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野夫在内地出了第一本散文集《乡关何处》，我读完后很快就给了好评—“野夫 、章诒和 、高尔泰、陈丹青是当代散文最重要的收获。章老太的文字是贵族的幽怨，高老头的文字是自由鸟的啼血，陈教授的文字是猫头鹰的直视；而野夫的文字则有着青铜的质地、狼的孤独、厉鬼的哀号，楚辞的瑰丽想象。”
　　可为什么我又将野夫的第二本散文集《身边的江湖》列为“失望之书”呢？不是说野夫这书烂，而是说他的写作没突破，甚至出现了倒退。有人说，野夫的文字像川菜，剧烈的感情和戏剧化的人生际遇就像漂着一层红油的浓稠麻辣锅底，味道够重，够爽，但吃多了会麻木。确实，野夫的文章意象惨烈悲苦，文字却丰沃肥美。大凡辞藻华丽的作家都会使人生腻，所以散文大师周作人才故意将文章写得寡淡简涩。但我认为，只要“情深而不诡” 、“事信而不诞”，辞藻华丽点也无妨，所以，关键还是“情深”、“事信”与否。
　　“情深”不只是说作者与描写对象感情深，更指作为写作素材的个体记忆必须经过时间的积淀。《乡关何处》里的大部分文章都够得上“情深”，比如，他写母亲“她艰难的一跃轰然划破默默秋江，那惨烈的涟漪却至今荡漾在我的心头。”这记忆之于野夫，就好比鲁迅说的“像刀刮落的鱼鳞，布满血丝”，形诸笔墨，自然动人。可在《身边的江湖》里，除了黎爷、球球、老谭外，其他文章的记忆都缺乏时间积淀，比如，说毛喻原“洁士”、“超脱高蹈之姿”，就有文人圈互捧的恶臭；写香格里拉那篇，串入不少荤段子，本是显示性情，可怎么看野夫都放不开，反给人“老不正经”的别扭感。
　　而“事信”方面的问题在于，作为狐狸型作家，野夫开始有了“刺猬”的野心，他急于向世人解释大历史、传达思想，而不是分享他对世界的敏锐感受。这有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加入的大段说教，破坏了文学的艺术性。比如，他想通过表哥来写缅共，可对历史背景理解不够，叙述起来就一脚高一脚低；更让我担心的是野夫的“民国情结”，似乎因为外公是国民党军官，而外婆、父母、自己，三代人都在大陆遭受了政治践踏，一个斯文未坠、白衣飘飘的民国，作为当下的“他者”就清新地绽放在野夫心底，于是，便有了《民国屐痕》中将读者送工艺品的普通举动升华为“那近似吴侬软语的国语，透着从容自重和良善。”其实，龙应台也好，陈丹青、野夫也罢，都不妨先读读杨奎松、吕芳上等民国史家的书再施展“刺猬”野心不迟。
　　野夫经历坎坷，记忆太盛，这是宝藏，也是负累。在《身边的江湖》里，如果说记忆是骨头，骨质在疏松；如果说记忆是血肉，脂肪太多了；如果说记忆是皮肤，死皮妨碍了写作感知。野夫若想散文写作赶上王鼎钧（鼎公当是话语圈当代散文第一人）的水平，一方面要小心那些廉价赞美和商业利用；另一方面要使自己的学术积累与刺猬冲动相匹配。

　　身边的江湖
　　野夫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
　　定价： 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