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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古籍文献、出土文物为理论基础，首先对深衣的形制、曲裾的起源和演变进行研究；其次，根据出土文物马王堆曲裾袍的既有资料以及合理分析进行曲裾袍复原实验；第三，在马王堆曲裾袍复原基础上，通过服装制版对曲裾绕襟结构进行实验论证，探讨体现于人俑而无实物出土的“三绕膝”、“多重绕襟”等结构实现的可能性。本文经过实验验证和合理推测得出以下结论：
（1）复原实验确定了曲裾袍的结构与整体穿着效果，曲裾袍服依赖穿着时的二次造型来满足不同体型尺寸需求。
（2）制版实验得出多重绕襟在结构上是可实现的，且其影响因素是下裳裁片数量和腰线拼合时下裳旋转的角度。
关键词：马王堆，曲裾袍，复原，多重绕襟
1 曲裾结构与款式分析
裾也称衱，是指衣服后补的下摆，《尔雅·释器》：“衱谓之裾。”晋郭璞注：“衣后裾也。”《释名》也称：“裾，倨也。……亦言在后常见裾也。”《汉书·邹阳转》：“饰固陋知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衣裾长且曳地，可知是指衣后下部[1]。由于深衣的左前襟多被接出一段，穿时向右绕至身后，于是形成了曲裾效果。而与之相对的直裾则指的是大襟下摆部份剪裁为垂直，衣裾在身侧或侧后方，没有缝在衣上的系带，由布质或皮革制的腰带固定。
1982年发现的战国中晚期的楚国马山一号墓中出土衣物共30余件，均为直裾，与同时期楚墓中出土的漆画、帛画、木俑、青铜人像，甚至马山一号墓出土的木俑所见到的身穿曲裾长衣的人物形象并不一致。张妍和程隆棣在研究中发现由于马山一号上下连属式长衣异常宽博，与正常体型人体数据差异悬殊。考虑到直裾较为特殊的穿法，推测这类服装平展与穿着后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形态，或许正是这种直裾穿着后衣襟缠绕的效果启发了曲裾袍服的产生[2]。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一批衣服实物，大量木俑、帛画等文物，较真实地展现了楚人的服饰特征，使我们对楚人的服饰有了较具体的了解[3]。从实物资料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的楚国，深衣已十分盛行，且为男女都可穿着的款式。结合出土的人俑形象可知，楚人的深衣不仅有直裾，而且还出现了曲裾款式，曲裾深衣绕襟数重，旋转而下。近年秦始皇陵前曾出土几件大型妇女坐俑，穿着绕襟盘旋而下的深衣，其绕襟有两式，一式至背后直下，可能为宽博的直裾袍穿着后的效果，一式则仍围绕向前，应为曲裾结构[4]。
曲裾深衣的一大特点是在衣襟设计上有别于其他款式，左衣襟接长后在穿着时可从右腋下绕至身后。亦有出土陶俑展示的曲裾绕襟效果为缠绕数圈，每道缘边螺旋盘绕，显露在外，形成波浪流线感。束裹绕体数周的深衣，形成了称为汉代鱼尾式“三绕膝”的曲裾式服装。曲裾深衣的衣领使用交领右衽，领口很低，类似现代深V领效果，以便露出里面衣服的领子部分。穿着后，内衣、中衣和外衣的领子均外露，最多达三层以上，时称“三重衣”。这种穿法在女子脖颈周围堆起两三层衣领，重叠相拥，高可及发际，几乎可以完全将女子脖颈遮没，女子的身体消失在重重叠叠的衣饰之中[5]。曲裾着装时，静立衣面悬垂，呈自然贴体的效果，走动时因下摆宽大可为行走提供必要松量，即扬雄《方言》所说“绕衿裙”[6]。
汉代曲裾深衣为男女常见服式，出土陶俑和画帛中均有体现。曲裾深衣整体风格为修身贴体，长可及地，从陶俑造型来看，下摆有呈喇叭状，也有小A型下摆，但基本都能满足行不露足的要求。在西汉时期，曲裾深衣在女式服装中似乎占有主导地位，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十二件衣袍中，曲裾占九件，直裾仅三件[7]。但绕襟方面，出土的曲裾式服装绕襟都较短，仅及右腋后。
2马王堆曲裾袍复原实验
目前对古代服饰的研究主要依靠出土文物考究，以弥补文献记载所难以达到的形象真实之感。谢念雅、张春燕、王成礼等人从服装结构解析的角度入手分析某一类服装的结构[8-10]，本文亦采用出土文物的复原实验，初步探究曲裾结构。
马王堆服饰实物资料均出自于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夫人辛追之墓。辛追尸体长1.54 米，生前高接近1.60 米，时年约50岁[11]。墓中出土的保存较好或基本完好的衣物，共计二十七件。从出土衣物款式数量可见，辛追夫人随葬衣物曲裾式样居多，而曲裾相对直裾结构用料更加奢费，这一方面反映出曲裾为当时主要流行的衣着款式，另一方面也彰显出墓主人尊贵的社会地位。出土完好的十五件成衣均为“四起施缘”的女装。所有袍服均为交须右衽，上衣下裳连为一件，外襟形式有曲裙和直裙两种。
以《马王堆一号墓》挖掘简报[7]的裁剪示意图为基础，通过出土文物的平铺照片利用AI软件取得线稿，计算比例得出未知细部尺寸。在保持原有形制不变前提下，采用CAD软件制版、输出纸样，进行曲裾袍复原制作。成品曲裾袍复原对比图如图3、图4所示，在整体造型尺寸上基本还原了马王堆“信期绣”褐罗绮丝绵袍的形制和韵味，但绕襟长度明显较文物偏短，与制版时在绕襟结构尺寸设计有关。
3 多重绕襟曲裾款式特征与结构分析
3.1 多重绕襟曲裾款式特征
曲裾结构服装自战国时便普遍流行，在兵马俑等出土人物俑中均有形象记录。但至今出土服装实物中仅有马王堆曲裾袍服可直观地研究曲裾结构，而这一批曲裾袍平铺效果绕襟均只到右腋下，一般不超过后中线。另一方面，若观察马王堆出土的T型帛画，辛追夫人以及其身后的侍女所穿着的曲裾袍三角形绕襟的终止位置靠近左臀。分析其可能性有二，其一辛追夫人所穿着的也是同出土曲裾袍结构一致的曲裾，因其身材娇小，腰身细小，故曲裾绕襟后可及左臀部。其二画像上辛追夫人所穿曲裾袍为结构异于出土实物的双绕曲裾袍。但帛画历经千年，难以具体辨认，其真正原因无法考究。
无论马王堆出土曲裾袍实物，还是帛画或许所暗示的双绕襟，其绕襟效果都与山东省无影山汉墓和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等出土的陶俑所着楚风浓郁的鱼尾式“三绕膝”曲裾式服装不一。山东省无影山汉墓出土西汉早期的彩绘陶俑可明显见前身腰部有三角形缘边，应为曲裾绕身一整圈的效果。而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早期彩绘木俑则为曲裾绕身两周，在前后均形成多条彩色缘边围绕数圈的效果。多重绕襟曲裾式服装未有出土实物，多见于陶俑，陶俑作为一种代人殉，其身份一般是侍女。侍女的衣着是否与贵族所着曲裾袍形制相符有待考证，若形制不一，因其所属社会阶层，服饰名称并未记载于文献典籍。因此，目前只能将马王堆曲裾袍服作为曲裾的一种结构标准。对于多重绕襟曲裾式服装，因缺乏实物和文献定义，从严谨考古的角度，难以对其存在与否或命名规则妄加定论。但是從服装结构角度，可以从定性地探讨转为定量地分析多重绕襟实现的可能性，或许能提供另一种论证思路。 3.2 多重绕襟曲裾结构分析
3.2.1 绕襟程度名词阐述
为方便理解绕襟长度对应人体腰围周长的长度，提出单绕，双绕和三绕这三个描述性名词，具体长度可见图3腰部截面示意图，红色部分为对应绕襟范围。
衣襟缠绕程度以正面观察绕襟圈数为准。由图可知单绕指左衣襟盖在右襟（即右衽）上，从前中线向右腋下缠绕，结束为止在身后。此时曲裾共计绕身不超过一圈，从正面观察仅能看到一条曲裾下缘边（上缘与腰线基本重合），故称之为单绕。双绕指绕襟超过一周，从正面观察时，可见一条曲裾下缘和三角形曲裾或两条曲裾下缘边。三绕指绕襟从正面观察时，可见两条曲裾下缘边和三角形曲裾或三条曲裾下缘边，上缘边一般重叠在腰线部位或略有错位。
3.2.2 下裳裁片数量与旋转角度对绕襟效果的影响
根据马王堆曲裾袍服结构分析可知，曲裾下裳部分的四片裁片为正裁正拼，修改腰线后在与上衣缝合时旋转约25°（即下片纱向与上衣后中缝呈25度夹角）来同时满足长度和宽度的需求。而分析绕襟部分结构可知，续衽的长度首先与下裳维度密不可分，要达到双绕膝或者三绕膝的效果要求下裳维度足够大。而下裳维度的大小则取决于下裳裁片拼合后与上衣缝合的角度、裁片宽度、数量以及缘边的宽度。因为缘边不可无限加大，且对维度影响效果较小，故本论文探讨时设定缘边宽度不变。因多重绕襟时能看到盘旋的衣襟在视觉效果上最佳，故采用较细的衣缘10cm。为达到多重绕襟的效果，我们默认各裙片宽度取值最大，即为42cm，拼合后净尺寸为38cm。
采用CAD制图分别研究当旋转角度为15°，裁片数量为5、6、7，以及旋转角度为30°，裁片数量为4、5、6时的下裳版样和绕身效果，总结数据如表1。
分析对比可知，单绕曲裾从满足最小绕襟长度的30°（4片）组合到最长绕襟长度的30°（5片）组合，下裳裁片消耗织物长度为4.9～6.6米；双绕曲裾从满足最小绕襟长度的15°（6片）组合和较长绕襟长度的15°（7片）组合，下裳裁片消耗织物长度为6.4～7.2米；满足三绕结构的30°（6片）组合消耗织物长度为8.5米。显然，绕襟长度越长，消耗织物长度越长，其消耗量是十分奢费的。而当曲裾多重绕襟时，追求的已不再是遮体效果，而更多的是装饰效果和社会地位的区分作用。
下面为每组制版过程展示，每张图片左上角为制版示意图，右上角为裁片示意图，左下角为正面效果图，右下角为背面效果图。
当旋转角度为15°，裁片为5片时，绕身效果与马王堆汉墓出土曲裾袍相似，仅至腋下。为满足曲裾结构的最短绕襟范围，根据本论文设定的定义，此为单绕曲裾结构；裁片为6片时，绕身效果与马王堆汉墓出土随葬人偶以及T形帛画中墓主夫人画像所着曲裾袍的绕襟效果相似，从右腋向后身缠绕至左腋或左前方结束。根据本论文设定的定义，此为双绕曲裾结构，下身从正面看仅见除摆缘外的一条曲裾缘以及三角末端结构；裁片为7片时，绕身效果根据本论文设定的定义为双绕曲裾结构，下身从正面看可见曲裾绕身两周。
当旋转角度为30°，裁片为4片时，除去衣缘部分绕身效果与马王堆出土曲裾袍结构相似，但由于本章结构探究设置的衣缘较窄，仅为10cm，故左衽结束为止仅只右腋，亦归为单绕曲裾结构；裁片为5片时，与短后曲裾袍的曲裾绕襟长度相似，根据本章归为单绕曲裾结构；裁片为6片时，曲裾绕身三周，曲裾缘在正面和背面均形成螺旋状条纹，与西汉早期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出土彩绘木俑所着曲裾衣相似，为三绕曲裾结构。
4 结论
本文通过曲裾袍制版还原实验和进一步制版实验总结得到以下结论：
（1）通过制版实验可知，曲裾版型制作时绕襟长度主要受下裳裁片旋转角度和数量影响。在角度与裁片数量的6个组合中，可以实现衣襟长度从单绕到三绕的变化。故据此推测曲裾多重绕襟虽然在历史考究角度存在争议，但其在结构处理角度是可实现的。
（2）从结构功能性角度看，单绕已能满足衣衽交叠后遮羞避体的功能要求。即使是单绕结构的曲裾袍所用面料也已经十分铺张，而曲裾多重绕襟用料十分奢费，可达单绕曲裾的两倍之多。马王堆出土的曲裾袍均为单绕，这或许体现出古代上流社会虽追求宽衣博带的气韵，但亦惜物善用，用料有度的思想。另一方面汉代流行的曲裾三重衣穿法要求内衣、中衣和外衣的领子均可见，体现层次韵律之美，当身着服装数量在三件或三件以上时，从服装舒适性考量，曲裾绕襟过长亦造成穿着不便、腰臀部过于臃肿累赘的结果。同时，马王堆曲裾袍均为秋冬所着丝绵袍，因内絮丝绵厚度较大，故单绕曲裾结构更符合着装需求。
参考文献：
[1] 周汛， 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风俗[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51
[2] 张妍，程隆棣.马山一号楚墓连属式服装结构及着装形态分析[J].丝绸，2013，50（08）：17-21.
[3]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5
[4] 赵连赏.中国古代服饰图典[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
[5] 吳欣.中国消失的服饰[M].山东：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6] 唐文正.“深衣”的探索[J].艺术品鉴.2015（10）：82.
[7] 湖南省博物馆，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73
[8] 谢念雅，刘咏梅.基于汉服特征的服装结构研究[J].大众文艺，2011（17）：296-298.
[9] 张春燕.中式服装深衣的结构解析[J].上海纺织科技，2012，40（09）：49-51.
[10] 王成礼.浅析南宋汉族女子服装背子的结构[J].群文天地，2012（16）：91+93.
[11] 刘国俊.辛追其人其事[J].华夏文化.2004（4）：15-16
作者简介：
陈艺娟（1992.1—），女，汉族，籍贯：浙江青田人，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16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研究方向：服装智能制造。
（1）复原实验确定了曲裾袍的结构与整体穿着效果，曲裾袍服依赖穿着时的二次造型来满足不同体型尺寸需求。
（2）制版实验得出多重绕襟在结构上是可实现的，且其影响因素是下裳裁片数量和腰线拼合时下裳旋转的角度。
关键词：马王堆，曲裾袍，复原，多重绕襟
1 曲裾结构与款式分析
裾也称衱，是指衣服后补的下摆，《尔雅·释器》：“衱谓之裾。”晋郭璞注：“衣后裾也。”《释名》也称：“裾，倨也。……亦言在后常见裾也。”《汉书·邹阳转》：“饰固陋知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衣裾长且曳地，可知是指衣后下部[1]。由于深衣的左前襟多被接出一段，穿时向右绕至身后，于是形成了曲裾效果。而与之相对的直裾则指的是大襟下摆部份剪裁为垂直，衣裾在身侧或侧后方，没有缝在衣上的系带，由布质或皮革制的腰带固定。
1982年发现的战国中晚期的楚国马山一号墓中出土衣物共30余件，均为直裾，与同时期楚墓中出土的漆画、帛画、木俑、青铜人像，甚至马山一号墓出土的木俑所见到的身穿曲裾长衣的人物形象并不一致。张妍和程隆棣在研究中发现由于马山一号上下连属式长衣异常宽博，与正常体型人体数据差异悬殊。考虑到直裾较为特殊的穿法，推测这类服装平展与穿着后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形态，或许正是这种直裾穿着后衣襟缠绕的效果启发了曲裾袍服的产生[2]。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一批衣服实物，大量木俑、帛画等文物，较真实地展现了楚人的服饰特征，使我们对楚人的服饰有了较具体的了解[3]。从实物资料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的楚国，深衣已十分盛行，且为男女都可穿着的款式。结合出土的人俑形象可知，楚人的深衣不仅有直裾，而且还出现了曲裾款式，曲裾深衣绕襟数重，旋转而下。近年秦始皇陵前曾出土几件大型妇女坐俑，穿着绕襟盘旋而下的深衣，其绕襟有两式，一式至背后直下，可能为宽博的直裾袍穿着后的效果，一式则仍围绕向前，应为曲裾结构[4]。
曲裾深衣的一大特点是在衣襟设计上有别于其他款式，左衣襟接长后在穿着时可从右腋下绕至身后。亦有出土陶俑展示的曲裾绕襟效果为缠绕数圈，每道缘边螺旋盘绕，显露在外，形成波浪流线感。束裹绕体数周的深衣，形成了称为汉代鱼尾式“三绕膝”的曲裾式服装。曲裾深衣的衣领使用交领右衽，领口很低，类似现代深V领效果，以便露出里面衣服的领子部分。穿着后，内衣、中衣和外衣的领子均外露，最多达三层以上，时称“三重衣”。这种穿法在女子脖颈周围堆起两三层衣领，重叠相拥，高可及发际，几乎可以完全将女子脖颈遮没，女子的身体消失在重重叠叠的衣饰之中[5]。曲裾着装时，静立衣面悬垂，呈自然贴体的效果，走动时因下摆宽大可为行走提供必要松量，即扬雄《方言》所说“绕衿裙”[6]。
汉代曲裾深衣为男女常见服式，出土陶俑和画帛中均有体现。曲裾深衣整体风格为修身贴体，长可及地，从陶俑造型来看，下摆有呈喇叭状，也有小A型下摆，但基本都能满足行不露足的要求。在西汉时期，曲裾深衣在女式服装中似乎占有主导地位，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十二件衣袍中，曲裾占九件，直裾仅三件[7]。但绕襟方面，出土的曲裾式服装绕襟都较短，仅及右腋后。
2马王堆曲裾袍复原实验
目前对古代服饰的研究主要依靠出土文物考究，以弥补文献记载所难以达到的形象真实之感。谢念雅、张春燕、王成礼等人从服装结构解析的角度入手分析某一类服装的结构[8-10]，本文亦采用出土文物的复原实验，初步探究曲裾结构。
马王堆服饰实物资料均出自于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夫人辛追之墓。辛追尸体长1.54 米，生前高接近1.60 米，时年约50岁[11]。墓中出土的保存较好或基本完好的衣物，共计二十七件。从出土衣物款式数量可见，辛追夫人随葬衣物曲裾式样居多，而曲裾相对直裾结构用料更加奢费，这一方面反映出曲裾为当时主要流行的衣着款式，另一方面也彰显出墓主人尊贵的社会地位。出土完好的十五件成衣均为“四起施缘”的女装。所有袍服均为交须右衽，上衣下裳连为一件，外襟形式有曲裙和直裙两种。
以《马王堆一号墓》挖掘简报[7]的裁剪示意图为基础，通过出土文物的平铺照片利用AI软件取得线稿，计算比例得出未知细部尺寸。在保持原有形制不变前提下，采用CAD软件制版、输出纸样，进行曲裾袍复原制作。成品曲裾袍复原对比图如图3、图4所示，在整体造型尺寸上基本还原了马王堆“信期绣”褐罗绮丝绵袍的形制和韵味，但绕襟长度明显较文物偏短，与制版时在绕襟结构尺寸设计有关。
3 多重绕襟曲裾款式特征与结构分析
3.1 多重绕襟曲裾款式特征
曲裾结构服装自战国时便普遍流行，在兵马俑等出土人物俑中均有形象记录。但至今出土服装实物中仅有马王堆曲裾袍服可直观地研究曲裾结构，而这一批曲裾袍平铺效果绕襟均只到右腋下，一般不超过后中线。另一方面，若观察马王堆出土的T型帛画，辛追夫人以及其身后的侍女所穿着的曲裾袍三角形绕襟的终止位置靠近左臀。分析其可能性有二，其一辛追夫人所穿着的也是同出土曲裾袍结构一致的曲裾，因其身材娇小，腰身细小，故曲裾绕襟后可及左臀部。其二画像上辛追夫人所穿曲裾袍为结构异于出土实物的双绕曲裾袍。但帛画历经千年，难以具体辨认，其真正原因无法考究。
无论马王堆出土曲裾袍实物，还是帛画或许所暗示的双绕襟，其绕襟效果都与山东省无影山汉墓和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等出土的陶俑所着楚风浓郁的鱼尾式“三绕膝”曲裾式服装不一。山东省无影山汉墓出土西汉早期的彩绘陶俑可明显见前身腰部有三角形缘边，应为曲裾绕身一整圈的效果。而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早期彩绘木俑则为曲裾绕身两周，在前后均形成多条彩色缘边围绕数圈的效果。多重绕襟曲裾式服装未有出土实物，多见于陶俑，陶俑作为一种代人殉，其身份一般是侍女。侍女的衣着是否与贵族所着曲裾袍形制相符有待考证，若形制不一，因其所属社会阶层，服饰名称并未记载于文献典籍。因此，目前只能将马王堆曲裾袍服作为曲裾的一种结构标准。对于多重绕襟曲裾式服装，因缺乏实物和文献定义，从严谨考古的角度，难以对其存在与否或命名规则妄加定论。但是從服装结构角度，可以从定性地探讨转为定量地分析多重绕襟实现的可能性，或许能提供另一种论证思路。 3.2 多重绕襟曲裾结构分析
3.2.1 绕襟程度名词阐述
为方便理解绕襟长度对应人体腰围周长的长度，提出单绕，双绕和三绕这三个描述性名词，具体长度可见图3腰部截面示意图，红色部分为对应绕襟范围。
衣襟缠绕程度以正面观察绕襟圈数为准。由图可知单绕指左衣襟盖在右襟（即右衽）上，从前中线向右腋下缠绕，结束为止在身后。此时曲裾共计绕身不超过一圈，从正面观察仅能看到一条曲裾下缘边（上缘与腰线基本重合），故称之为单绕。双绕指绕襟超过一周，从正面观察时，可见一条曲裾下缘和三角形曲裾或两条曲裾下缘边。三绕指绕襟从正面观察时，可见两条曲裾下缘边和三角形曲裾或三条曲裾下缘边，上缘边一般重叠在腰线部位或略有错位。
3.2.2 下裳裁片数量与旋转角度对绕襟效果的影响
根据马王堆曲裾袍服结构分析可知，曲裾下裳部分的四片裁片为正裁正拼，修改腰线后在与上衣缝合时旋转约25°（即下片纱向与上衣后中缝呈25度夹角）来同时满足长度和宽度的需求。而分析绕襟部分结构可知，续衽的长度首先与下裳维度密不可分，要达到双绕膝或者三绕膝的效果要求下裳维度足够大。而下裳维度的大小则取决于下裳裁片拼合后与上衣缝合的角度、裁片宽度、数量以及缘边的宽度。因为缘边不可无限加大，且对维度影响效果较小，故本论文探讨时设定缘边宽度不变。因多重绕襟时能看到盘旋的衣襟在视觉效果上最佳，故采用较细的衣缘10cm。为达到多重绕襟的效果，我们默认各裙片宽度取值最大，即为42cm，拼合后净尺寸为38cm。
采用CAD制图分别研究当旋转角度为15°，裁片数量为5、6、7，以及旋转角度为30°，裁片数量为4、5、6时的下裳版样和绕身效果，总结数据如表1。
分析对比可知，单绕曲裾从满足最小绕襟长度的30°（4片）组合到最长绕襟长度的30°（5片）组合，下裳裁片消耗织物长度为4.9～6.6米；双绕曲裾从满足最小绕襟长度的15°（6片）组合和较长绕襟长度的15°（7片）组合，下裳裁片消耗织物长度为6.4～7.2米；满足三绕结构的30°（6片）组合消耗织物长度为8.5米。显然，绕襟长度越长，消耗织物长度越长，其消耗量是十分奢费的。而当曲裾多重绕襟时，追求的已不再是遮体效果，而更多的是装饰效果和社会地位的区分作用。
下面为每组制版过程展示，每张图片左上角为制版示意图，右上角为裁片示意图，左下角为正面效果图，右下角为背面效果图。
当旋转角度为15°，裁片为5片时，绕身效果与马王堆汉墓出土曲裾袍相似，仅至腋下。为满足曲裾结构的最短绕襟范围，根据本论文设定的定义，此为单绕曲裾结构；裁片为6片时，绕身效果与马王堆汉墓出土随葬人偶以及T形帛画中墓主夫人画像所着曲裾袍的绕襟效果相似，从右腋向后身缠绕至左腋或左前方结束。根据本论文设定的定义，此为双绕曲裾结构，下身从正面看仅见除摆缘外的一条曲裾缘以及三角末端结构；裁片为7片时，绕身效果根据本论文设定的定义为双绕曲裾结构，下身从正面看可见曲裾绕身两周。
当旋转角度为30°，裁片为4片时，除去衣缘部分绕身效果与马王堆出土曲裾袍结构相似，但由于本章结构探究设置的衣缘较窄，仅为10cm，故左衽结束为止仅只右腋，亦归为单绕曲裾结构；裁片为5片时，与短后曲裾袍的曲裾绕襟长度相似，根据本章归为单绕曲裾结构；裁片为6片时，曲裾绕身三周，曲裾缘在正面和背面均形成螺旋状条纹，与西汉早期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出土彩绘木俑所着曲裾衣相似，为三绕曲裾结构。
4 结论
本文通过曲裾袍制版还原实验和进一步制版实验总结得到以下结论：
（1）通过制版实验可知，曲裾版型制作时绕襟长度主要受下裳裁片旋转角度和数量影响。在角度与裁片数量的6个组合中，可以实现衣襟长度从单绕到三绕的变化。故据此推测曲裾多重绕襟虽然在历史考究角度存在争议，但其在结构处理角度是可实现的。
（2）从结构功能性角度看，单绕已能满足衣衽交叠后遮羞避体的功能要求。即使是单绕结构的曲裾袍所用面料也已经十分铺张，而曲裾多重绕襟用料十分奢费，可达单绕曲裾的两倍之多。马王堆出土的曲裾袍均为单绕，这或许体现出古代上流社会虽追求宽衣博带的气韵，但亦惜物善用，用料有度的思想。另一方面汉代流行的曲裾三重衣穿法要求内衣、中衣和外衣的领子均可见，体现层次韵律之美，当身着服装数量在三件或三件以上时，从服装舒适性考量，曲裾绕襟过长亦造成穿着不便、腰臀部过于臃肿累赘的结果。同时，马王堆曲裾袍均为秋冬所着丝绵袍，因内絮丝绵厚度较大，故单绕曲裾结构更符合着装需求。
参考文献：
[1] 周汛， 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风俗[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51
[2] 张妍，程隆棣.马山一号楚墓连属式服装结构及着装形态分析[J].丝绸，2013，50（08）：17-21.
[3]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5
[4] 赵连赏.中国古代服饰图典[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
[5] 吳欣.中国消失的服饰[M].山东：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6] 唐文正.“深衣”的探索[J].艺术品鉴.2015（10）：82.
[7] 湖南省博物馆，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73
[8] 谢念雅，刘咏梅.基于汉服特征的服装结构研究[J].大众文艺，2011（17）：296-298.
[9] 张春燕.中式服装深衣的结构解析[J].上海纺织科技，2012，40（09）：49-51.
[10] 王成礼.浅析南宋汉族女子服装背子的结构[J].群文天地，2012（16）：91+93.
[11] 刘国俊.辛追其人其事[J].华夏文化.2004（4）：15-16
作者简介：
陈艺娟（1992.1—），女，汉族，籍贯：浙江青田人，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16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研究方向：服装智能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