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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这些城市的中等收入者和年轻人的消费被充分地释放出来,他们对各个产业的影响会不可估量。
最近,有两个引起公众热议的现象反映了新的消费趋势。
一是大城市中出现的所谓“蚁族”现象。即一些来自中小城市的年轻人在大都市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因而生活困窘,压力巨大。对此的议论中当然有对于他们的处境需要关心的正当要求,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他们其实可以在自己的家乡找到更广阔的空间和发展机遇。许多年轻人已经看到了一些内地的二三线城市的高速发展。而这些城市无论房价还是物价都远较超级大都市便宜,享受的生活服务水准也未必就不及大城市,而且自身的社会联系也会较大城市多得多,容易找到更多的生活和事业的支撑点。因此,不少年轻人开始离开北京、上海、广州,到自己的家乡寻找新的可能,这似乎也是告别“蚁族”的一个引人瞩目的选择。
二是张艺谋的新片《三枪拍案惊奇》引起了媒体和网络的热议。对于其艺术的成就自然是见仁见智。但有些意见仍然值得我们思考。有一种意见认为这部电影是对于中小城市观众趣味的把握。这个评论中当然有某种对于这部片子“土”的提示。但在我看来这其实是张艺谋市场敏感性的一个直接的提示。张艺谋正是在通过《三枪》的努力来开发潜在的中小城市市场,让中国电影有一个新的观众群。这些新的观众,虽然还没有完全被整合起来,但已经具有的潜力应该不容小觑。这是中国电影观众和市场的一个新的增量。《三枪》有一点像当年的《英雄》对于市场的把握,《英雄》也有诸多的批评和负面的评价。但那时的张艺谋毕竟通过《英雄》打开了中国式的“大片”之门,也开启了中国电影历史性的繁荣。中国电影的“大片”虽然还有诸多可议之处,但其发展的成果确实是有目共睹的。《三枪》虽然故事扁平,未必有想象的气势和人性深度,但却通过小沈阳这样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明星、充满喜剧效果的語言以及二人转式的活跃的表演有效地营造喜剧感,将电影的触角伸向了广袤的内地新兴中小城市的观众。这样的电影当然未必完全符合一些长期以来形成了相当固定趣味的观众。故事有科恩兄弟的影子,但其内核确实是建立在本土观众的趣味和要求之上的。我们当然可以非议这部电影的思考深度和文化高度,但也可以看到其对市场的新的把握能力和所获得的效果。在中国电影寻求新的观众增量的时候,这一尝试的意义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由此看来,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既让大都市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中的中等收入者和青少年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趣味开始对全球的消费市场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时,正如一些观察者所分析的,多年来中国县域经济的活力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些地方所积蓄的消费能力的释放和新一波发展都在迅速地让这些地方城市的中等收入者和年轻人在获得发展机会的同时有新的消费要求和愿望。他们不仅仅是传统定义的那种“小城”,而是具有新的活力的空间。一旦这些城市的中等收入者和年轻人的消费被充分地释放出来,他们对各个产业的影响会不可估量。因此,我们可以从这样两个事例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应该对这个大市场有更充分的评估和了解。
(作者系著名学者、文艺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最近,有两个引起公众热议的现象反映了新的消费趋势。
一是大城市中出现的所谓“蚁族”现象。即一些来自中小城市的年轻人在大都市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因而生活困窘,压力巨大。对此的议论中当然有对于他们的处境需要关心的正当要求,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他们其实可以在自己的家乡找到更广阔的空间和发展机遇。许多年轻人已经看到了一些内地的二三线城市的高速发展。而这些城市无论房价还是物价都远较超级大都市便宜,享受的生活服务水准也未必就不及大城市,而且自身的社会联系也会较大城市多得多,容易找到更多的生活和事业的支撑点。因此,不少年轻人开始离开北京、上海、广州,到自己的家乡寻找新的可能,这似乎也是告别“蚁族”的一个引人瞩目的选择。
二是张艺谋的新片《三枪拍案惊奇》引起了媒体和网络的热议。对于其艺术的成就自然是见仁见智。但有些意见仍然值得我们思考。有一种意见认为这部电影是对于中小城市观众趣味的把握。这个评论中当然有某种对于这部片子“土”的提示。但在我看来这其实是张艺谋市场敏感性的一个直接的提示。张艺谋正是在通过《三枪》的努力来开发潜在的中小城市市场,让中国电影有一个新的观众群。这些新的观众,虽然还没有完全被整合起来,但已经具有的潜力应该不容小觑。这是中国电影观众和市场的一个新的增量。《三枪》有一点像当年的《英雄》对于市场的把握,《英雄》也有诸多的批评和负面的评价。但那时的张艺谋毕竟通过《英雄》打开了中国式的“大片”之门,也开启了中国电影历史性的繁荣。中国电影的“大片”虽然还有诸多可议之处,但其发展的成果确实是有目共睹的。《三枪》虽然故事扁平,未必有想象的气势和人性深度,但却通过小沈阳这样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明星、充满喜剧效果的語言以及二人转式的活跃的表演有效地营造喜剧感,将电影的触角伸向了广袤的内地新兴中小城市的观众。这样的电影当然未必完全符合一些长期以来形成了相当固定趣味的观众。故事有科恩兄弟的影子,但其内核确实是建立在本土观众的趣味和要求之上的。我们当然可以非议这部电影的思考深度和文化高度,但也可以看到其对市场的新的把握能力和所获得的效果。在中国电影寻求新的观众增量的时候,这一尝试的意义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由此看来,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既让大都市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中的中等收入者和青少年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趣味开始对全球的消费市场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时,正如一些观察者所分析的,多年来中国县域经济的活力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些地方所积蓄的消费能力的释放和新一波发展都在迅速地让这些地方城市的中等收入者和年轻人在获得发展机会的同时有新的消费要求和愿望。他们不仅仅是传统定义的那种“小城”,而是具有新的活力的空间。一旦这些城市的中等收入者和年轻人的消费被充分地释放出来,他们对各个产业的影响会不可估量。因此,我们可以从这样两个事例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应该对这个大市场有更充分的评估和了解。
(作者系著名学者、文艺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