相当于做一个网络图书馆，很庞大的工程。我们要把所有拍的东西录入，以后你打一个关键词，就能检索到相应的影像和文字资料，包括历史图片、图书等等。我们的口述历史素材，都是自己直接去采访的。我们的口号叫‘和时间赛跑’，后来发现跑不过，这些人去世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采录的速度。这个工作量太大了，我就决定专心致志做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