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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1931年的特大洪水，社会力量比任何时代都活跃，这弥补了政府在救灾体制方面的缺失。
1931年4月下旬，中国南方雨季绵延不绝。进入5月后，大雨开始遍及全国。7月，长江、大运河、黄河泛滥，东北的辽河、鸭绿江、松花江、嫩江等河流，也纷纷泛滥成灾。
天灾人祸
1931年8月24日的《申报》报道，夏秋的数月之内，“长江之水未退，黄河之水又增，汉日之难未纤，洛阳之灾又起”，到处洪水横流，灾情几遍全国。
受灾各省中，以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河南、山东8省最为严重。据国民政府计算，各省受灾面积，“湖南占十分之四，湖北占十分之三，安徽占十分之七，江苏占十分之六，江西占十分之三，河南占十分之二，浙江占十分之一”。
《国闻周报》称：“现时全国水灾区域，有谓16省者，然将各报记载归纳一处，岂止16省已哉……他如河北、山西、辽宁诸省，被水灾者，多少不等，几无一省能以幸免。此诚历史上少有之浩劫。”
1931年的《国闻周报》还刊登过这样一幅照片：在汉口市繁华的中山路上，浊浪滚滚，漫无边际。高楼、电杆泡在水里，各种船只在通衙大道上往来行驰。“大船若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蚁，漂流四围”——这就是汉口陆沉的真实写照。白天像火炉似的闷热，积水里漂浮的人畜尸体、污秽垃圾发出阵阵恶臭，瘟疫迅速地四处蔓延。
世界著名飞行家林白及其夫人安妮于1931年飞赴中国南方，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区停留了约2个星期，在洪水严重泛滥的地区做过几次调查飞行。
安妮后来说：“我们沿着长江向东飞行，直到大运河，随后转向北方。最初，我们只注意到长江沿岸明显的洪水淹没地区，透过洪水，可以看到绿色的晚熟作物……由于洪水覆盖，已经看不到田地了……一片死寂，静得令人恐怖。洪水似乎要一直逗留下去。实际上，明年春天之前也绝无退水的希望。”
国民政府财政顾问阿瑟·恩杨格写道：此次灾难“不仅超过中国苦难历史中任何一次水灾，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中创记录的大灾”。国民党中央在《为赈济水灾告全国同胞书》中哀叹：“汤汤江汉，滔天未已。茫茫禹迹，沉没堪虞。死者尽葬鱼腹，生者沦为饿殍。斯诚国家之不幸，民族之奇灾!”
1931年的中国，可谓是内忧外患交织、天灾人祸相煎。就在全国大水灾袭击了业已破败不堪的广大市镇农村时，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关东军悍然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4个多月内，东北三省全部沦陷。而从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也开始波及中国。
1931年2月到5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率兵20万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6月下旬，正当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大雨涝沱之时，身兼导淮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亲往南昌“主持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社会救济解了“国府”之围
当水灾发生时，国民政府原有的救灾机构——中央赈务委员会疲于应付。
以武汉为例，中央赈务会对武汉市的水灾是非常重视的，将湖北省划分为甲等受灾区，合计武汉市接受到拨款10万元。这10万元如果平均到武汉市78万灾民身上，每人所得不过0.13元。这对浸泡在水中几个月之久、每家损失500多元的武汉三镇灾民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至于地方赈务会则更是形同虚设。
8月14日，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以行政院副院长、并掌握财政大权的宋子文为委员长，内政部长刘尚清、实业部长孔祥熙等为委员。这就使得集中政府各部门力量进行赈灾成为可能，并且有助于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
对救济委员会来说，最紧急的是救灾资金。1930年10月公布《救灾准备金法》，规定国民政府每年由经常预算收入总额内支出1％为中央救灾准备金，省政府每年由经常预算收入总额内支出2％为省救灾准备金。但这些规定并未得到很好的实施。1927至1930年，国民政府每年财政赤字累计达47110万元，这种财政状况，自然不可能顾及防灾抗灾。
于是，南京国民政府只好发行赈灾公债。原拟发行1000万赈灾公债，但因灾区太广，灾情奇重，在各方的努力争取下，扩充为8000万，分两期发行。9月份先发3000万，12月份续发5000万。但“九一八”事变后，推销困难，第二期5000万元就没再发行了。
救济水灾委员会还邀请各赈务机关及国内外慈善机关，向中外各地募捐。到1931年9月23日，救济水灾委员会已募集到国内外捐款700多万元。这部分要归功于救济水灾委员会的委员们，如王正廷、王伯群、王晓籁、王震、宋蔼龄、于凤至、史量才、杜月笙、张群、荣宗敬以及章元善、熊希龄等各界名流。
这次大水灾，杜月笙在中央、江苏、上海的三个赈灾组织都担任职务，为救灾做出了贡献。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从成立到1932年5月24日结束，共募得赈款261万元。杜月笙的募款和个人捐款总数在53万元左右，超过水灾会募款总数的1／5，远远高出他人之上。
为解决粮款不足问题，宋子文与美国农业部签订订购美麦合同，向美国赊购小麦45万吨，自1931年9月至1932年3月陆续运到中国，“专供中国水灾区域慈善赈济之用”。但是45万吨仅相当于中国灾区粮食损失的9％，这年冬天有2／3的灾区没有粮食来源。
最后，国民政府还采用对全国公务员扣薪助赈、节约开支以及加征奢侈品附加税等办法来筹募部分款项。
8月26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第26次会议决定：凡属全国官吏及国营企业职员、公立学校教职员、公立教育机关职员，月薪百元以上者捐5％，二百元以上者捐15％，600元以上者捐20％，连交三个月。全国各机关捐薪赈灾及各方捐助的现款，将一律拨交救济水灾委员会暂存，以便统筹分配。
国外也对中国伸出援助之手。武汉天主教会致函罗马教皇请求拨45万元用于赈济中国大水，很快得到批准。美国总统胡佛电令美在华机构和军舰努力帮助中国救济水灾，美国红十字会捐赠10万美元专用于汉口水灾的赈济工作。日本天皇以个人名义向中国灾区给予10万日元的赠款。东南亚华侨华商也纷纷慷慨解囊救助患难同胞。
国联对中国的灾情十分关注，9月15日，国联卫生部长拉西曼飞抵南京，同中国卫生部会商灾区防疫问题，拉西曼还接受国民政府的聘请，任卫生部高等顾问。
综合这次救灾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力量比此前任何时代都活跃，实际上弥补了政府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在救灾体制方面的缺失。
1931年4月下旬，中国南方雨季绵延不绝。进入5月后，大雨开始遍及全国。7月，长江、大运河、黄河泛滥，东北的辽河、鸭绿江、松花江、嫩江等河流，也纷纷泛滥成灾。
天灾人祸
1931年8月24日的《申报》报道，夏秋的数月之内，“长江之水未退，黄河之水又增，汉日之难未纤，洛阳之灾又起”，到处洪水横流，灾情几遍全国。
受灾各省中，以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河南、山东8省最为严重。据国民政府计算，各省受灾面积，“湖南占十分之四，湖北占十分之三，安徽占十分之七，江苏占十分之六，江西占十分之三，河南占十分之二，浙江占十分之一”。
《国闻周报》称：“现时全国水灾区域，有谓16省者，然将各报记载归纳一处，岂止16省已哉……他如河北、山西、辽宁诸省，被水灾者，多少不等，几无一省能以幸免。此诚历史上少有之浩劫。”
1931年的《国闻周报》还刊登过这样一幅照片：在汉口市繁华的中山路上，浊浪滚滚，漫无边际。高楼、电杆泡在水里，各种船只在通衙大道上往来行驰。“大船若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蚁，漂流四围”——这就是汉口陆沉的真实写照。白天像火炉似的闷热，积水里漂浮的人畜尸体、污秽垃圾发出阵阵恶臭，瘟疫迅速地四处蔓延。
世界著名飞行家林白及其夫人安妮于1931年飞赴中国南方，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区停留了约2个星期，在洪水严重泛滥的地区做过几次调查飞行。
安妮后来说：“我们沿着长江向东飞行，直到大运河，随后转向北方。最初，我们只注意到长江沿岸明显的洪水淹没地区，透过洪水，可以看到绿色的晚熟作物……由于洪水覆盖，已经看不到田地了……一片死寂，静得令人恐怖。洪水似乎要一直逗留下去。实际上，明年春天之前也绝无退水的希望。”
国民政府财政顾问阿瑟·恩杨格写道：此次灾难“不仅超过中国苦难历史中任何一次水灾，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中创记录的大灾”。国民党中央在《为赈济水灾告全国同胞书》中哀叹：“汤汤江汉，滔天未已。茫茫禹迹，沉没堪虞。死者尽葬鱼腹，生者沦为饿殍。斯诚国家之不幸，民族之奇灾!”
1931年的中国，可谓是内忧外患交织、天灾人祸相煎。就在全国大水灾袭击了业已破败不堪的广大市镇农村时，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关东军悍然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4个多月内，东北三省全部沦陷。而从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也开始波及中国。
1931年2月到5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率兵20万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6月下旬，正当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大雨涝沱之时，身兼导淮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亲往南昌“主持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社会救济解了“国府”之围
当水灾发生时，国民政府原有的救灾机构——中央赈务委员会疲于应付。
以武汉为例，中央赈务会对武汉市的水灾是非常重视的，将湖北省划分为甲等受灾区，合计武汉市接受到拨款10万元。这10万元如果平均到武汉市78万灾民身上，每人所得不过0.13元。这对浸泡在水中几个月之久、每家损失500多元的武汉三镇灾民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至于地方赈务会则更是形同虚设。
8月14日，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以行政院副院长、并掌握财政大权的宋子文为委员长，内政部长刘尚清、实业部长孔祥熙等为委员。这就使得集中政府各部门力量进行赈灾成为可能，并且有助于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
对救济委员会来说，最紧急的是救灾资金。1930年10月公布《救灾准备金法》，规定国民政府每年由经常预算收入总额内支出1％为中央救灾准备金，省政府每年由经常预算收入总额内支出2％为省救灾准备金。但这些规定并未得到很好的实施。1927至1930年，国民政府每年财政赤字累计达47110万元，这种财政状况，自然不可能顾及防灾抗灾。
于是，南京国民政府只好发行赈灾公债。原拟发行1000万赈灾公债，但因灾区太广，灾情奇重，在各方的努力争取下，扩充为8000万，分两期发行。9月份先发3000万，12月份续发5000万。但“九一八”事变后，推销困难，第二期5000万元就没再发行了。
救济水灾委员会还邀请各赈务机关及国内外慈善机关，向中外各地募捐。到1931年9月23日，救济水灾委员会已募集到国内外捐款700多万元。这部分要归功于救济水灾委员会的委员们，如王正廷、王伯群、王晓籁、王震、宋蔼龄、于凤至、史量才、杜月笙、张群、荣宗敬以及章元善、熊希龄等各界名流。
这次大水灾，杜月笙在中央、江苏、上海的三个赈灾组织都担任职务，为救灾做出了贡献。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从成立到1932年5月24日结束，共募得赈款261万元。杜月笙的募款和个人捐款总数在53万元左右，超过水灾会募款总数的1／5，远远高出他人之上。
为解决粮款不足问题，宋子文与美国农业部签订订购美麦合同，向美国赊购小麦45万吨，自1931年9月至1932年3月陆续运到中国，“专供中国水灾区域慈善赈济之用”。但是45万吨仅相当于中国灾区粮食损失的9％，这年冬天有2／3的灾区没有粮食来源。
最后，国民政府还采用对全国公务员扣薪助赈、节约开支以及加征奢侈品附加税等办法来筹募部分款项。
8月26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第26次会议决定：凡属全国官吏及国营企业职员、公立学校教职员、公立教育机关职员，月薪百元以上者捐5％，二百元以上者捐15％，600元以上者捐20％，连交三个月。全国各机关捐薪赈灾及各方捐助的现款，将一律拨交救济水灾委员会暂存，以便统筹分配。
国外也对中国伸出援助之手。武汉天主教会致函罗马教皇请求拨45万元用于赈济中国大水，很快得到批准。美国总统胡佛电令美在华机构和军舰努力帮助中国救济水灾，美国红十字会捐赠10万美元专用于汉口水灾的赈济工作。日本天皇以个人名义向中国灾区给予10万日元的赠款。东南亚华侨华商也纷纷慷慨解囊救助患难同胞。
国联对中国的灾情十分关注，9月15日，国联卫生部长拉西曼飞抵南京，同中国卫生部会商灾区防疫问题，拉西曼还接受国民政府的聘请，任卫生部高等顾问。
综合这次救灾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力量比此前任何时代都活跃，实际上弥补了政府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在救灾体制方面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