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1896-1984，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曾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晚年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撰写回忆录上。他经常对人说：“为什么说老干部是宝贵财富？我想有两条：第一条是保持革命晚节，做一个像样的、合格的共产党员；第二条就是应该多收集一点党的、革命的历史资料，交给党，为将来写好中共党史做点贡献。”他对自己的回忆录要求极严，立下三条规矩：一是以集体为主，适当联系自己；二是史料力求真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三是对个人活动持分析态度，重新学习和认识过去，进行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李维汉在1983年5月给邓小平的信中说：我写了一些回忆录，是以集体为主的。他常对协助他整理回忆录的同志说：我的回忆录，是写我经过的事，但我并不把自己的活动作为主线来写，而是着重写集体的活动，适当联系自己。他多次说：对史料要深入调查、反复核实，做到人真、言真、形象真，忠于历史的真实面貌，不夸大，不缩小，更不能弄虚作假。要经得起时间、后人和史料的检验。对于第一手资料，他也不轻信，认为也需要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
　　李维汉对自己一生的历史，采取“再认识”的态度：对于自己做得对的，他认真加以总结，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对历史材料中不符合事实的记载，他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尤其可贵的是，他对于自己的错误，从不掩饰，不诿过，并从错误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例如，他在《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一文中，针对他在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写道：“现在看来，秋白和我的这些意见，特别是我自己的意见，都是错误的，其中也有国际代表的影响。”“我写这篇回忆录把上述情况全部摆出来，目的在于解剖秋白为首的党中央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批评我自己，因为我是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之一。”
　　李维汉为了写好回忆录，不顾年高多病，自1980年到1981年间，先后3次去长沙、武汉、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收集、查阅资料。他每天早上6点前就起床，上午、下午都伏案学习工作，翻阅大量历史资料，修改稿子。他风趣地说：“要先做小人，后做君子。做小人反复无常（指反复修改），做君子一言为定（指拍板定稿）。”由于他严于律己，刻苦治史，对史料极端负责任，故他写出的回忆录，都有较高的价值，为党史界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