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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崩离析的自然山水,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影像墓志铭。
山水空间的崩离直接构成了对我们的生命空间的挑战——自然空间收缩甚至崩盘。从那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山水的命运,即我们的命运。
相比景点化的“山水”,或者说文化符号的“山水”,现代城市显得遥远得多,它们簇拥在山水的另一端,熙熙攘攘,高楼耸立,怎么看都与山水没有半点关系。
但城市已具有了现代“山水”的可能性。我们赞美的“城市的美好”,同时也是一种烦恼甚至灾难,因为城市在试图“让生活更美好”的同时,也陷入了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困惑。“城市化”已成为一个不可遏止的幻想狂潮——其所付出的代价让人触目惊心。
杨泳梁是近几年艺术界较为活跃的摄影家,在他的惊悚性作品《通天塔》里,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立足于拼景,将客观的都市情景置于自我的主观架构下,用ps做成的都市建筑物和高架桥等都市实体,构成了一个蓬勃开放的蘑菇云般螺旋上升的山水结构,扶摇直上,直冲云霄。杨的作品借用我们对于原子弹等爆炸物的视觉体验,来强化“都市的尽头”这一命题的迫切性爆炸随时存在。
《通天塔》作品远看就是水墨画,近看才会发觉是都市景观,而我们身在其中,微不足道。在杨的创作里,山水其实就是强大的都市魔影,那些正在无限繁殖的、无法安放的都市欲望和城市黑洞,戴着美好的“山水”面孔,膨胀成我们永远不想看到的形状和走向。
这样的视觉挑衅,在我们的欣赏经验里并不多见——它将问题的能量全部聚合,呈现出危险性。这些都市景观构成的现代山水,在呈现其丰富性的同时,成为对于现代性的质问。
那些远离城市的山水,命运更不容乐观。在狭义的山水那里,山水就是我们的生存空间,早在尤金一史密斯的名作《水俣》里,他就用大量的镜头来呈现由于污染带给山水的破坏,以及由此导致各种怪病频发的悲惨景象。这种人道主义的创作,已经成为众多摄影人正在力行的方向。
对于山水的命运,河北摄影师许宝宽的《新风景》就很好地给出了答案,他的《新风景》离开了都市语境,而转向真正的山水。在拍摄于河北永定河上游的这组《新风景》里,他运用了传统风光的拍摄方法:美好的构图、灿烂的光影。而此刻的山水已经面目全非,如同剔掉皮毛的尸体,公路分割了逶迤的山峦,植被被破坏得所剩无几,不远处,挖掘机正在隆隆作业。
许宝宽的这组未完成作品,拍摄状态明确地关注了现代文明的侵蚀性,而其“未完成状态”就意味着这种侵蚀的无休止。我们用来修身养性的山水已经消失,转身进入一种文化想象里。而真正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山水,则是货真价实的人造山水。
无独有偶,杭州摄影师杭鸣峙拍摄的《移山》,用彩色和黑白片两种形式完整地呈现了山水的体无完肤,原先平原地带的小山丘纯自然的美景已无处可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深坑,填满垃圾的容器,和开采的灰尘云烟,瘦骨嶙峋的山水变体一起,构成现代山水的一部分。
这种视觉幻象一再左右着摄影师的影像表达,成为他们发声的途径,在回避了表达的攻击性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参考和思考的证据图像。
由于受命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主体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最终走出了合理开发的底线,对自然资源进行透支。经济发展导致的结构性暴力极大地改变了自然空间,其实质是向人类的生命空间逼宫的最致命的一步。这些结构性暴力导致的难以调适的困境正在成为定时炸弹,人类的命运日渐岌岌可危,反映在影像中,就是残酷的视觉震荡。
面对山水的命运,我们怎样作答?或许无需等待,尽头自会来临,而我们必定是失意而悲伤的那一群人,任山水替我们呼号。
山水空间的崩离直接构成了对我们的生命空间的挑战——自然空间收缩甚至崩盘。从那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山水的命运,即我们的命运。
相比景点化的“山水”,或者说文化符号的“山水”,现代城市显得遥远得多,它们簇拥在山水的另一端,熙熙攘攘,高楼耸立,怎么看都与山水没有半点关系。
但城市已具有了现代“山水”的可能性。我们赞美的“城市的美好”,同时也是一种烦恼甚至灾难,因为城市在试图“让生活更美好”的同时,也陷入了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困惑。“城市化”已成为一个不可遏止的幻想狂潮——其所付出的代价让人触目惊心。
杨泳梁是近几年艺术界较为活跃的摄影家,在他的惊悚性作品《通天塔》里,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立足于拼景,将客观的都市情景置于自我的主观架构下,用ps做成的都市建筑物和高架桥等都市实体,构成了一个蓬勃开放的蘑菇云般螺旋上升的山水结构,扶摇直上,直冲云霄。杨的作品借用我们对于原子弹等爆炸物的视觉体验,来强化“都市的尽头”这一命题的迫切性爆炸随时存在。
《通天塔》作品远看就是水墨画,近看才会发觉是都市景观,而我们身在其中,微不足道。在杨的创作里,山水其实就是强大的都市魔影,那些正在无限繁殖的、无法安放的都市欲望和城市黑洞,戴着美好的“山水”面孔,膨胀成我们永远不想看到的形状和走向。
这样的视觉挑衅,在我们的欣赏经验里并不多见——它将问题的能量全部聚合,呈现出危险性。这些都市景观构成的现代山水,在呈现其丰富性的同时,成为对于现代性的质问。
那些远离城市的山水,命运更不容乐观。在狭义的山水那里,山水就是我们的生存空间,早在尤金一史密斯的名作《水俣》里,他就用大量的镜头来呈现由于污染带给山水的破坏,以及由此导致各种怪病频发的悲惨景象。这种人道主义的创作,已经成为众多摄影人正在力行的方向。
对于山水的命运,河北摄影师许宝宽的《新风景》就很好地给出了答案,他的《新风景》离开了都市语境,而转向真正的山水。在拍摄于河北永定河上游的这组《新风景》里,他运用了传统风光的拍摄方法:美好的构图、灿烂的光影。而此刻的山水已经面目全非,如同剔掉皮毛的尸体,公路分割了逶迤的山峦,植被被破坏得所剩无几,不远处,挖掘机正在隆隆作业。
许宝宽的这组未完成作品,拍摄状态明确地关注了现代文明的侵蚀性,而其“未完成状态”就意味着这种侵蚀的无休止。我们用来修身养性的山水已经消失,转身进入一种文化想象里。而真正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山水,则是货真价实的人造山水。
无独有偶,杭州摄影师杭鸣峙拍摄的《移山》,用彩色和黑白片两种形式完整地呈现了山水的体无完肤,原先平原地带的小山丘纯自然的美景已无处可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深坑,填满垃圾的容器,和开采的灰尘云烟,瘦骨嶙峋的山水变体一起,构成现代山水的一部分。
这种视觉幻象一再左右着摄影师的影像表达,成为他们发声的途径,在回避了表达的攻击性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参考和思考的证据图像。
由于受命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主体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最终走出了合理开发的底线,对自然资源进行透支。经济发展导致的结构性暴力极大地改变了自然空间,其实质是向人类的生命空间逼宫的最致命的一步。这些结构性暴力导致的难以调适的困境正在成为定时炸弹,人类的命运日渐岌岌可危,反映在影像中,就是残酷的视觉震荡。
面对山水的命运,我们怎样作答?或许无需等待,尽头自会来临,而我们必定是失意而悲伤的那一群人,任山水替我们呼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