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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天头微微低着，眼镜片有点下滑，然后抬起眼来看着我。有些外鼓的眼睛，好像在试图摆脱镜框的束缚，把问题看个真切。
他在竭力探索这个世界，以他独特的视角。
过去，他创作戏剧和戏剧音乐，扛着左派的大旗，创作以切·格瓦拉为主角的话剧，热情地拥护毛泽东，他的话语总是指向一个极端，好像不那样就不过瘾似的。
现在，他号称推出了一张“你们不需要的专辑”，用自己并不算美的唱腔，探寻工业化时代的民歌传统。他还对我的“不美”说法提出了异议：“这个我不同意，我的歌唱是很美的，听惯了快餐的人才会认为不美。当然，这是你的感受，我要尊重的。”
你看，他的极端只是一种方式，而非他想要的结果。
就像他并不反对爱喝可口可乐的人，可是他反对那些——“看别人喝可口可乐就跟着喝”的人。他正是害怕这样——误入人群，做不了自己。于是，他说：“你们都怀疑‘毛泽东’，肯定是你们有问题，我就找一个跟你们相反的东西，这样我自己的路就越来越宽广了。”——他的意思是，我并不是一定要走向“毛泽东”的道路，而是要通过两股相反力量的撕扯，找到真正的自我。
这张新专辑《杨柳枝》，取自刘禹锡诗“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要喊出的话是——“民歌在今天，必须活在各处，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时代中生长。”
第一首《卖歌》，他就说出：“那个唱新闻的阿炳被你们忘记了，那个拉二胡的阿炳被你们留下了。 ”然后又开始批判现在的歌曲“爱情都甜成了糖尿病，友谊都麻成了牛肉麻饼”，接着又提出“不如来点买卖公道的手工艺，听众和歌手都先签个约画押，不许短斤缺两不许白吃白喝”。
接着，他用外婆家乡的汤溪话，讲了一个老太太等不到情郎归来的故事，这首歌解决的是方言入歌的问题；《我的朋友京不特》，则是他给过去朋友的一封真切的信：“当初为了真理去流浪，大风大浪我们都不怕……只是为了纸短情长，好多话儿想好又不讲。”他说这写的是一代人失落的情感。
他也唱属于当下的民歌，《小倩的征婚启事引发的公知议论》里唱着：“她想找个男朋友，首先必须送她一辆车……这样做有什么过错？这样做很率真不做作。”
当然，所有的歌里最美的是那首《杨柳枝》，这个久远的美丽故事，由他重新作词编曲，一唱三叹，引人泪下。“杨柳枝啊杨柳枝，风吹细细轻舞飞；杨柳枝啊杨柳枝，雨雪霏霏催人归。”他不认为这是对古老故事的缅怀，而是在通过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来表达对和平的向往，颇具现实意义。
BQ=《北京青年》周刊ZH=张广天
“种田辛苦要唱歌”
张广天说：“民歌，首先是一种立场。”口琴和吉他包装起来的东西，唱着过去的祝福，或者“跑到晚会上去装腔作势，拿几种不存在的唱法来忽悠外行”，都不能算民歌。
民歌是像阿炳那样，感时而发，与现实发生碰撞和照应，而不只是悦耳的情与爱，就像过去的人们那样，“种田辛苦要唱歌”。
BQ：你的那句词“唱新闻的阿炳被你们忘记了，拉二胡的阿炳被你们留下了”，具体指的是什么？
ZH：阿炳是农业时代最后一个吟唱人，但是我们只记住他的《二泉映月》，忘记了他主要是在唱发生的事情，他在无锡一带唱新闻，把每天发生的事情改成歌，用琵琶伴奏。刚解放的时候，我们上海音乐学院去录阿炳的音乐，那时候钢丝录音带子没带够，就录了他的二胡，别的没有录下来，再去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阿炳唱新闻是一个传统，就像我唱民歌，都是感时而发。
BQ ：你的歌比如《杨柳枝》讲的是过去的故事，而《小倩的征婚启事引发的公知议论》则是现代的故事，我觉得你讲过去的事是很美的，但是讲现在的事没有那么美。
ZH：只因过去了的事和我们没关系了，我们才会从观赏的角度看它。现在的东西会跟你发生联系，你会直接地感受到喜怒哀乐。民歌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唱的是现在而不是过去。刘三姐就有一句歌词是“种田辛苦要唱歌”，她把唱歌的原因说出来了。从农民中出来的民歌，它一定跟种田有关，农民在唱歌舒缓劳累，农民就把自己的感受抒发出来了，所以实际上民歌真正的意义在当下或者未来。过去其实也是民歌，只不过是博物馆里的艺术，它的存在也有意义，只不过意义是观赏和收藏。他不是鲜活的。
BQ：你是不是觉得民歌中一些现实的或者是讽喻的东西丢失了？
ZH：如果民歌在写作中丧失了这样一种立场，一种跟今天的联系，那么你唱得再好它也是不好听的，也只是消费。比如你在这商议时事，有人在那唱着堂会，那么爱听不听，听着不错，不听也可以的。但是有些歌，如果阿炳在那唱新闻的话，你会觉得你很想听很想参与。
BQ：你所说的“真正意义的民歌”，现在很少见到。
ZH：时代的潮流，造成民族自信心的大丧失甚至自我的丧失。就如现在买房子的事，其实真正需要买房子的人并不是很多，那些可以租房子住的人也去买房子。这个就是被时代的虚荣牵着鼻子走，我们的音乐也是同样的问题——都是对国外乐队的翻版，比如民歌用口琴、用吉他、用国外的方式，最主要的不是他的材料，而是他的方式，自身的传统就受到了影响。
“问题是我们不清楚我们需要什么”
张广天并不认为唱民歌只是为了延续老祖宗的传统，假如现在可以坐火车，马车其实是可以丢了的，“问题是我们不清楚我们需要什么”。
他认为真正的公民，不应该被无数信息左右，要遵从自己的内心，看自己是如何成长的，喜欢吃麦当劳大可以吃麦当劳，但是你需要米饭的时候，别不好意思吃米饭——米饭也可以代表先进。
BQ：民歌跟民间有关系，但是民间的这些传统都在丢弃，你反而又在找寻这些传统。
ZH：如果今天的生活一定不需要弦歌的传统了，那我们可以不要。问题是我们不清楚我们需要什么。民歌代表民的歌，是老百姓独立的价值观念，如果十三亿人都是一种活法的话，就不会有特别的民歌。现在是公民社会，应该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才是民歌活的状态。当我听你的歌，我没法归类，民歌才是解放了。
BQ：那你是怎样去找寻民歌传统的呢？
ZH：我不是去找到传统的问题，传统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义。鲁迅先生曾说“国粹能让我活，我就让国粹活，国粹不能让我活，我就不让国粹活。”他这句话说得是很深刻的。就像我们要修一座古庙，老百姓如果没有房子住，你修还有什么用呢，你不如把古庙拆了给老百姓住。这个是鲁迅先生的观点。所以传统不一定要没有理由地保护。
比如你喜欢吃米饭不吃麦当劳，但你吃了两年麦当劳还是喜欢吃米饭，你不能说你喜欢米饭，因为它是民族的。你可以说我吃过麦当劳，它有它的好，但不适合我。
我回想我小时候是听什么音乐长大的，我是在什么环境下生长，我读了什么书，我怎样想问题，当我逐渐发现这个的时候，我就会放弃麦当劳，尤其是别人告诉我麦当劳代表着先进的时候，我米饭也可以代表着先进，我已经发现这个秘密了。不是简单的麦当劳好还是米饭好，是你自己丧失了自信，自己选择了吃麦当劳。如果流行音乐吃着麦当劳也就算了，如果民歌你也吃着麦当劳，那么你完蛋了。
BQ：但是时代大潮是这样的，你是个体，是很微小的，你的反抗有用吗？
ZH：这是一个人的希望。我要尊重我自己，你不尊重我你可以毁灭我，在没有被毁灭之前，我要尊重我自己。工业化社会是人们的一个车站，现在你看有很多在后工业时代的国家人们就越来越民族了，越来越没有霸权了，这其实就是一种希望。
工业化生产关心的是流行，怎么制造流行符号，而我关心的问题是比较个别的问题。
比如汉语是有四声的，唱歌是有平仄起伏的，以前京剧的演唱方式是讲究腔词关系，腔调是指主旋律，词是指歌词，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你不能跟着词的音调往反方向走，这就是一个汉语演唱的问题。
还有复杂叙事入歌的问题，比如我们要了一杯木瓜汁，我们怎么入歌怎么唱，比如说我跟你约好的两点，可是我迟到了，我吃了饭，这些能不能入歌，入了歌之后又怎么唱。
BQ：在我感觉中媒体把你塑造成一个激进、坚硬的人物，但是我在你的歌中听到了忧伤和失落。
ZH：我宁愿他们把我塑造成这样，在这个时代有多少人为了爱情而死，几乎没有，这就说明一切。如果我这么做会有人不喜欢，有人会对抗，我宁愿选择一个你们都不要的标志，让我可以为爱去死。爱情和战斗一样，让我有力量。我宁愿拿毛泽东保护我，让我可以为爱而死。
他在竭力探索这个世界，以他独特的视角。
过去，他创作戏剧和戏剧音乐，扛着左派的大旗，创作以切·格瓦拉为主角的话剧，热情地拥护毛泽东，他的话语总是指向一个极端，好像不那样就不过瘾似的。
现在，他号称推出了一张“你们不需要的专辑”，用自己并不算美的唱腔，探寻工业化时代的民歌传统。他还对我的“不美”说法提出了异议：“这个我不同意，我的歌唱是很美的，听惯了快餐的人才会认为不美。当然，这是你的感受，我要尊重的。”
你看，他的极端只是一种方式，而非他想要的结果。
就像他并不反对爱喝可口可乐的人，可是他反对那些——“看别人喝可口可乐就跟着喝”的人。他正是害怕这样——误入人群，做不了自己。于是，他说：“你们都怀疑‘毛泽东’，肯定是你们有问题，我就找一个跟你们相反的东西，这样我自己的路就越来越宽广了。”——他的意思是，我并不是一定要走向“毛泽东”的道路，而是要通过两股相反力量的撕扯，找到真正的自我。
这张新专辑《杨柳枝》，取自刘禹锡诗“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要喊出的话是——“民歌在今天，必须活在各处，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时代中生长。”
第一首《卖歌》，他就说出：“那个唱新闻的阿炳被你们忘记了，那个拉二胡的阿炳被你们留下了。 ”然后又开始批判现在的歌曲“爱情都甜成了糖尿病，友谊都麻成了牛肉麻饼”，接着又提出“不如来点买卖公道的手工艺，听众和歌手都先签个约画押，不许短斤缺两不许白吃白喝”。
接着，他用外婆家乡的汤溪话，讲了一个老太太等不到情郎归来的故事，这首歌解决的是方言入歌的问题；《我的朋友京不特》，则是他给过去朋友的一封真切的信：“当初为了真理去流浪，大风大浪我们都不怕……只是为了纸短情长，好多话儿想好又不讲。”他说这写的是一代人失落的情感。
他也唱属于当下的民歌，《小倩的征婚启事引发的公知议论》里唱着：“她想找个男朋友，首先必须送她一辆车……这样做有什么过错？这样做很率真不做作。”
当然，所有的歌里最美的是那首《杨柳枝》，这个久远的美丽故事，由他重新作词编曲，一唱三叹，引人泪下。“杨柳枝啊杨柳枝，风吹细细轻舞飞；杨柳枝啊杨柳枝，雨雪霏霏催人归。”他不认为这是对古老故事的缅怀，而是在通过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来表达对和平的向往，颇具现实意义。
BQ=《北京青年》周刊ZH=张广天
“种田辛苦要唱歌”
张广天说：“民歌，首先是一种立场。”口琴和吉他包装起来的东西，唱着过去的祝福，或者“跑到晚会上去装腔作势，拿几种不存在的唱法来忽悠外行”，都不能算民歌。
民歌是像阿炳那样，感时而发，与现实发生碰撞和照应，而不只是悦耳的情与爱，就像过去的人们那样，“种田辛苦要唱歌”。
BQ：你的那句词“唱新闻的阿炳被你们忘记了，拉二胡的阿炳被你们留下了”，具体指的是什么？
ZH：阿炳是农业时代最后一个吟唱人，但是我们只记住他的《二泉映月》，忘记了他主要是在唱发生的事情，他在无锡一带唱新闻，把每天发生的事情改成歌，用琵琶伴奏。刚解放的时候，我们上海音乐学院去录阿炳的音乐，那时候钢丝录音带子没带够，就录了他的二胡，别的没有录下来，再去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阿炳唱新闻是一个传统，就像我唱民歌，都是感时而发。
BQ ：你的歌比如《杨柳枝》讲的是过去的故事，而《小倩的征婚启事引发的公知议论》则是现代的故事，我觉得你讲过去的事是很美的，但是讲现在的事没有那么美。
ZH：只因过去了的事和我们没关系了，我们才会从观赏的角度看它。现在的东西会跟你发生联系，你会直接地感受到喜怒哀乐。民歌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唱的是现在而不是过去。刘三姐就有一句歌词是“种田辛苦要唱歌”，她把唱歌的原因说出来了。从农民中出来的民歌，它一定跟种田有关，农民在唱歌舒缓劳累，农民就把自己的感受抒发出来了，所以实际上民歌真正的意义在当下或者未来。过去其实也是民歌，只不过是博物馆里的艺术，它的存在也有意义，只不过意义是观赏和收藏。他不是鲜活的。
BQ：你是不是觉得民歌中一些现实的或者是讽喻的东西丢失了？
ZH：如果民歌在写作中丧失了这样一种立场，一种跟今天的联系，那么你唱得再好它也是不好听的，也只是消费。比如你在这商议时事，有人在那唱着堂会，那么爱听不听，听着不错，不听也可以的。但是有些歌，如果阿炳在那唱新闻的话，你会觉得你很想听很想参与。
BQ：你所说的“真正意义的民歌”，现在很少见到。
ZH：时代的潮流，造成民族自信心的大丧失甚至自我的丧失。就如现在买房子的事，其实真正需要买房子的人并不是很多，那些可以租房子住的人也去买房子。这个就是被时代的虚荣牵着鼻子走，我们的音乐也是同样的问题——都是对国外乐队的翻版，比如民歌用口琴、用吉他、用国外的方式，最主要的不是他的材料，而是他的方式，自身的传统就受到了影响。
“问题是我们不清楚我们需要什么”
张广天并不认为唱民歌只是为了延续老祖宗的传统，假如现在可以坐火车，马车其实是可以丢了的，“问题是我们不清楚我们需要什么”。
他认为真正的公民，不应该被无数信息左右，要遵从自己的内心，看自己是如何成长的，喜欢吃麦当劳大可以吃麦当劳，但是你需要米饭的时候，别不好意思吃米饭——米饭也可以代表先进。
BQ：民歌跟民间有关系，但是民间的这些传统都在丢弃，你反而又在找寻这些传统。
ZH：如果今天的生活一定不需要弦歌的传统了，那我们可以不要。问题是我们不清楚我们需要什么。民歌代表民的歌，是老百姓独立的价值观念，如果十三亿人都是一种活法的话，就不会有特别的民歌。现在是公民社会，应该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才是民歌活的状态。当我听你的歌，我没法归类，民歌才是解放了。
BQ：那你是怎样去找寻民歌传统的呢？
ZH：我不是去找到传统的问题，传统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义。鲁迅先生曾说“国粹能让我活，我就让国粹活，国粹不能让我活，我就不让国粹活。”他这句话说得是很深刻的。就像我们要修一座古庙，老百姓如果没有房子住，你修还有什么用呢，你不如把古庙拆了给老百姓住。这个是鲁迅先生的观点。所以传统不一定要没有理由地保护。
比如你喜欢吃米饭不吃麦当劳，但你吃了两年麦当劳还是喜欢吃米饭，你不能说你喜欢米饭，因为它是民族的。你可以说我吃过麦当劳，它有它的好，但不适合我。
我回想我小时候是听什么音乐长大的，我是在什么环境下生长，我读了什么书，我怎样想问题，当我逐渐发现这个的时候，我就会放弃麦当劳，尤其是别人告诉我麦当劳代表着先进的时候，我米饭也可以代表着先进，我已经发现这个秘密了。不是简单的麦当劳好还是米饭好，是你自己丧失了自信，自己选择了吃麦当劳。如果流行音乐吃着麦当劳也就算了，如果民歌你也吃着麦当劳，那么你完蛋了。
BQ：但是时代大潮是这样的，你是个体，是很微小的，你的反抗有用吗？
ZH：这是一个人的希望。我要尊重我自己，你不尊重我你可以毁灭我，在没有被毁灭之前，我要尊重我自己。工业化社会是人们的一个车站，现在你看有很多在后工业时代的国家人们就越来越民族了，越来越没有霸权了，这其实就是一种希望。
工业化生产关心的是流行，怎么制造流行符号，而我关心的问题是比较个别的问题。
比如汉语是有四声的，唱歌是有平仄起伏的，以前京剧的演唱方式是讲究腔词关系，腔调是指主旋律，词是指歌词，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你不能跟着词的音调往反方向走，这就是一个汉语演唱的问题。
还有复杂叙事入歌的问题，比如我们要了一杯木瓜汁，我们怎么入歌怎么唱，比如说我跟你约好的两点，可是我迟到了，我吃了饭，这些能不能入歌，入了歌之后又怎么唱。
BQ：在我感觉中媒体把你塑造成一个激进、坚硬的人物，但是我在你的歌中听到了忧伤和失落。
ZH：我宁愿他们把我塑造成这样，在这个时代有多少人为了爱情而死，几乎没有，这就说明一切。如果我这么做会有人不喜欢，有人会对抗，我宁愿选择一个你们都不要的标志，让我可以为爱去死。爱情和战斗一样，让我有力量。我宁愿拿毛泽东保护我，让我可以为爱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