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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推动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是高等院校自身价值的体现,同时更是对国家的一种贡献;教育传承文明,更肩负国家兴亡。人们对教育发展的评价不仅体现在受教育的过程,还体现在能否享受到教育发展的成果。建设中国高水平大学及其培养高水平人才,成为我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因素;因此推动高等教育改革需要顶层设计思维。
关键词:高等教育;教育改革;设计思维
一、自由独立是大学的价值核心
1.“大学是社会的净化器”
朱清时说:“大学是社会的净化器,大学应该严守高的道德标准。像教学评估这样的事,之所以极力反对,不是反对评估,而是反对评估评到后来许多人造假材料的做法。学校不能在学生面前造假,特别是不能让学生参与造假。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还会有道德力量让学生不造假?,这个净土就是学校。学校一定要严守诚信的底线,培养出的学生才会是诚实的,这样社会上即使有造假之风,也终会被净化。如果学校这方净土失守了,也开始造假了,社会就没有希望了。”[1]
学生在大学接受的教育直接影响到进入社会的生活, 学校是社会的缩影,大学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雏形,同时,大学里接受到的思想和理念也是以后社会生活的指导原则。学校四周的高墙还要能抵挡住外界的干扰,社会的不良风气也已经渗透到校园这块纯洁的圣地。
作为社会的净化器,首先净化自身,方能为人师表;其次是为学生建立一道防火墙,增强学生免疫力。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把大学界定为“以纯知识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机构。而纯学术的研究活动正是大学孤寂和自由的存在形式的内在依据。据此,大学应有一种精神贵族的气质和对纯粹学术的强烈追求,而不考虑社会经济、职业等种种实际需要”。 美国著名教育家弗莱克斯纳说:“如果社会科学要作为科学来发展,它们就必须脱离商业行为、政治行为以及这样那样的改革,即使他们需要不断与各种商业现象、政治现象和社会实验现象保持接触。”[2]
2.“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周易》有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学精神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80年前,孙中山先生在中山大学怀士堂前流下名言:“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这种“立志做大事”的精神流传至今,仍铭记在中大学子的心中。陈寅恪等众多学者在中大播下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学精神的第一要义。
作为一个承担着崇高和巨大社会责任的大学,有必要承担起塑造民族现代精神。站在时代发展风口浪尖的学者,作为“天之骄子”、民族未来的顶梁柱的大学生,要经受时代的考验。《大戴礼·保传》中写道,“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据此,大学应当是学大艺、履大节的地方。《大学》的开篇之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学习风气和学术精神一定要成为大学的一个灵魂,否则大学空有其名。
正如弗莱克斯纳所指出的:“大学不是风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必须时常给社会一些它需要的东西,而不是社会所想要的东西。”科学理性的批判精神,可以确保大学人不是盲从者、媚俗者,而是洞悉社会发……。[1]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杨旭东眼里,大学由向往、追求理性的人相聚在一起,这些人具有理性的激情和理性的态度。理性和理性的激情是大学推不倒的“围墙”;思想和思想的自由是大学开放的“大门”。
二、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陈至立出席教育部2006年度工作会议指出:坚持教育的公益性,不能搞“教育产业化”。在十七大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前教育部长周济也表示,我们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
教育是国家的基础建设,具有公益性,我们常说的“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教育的重要性在全社会得到认同。民办的教育发展,体现了教育事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对民办教育的法制化管理,能够规范教育市场的有序竞争,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成绩。但是民办教育的发展,不等于教育产业化,现在民办教育的发展进入“教育产业化”的误区,严重地影响了教育的公平性和公益性,是“上学难”的主要原因。
教育产业化就是重点开发教育的产业性,忽视教育的事业性;开发产业,追逐利润,就是教育产业化的思维,把教育当成赚钱的工具,教育失去了公益性和公平性。盲目的追求利润,提高受教育的成本,教育就成了有钱人的专利,越来越多的人和教育无缘,因此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民族素质的提高。
教育产业化的追逐利益的本性,只会把教育搞坏。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教育部从来都是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近日提出“有违教育公益性原则”等五大观点,明确反对教育产业化。王旭明说,第一,教育是公益性事业,教育产业化是与教育公益性原则相违背的;第二,非义务教育的成本分担机制,与教育产业化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三,发展民办教育不等于教育产业化;第四,经过认真调查,我们发现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把“教育产业化”作为国策;第五,公共政策领域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教育产业化。“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引入市场机制,并不意味着教育产业化”。
至2008年秋季入学,中国普通高校的毛入学率已达23%,中国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阶段。2008年秋季学年,新入学的大学生达到前所未有的599万人,全国大学生总数达到2700万,毛入学率达最高点23%。据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阶段认定,毛入学率低于15%为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大众化教育阶段,超过50%为普及阶段。
我国教育发展经历了由贵族教育向精英教育发展到大众(平民)教育,是社会的进步表现。世界发展的趋势是全球化、一体化,中国进入世界竞争的行列,徒有13亿的劳动者没有竞争力,要具有高素质的劳动者,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占得先机;“21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人才需要趋向多规格、多类型;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我们正在由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过渡。因此,教育的质量观也要随之改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如是说。
高等教育未必把人人培养成才,但能培养具有学习能力、思考能力、辨别能力的人才,没有大学生活的人在接受新事物,学习新知识方面俨然具有一定的困惑;就业不是衡量大学教育成功与否的标尺,也不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一个社会的主要劳动者素质是衡量社会进步水平的标尺,大学生从事的普通岗位的工作更能促进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相比之下,我国的大学生数量还不够多,13亿人口,大学生数量只有大约2700万左右,更多的岗位是普通劳动者;“21世纪,国力竞争主要体现在人才的竞争上,谁拥有人才,谁就掌握主动权。”以2004年每万人拥有的大学生数为例,加拿大为580人,美国为520人,韩国为571人,而我国只有120人;按毛入学率计,1997年欧美等发达国家为61.1%,其中美国、加拿大高达80.7%。我国即使按2004年数字统计,也才刚刚达到19%;与我们同处亚洲的韩国为71.69%,泰国为31.92%。这都充分说明我国的大学生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1]
教育大众化体现了教育的公平,又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大众化并不是平庸化,大众化是就教育的普及程度而言,一流人才是大学的教育水平,不能因教育大众化轻视教育质量的提高,更不能回到精英教育的老路上去,“能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应该是衡量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
教育是现代化国家的基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是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所指明的前进方向。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是民族的希望,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世界各国在风云变幻,唯一不变的就是各国对教育的重视与投入。
参考文献:
[1] 中国青年报,朱清时:学校是净土社会才有希望,应守道德高标准, 2008-11-6。http://zqb.cyol.com/node/2009-09/11/zgqnb.htm。
[2] 转引《科教信息编译参考》(高教版):中国大学需要什么样的理念,2003年第3期。
[3] 转引自《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9期,李克:陈嘉庚教育思想对培育我国现代大学精神的启示。
作者简介:周冬(1981-),男,汉,四川成都人,四川广播电视台记者,硕士,研究方向:政治学。
关键词:高等教育;教育改革;设计思维
一、自由独立是大学的价值核心
1.“大学是社会的净化器”
朱清时说:“大学是社会的净化器,大学应该严守高的道德标准。像教学评估这样的事,之所以极力反对,不是反对评估,而是反对评估评到后来许多人造假材料的做法。学校不能在学生面前造假,特别是不能让学生参与造假。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还会有道德力量让学生不造假?,这个净土就是学校。学校一定要严守诚信的底线,培养出的学生才会是诚实的,这样社会上即使有造假之风,也终会被净化。如果学校这方净土失守了,也开始造假了,社会就没有希望了。”[1]
学生在大学接受的教育直接影响到进入社会的生活, 学校是社会的缩影,大学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雏形,同时,大学里接受到的思想和理念也是以后社会生活的指导原则。学校四周的高墙还要能抵挡住外界的干扰,社会的不良风气也已经渗透到校园这块纯洁的圣地。
作为社会的净化器,首先净化自身,方能为人师表;其次是为学生建立一道防火墙,增强学生免疫力。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把大学界定为“以纯知识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机构。而纯学术的研究活动正是大学孤寂和自由的存在形式的内在依据。据此,大学应有一种精神贵族的气质和对纯粹学术的强烈追求,而不考虑社会经济、职业等种种实际需要”。 美国著名教育家弗莱克斯纳说:“如果社会科学要作为科学来发展,它们就必须脱离商业行为、政治行为以及这样那样的改革,即使他们需要不断与各种商业现象、政治现象和社会实验现象保持接触。”[2]
2.“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周易》有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学精神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80年前,孙中山先生在中山大学怀士堂前流下名言:“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这种“立志做大事”的精神流传至今,仍铭记在中大学子的心中。陈寅恪等众多学者在中大播下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学精神的第一要义。
作为一个承担着崇高和巨大社会责任的大学,有必要承担起塑造民族现代精神。站在时代发展风口浪尖的学者,作为“天之骄子”、民族未来的顶梁柱的大学生,要经受时代的考验。《大戴礼·保传》中写道,“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据此,大学应当是学大艺、履大节的地方。《大学》的开篇之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学习风气和学术精神一定要成为大学的一个灵魂,否则大学空有其名。
正如弗莱克斯纳所指出的:“大学不是风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必须时常给社会一些它需要的东西,而不是社会所想要的东西。”科学理性的批判精神,可以确保大学人不是盲从者、媚俗者,而是洞悉社会发……。[1]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杨旭东眼里,大学由向往、追求理性的人相聚在一起,这些人具有理性的激情和理性的态度。理性和理性的激情是大学推不倒的“围墙”;思想和思想的自由是大学开放的“大门”。
二、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陈至立出席教育部2006年度工作会议指出:坚持教育的公益性,不能搞“教育产业化”。在十七大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前教育部长周济也表示,我们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
教育是国家的基础建设,具有公益性,我们常说的“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教育的重要性在全社会得到认同。民办的教育发展,体现了教育事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对民办教育的法制化管理,能够规范教育市场的有序竞争,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成绩。但是民办教育的发展,不等于教育产业化,现在民办教育的发展进入“教育产业化”的误区,严重地影响了教育的公平性和公益性,是“上学难”的主要原因。
教育产业化就是重点开发教育的产业性,忽视教育的事业性;开发产业,追逐利润,就是教育产业化的思维,把教育当成赚钱的工具,教育失去了公益性和公平性。盲目的追求利润,提高受教育的成本,教育就成了有钱人的专利,越来越多的人和教育无缘,因此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民族素质的提高。
教育产业化的追逐利益的本性,只会把教育搞坏。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教育部从来都是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近日提出“有违教育公益性原则”等五大观点,明确反对教育产业化。王旭明说,第一,教育是公益性事业,教育产业化是与教育公益性原则相违背的;第二,非义务教育的成本分担机制,与教育产业化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三,发展民办教育不等于教育产业化;第四,经过认真调查,我们发现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把“教育产业化”作为国策;第五,公共政策领域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教育产业化。“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引入市场机制,并不意味着教育产业化”。
至2008年秋季入学,中国普通高校的毛入学率已达23%,中国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阶段。2008年秋季学年,新入学的大学生达到前所未有的599万人,全国大学生总数达到2700万,毛入学率达最高点23%。据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阶段认定,毛入学率低于15%为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大众化教育阶段,超过50%为普及阶段。
我国教育发展经历了由贵族教育向精英教育发展到大众(平民)教育,是社会的进步表现。世界发展的趋势是全球化、一体化,中国进入世界竞争的行列,徒有13亿的劳动者没有竞争力,要具有高素质的劳动者,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占得先机;“21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人才需要趋向多规格、多类型;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我们正在由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过渡。因此,教育的质量观也要随之改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如是说。
高等教育未必把人人培养成才,但能培养具有学习能力、思考能力、辨别能力的人才,没有大学生活的人在接受新事物,学习新知识方面俨然具有一定的困惑;就业不是衡量大学教育成功与否的标尺,也不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一个社会的主要劳动者素质是衡量社会进步水平的标尺,大学生从事的普通岗位的工作更能促进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相比之下,我国的大学生数量还不够多,13亿人口,大学生数量只有大约2700万左右,更多的岗位是普通劳动者;“21世纪,国力竞争主要体现在人才的竞争上,谁拥有人才,谁就掌握主动权。”以2004年每万人拥有的大学生数为例,加拿大为580人,美国为520人,韩国为571人,而我国只有120人;按毛入学率计,1997年欧美等发达国家为61.1%,其中美国、加拿大高达80.7%。我国即使按2004年数字统计,也才刚刚达到19%;与我们同处亚洲的韩国为71.69%,泰国为31.92%。这都充分说明我国的大学生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1]
教育大众化体现了教育的公平,又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大众化并不是平庸化,大众化是就教育的普及程度而言,一流人才是大学的教育水平,不能因教育大众化轻视教育质量的提高,更不能回到精英教育的老路上去,“能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应该是衡量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
教育是现代化国家的基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是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所指明的前进方向。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是民族的希望,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世界各国在风云变幻,唯一不变的就是各国对教育的重视与投入。
参考文献:
[1] 中国青年报,朱清时:学校是净土社会才有希望,应守道德高标准, 2008-11-6。http://zqb.cyol.com/node/2009-09/11/zgqnb.htm。
[2] 转引《科教信息编译参考》(高教版):中国大学需要什么样的理念,2003年第3期。
[3] 转引自《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9期,李克:陈嘉庚教育思想对培育我国现代大学精神的启示。
作者简介:周冬(1981-),男,汉,四川成都人,四川广播电视台记者,硕士,研究方向: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