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被称为“中国电影的转变年”，“左翼”电影大量涌现，从而实现了历史性转变。1983年柯灵在《试为“五四”与电影画一轮廓——电影回顾录》一文中回顾总结了难忘的1933年，文中写到：“1.党的‘电影小组’的成立，促成了中国电影的历史性转变，由长期处于外化而终于纳入新文化运动轨道，这是电影界的头等大事。2.改变了电影面貌，剧本是基本的一环。3.剧本风格的改变，必然影响导演的风格。4.评论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他在文中还十分坚定地写到：“中国电影接受新文艺与左翼文艺的影响，并引起方向性转变，时在1933年，是党对电影界进行工作的结果。”
　　柯灵在夏衍、田汉、钱杏邨、阳翰笙等一批“左翼”骨干们的带领下，其文章的“左翼”倾向性也越来越鲜明。此刻“白色恐怖”愈演愈烈，国民党政府当局大肆追捕中共地下党人，由于文化界电影界田汉和阳翰笙等人的被捕，这些“左翼”作家们以及在其周围的进步作家们都面临着随时被捕的危险。钱杏邨在回家途中发现家里已出事，便急忙赶去柯灵家，告知柯灵，并嘱请柯灵去通知另一位中共地下党员钱筱章转移。经过这次抓捕事件，柯灵意识到，“白色恐怖”同样笼罩在他的周围，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和阻碍他继续战斗，反而使他越挫越勇，越战越坚强。
　　1937年上海陷入“孤岛”之后，柯灵又再一次与茅盾、巴金、钱杏邨、夏衍、郭沫若、邹韬奋、胡愈之、郑振铎、夏丐尊等人一起，加入到《救亡日报》抗日宣传的行列之中。在抗日的炮火中，在日军和汪伪政府的屠刀笼罩下，柯灵不惧危险，同时还主编了时事文艺周刊《民族呼声》，并吸引了上海的作家、学者、理论家、影评家纷纷为这份宣传抗日的刊物撰稿。也正是由于在这一时期，柯灵先后在报刊杂志等不同领域，撰写和发表了抨击日本侵略者肆意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以及揭露汪伪政府卖国求荣的文章，因此，他先后两次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其中一次还被严刑拷打上了老虎凳。然而此时的柯灵已成为了一个坚定的民族爱国主义斗士。任敌人的威胁利诱逼供，柯灵只有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