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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奇葩说》是一档拥有超高人气的娱乐性质的辩论节目，其借助网络平台，创造了一个狂欢的广场。文章结合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运用文本分析法从狂欢理论的角度探讨《奇葩说》作为一档辩论类型综艺节目的成功之处并提出反思建议，同时挖掘其背后的“狂欢”特征，并分析这种“狂欢”对综艺节目本身以及对受众的影响和意义，进一步思考《奇葩说》这一网络综艺节目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狂欢理论；《奇葩说》；辩论类综艺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8-0210-03
一、狂欢理论概述
狂欢理论最早由巴赫金提出，其代表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都谈到了狂欢化问题。进一步溯源可以发现，狂欢理论根植于民间文化，是由狂欢节推衍出来的狂欢式、狂欢化等一系列概念术语的总称。
狂欢节，这一类似于古希腊酒神节、古罗马农神节的民间节日庆典活动，是巴赫金狂欢理论的起点。其中，狂欢仪式和狂欢广场是狂欢节中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狂欢节的广场上，人们乔装打扮、盛装表演，进行“加冕”和“脱冕”的戏谑游戏。
所谓狂欢式，是“一切狂欢节式庆贺、仪礼、形式的总和”[1]。在巴赫金对狂欢的理解中，狂歡式分为四种范畴，分别是狂欢节中随便亲昵的接触、插科打诨的相处方式、平等亲昵的生活态度以及粗鄙。在狂欢节中，所有人都是参与者，教条、阶级、地位不再作为限制和束缚存在，尽情娱乐和平等交流是狂欢节的引人之处，全民性、仪式性、平等性、颠覆性，都由“狂欢”体现出来。
狂欢化作为狂欢理论的中心术语，一方面，其渊源是狂欢节本身；另一方面，它是狂欢式文学化的语言。在巴赫金看来，“狂欢化提供了一种这样的可能性，即任何人之间可以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型结构，人们在其间可以将人与人在社会关系中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的领域中来”[2]。
二、《奇葩说》中的“狂欢”特性探究
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精神层面需求的提高。无论从口碑还是收视率来看，《奇葩说》作为网络综艺都收获了巨大的成功。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意在强调一种精神上的暂时解放以及不同个体之间平等自由的对话，而《奇葩说》为我们带来的正是一场全民言论的狂欢，也是思维上的狂欢。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建立在两个世界的前提下，第一世界是“官方的，严肃的，等级森严的”，与之相对的第二世界则是“轻松的，自由的，平等的”。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存在两个世界。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长期处于单调无趣的生活状况和高压紧张的状态中，这对应着巴赫金所说的第一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需要通过一种渠道和方式表达情绪、缓解压力。新媒体时代的互联网恰好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平台，这里人人平等，大家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便是巴赫金所说的“轻松的，自由的，平等的”第二世界。
（一）狂欢的广场：互联网
互联网是狂欢的广场，它基于二进制建立，是虚拟的世界。一方面，《奇葩说》设立在虚拟的“奇葩星球”上，在这里，居民拥有改变星球命运的权力，很多辩题的情景都设立在“奇葩星球”上，如第6季第4期的辩题是“奇葩美术馆着火了一幅名画和一只猫只能救一个，你救谁”，这便是在讨论中被创造出来的、本身并不存在的星球上可能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奇葩说》主要通过爱奇艺等网络平台播出，大众可以通过微博、爱奇艺等平台参与讨论，加入狂欢。
（二）狂欢的符号：体态符号及物化符号
《奇葩说》中，主持人马东及嘉宾的衣着都十分有个性，如蔡康永戴着单镜片的学士眼镜，马东穿着亮紫色与亮黄色的撞色西装，严肃的薛兆丰教授也戴上了领结，穿上了粉色的衬衫，从穿着造型上看，每个人都以一种轻松愉悦的状态参与到辩论之中。同时，不同于严肃的辩论，《奇葩说》的辩手有着丰富的肢体语言，他们通过夸张的肢体动作，配合生动的语音语调，给观众带来了多重感官的刺激，通过夸张的、感染力强的体态符号营造了娱乐戏谑的效果，也营造了狂欢中轻松、愉悦、平等对话的氛围。同时，《奇葩说》的场景布置也体现了狂欢的符号。观众作为“奇葩星球”的居民，手边有红蓝两色按钮，可以为自己赞同的一方助力，这一物化符号代表在狂欢中他们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辩手互辩环节中有“开杠”一说，舞台中间放着开杠器，杠杆在两方之间来回推动，辩手需要在短时间直接对话的过程中找出对方漏洞，守住己方的论点。
（三）狂欢的语言：广场语言
广场语言是狂欢式语言的主要表达方式，最大特征是具有通俗性和娱乐性，在网络中，这一表达方式表现为更加自由开放的言论风格。《奇葩说》中的语言也体现了广场语言的特点，其在摆脱了语言粗鄙性的基础上，保留了其攻击性与幽默性。辩手以幽默戏谑甚至是段子式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消解了辩论语言原本的严肃性，使之更加生动形象、易于接受。尽管节目中嘉宾使用了轻松的表达方式，却丝毫没有削减观点的力度，反而更能触动人心，可以引起观众情感上的共鸣和理性的思考。
相较于正式的辩论，《奇葩说》的语言更加生动幽默，有排比，有调侃，也不乏理性的论证。例如，杨奇函所说的“废话说得好，历史当主角；废话说出花，就是艺术家啊”此类句式工整的语言；再如导师李诞在第4期中下场辩论，他的段子式的幽默戏谑的语言配上捶胸顿足的表现引得在场观众频频发笑，但笑并不是目的，思考才目的，如“正是那些为了宏图伟业不计后果的牺牲‘小猫’的人，频频地让我们的世界陷入‘大火’”等话语引发了诸多观众的思考。这也是《奇葩说》这档节目的价值所在，其不是只停留在奇葩的形式上，而是通过奇葩的表达将其背后的价值传达给大众；不是一味地沉迷于娱乐的狂欢，而是为其注入理性，为狂欢降温。
（四）狂欢的参与者：全民参与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具有狂欢的参与者平等对话的特点，“一旦进入他的复调小说，便会改变自己的存在形式，成为艺术性的思想象征。他们同人物形象结合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摆脱开了自己独白型的封闭性和完成性，实现了完全的对话，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同其他的思想形象一起参加到小说的大型对话中”[3]。
《奇葩说》在辩手、选题、互动方面也体现了狂欢全民参与、平等对话的特点。
首先，奇葩辩手中也有“同性恋”“抑郁症患者”等小众群体，《奇葩说》为这些可能不为社会所包容的小众群体提供了平台，让他们汇集到一起，探讨同一个问题。
其次，《奇葩说》节目组会通过百度知道、知乎、新浪微问数据后台，在民生、人文、情感、生活、商业、创业等领域整理出网友关注最多的问题，并发动网友参与调查投票，最终选择网友投票最多的题目作为节目选题。这种方式使更多群体参与其中，通过微博、知乎等网络平台将大众联系了起来，使全民都能参与到对话中。同时，互联网降低了进入讨论的门槛，无论身份、地位如何，人们都可以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将严肃的辩论拉下神坛。另外，网友们还可以通过微博、弹幕评论参与到话题的讨论中。
热搜和评论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分别是对辩题的讨论和对节目人物的讨论。例如，在“喜欢的工作996该不该辞职”这一辩题中，观众态度浮动较大，可以看出大家面对这一问题时的迷茫和困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顾虑和犹豫，这类辩题显然更能吸引观众，也有更大的讨论空间。在综艺节目中，嘉宾和辩手也是观众关注的重点，观众会注意他们所有的表现，而观众对节目人物的关注与讨论也为节目带来了更多的流量和看点，例如，第3期和第4期中的嘉宾杨超越本身就是带有流量和争议的人物，她的做客为《奇葩说》带来了热度和关注度。
三、“狂欢”下的《奇葩说》传播意义探究
（一）对节目：增加流量，提高商业价值
《奇葩说》的狂欢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辩论较为严肃认真的氛围，这也是其区别于其他辩论类节目并在同类节目中脱颖而出的原因。在以娱乐为导向的社会潮流的影响下，用戏谑的效果情理相融地探讨在生活中困扰人们的常见问题，吸引了广大受众的目光；不断爆发出的笑点和触及人心、令人动情的泪点满足了受众的娱乐和受益心理，为节目增加了流量。
（二）對辩论：提升热度，使小众文化出圈
自人类开始交流，辩论便出现了，希腊时期出现了“雄辩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辩论盛况。现代华语辩论比赛则自美国学习引进，最早出现在中国台湾地区，祖国大陆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有一定规模的接触，直到1993年，狮城舌战将辩论赛推入了大众视野，并一直发展到现在。但大众对辩论的印象仍然停留在其是严肃学术上，辩论只在高校和少数辩论爱好者中流行。《奇葩说》则将辩论这一亚文化带入了大众视野，主流文化通过娱乐化的方式完成了对之的收编。主流文化的这一收编行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辩论这一亚文化破圈，为大众接受和喜爱。
（三）对社会：担负责任，传递多元思想
《奇葩说》作为一档辩论类综艺节目，在追求收视率的同时还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节目中的辩题皆是从生活中获取灵感，极具想象力，并非高深不可理解的辩题。这种贴近日常生活的话题给了受众自我思考和参与讨论的空间，并可以反馈到日常生活中。
此外，《奇葩说》中的“奇葩”们包括社会各层人士，有来自各个领域的高知分子，也有见解生活化却非常独到的群众。在这个辩论的舞台上，受众可以听到各方不同的声音，而不再局限于学院派的辩论风格，在这样的背景下，受众可以接收到更加广阔且多元的思想。但是，网络综艺的过度娱乐化也会在无形中使思考钝化。
四、“狂欢”下的《奇葩说》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内容呈现过度娱乐化导致思维钝化
狂欢可以使严肃的辩论变得更加有趣生动，使辩论更加符合时代潮流，让人们更容易接受。但是，在追求“狂欢化”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意识到，狂欢只能是一时的潮流，只能为主流文化增添色彩，不能代替主流文化。然而，狂欢文化正在被人们误解，正在冲击严肃文化，呈现“娱乐至死”的风尚。
《奇葩说》节目本身及其参与嘉宾作为媒体内容的传播者，在传播的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奇葩说》作为一档以辩论为主题的知识类综艺节目，其出发点是为了表达观点，从而引发观众的思考。然而，如波兹曼所言，“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以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原本具有高超语言驾驭能力和政治见解的人选在屈服于电视媒介，致力于表演水平的提高而不是表达他们的思想。电视节目需要的是掌声，而不是思考”，《奇葩说》中多样化的娱乐因素为其带来了话题和注意力，但是严肃的思考也屈服于资本的权威。
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大专辩论赛，《奇葩说》选手更加注重“节目效果”，创作搞笑的段子、煽情成为选手取得票数的手段，在这个“情绪大于一切”的后真相时代，辩论不再像以往一样如此注重逻辑的严密和观点的犀利，比赛的输赢诉诸资本的逻辑。如熊浩、颜如晶、黄执中等人虽擅长理性阐释和逻辑说明，但在娱乐场上却无法为大多数观众买账。
在“娱乐至死”的文化工业时代，综艺节目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显得格外重要。如果只是冠以“辩论”之名，博取观众之利，只会使思考这件严肃的事情变得碎片化、娱乐化，导致受众难以集中注意力思考。周宪提出的“视觉符号膨胀”概念也同样适用于《奇葩说》对思考的异化，在过多的娱乐化因素的刺激下，受众的思维敏感度下降，带来了“思考”的“通货膨胀”。知识类综艺节目在为知识祛魅的同时也使知识的价值被低估，节目既要保证“狂欢”效果的达成，又不能将辩论过程过度娱乐化，以免传播的信息缺乏思想和营养。如何承担娱乐化语境下的社会责任需要节目自身去平衡考量。 （二）内容选择过度娱乐化，加深了人们对政治生活的冷漠
辩论最开始是对公共事务的探讨。而《奇葩说》的辩题少有政策探讨、社会公共治理等议题，大多为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辩题，虽然能贴近大众生活，但也会带来年轻人日益严重的政治冷漠现象。
虽然微博等社交平台为严肃议题的消解与重构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但是这些平台上的政治认同构建都是碎片化且不成体系的，《奇葩说》作为进行知识分享与探讨的节目，在议题的整合与深入挖掘方面有着其他综艺类节目无法匹敌的优势。《奇葩说》要借助自身优势引导青少年网民的政治认同构建，提高其政治关心度，承担起社会责任。
五、建议
（一）行业自我净化
在《奇葩说》这类知识类网络综艺节目中，话题的选择属于可控因素。这就要求节目组在话题选取时要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不能任由资本掌舵，要注重价值和理性的传导。另外，在观众倾向于娱乐化表达的形势下，导师、嘉宾和主持人的价值引导格外重要，因此，要增加导师的话语权即投票数，立足于逻辑与理性思辨的深度而非局限于情绪的感染和感官的愉悦。
（二）自觉引导理性思考
在狂欢场中，嬉笑打闹过后，观点的传播效果我们难以得知。观众的思维是完全受节目节奏的掌控还是有空间地进行自我理解与消化？
节目在节奏引导方面可以增设一些引导观众思考的环节。首先，可以在双方自由辩论之后增加辩手与观众對辩的环节，通过节目环节的设置使观众成为理性思考的个体，而不仅仅是观看表演的观众；其次，节目组可以在微博等社交平台设置讨论话题，分设两种观点，采用线上大众参与辩论的方式促进观众的思考。在此过程中，节目组要掌握好话题讨论的节奏，线上的匿名性和链式发展很容易使讨论失控，因此需要有节目组进行正确的话题引导。
（三）提高受众媒介素养
节目受众在看待《奇葩说》这个采用非主流辩论形式的节目时，需要保持理性的接收态度。节目将辩题“戏谑化”，导致部分受众无法用正确的角度看待辩题，受众中的一些人会被节目中的部分观点误导。受众要意识到，网络综艺中的“狂欢”只是为了教会受众用轻松的状态面对严肃的人生挑战，用批判性的思维看待生活问题，并非想使人们的关注点从辩论本身的意义转移到它的外在形式上。这要求受众在观看节目，接收信息的过程中，要倾听辩论双方及导师的意见，在这思想交融的过程中做到独立思考，辩证推理，以包容的心态接受观点，培养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
六、结语
近年知识类网络综艺节目不断涌现，《奇葩说》展现了知识类网络综艺节目巨大的商业价值，通过热度和流量提升了辩论的知名度，在传递社会多元声音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过度娱乐化的表现方式也存在导致受众思维钝化和政治冷漠的潜在危害，这就需要相关组织引起重视，通过节目自我规范以及理性引导的方式承担起批判性地进行价值传输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 陆道夫.狂欢理论与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02（04）：21-27.
[2]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刘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200-205.
[3]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全7卷）[M].钱中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8-34.
作者简介：王否（2000—），女，江苏镇江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文化传播。
庄圆（2000—），女，福建厦门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
宋漾（2000—），女，江苏泰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
关键词：狂欢理论；《奇葩说》；辩论类综艺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8-0210-03
一、狂欢理论概述
狂欢理论最早由巴赫金提出，其代表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都谈到了狂欢化问题。进一步溯源可以发现，狂欢理论根植于民间文化，是由狂欢节推衍出来的狂欢式、狂欢化等一系列概念术语的总称。
狂欢节，这一类似于古希腊酒神节、古罗马农神节的民间节日庆典活动，是巴赫金狂欢理论的起点。其中，狂欢仪式和狂欢广场是狂欢节中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狂欢节的广场上，人们乔装打扮、盛装表演，进行“加冕”和“脱冕”的戏谑游戏。
所谓狂欢式，是“一切狂欢节式庆贺、仪礼、形式的总和”[1]。在巴赫金对狂欢的理解中，狂歡式分为四种范畴，分别是狂欢节中随便亲昵的接触、插科打诨的相处方式、平等亲昵的生活态度以及粗鄙。在狂欢节中，所有人都是参与者，教条、阶级、地位不再作为限制和束缚存在，尽情娱乐和平等交流是狂欢节的引人之处，全民性、仪式性、平等性、颠覆性，都由“狂欢”体现出来。
狂欢化作为狂欢理论的中心术语，一方面，其渊源是狂欢节本身；另一方面，它是狂欢式文学化的语言。在巴赫金看来，“狂欢化提供了一种这样的可能性，即任何人之间可以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型结构，人们在其间可以将人与人在社会关系中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的领域中来”[2]。
二、《奇葩说》中的“狂欢”特性探究
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精神层面需求的提高。无论从口碑还是收视率来看，《奇葩说》作为网络综艺都收获了巨大的成功。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意在强调一种精神上的暂时解放以及不同个体之间平等自由的对话，而《奇葩说》为我们带来的正是一场全民言论的狂欢，也是思维上的狂欢。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建立在两个世界的前提下，第一世界是“官方的，严肃的，等级森严的”，与之相对的第二世界则是“轻松的，自由的，平等的”。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存在两个世界。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长期处于单调无趣的生活状况和高压紧张的状态中，这对应着巴赫金所说的第一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需要通过一种渠道和方式表达情绪、缓解压力。新媒体时代的互联网恰好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平台，这里人人平等，大家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便是巴赫金所说的“轻松的，自由的，平等的”第二世界。
（一）狂欢的广场：互联网
互联网是狂欢的广场，它基于二进制建立，是虚拟的世界。一方面，《奇葩说》设立在虚拟的“奇葩星球”上，在这里，居民拥有改变星球命运的权力，很多辩题的情景都设立在“奇葩星球”上，如第6季第4期的辩题是“奇葩美术馆着火了一幅名画和一只猫只能救一个，你救谁”，这便是在讨论中被创造出来的、本身并不存在的星球上可能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奇葩说》主要通过爱奇艺等网络平台播出，大众可以通过微博、爱奇艺等平台参与讨论，加入狂欢。
（二）狂欢的符号：体态符号及物化符号
《奇葩说》中，主持人马东及嘉宾的衣着都十分有个性，如蔡康永戴着单镜片的学士眼镜，马东穿着亮紫色与亮黄色的撞色西装，严肃的薛兆丰教授也戴上了领结，穿上了粉色的衬衫，从穿着造型上看，每个人都以一种轻松愉悦的状态参与到辩论之中。同时，不同于严肃的辩论，《奇葩说》的辩手有着丰富的肢体语言，他们通过夸张的肢体动作，配合生动的语音语调，给观众带来了多重感官的刺激，通过夸张的、感染力强的体态符号营造了娱乐戏谑的效果，也营造了狂欢中轻松、愉悦、平等对话的氛围。同时，《奇葩说》的场景布置也体现了狂欢的符号。观众作为“奇葩星球”的居民，手边有红蓝两色按钮，可以为自己赞同的一方助力，这一物化符号代表在狂欢中他们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辩手互辩环节中有“开杠”一说，舞台中间放着开杠器，杠杆在两方之间来回推动，辩手需要在短时间直接对话的过程中找出对方漏洞，守住己方的论点。
（三）狂欢的语言：广场语言
广场语言是狂欢式语言的主要表达方式，最大特征是具有通俗性和娱乐性，在网络中，这一表达方式表现为更加自由开放的言论风格。《奇葩说》中的语言也体现了广场语言的特点，其在摆脱了语言粗鄙性的基础上，保留了其攻击性与幽默性。辩手以幽默戏谑甚至是段子式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消解了辩论语言原本的严肃性，使之更加生动形象、易于接受。尽管节目中嘉宾使用了轻松的表达方式，却丝毫没有削减观点的力度，反而更能触动人心，可以引起观众情感上的共鸣和理性的思考。
相较于正式的辩论，《奇葩说》的语言更加生动幽默，有排比，有调侃，也不乏理性的论证。例如，杨奇函所说的“废话说得好，历史当主角；废话说出花，就是艺术家啊”此类句式工整的语言；再如导师李诞在第4期中下场辩论，他的段子式的幽默戏谑的语言配上捶胸顿足的表现引得在场观众频频发笑，但笑并不是目的，思考才目的，如“正是那些为了宏图伟业不计后果的牺牲‘小猫’的人，频频地让我们的世界陷入‘大火’”等话语引发了诸多观众的思考。这也是《奇葩说》这档节目的价值所在，其不是只停留在奇葩的形式上，而是通过奇葩的表达将其背后的价值传达给大众；不是一味地沉迷于娱乐的狂欢，而是为其注入理性，为狂欢降温。
（四）狂欢的参与者：全民参与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具有狂欢的参与者平等对话的特点，“一旦进入他的复调小说，便会改变自己的存在形式，成为艺术性的思想象征。他们同人物形象结合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摆脱开了自己独白型的封闭性和完成性，实现了完全的对话，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同其他的思想形象一起参加到小说的大型对话中”[3]。
《奇葩说》在辩手、选题、互动方面也体现了狂欢全民参与、平等对话的特点。
首先，奇葩辩手中也有“同性恋”“抑郁症患者”等小众群体，《奇葩说》为这些可能不为社会所包容的小众群体提供了平台，让他们汇集到一起，探讨同一个问题。
其次，《奇葩说》节目组会通过百度知道、知乎、新浪微问数据后台，在民生、人文、情感、生活、商业、创业等领域整理出网友关注最多的问题，并发动网友参与调查投票，最终选择网友投票最多的题目作为节目选题。这种方式使更多群体参与其中，通过微博、知乎等网络平台将大众联系了起来，使全民都能参与到对话中。同时，互联网降低了进入讨论的门槛，无论身份、地位如何，人们都可以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将严肃的辩论拉下神坛。另外，网友们还可以通过微博、弹幕评论参与到话题的讨论中。
热搜和评论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分别是对辩题的讨论和对节目人物的讨论。例如，在“喜欢的工作996该不该辞职”这一辩题中，观众态度浮动较大，可以看出大家面对这一问题时的迷茫和困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顾虑和犹豫，这类辩题显然更能吸引观众，也有更大的讨论空间。在综艺节目中，嘉宾和辩手也是观众关注的重点，观众会注意他们所有的表现，而观众对节目人物的关注与讨论也为节目带来了更多的流量和看点，例如，第3期和第4期中的嘉宾杨超越本身就是带有流量和争议的人物，她的做客为《奇葩说》带来了热度和关注度。
三、“狂欢”下的《奇葩说》传播意义探究
（一）对节目：增加流量，提高商业价值
《奇葩说》的狂欢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辩论较为严肃认真的氛围，这也是其区别于其他辩论类节目并在同类节目中脱颖而出的原因。在以娱乐为导向的社会潮流的影响下，用戏谑的效果情理相融地探讨在生活中困扰人们的常见问题，吸引了广大受众的目光；不断爆发出的笑点和触及人心、令人动情的泪点满足了受众的娱乐和受益心理，为节目增加了流量。
（二）對辩论：提升热度，使小众文化出圈
自人类开始交流，辩论便出现了，希腊时期出现了“雄辩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辩论盛况。现代华语辩论比赛则自美国学习引进，最早出现在中国台湾地区，祖国大陆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有一定规模的接触，直到1993年，狮城舌战将辩论赛推入了大众视野，并一直发展到现在。但大众对辩论的印象仍然停留在其是严肃学术上，辩论只在高校和少数辩论爱好者中流行。《奇葩说》则将辩论这一亚文化带入了大众视野，主流文化通过娱乐化的方式完成了对之的收编。主流文化的这一收编行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辩论这一亚文化破圈，为大众接受和喜爱。
（三）对社会：担负责任，传递多元思想
《奇葩说》作为一档辩论类综艺节目，在追求收视率的同时还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节目中的辩题皆是从生活中获取灵感，极具想象力，并非高深不可理解的辩题。这种贴近日常生活的话题给了受众自我思考和参与讨论的空间，并可以反馈到日常生活中。
此外，《奇葩说》中的“奇葩”们包括社会各层人士，有来自各个领域的高知分子，也有见解生活化却非常独到的群众。在这个辩论的舞台上，受众可以听到各方不同的声音，而不再局限于学院派的辩论风格，在这样的背景下，受众可以接收到更加广阔且多元的思想。但是，网络综艺的过度娱乐化也会在无形中使思考钝化。
四、“狂欢”下的《奇葩说》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内容呈现过度娱乐化导致思维钝化
狂欢可以使严肃的辩论变得更加有趣生动，使辩论更加符合时代潮流，让人们更容易接受。但是，在追求“狂欢化”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意识到，狂欢只能是一时的潮流，只能为主流文化增添色彩，不能代替主流文化。然而，狂欢文化正在被人们误解，正在冲击严肃文化，呈现“娱乐至死”的风尚。
《奇葩说》节目本身及其参与嘉宾作为媒体内容的传播者，在传播的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奇葩说》作为一档以辩论为主题的知识类综艺节目，其出发点是为了表达观点，从而引发观众的思考。然而，如波兹曼所言，“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以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原本具有高超语言驾驭能力和政治见解的人选在屈服于电视媒介，致力于表演水平的提高而不是表达他们的思想。电视节目需要的是掌声，而不是思考”，《奇葩说》中多样化的娱乐因素为其带来了话题和注意力，但是严肃的思考也屈服于资本的权威。
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大专辩论赛，《奇葩说》选手更加注重“节目效果”，创作搞笑的段子、煽情成为选手取得票数的手段，在这个“情绪大于一切”的后真相时代，辩论不再像以往一样如此注重逻辑的严密和观点的犀利，比赛的输赢诉诸资本的逻辑。如熊浩、颜如晶、黄执中等人虽擅长理性阐释和逻辑说明，但在娱乐场上却无法为大多数观众买账。
在“娱乐至死”的文化工业时代，综艺节目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显得格外重要。如果只是冠以“辩论”之名，博取观众之利，只会使思考这件严肃的事情变得碎片化、娱乐化，导致受众难以集中注意力思考。周宪提出的“视觉符号膨胀”概念也同样适用于《奇葩说》对思考的异化，在过多的娱乐化因素的刺激下，受众的思维敏感度下降，带来了“思考”的“通货膨胀”。知识类综艺节目在为知识祛魅的同时也使知识的价值被低估，节目既要保证“狂欢”效果的达成，又不能将辩论过程过度娱乐化，以免传播的信息缺乏思想和营养。如何承担娱乐化语境下的社会责任需要节目自身去平衡考量。 （二）内容选择过度娱乐化，加深了人们对政治生活的冷漠
辩论最开始是对公共事务的探讨。而《奇葩说》的辩题少有政策探讨、社会公共治理等议题，大多为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辩题，虽然能贴近大众生活，但也会带来年轻人日益严重的政治冷漠现象。
虽然微博等社交平台为严肃议题的消解与重构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但是这些平台上的政治认同构建都是碎片化且不成体系的，《奇葩说》作为进行知识分享与探讨的节目，在议题的整合与深入挖掘方面有着其他综艺类节目无法匹敌的优势。《奇葩说》要借助自身优势引导青少年网民的政治认同构建，提高其政治关心度，承担起社会责任。
五、建议
（一）行业自我净化
在《奇葩说》这类知识类网络综艺节目中，话题的选择属于可控因素。这就要求节目组在话题选取时要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不能任由资本掌舵，要注重价值和理性的传导。另外，在观众倾向于娱乐化表达的形势下，导师、嘉宾和主持人的价值引导格外重要，因此，要增加导师的话语权即投票数，立足于逻辑与理性思辨的深度而非局限于情绪的感染和感官的愉悦。
（二）自觉引导理性思考
在狂欢场中，嬉笑打闹过后，观点的传播效果我们难以得知。观众的思维是完全受节目节奏的掌控还是有空间地进行自我理解与消化？
节目在节奏引导方面可以增设一些引导观众思考的环节。首先，可以在双方自由辩论之后增加辩手与观众對辩的环节，通过节目环节的设置使观众成为理性思考的个体，而不仅仅是观看表演的观众；其次，节目组可以在微博等社交平台设置讨论话题，分设两种观点，采用线上大众参与辩论的方式促进观众的思考。在此过程中，节目组要掌握好话题讨论的节奏，线上的匿名性和链式发展很容易使讨论失控，因此需要有节目组进行正确的话题引导。
（三）提高受众媒介素养
节目受众在看待《奇葩说》这个采用非主流辩论形式的节目时，需要保持理性的接收态度。节目将辩题“戏谑化”，导致部分受众无法用正确的角度看待辩题，受众中的一些人会被节目中的部分观点误导。受众要意识到，网络综艺中的“狂欢”只是为了教会受众用轻松的状态面对严肃的人生挑战，用批判性的思维看待生活问题，并非想使人们的关注点从辩论本身的意义转移到它的外在形式上。这要求受众在观看节目，接收信息的过程中，要倾听辩论双方及导师的意见，在这思想交融的过程中做到独立思考，辩证推理，以包容的心态接受观点，培养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
六、结语
近年知识类网络综艺节目不断涌现，《奇葩说》展现了知识类网络综艺节目巨大的商业价值，通过热度和流量提升了辩论的知名度，在传递社会多元声音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过度娱乐化的表现方式也存在导致受众思维钝化和政治冷漠的潜在危害，这就需要相关组织引起重视，通过节目自我规范以及理性引导的方式承担起批判性地进行价值传输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 陆道夫.狂欢理论与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02（04）：21-27.
[2]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刘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200-205.
[3]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全7卷）[M].钱中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8-34.
作者简介：王否（2000—），女，江苏镇江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文化传播。
庄圆（2000—），女，福建厦门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
宋漾（2000—），女，江苏泰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