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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就确立的奋斗目标。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要走向富强，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党经过探索后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然后第二步才能转入社会主义。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怎样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呢？
毛泽东支持土地改革
“耕者有其田”是几千年来无数中国百姓的梦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仍维持封建土地制度，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凭借占有的土地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占农村人口90%多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20%-30%的土地，终年辛勤劳动，却受尽剥削，生活不得温饱。
这种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着农村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6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关于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具体规定了以经济地位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等成分的标准。
于是，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党领导广大新解放区进行了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
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曾发生了一件毛泽东为自己家划成分的事。
1950年深冬，湖南韶山乡的土地改革运动已进入划分成分的阶段，应该给毛泽东家划什么成分呢？当时负责土地改革的农会主席兼乡长毛寅秋的心里非常矛盾。
按照土改政策和毛泽东的家境，应将毛泽东家划分为富农。韶山冲有600多户人家。毛泽东的祖父毛思普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曾因为家境衰落，不得不忍痛把祖传的部分田产典当给别人。
到了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时，家境逐步好转起来。毛贻昌17岁当家理事，由于负债被迫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积攒了一些钱。回家后不久，他不仅赎回了被典当出去的土地，还新买了一些土地，让自己家的土地增加到20多亩，每年可收获大约4吨稻谷。
湘潭有着远近有名的米市。毛贻昌喜交游、善经营、精通为商之道，资本逐渐积攒到两三千元，并自制了“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成了韶山冲很有名气的富人。
但是，要把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划为富农，毛寅秋心里既不安又不忍。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家乡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您的亲切关怀下，土改已进入划分成分、分田的阶段了。您老是知道的，韶山是山多地少，初步推算，人均九分三左右，不知您老一家有几口人分田，特向您汇报，请指示。
毛泽东收到信后，立即明白了毛寅秋的言外之意。他望着信沉思良久。他想的不仅仅是自家的成分，而是党的土改政策。
经过慎重思考，毛泽东把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叫到身边，给他们看了信后说，咱们家应定为富农，这是毫无争议的事。你们俩回韶山去一趟，把我的意见告诉他们：第一，划分为富农;第二，所有财产分给农民，带去300元钱，作为退押金;第三，人民的政府执法不徇情，照政策办事，人民会相信政府。
不久，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回到韶山，按父亲的要求妥善地处理了这件事。
由此可见，毛泽东处处想的是国家这个大家，对自己的小家从来都是严格要求的。
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港澳台外，土地改革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全国有约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还分得了大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
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取得的一个历史性胜利。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195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不时响起。人们走亲访友，串门拜年，沉浸在欢庆新年的喜悦中。
这一天，毛泽东离开北京。他所乘坐的专列一路南下，顶着凛冽的寒风奔驰在京汉线上。
这是毛泽东进北京城后第二次外出视察工作。
这一天上午，专列路过河北。毛泽东想找一位县委书记了解当地农村互助合作发展的情况。于是，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被请上了专列。
北方的2月，车外寒风呼啸，车内会议室里却暖意融融。毛泽东向张玉美详细询问邢台县的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情况。当听到全县入社入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87%时，毛泽东又高兴又惊讶，问原因是什么。
张玉美回答：第一，邢台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已有10多年的历史;第二，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方针、原则和办法符合民意，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比如，一个叫东川口的村，有70户农民，1个多月的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1952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就增产了12%。
毛泽东听了十分兴奋，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
随后，他又问办社过程中有哪些困难和问题，张玉美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听得十分专注，表情时而凝重，时而轻松，频频点头。
不知不覺，专列已经驶入郑州火车站。毛泽东从椅子上站起来，在车厢里来回踱步，最后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
2月16日深夜，专列抵达武汉。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几个领导人吃饭。饭间和饭后，毛泽东询问最多的是武汉市的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相关情况，谈得最多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2月19日中午，毛泽东离开武汉，乘“长江号”军舰顺流而下，在九江换乘“洛阳号”军舰，20日到达安庆。第二天上午，毛泽东走上江岸，走进群众的菜地，一边指点着说出蔬菜名称，一边询问大家的生产、生活情况…… 毛泽东随后乘军舰来到南京，继而北上，经徐州、天津，于26日回到北京。一路上，他向江苏省、天津市以及其他一些省市的负责人着重了解当地经济的发展情况。
这次南下视察，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对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调研。
通过这次较大范围的调研，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已经基本成熟。
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就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虽然是刚刚视察回来，但毛泽东的脸上并没有丝毫的疲惫。他向与会者讲述了自己一路上的见闻和感受。
谈到在湖北视察时和孝感地委负责人的谈话时，毛泽东说：什么是过渡时期？过渡时期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1年，两步两年，3步3年，4步4年，5步5年，6步6年……10到15年走完了。我让他们把这话传达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
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
6月13日，全国财经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
6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作了系统阐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同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党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问题认识上的一个重要改变，是符合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和规律的。
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土地改革胜利完成以后，我国农村的生产力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获得了解放。但是，在我国农业中占绝对优势的仍然是小农经济，而工业化不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因此，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位列三大改造之首。
怎样改造呢？
提倡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党的一贯主张。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农村，为解决农业生产中单一农户劳动力、畜力、农具不足的困难，在自愿互利基础上普遍发展了劳动互助组织，主要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临时互助组。一般由几户农民在农忙季节临时组织起来，进行换工互助，农忙过后即解散。这是互助组的初级形式。
第二种是常年互助组。在规模上，常年互助组一般比临时互助组大，组员也比较稳定;在互助事项上，常年互助组除全年在主要农业生产活动中开展劳动互助外，还进行其他农副业的互助结合;常年互助组的组员之间有初步的劳动分工，有的常年互助组还积累了少量的公共财产。这是互助组的高级形式。
随着土地改革后多数农民经济地位的上升，农村中开始出现农民中农化的趋势。中农既是小生产者，又是小私有者。其中，还有少数富裕中农上升为新富农。
如何看待农村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现阶段要不要削弱以及动摇农民小私有基础？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促使党内在引导农业互助组织走向较高级形式的问题上统一了认识。
我们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
1953年12月，党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认为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显示出优越性，可以成为引导农民过渡到土地公有的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的适当形式。
贯彻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全国农村很快掀起了大办合作社的热潮。当时的许多统计材料显示，合作社80%以上都增产增收，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手工业所提供的产品几乎涉及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手工业历来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初期，由于我国当时的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手工业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当时我国的手工业是分散的个体手工业，生产条件落后，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弱。
因此，党确定改造个体手工业的任务就是逐步引导手工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先从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开始，到组织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逐步过渡到高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1954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达到4.17万个、社（组）员121.35万人;手工业当年产值达到11.7亿元，是1953年产值的1.2倍。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0年春末夏初，中南海碧水盈盈，颐年堂喜气洋洋。荣毅仁被通知出席毛泽东招待部分党外人士的宴会。这是荣毅仁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当荣毅仁等人来到时，毛泽东在门前热情地迎接他们。当介绍到荣毅仁时，毛泽东握住他的手亲切地说：“荣先生，你是大资本家呀！”
周恩来在一旁打趣地说：“他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少壮派’。”
时年34岁的荣毅仁连忙说：“哪里……哪里……”
毛泽东看到荣毅仁毕恭毕敬的样子，微笑着又补充了一句：“你来了，很好。”
宴会就像家人团聚，气氛轻松欢快。席间，毛泽东鼓励大家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地做下去，好事做得越多越有名誉，人民的奖励也越多，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毛泽东的话，语重心长，感人肺腑，既是谆谆的嘱咐，又是殷切的期望，使荣毅仁感到无比温暖。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荣毅仁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和优良作风。他坚定地表示：“我是一個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谁都认识到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走人人富裕的道路，中国才能够强盛繁荣。”
1954年5月，荣毅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提出对申新纺织公司等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他的这一做法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作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荣毅仁因此赢得了普遍尊重，被誉为“红色资本家”。
到1956年初，从首都北京开始，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1个月内，全国有118个大中城市和193个县的私营工商业户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新中国成立7年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
（摘自《写给青少年的党史》，青岛出版社出版）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要走向富强，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党经过探索后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然后第二步才能转入社会主义。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怎样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呢？
毛泽东支持土地改革
“耕者有其田”是几千年来无数中国百姓的梦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仍维持封建土地制度，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凭借占有的土地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占农村人口90%多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20%-30%的土地，终年辛勤劳动，却受尽剥削，生活不得温饱。
这种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着农村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6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关于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具体规定了以经济地位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等成分的标准。
于是，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党领导广大新解放区进行了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
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曾发生了一件毛泽东为自己家划成分的事。
1950年深冬，湖南韶山乡的土地改革运动已进入划分成分的阶段，应该给毛泽东家划什么成分呢？当时负责土地改革的农会主席兼乡长毛寅秋的心里非常矛盾。
按照土改政策和毛泽东的家境，应将毛泽东家划分为富农。韶山冲有600多户人家。毛泽东的祖父毛思普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曾因为家境衰落，不得不忍痛把祖传的部分田产典当给别人。
到了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时，家境逐步好转起来。毛贻昌17岁当家理事，由于负债被迫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积攒了一些钱。回家后不久，他不仅赎回了被典当出去的土地，还新买了一些土地，让自己家的土地增加到20多亩，每年可收获大约4吨稻谷。
湘潭有着远近有名的米市。毛贻昌喜交游、善经营、精通为商之道，资本逐渐积攒到两三千元，并自制了“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成了韶山冲很有名气的富人。
但是，要把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划为富农，毛寅秋心里既不安又不忍。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家乡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您的亲切关怀下，土改已进入划分成分、分田的阶段了。您老是知道的，韶山是山多地少，初步推算，人均九分三左右，不知您老一家有几口人分田，特向您汇报，请指示。
毛泽东收到信后，立即明白了毛寅秋的言外之意。他望着信沉思良久。他想的不仅仅是自家的成分，而是党的土改政策。
经过慎重思考，毛泽东把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叫到身边，给他们看了信后说，咱们家应定为富农，这是毫无争议的事。你们俩回韶山去一趟，把我的意见告诉他们：第一，划分为富农;第二，所有财产分给农民，带去300元钱，作为退押金;第三，人民的政府执法不徇情，照政策办事，人民会相信政府。
不久，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回到韶山，按父亲的要求妥善地处理了这件事。
由此可见，毛泽东处处想的是国家这个大家，对自己的小家从来都是严格要求的。
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港澳台外，土地改革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全国有约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还分得了大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
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取得的一个历史性胜利。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195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不时响起。人们走亲访友，串门拜年，沉浸在欢庆新年的喜悦中。
这一天，毛泽东离开北京。他所乘坐的专列一路南下，顶着凛冽的寒风奔驰在京汉线上。
这是毛泽东进北京城后第二次外出视察工作。
这一天上午，专列路过河北。毛泽东想找一位县委书记了解当地农村互助合作发展的情况。于是，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被请上了专列。
北方的2月，车外寒风呼啸，车内会议室里却暖意融融。毛泽东向张玉美详细询问邢台县的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情况。当听到全县入社入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87%时，毛泽东又高兴又惊讶，问原因是什么。
张玉美回答：第一，邢台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已有10多年的历史;第二，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方针、原则和办法符合民意，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比如，一个叫东川口的村，有70户农民，1个多月的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1952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就增产了12%。
毛泽东听了十分兴奋，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
随后，他又问办社过程中有哪些困难和问题，张玉美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听得十分专注，表情时而凝重，时而轻松，频频点头。
不知不覺，专列已经驶入郑州火车站。毛泽东从椅子上站起来，在车厢里来回踱步，最后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
2月16日深夜，专列抵达武汉。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几个领导人吃饭。饭间和饭后，毛泽东询问最多的是武汉市的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相关情况，谈得最多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2月19日中午，毛泽东离开武汉，乘“长江号”军舰顺流而下，在九江换乘“洛阳号”军舰，20日到达安庆。第二天上午，毛泽东走上江岸，走进群众的菜地，一边指点着说出蔬菜名称，一边询问大家的生产、生活情况…… 毛泽东随后乘军舰来到南京，继而北上，经徐州、天津，于26日回到北京。一路上，他向江苏省、天津市以及其他一些省市的负责人着重了解当地经济的发展情况。
这次南下视察，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对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调研。
通过这次较大范围的调研，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已经基本成熟。
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就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虽然是刚刚视察回来，但毛泽东的脸上并没有丝毫的疲惫。他向与会者讲述了自己一路上的见闻和感受。
谈到在湖北视察时和孝感地委负责人的谈话时，毛泽东说：什么是过渡时期？过渡时期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1年，两步两年，3步3年，4步4年，5步5年，6步6年……10到15年走完了。我让他们把这话传达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
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
6月13日，全国财经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
6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作了系统阐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同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党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问题认识上的一个重要改变，是符合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和规律的。
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土地改革胜利完成以后，我国农村的生产力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获得了解放。但是，在我国农业中占绝对优势的仍然是小农经济，而工业化不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因此，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位列三大改造之首。
怎样改造呢？
提倡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党的一贯主张。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农村，为解决农业生产中单一农户劳动力、畜力、农具不足的困难，在自愿互利基础上普遍发展了劳动互助组织，主要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临时互助组。一般由几户农民在农忙季节临时组织起来，进行换工互助，农忙过后即解散。这是互助组的初级形式。
第二种是常年互助组。在规模上，常年互助组一般比临时互助组大，组员也比较稳定;在互助事项上，常年互助组除全年在主要农业生产活动中开展劳动互助外，还进行其他农副业的互助结合;常年互助组的组员之间有初步的劳动分工，有的常年互助组还积累了少量的公共财产。这是互助组的高级形式。
随着土地改革后多数农民经济地位的上升，农村中开始出现农民中农化的趋势。中农既是小生产者，又是小私有者。其中，还有少数富裕中农上升为新富农。
如何看待农村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现阶段要不要削弱以及动摇农民小私有基础？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促使党内在引导农业互助组织走向较高级形式的问题上统一了认识。
我们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
1953年12月，党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认为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显示出优越性，可以成为引导农民过渡到土地公有的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的适当形式。
贯彻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全国农村很快掀起了大办合作社的热潮。当时的许多统计材料显示，合作社80%以上都增产增收，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手工业所提供的产品几乎涉及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手工业历来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初期，由于我国当时的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手工业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当时我国的手工业是分散的个体手工业，生产条件落后，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弱。
因此，党确定改造个体手工业的任务就是逐步引导手工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先从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开始，到组织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逐步过渡到高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1954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达到4.17万个、社（组）员121.35万人;手工业当年产值达到11.7亿元，是1953年产值的1.2倍。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0年春末夏初，中南海碧水盈盈，颐年堂喜气洋洋。荣毅仁被通知出席毛泽东招待部分党外人士的宴会。这是荣毅仁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当荣毅仁等人来到时，毛泽东在门前热情地迎接他们。当介绍到荣毅仁时，毛泽东握住他的手亲切地说：“荣先生，你是大资本家呀！”
周恩来在一旁打趣地说：“他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少壮派’。”
时年34岁的荣毅仁连忙说：“哪里……哪里……”
毛泽东看到荣毅仁毕恭毕敬的样子，微笑着又补充了一句：“你来了，很好。”
宴会就像家人团聚，气氛轻松欢快。席间，毛泽东鼓励大家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地做下去，好事做得越多越有名誉，人民的奖励也越多，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毛泽东的话，语重心长，感人肺腑，既是谆谆的嘱咐，又是殷切的期望，使荣毅仁感到无比温暖。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荣毅仁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和优良作风。他坚定地表示：“我是一個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谁都认识到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走人人富裕的道路，中国才能够强盛繁荣。”
1954年5月，荣毅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提出对申新纺织公司等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他的这一做法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作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荣毅仁因此赢得了普遍尊重，被誉为“红色资本家”。
到1956年初，从首都北京开始，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1个月内，全国有118个大中城市和193个县的私营工商业户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新中国成立7年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
（摘自《写给青少年的党史》，青岛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