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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西厢故事自诞生起便绵延不绝，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千古绝唱，追溯西厢故事的起源，我们不得不提到小说《莺莺传》、《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西厢记诸宫调》以及《西厢记》杂剧。目前尚未有对西厢故事这一演变过程作出过系统的研究论述，本论文主要是追溯西厢故事起源的四个阶段来论述这一演变过程，主要从故事内容、思想主题、人物形象三个方面，结合文本以及援引前人研究力求做到较为全面的阐述这一演变过程。
关键词：西厢故事 主题思想 人物形象 演变
一.唐元稹《莺莺传》传奇
唐代元稹的《莺莺传》是西厢故事的最早来源。故讲述了张生与崔莺莺邂逅，生发出了一段爱情故事，结尾以张生的始乱终弃给小说增添了悲剧性，因作者在小说中曾作《会真诗》三十韵，小说也称《会真记》。篇末文过饰非，后人多有评价，因其小说主人公的性情经历和诗人元稹多有相似，有人把《莺莺传》认为是作者的自传，近年来学界一直争论不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1]《莺莺传》的主题更多的是愉悦耳目声色，才子佳人，花前月下，自始至终，只是把它当成张生的一场艳遇经历来写。这是一篇无行文人的风流韵事集，在结尾张生斥莺莺为妖物，自诩为“善补过者，不妖其身，必妖于人。”[2]正因如此小说反而增添了悲剧色彩，此后广为流传。
二.宋赵令畤《商调·蝶恋花》词
在宋代“西厢”故事继续流传。宋代赵令畤作《商调·蝶恋花》鼓子词，继承了此前的故事内容，在形式上做出了变化，产生了文体的转变。“把故事分为十章，每章之下，属之以词，又别为一曲，载之传前，先叙前篇之义。”[3]宋代说唱文学滥觞，西厢故事由案头文人读物，在宋代开始普遍走向世俗市井，詞在宋代作为一种兴盛的诗体，载入小说中，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悲剧更加温婉缠绵，深入人心。赵令畤在首章的谱词中写道：“最恨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4]
宋代的赵令畤继承故事内容，他谱写的十首词曲，增添了故事的抒情性，情的色彩开始明朗；同时明确的批判了这种对爱情不专一，谴责张生的始乱终弃，故事更有悲剧性。赵令畤因情谱词，说唱西厢故事，强烈谴责负心行为，人物形象的悲剧性突出，莺莺的痴情与张生的负心，形成鲜明对比，西厢故事哀婉而凄艳。
三.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是如今保存下来最全的诸宫调作品，并开始在舞台演出。董解元作《西厢记诸宫调》一改赵令畤《商调·蝶恋花》词的哀婉缠绵，用幽默、轻松的笔调讲述西厢故事。故事内容出现了喜剧性的结局，创作主题更加鲜明，青年男女大胆的追求爱情婚姻，在人物塑造上则为才子佳人；张生一改往日始乱终弃的负心形象，莺莺对待爱情更加的勇敢、主动，同时红娘的出场增加，角色突出，老夫人的形象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郑恒作为西厢爱情的阻力第一次出现。
（一）故事内容的演变
《西厢记诸宫调》在此前的基础上改变了故事内容，作者宣扬的的是才子佳人式的爱情婚姻，因此故事的结局开始转变。故事背景为相国去世，老夫人扶夫丧灵柩途经普救寺。继承了小说计退贼兵一节，又增添了新的内容，插入了新的故事情节：西厢事发，老夫人审问红娘，后将莺莺许配张生，张生主动提出应试，而这中间又生出郑恒抢亲风波；最后张生得中而归携莺莺出走，在好友杜太守的帮助下终于和莺莺结成百年之好。倚仗权势的郑恒羞愧投阶而死，莺莺与张生的爱情婚姻圆满，改变了以往西厢故事的悲剧结局，由悲到喜，是西厢爱情的第一次圆满。
（二）主题思想的演变
从《商调·蝶恋花》词到《西厢记诸宫调》，主题思想开始转变。此前的主题思想是着重突出一个无行文人的形象，强烈谴责负心行为。董解元让崔莺莺与张生则为才子佳人，才子配佳人，成为了故事的主题。因而故事内容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刻画了青年男女（尤指才子佳人）为争取恋爱婚姻自由作出的的抗争，在莺莺与张生的爱情上，构建了才子佳人爱情美学的典范。宋金社会政治动荡，才子佳人式的爱情美学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慰藉，张生金榜题名，莺莺做了状元夫人，“《西厢记诸宫调》完成了中国古代一切道德的团圆。”[5]
《西厢记诸宫调》里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正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古代知识分子普遍的人生理想蓝图。在这里淡化了张生与老夫人之间的族亲关系，老夫人的形象更加突出，并加入了郑恒这一人物，来衬托作者精心营造的才子佳人的爱情图谱，为了使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显得合情合理，董解元除了塑造才子佳人之外，更是增加了报德难从礼的因素，在爱情的结合中夹杂了报恩，融入了世俗观念，改变了以往的悲剧结局。这是董解元最成功的地方，同时也反映了青年男女为争取恋爱婚姻自由作出的抗争。但是这种抗争不具有彻底的反封建性，从塑造的人物形象就可以看出。《西厢记诸宫调》在这里以一种理想的模式重塑故事，使之与封建伦理道德相得益彰。
（三）人物形象的演变
《西厢记诸宫调》里崔莺莺的形象有了很大变动。在这里，莺莺去掉了传奇小说中悲观、自卑、奴性的一面，增加了善良、主动、理智的一面。从张生的夜下吟诗，深夜弹琴，这些看来，她是知道张生对她有情的，但是从来没有正面回复过张生，这时的莺莺与礼是不冲突的，恪守礼的界限，甚至是按礼的要求来塑造的。张生让红娘传简帖给莺莺，莺莺传诗约张生见面，并斥责张生既已兄妹相称，不应该作出有违伦理纲常的事情来，即便她对张生有情，但更是一个大家闺秀，徘徊于礼与情之间，在爱情上始终没有给予张生回复。直到看到张生为了她疯魔，形容枯槁，生命危在旦夕时，这才勇敢的走出了第一步，即报德难从礼。张生上京应试，她殷切的嘱咐，希望张生荣归，自己凤冠霞帔，很显然莺莺多了些大家闺秀的普遍心理，也多了些世俗。但是她又心心念念的等待张生回来，甚至因为思念而缠绵病榻，莺莺主动、热切的追求自己的爱情婚姻，而超越了此前故事中的自卑，懦弱，隐忍。
《西厢记诸宫调》一改张生以往负心的形象，是张生形象的第一次突破。张生是封建社会理想的才子形象，不具有社会现实性。《西厢记诸宫调》塑造的张生抹去了自私负心的一面，他才华横溢、萤窗苦读十年，是已故礼部尚书之子，自信且足智多谋。让人念念不忘的是他的深情，对莺莺相思成魔，为情而困，相思不得，甚至要上吊自杀，足见用情至深；西厢事发，张生是软弱的，甚至不敢去面对老夫人的怒火；科举应试，重情重义，心系莺莺；然而走不出礼的藩篱，面对郑恒的抢亲，他又无可奈何，甚至要和莺莺共赴黄泉；张生又是勇敢的，为了爱情，抛弃了他所在意的礼，冒着“淫奔”的名声，与莺莺出走，夜奔杜太守处求助，对莺莺一往情深，从小说到诸宫调足见张生人物形象的变化。 以往故事中，红娘的形象仅仅是作为莺莺之婢女，在西厢故事中的地位是弱化的。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里，红娘的地位开始明朗，出场增加，角色突出，成为“西厢爱情”不可或缺的帮手，是一个为人直爽有情有义、爱憎分明、正直善良的侍女形象。张生被老夫人拒婚，灰心丧气，是红娘仗义开导，并决心帮助张生；看到张生与莺莺的婚事被老夫人赖掉，愤愤不平，埋怨老夫人‘叫两下里不快活’。她敢爱敢恨，正直善良，认为张生与莺莺的结合是天作的一对，因此不惜一切的维护，面对郑恒的挑拨离间，红娘言辞激烈泼辣，并劝慰莺莺不要听信郑恒的诬陷。在治家严谨的老夫人面前毫不胆怯，这些都彰显了红娘的正直，善良，及忠心为主。
四.元王实甫《西厢记》杂剧
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继承了《西厢记诸宫调》的主要内容，在体式和情节安排上做了新的安排，故事在内容上重新调整，与情节的发展相照应，创造性的塑造了莺莺、红娘、张生三人之间的性格矛盾，对人物内心的复杂多变的性格作了细致的刻画与探讨，着重突出崔张二人的爱情，以及他们为争取爱情婚姻的自由而作出的抗争。
（一）故事内容的调整
安排了两组矛盾，一是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二是“莺莺与张生红娘之间的性格矛盾。”[6]这两组矛盾，交叉进行，使得剧情波澜起伏，有着强烈的戏剧冲突。塑造了两大阵营：把老夫人、郑恒塑造成崔张爱情的阻力；张生、莺莺、红娘则为争取爱情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并创造性的安排了张生、莺莺、红娘之间的性格矛盾这一线索。在这里老夫人的形象更加突出，成为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最大阻力。红娘的出现是崔张爱情成功的关键，尤其是在此前的基础上设计了‘拷红’一折，深入人心。王实甫在情节上重新安排，重点在于突出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由而做出的反封建抗争，并鼓励歌颂爱情。
（二）主题思想的发展
王实甫的《西厢记》在创作主题上，颂扬了青年男女为追求爱情婚姻自由、敢于挑战站封建权威，敢于同封建礼教斗争。从《西厢记诸宫调》到《西厢记》最大的变化，而是故事融入了“情”。因情而生，因情而起，因情便生出许多曲折来。王实甫《西厢记》，在情节安排上做了新的整理，莺莺与张生的初见便是从情开始，张生初见莺莺惊为天人，从此情根深重，因而爱、恨、嗔、痴皆为情。莺莺花前的低眉回觑，只一眼便情由心生，从此时喜时忧，时嗔时痴，时念时怨；为了爱情，莺莺大胆的冲破封建藩篱，不管不顾；张生为了爱情甘愿抛弃功名，在他眼中，功名富贵抵不上一段真挚的感情；这是对《西厢记诸宫调》的一大突破，因而《西厢记》弥漫着诗意般的朦胧美，充满着浓浓的深情，张生与莺莺的爱情完美的结局，是情的圆满，情的团圆，正是作者本人“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完美写照和表达。
（三）人物形象的典型塑造
《西厢记》莺莺的形象较之此前是复杂多变的，有着典型的叛逆性格。与张生的第一次相见，便回眸留情，而不是急着避嫌；私下里埋怨老夫人拘系得紧，不得自由，多愁善感，敏感而多思，“有着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蕴藉美。”[7]首登场便有春闺无处安放的苦恼。对待爱情，多了些试探。她对张生处处留情，同时又生出些“假意”、“小性”。面对张生的诗帖，她勃然大怒，训斥了红娘一番，表面上说要传诗斥责张生，其实传的是约张生相会的诗，张生应约而去，她又忽然变卦，“赖简”一折把莺莺的狡狯，矛盾心理表现的淋漓尽致。为了爱情，勇敢的挑战封建传统，走出藩篱，她对张生自始至终所求的只有情，张生应试，她嘱咐张生情意深切，不要滞留不归，得不得中都要回来。对张生心心念念，对爱情努力争取，大胆的追求，冲破礼教的束缚，这与《西厢记诸宫调》中塑造的‘佳人’是有区别的。
《西厢记》里的张生是贴近生活实际的，是有血有肉的丰满存在。他痴的可爱，也傻的天真。张生初见莺莺，便疾呼‘我死也’，三个字道出痴情之深，随后便向法聪和尚打听，遇到红娘更是上前主动询问，且自报家门“尚未娶亲”，红娘大声呵责他，他却丝毫不退怯，这一系列的对话，把张生的痴情，莽撞，天真的傻角形象展现出来，形象而生动。面对郑恒的无赖诬陷和抢亲风波，毫不退让，大胆争取，张生自始至终，至诚至信，对待爱情忠贞不移，为爱而痴，为爱而嗔，为爱而喜，为爱而忧，“是一个千古志诚种。”[8]
王实甫《西厢记》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是红娘。通过塑造红娘与“西厢”双方的性格矛盾，展開心理活动，融入现实生活的因素，使得人物的塑造更加典型，有很大的代表性。其一便是泼辣伶俐；面对张生的自报家门，红娘便摆出了一大堆儒家圣人说教，严词陈诉，数落了张生一通。其二聪明、机谨；最先发现张生对莺莺有情，但面对莺莺捉摸不定的心思，她先是谨慎的试探，承受莺莺的猜忌，照顾着莺莺的小性，不予揭破，依然帮着传递书简。其三是能言善辩；在“拷红”一折，“西厢事发”，老夫人震怒，认为丫鬟没有好好规劝小姐，要严惩红娘，其中红娘却用圣人的那套说辞把老夫人驳的哑口无言。除此之外，“王实甫塑造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红娘’的典型，千百年来成为了撮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一类人的代名词，”[9]并在此后开始广泛流传。
从小说到杂剧，西厢故事经历了内容、主题思想、人物性格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莺莺传》是开端，《商调·蝶恋花》是过渡，《西厢记诸宫调》是演变的关键，《西厢记》是最后阶段。总的趋势是越来越朝着市俗文学发展，愈来愈向‘情’的主题靠近；是青年男女思想领域的一次启迪，这种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清醒认识的转变，正是市俗文学中真情说的前沿，此后的传奇戏曲中继承了这一思想，尤其是汤显祖的《牡丹亭》继承了这一思想，并且成为明代中后期思想领域开启开启个性、肯定自我的思想启蒙。真正的爱情是超越一切的，从《莺莺传》到《西厢记》正是这种爱情的美好诠释，这种爱情是伟大的，是至高无上的，它跨越了一切的世俗观念，对当代年轻人的爱情观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84.
[2]翼勤点校.元稹撰.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0：274.
[3]王实甫.张燕瑾校注.西厢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64.
[4]赵令畤.商调蝶恋花[A].侯鲭录[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2：3.
[5]赵忠福.道德的团圆到人性的团圆——从唐传奇到元杂剧结局嬗变[J].戏剧理论纵横，2007，（11）.
[6]王季思.从莺莺传到西厢记[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34.
[7]吴宪贞.崔莺莺形象的美学意蕴[J].济宁大学学报，2007，（4）.
[8]齐涛.论《西厢记》中张生性格不足及其历史文化成因[J].文学艺术，2009，（6）
[9]马根权.从《莺莺传》到《西厢记》红娘形象演变的原因[J].今日南国，2010，（178）.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西厢故事 主题思想 人物形象 演变
一.唐元稹《莺莺传》传奇
唐代元稹的《莺莺传》是西厢故事的最早来源。故讲述了张生与崔莺莺邂逅，生发出了一段爱情故事，结尾以张生的始乱终弃给小说增添了悲剧性，因作者在小说中曾作《会真诗》三十韵，小说也称《会真记》。篇末文过饰非，后人多有评价，因其小说主人公的性情经历和诗人元稹多有相似，有人把《莺莺传》认为是作者的自传，近年来学界一直争论不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1]《莺莺传》的主题更多的是愉悦耳目声色，才子佳人，花前月下，自始至终，只是把它当成张生的一场艳遇经历来写。这是一篇无行文人的风流韵事集，在结尾张生斥莺莺为妖物，自诩为“善补过者，不妖其身，必妖于人。”[2]正因如此小说反而增添了悲剧色彩，此后广为流传。
二.宋赵令畤《商调·蝶恋花》词
在宋代“西厢”故事继续流传。宋代赵令畤作《商调·蝶恋花》鼓子词，继承了此前的故事内容，在形式上做出了变化，产生了文体的转变。“把故事分为十章，每章之下，属之以词，又别为一曲，载之传前，先叙前篇之义。”[3]宋代说唱文学滥觞，西厢故事由案头文人读物，在宋代开始普遍走向世俗市井，詞在宋代作为一种兴盛的诗体，载入小说中，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悲剧更加温婉缠绵，深入人心。赵令畤在首章的谱词中写道：“最恨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4]
宋代的赵令畤继承故事内容，他谱写的十首词曲，增添了故事的抒情性，情的色彩开始明朗；同时明确的批判了这种对爱情不专一，谴责张生的始乱终弃，故事更有悲剧性。赵令畤因情谱词，说唱西厢故事，强烈谴责负心行为，人物形象的悲剧性突出，莺莺的痴情与张生的负心，形成鲜明对比，西厢故事哀婉而凄艳。
三.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是如今保存下来最全的诸宫调作品，并开始在舞台演出。董解元作《西厢记诸宫调》一改赵令畤《商调·蝶恋花》词的哀婉缠绵，用幽默、轻松的笔调讲述西厢故事。故事内容出现了喜剧性的结局，创作主题更加鲜明，青年男女大胆的追求爱情婚姻，在人物塑造上则为才子佳人；张生一改往日始乱终弃的负心形象，莺莺对待爱情更加的勇敢、主动，同时红娘的出场增加，角色突出，老夫人的形象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郑恒作为西厢爱情的阻力第一次出现。
（一）故事内容的演变
《西厢记诸宫调》在此前的基础上改变了故事内容，作者宣扬的的是才子佳人式的爱情婚姻，因此故事的结局开始转变。故事背景为相国去世，老夫人扶夫丧灵柩途经普救寺。继承了小说计退贼兵一节，又增添了新的内容，插入了新的故事情节：西厢事发，老夫人审问红娘，后将莺莺许配张生，张生主动提出应试，而这中间又生出郑恒抢亲风波；最后张生得中而归携莺莺出走，在好友杜太守的帮助下终于和莺莺结成百年之好。倚仗权势的郑恒羞愧投阶而死，莺莺与张生的爱情婚姻圆满，改变了以往西厢故事的悲剧结局，由悲到喜，是西厢爱情的第一次圆满。
（二）主题思想的演变
从《商调·蝶恋花》词到《西厢记诸宫调》，主题思想开始转变。此前的主题思想是着重突出一个无行文人的形象，强烈谴责负心行为。董解元让崔莺莺与张生则为才子佳人，才子配佳人，成为了故事的主题。因而故事内容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刻画了青年男女（尤指才子佳人）为争取恋爱婚姻自由作出的的抗争，在莺莺与张生的爱情上，构建了才子佳人爱情美学的典范。宋金社会政治动荡，才子佳人式的爱情美学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慰藉，张生金榜题名，莺莺做了状元夫人，“《西厢记诸宫调》完成了中国古代一切道德的团圆。”[5]
《西厢记诸宫调》里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正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古代知识分子普遍的人生理想蓝图。在这里淡化了张生与老夫人之间的族亲关系，老夫人的形象更加突出，并加入了郑恒这一人物，来衬托作者精心营造的才子佳人的爱情图谱，为了使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显得合情合理，董解元除了塑造才子佳人之外，更是增加了报德难从礼的因素，在爱情的结合中夹杂了报恩，融入了世俗观念，改变了以往的悲剧结局。这是董解元最成功的地方，同时也反映了青年男女为争取恋爱婚姻自由作出的抗争。但是这种抗争不具有彻底的反封建性，从塑造的人物形象就可以看出。《西厢记诸宫调》在这里以一种理想的模式重塑故事，使之与封建伦理道德相得益彰。
（三）人物形象的演变
《西厢记诸宫调》里崔莺莺的形象有了很大变动。在这里，莺莺去掉了传奇小说中悲观、自卑、奴性的一面，增加了善良、主动、理智的一面。从张生的夜下吟诗，深夜弹琴，这些看来，她是知道张生对她有情的，但是从来没有正面回复过张生，这时的莺莺与礼是不冲突的，恪守礼的界限，甚至是按礼的要求来塑造的。张生让红娘传简帖给莺莺，莺莺传诗约张生见面，并斥责张生既已兄妹相称，不应该作出有违伦理纲常的事情来，即便她对张生有情，但更是一个大家闺秀，徘徊于礼与情之间，在爱情上始终没有给予张生回复。直到看到张生为了她疯魔，形容枯槁，生命危在旦夕时，这才勇敢的走出了第一步，即报德难从礼。张生上京应试，她殷切的嘱咐，希望张生荣归，自己凤冠霞帔，很显然莺莺多了些大家闺秀的普遍心理，也多了些世俗。但是她又心心念念的等待张生回来，甚至因为思念而缠绵病榻，莺莺主动、热切的追求自己的爱情婚姻，而超越了此前故事中的自卑，懦弱，隐忍。
《西厢记诸宫调》一改张生以往负心的形象，是张生形象的第一次突破。张生是封建社会理想的才子形象，不具有社会现实性。《西厢记诸宫调》塑造的张生抹去了自私负心的一面，他才华横溢、萤窗苦读十年，是已故礼部尚书之子，自信且足智多谋。让人念念不忘的是他的深情，对莺莺相思成魔，为情而困，相思不得，甚至要上吊自杀，足见用情至深；西厢事发，张生是软弱的，甚至不敢去面对老夫人的怒火；科举应试，重情重义，心系莺莺；然而走不出礼的藩篱，面对郑恒的抢亲，他又无可奈何，甚至要和莺莺共赴黄泉；张生又是勇敢的，为了爱情，抛弃了他所在意的礼，冒着“淫奔”的名声，与莺莺出走，夜奔杜太守处求助，对莺莺一往情深，从小说到诸宫调足见张生人物形象的变化。 以往故事中，红娘的形象仅仅是作为莺莺之婢女，在西厢故事中的地位是弱化的。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里，红娘的地位开始明朗，出场增加，角色突出，成为“西厢爱情”不可或缺的帮手，是一个为人直爽有情有义、爱憎分明、正直善良的侍女形象。张生被老夫人拒婚，灰心丧气，是红娘仗义开导，并决心帮助张生；看到张生与莺莺的婚事被老夫人赖掉，愤愤不平，埋怨老夫人‘叫两下里不快活’。她敢爱敢恨，正直善良，认为张生与莺莺的结合是天作的一对，因此不惜一切的维护，面对郑恒的挑拨离间，红娘言辞激烈泼辣，并劝慰莺莺不要听信郑恒的诬陷。在治家严谨的老夫人面前毫不胆怯，这些都彰显了红娘的正直，善良，及忠心为主。
四.元王实甫《西厢记》杂剧
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继承了《西厢记诸宫调》的主要内容，在体式和情节安排上做了新的安排，故事在内容上重新调整，与情节的发展相照应，创造性的塑造了莺莺、红娘、张生三人之间的性格矛盾，对人物内心的复杂多变的性格作了细致的刻画与探讨，着重突出崔张二人的爱情，以及他们为争取爱情婚姻的自由而作出的抗争。
（一）故事内容的调整
安排了两组矛盾，一是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二是“莺莺与张生红娘之间的性格矛盾。”[6]这两组矛盾，交叉进行，使得剧情波澜起伏，有着强烈的戏剧冲突。塑造了两大阵营：把老夫人、郑恒塑造成崔张爱情的阻力；张生、莺莺、红娘则为争取爱情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并创造性的安排了张生、莺莺、红娘之间的性格矛盾这一线索。在这里老夫人的形象更加突出，成为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最大阻力。红娘的出现是崔张爱情成功的关键，尤其是在此前的基础上设计了‘拷红’一折，深入人心。王实甫在情节上重新安排，重点在于突出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由而做出的反封建抗争，并鼓励歌颂爱情。
（二）主题思想的发展
王实甫的《西厢记》在创作主题上，颂扬了青年男女为追求爱情婚姻自由、敢于挑战站封建权威，敢于同封建礼教斗争。从《西厢记诸宫调》到《西厢记》最大的变化，而是故事融入了“情”。因情而生，因情而起，因情便生出许多曲折来。王实甫《西厢记》，在情节安排上做了新的整理，莺莺与张生的初见便是从情开始，张生初见莺莺惊为天人，从此情根深重，因而爱、恨、嗔、痴皆为情。莺莺花前的低眉回觑，只一眼便情由心生，从此时喜时忧，时嗔时痴，时念时怨；为了爱情，莺莺大胆的冲破封建藩篱，不管不顾；张生为了爱情甘愿抛弃功名，在他眼中，功名富贵抵不上一段真挚的感情；这是对《西厢记诸宫调》的一大突破，因而《西厢记》弥漫着诗意般的朦胧美，充满着浓浓的深情，张生与莺莺的爱情完美的结局，是情的圆满，情的团圆，正是作者本人“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完美写照和表达。
（三）人物形象的典型塑造
《西厢记》莺莺的形象较之此前是复杂多变的，有着典型的叛逆性格。与张生的第一次相见，便回眸留情，而不是急着避嫌；私下里埋怨老夫人拘系得紧，不得自由，多愁善感，敏感而多思，“有着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蕴藉美。”[7]首登场便有春闺无处安放的苦恼。对待爱情，多了些试探。她对张生处处留情，同时又生出些“假意”、“小性”。面对张生的诗帖，她勃然大怒，训斥了红娘一番，表面上说要传诗斥责张生，其实传的是约张生相会的诗，张生应约而去，她又忽然变卦，“赖简”一折把莺莺的狡狯，矛盾心理表现的淋漓尽致。为了爱情，勇敢的挑战封建传统，走出藩篱，她对张生自始至终所求的只有情，张生应试，她嘱咐张生情意深切，不要滞留不归，得不得中都要回来。对张生心心念念，对爱情努力争取，大胆的追求，冲破礼教的束缚，这与《西厢记诸宫调》中塑造的‘佳人’是有区别的。
《西厢记》里的张生是贴近生活实际的，是有血有肉的丰满存在。他痴的可爱，也傻的天真。张生初见莺莺，便疾呼‘我死也’，三个字道出痴情之深，随后便向法聪和尚打听，遇到红娘更是上前主动询问，且自报家门“尚未娶亲”，红娘大声呵责他，他却丝毫不退怯，这一系列的对话，把张生的痴情，莽撞，天真的傻角形象展现出来，形象而生动。面对郑恒的无赖诬陷和抢亲风波，毫不退让，大胆争取，张生自始至终，至诚至信，对待爱情忠贞不移，为爱而痴，为爱而嗔，为爱而喜，为爱而忧，“是一个千古志诚种。”[8]
王实甫《西厢记》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是红娘。通过塑造红娘与“西厢”双方的性格矛盾，展開心理活动，融入现实生活的因素，使得人物的塑造更加典型，有很大的代表性。其一便是泼辣伶俐；面对张生的自报家门，红娘便摆出了一大堆儒家圣人说教，严词陈诉，数落了张生一通。其二聪明、机谨；最先发现张生对莺莺有情，但面对莺莺捉摸不定的心思，她先是谨慎的试探，承受莺莺的猜忌，照顾着莺莺的小性，不予揭破，依然帮着传递书简。其三是能言善辩；在“拷红”一折，“西厢事发”，老夫人震怒，认为丫鬟没有好好规劝小姐，要严惩红娘，其中红娘却用圣人的那套说辞把老夫人驳的哑口无言。除此之外，“王实甫塑造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红娘’的典型，千百年来成为了撮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一类人的代名词，”[9]并在此后开始广泛流传。
从小说到杂剧，西厢故事经历了内容、主题思想、人物性格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莺莺传》是开端，《商调·蝶恋花》是过渡，《西厢记诸宫调》是演变的关键，《西厢记》是最后阶段。总的趋势是越来越朝着市俗文学发展，愈来愈向‘情’的主题靠近；是青年男女思想领域的一次启迪，这种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清醒认识的转变，正是市俗文学中真情说的前沿，此后的传奇戏曲中继承了这一思想，尤其是汤显祖的《牡丹亭》继承了这一思想，并且成为明代中后期思想领域开启开启个性、肯定自我的思想启蒙。真正的爱情是超越一切的，从《莺莺传》到《西厢记》正是这种爱情的美好诠释，这种爱情是伟大的，是至高无上的，它跨越了一切的世俗观念，对当代年轻人的爱情观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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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翼勤点校.元稹撰.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0：274.
[3]王实甫.张燕瑾校注.西厢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64.
[4]赵令畤.商调蝶恋花[A].侯鲭录[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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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宪贞.崔莺莺形象的美学意蕴[J].济宁大学学报，2007，（4）.
[8]齐涛.论《西厢记》中张生性格不足及其历史文化成因[J].文学艺术，2009，（6）
[9]马根权.从《莺莺传》到《西厢记》红娘形象演变的原因[J].今日南国，2010，（178）.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