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陆偏远地区经济“区位塌陷”与“区位提升”

来源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yanqingkui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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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对甘肃省地区生产总值与全国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生产总值以及居民人均经济产出等数据的对比,分析出制约甘肃省地理经济“区位塌陷”的主要原因,总结出“区位劣势”对内陆偏远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以改善交通区位,“聚点带动县域”的反位势发展,以及进行主体功能区划优化区位结构等措施,改善内陆偏远地区区位的边缘化状况。
  关键词:区位塌陷;区位提升;边缘化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2.014
  
  一、内陆边缘化大趋势的影响
  
  (一)全球化进程对世界区位的影响
  世界经济在不断地探索和发展中逐渐走向了经济的全球化及区域的一体化,而这种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进程势必会导致世界主要经济中心的区位变化。在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下,世界各大经济板块随之建立起有利于各自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互补,资源相互共享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间的一体化,发展中国家间的一体化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一体化三类模式[1]。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导致世界经济中心不再仅被某一大国或某一区域占据,而是逐渐由多个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及区域代替。世界的经济中心区位正在形成以美国、西欧、印度、中国等多个主要经济区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发展模式[2],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气候下,各经济区为了快速发展,开始选择地理位置相对接近的区域进行资源互补交换、要素合作互动等手段,以达到共同利益最大化。
  (二)中国国内区位变动的力量与趋势
  1.对外开放调整区位结构。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我国经济区位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江三角洲依旧占据经济中心地位,珠江三角洲迅速成为第二经济中心,随后闽南三角经济开发区以及海南等也逐渐成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主要平台,而类似东北老工业区以及中西部经济地区的经济地位逐渐下降[3]。珠江三角洲依附香港经济发展,利用港澳贸易出口商品,借鉴、模仿香港产业发展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结构。闽南三角经济开放区主要以吸引台资以及东南亚国家资金,带动大陆地区对外经济发展。海南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它连接香港、澳门、台湾,是联系国际市场的重要港口门户,虽然经济基础薄弱,但依托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外资,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具有主要意义。能够随着对外开放经济特区政策的建立,我国经济中心发生了由东向南,由内陆向沿海地区的转移,东北地区以及黄河流域地区经济区位开始呈现劣势地位。
  2.区域开发影响区位结构。
  为了保护有限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优化城市发展格局,我国将国土功能区划分为四大主体功能区,即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依旧是优化开发区域,是我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媒介。大部分沿海城市及中部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经济人口集聚条件好的城市,成为重点开发区域。而部分东北地区,西北黄土高原等生态资源相对脆弱,环境自我调节能力相对弱的地区,成为限制开发区。其他我国重点资源保护区成为禁止开发区。这种主体功能的划分使得优化开发区以及重点开发区经济快速增长,外资投放力度不断增大,这些地区依旧保持着自身经济中心的区位优势;而限制开发区的城市由于开发受到限制,资金及技术引进和创新具有一定困难,生产要素配置率较低,发展相对缓慢。这种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发展使得某些内陆偏远城市经济发展迟缓,经济区位逐渐出现边缘化状况。特别是像甘肃省这种深居内陆的省份,在临海世界化的大环境下,逐渐开始边缘化。虽然甘肃省不断积极发展特色经济,但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吸引外资能力薄弱,人才聚集度差,导致甘肃省经济一直以缓慢的速度发展。
  
  二.甘肃省“区位塌陷”的表现
  
  (一)经济规模位势相对塌陷
  随着我国经济模式的不断变化,近些年以来由于自身地处中国西北内陆,地区开放程度较低,吸收外部资金及技术、人才等促进经济发展因素的能力较弱[4],导致甘肃省经济发展速度迟缓,出现“区位塌陷”现象,而在甘肃省内部各地区也出现了发展不协调的状况。见表1和图1。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甘肃省在2001年至2008年间的GDP产值较低,2002年至2005年甘肃省GDP环比指数一直处于增长状态,但2005年与2008年甘肃省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为近十年间最低;2006年甘肃省GDP突破2 000亿元,但此年甘肃省GDP增长速度较2005年下降;2007年和2008年甘肃省GDP持续缓慢上升,占全国GDP比重却依旧呈下降趋势。从2001年至2007年甘肃省GDP及占全国比重不难看出甘肃省经济已处于全国经济的边缘之处,虽然甘肃省GDP不断增长,但占全国比重由2001年、2002年及2004年的增长状态于2005年开始持续下降,虽然2006年有所增长,但后续两年处于下降状态,这说明甘肃省经济增长对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弱。见表2和图2。
  


  江苏地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是我国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及人员的重要经济地区。中东部的河南省是我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人口大省及我国重要产粮区。河南省虽地处内陆,但与沿海开放区相接壤又与西部城市相连,四通八达的交通是河南省与其他省份交流的优势。根据表2、图2可以看出,江苏省和河南省的地区生产总值远大于甘肃省,而且从2004年到2008年江苏省和河南省的生产总值持续以快速增长的势头远远超过甘肃省的生产总值。江苏省2006年至2008年GDP达到了甘肃省的9.5倍。2008年河南省GDP达到了甘肃省GDP的5.79倍,虽然河南省年平均增长速度不及甘肃省,但GDP数值较高,在全国比重中也高于甘肃省。由此可见,由于地区区位的差异,沿海沿江流域省份每年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较高,但中部地区由于资源丰富及离沿岸城市较近所以经济增长也较好。而甘肃省虽具有丰富的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但由于深居内陆,交通运输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资金吸引困难,技术创新落后,所以甘肃省GDP占国家比重越来越小,相比于其他省份的竞争力也就越发薄弱,这就制约了甘肃省经济规模的优势发展,出现了甘肃省经济规模优势“塌陷”的状况。除地区差异这一原因外,造成甘肃省经济规模优势“塌陷”的另外两个原因是 “临海世界化”和“内陆边缘化”。“临海世界化”将会导致濒临沿海的地区更快更强地加入世界贸易中。临海地区具有便利的交通交流条件,是对外交流的窗口。而外资及高级人才首选的地区就是沿海城市,沿海城市大部分都具有较高的经济能力,这种互相吸引导致临海城市逐渐走向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临海世界化”导致的另一结果就是“内陆边缘化”。在临海城市不断发展的同時,由于自身地理位置及交通等因素,甘肃省经济发展出现滞后。生产结构单一以及技术落后,导致资金、人才吸引困难,甘肃省地区特色经济难以推向外界。
  (二)人均经济产出相对塌陷
  甘肃省的人均经济产出主要从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三个指标体现。2008年末甘肃省总人口为2 628.12万人[5],同年我国人口总数约为13.812 9亿人[6],甘肃省人口总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9%。见表3和图3。
  


  根据表3和图3分析可知,2001年甘肃省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6个百分点,而2008年甘肃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46.65个百分点;甘肃省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从2001年的21.53%上升为27.37%;200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2 366.40元,甘肃省低于全国水平36.25个百分点,到200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4 140元,甘肃省低于全国水平43.75个百分点。虽然甘肃省人均经济产出在不断增加,但其增加速度远不及全国的增长速度,这说明甘肃省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人均经济产出低,居民收入较低,生活质量得不到提高,城市发展迟缓,这些都将使得甘肃省的区位“塌陷”情况越发明显。而在这三项指标中甘肃省人均GDP增长速度较快。甘肃省人均可支配收入2002增长达到高峰,2003年跌落后处于较慢的增长速度。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在2002年至2008年间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增长较缓慢。从三项指标缓慢增长的速度可以看出,甘肃省虽然人口较多,劳动力丰富,但大部分劳动力处于初级产品生产加工阶段,所以产业结构也基本以初级产品生产开发及加工为主。单一的生产结构,资金及技术的缺乏,导致甘肃省发展科技密集型产业困难,大型的工业体系也仅是以初级产品开采和再加工为主。2002年至2008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全国相比相差甚远,地区的偏远、农民教育素质较低,农村产业结构单一,自然环境恶劣等原因都是导致甘肃省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而最终的表现就是甘肃省人均经济产出的“塌陷”。
  (三)产业结构向“原料化”形态简化
  甘肃省区位呈现“塌陷”状态与其产业化结构及资源的配置方式等经济活动有必然的联系。甘肃省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为462.27亿元,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为1 471.43亿元,第二产业工业的生产总值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农业。甘肃省发展农业的主要缺陷为水资源贫乏。河西走廊是甘肃省农业要地,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及气候条件,农业发展状况良好。但该地区农业产业结构单一,主要以初级产品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获得的利润也相对较低。长此以往的初级产品原料化发展,导致甘肃省农业经济效益增长缓慢,特色农产品难以进行多元化的生产销售,农业经济逐显“塌陷”趋势。工业方面,虽然甘肃省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有色金属业、石油、钢铁业等重工业,但由于工业基础差,技术相对落后,经济“二元结构”明显,造成甘肃省工业体系主要以生产初级产品或工业原料加工供应为主,没能形成以开采-加工-生产成品-销售的产业链,很难形成区域性的循环生产体系。产业的“原料化”生产模式导致甘肃省不得不以较低的价格向其它省份出口原料,在其它省份进行深加工处理后,变成半成品或最终产品又被回售到甘肃省。这种变相的转换方式使甘肃省经济受到极大的冲击,与其他省份的竞争能力也开始下降,从而导致甘肃省GDP上升缓慢,产业结构转换困难,“原料化”生产形态越发严重。
  (四)交通区位相对塌陷
  甘肃地处中国西北内陆,黄河上游,位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呈现“锁钥”地貌。甘肃省与蒙古有接壤的地方,所以属于边境省份,东邻陕西省,南部与四川省、青海省接壤,西部紧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及蒙古国交界,东北部连接宁夏回族自治区,是西北地区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连接的桥梁和纽带,是贯穿东亚与中亚、西亚及欧洲之间交通往来的陆上要道[7] 。甘肃省的地理区位优势即可以扩大甘肃省本省经济产品的对外贸易,还可以使甘肃省成为连接其他省份的物流中心地。但由于甘肃省多山地,生态环境脆弱,资金缺乏,导致甘肃省交通区位仍属于边缘地带。我国许多铁路经过兰州,但甘肃省并未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发展特色交通运输业和对外交流经济,仅仅成为各城市交流的必经“通道”。
  
  三、区位提升对策建议
  
  (一)加速构建“马陆型”交通体系
  建立多面开阔连接的交通体系,改善内陆偏远地区与外界交流的环境,充分利用自身区位特点,借助周边省份相互合作为手段,构建起区域“和谐崛起”的整体框架,达到提升内陆偏远地区区位优势的目的。要充分利用各地区区位基础功能,构建“马陆型”体系,加强自身吸引外资、技术等能力。借助周边连接省份的优势,以其他区域经济发展渠道及模式为依据,与其建立经济合作体系或充当对外交流的中介体系来提升内陆偏远地区的区位优势。
  (二)加速“聚点带动县域”反位势发展
  首先,在“区位塌陷”格局中主动创造“聚点优势”,建立“聚点”区域,发展“区位塌陷”地区的主导经济;以“聚点”的优势吸纳技术创新以及建立优势产业帮助“区位塌陷”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将主要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建立“聚点”经济,以“聚点”的优势带动整体经济区位提升。“聚点”的加速发展中需要大量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也会得到相应调整,资源的配置及共享率会得到大大提升,这种发展结构的调整不但可以提升“聚点”经济还可以改善其他区域经济体系的发展模式,并产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效果,最终达到整体区域经济的提升。其次,“聚点”發展还能够吸纳减轻人口分散化格局的区域压力。“聚点”在初期发展中必定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劳动力的聚集有利于“聚点”区域扩大人力资本价值,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种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可以降低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压力,还能够解决偏远地区劳动力缺乏问题,协调区域劳动力极端分化,使地区经济整体达到均衡发展。再次,通过点轴网格扩散“聚点”发展区域带动效应。按照有顺序、有规律、有步骤的聚点发展,依据点、线、面的发展方式,遵循点轴网格扩散发展的规律,扩散“聚点”域面达到整体发展的效果。
  (三)构建完善人力资源战略开发体系
  通过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突破高等教育资源瓶颈,通过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后备技术人才,通过发展民族地区教育奠定族群和谐发展基础。民办高等院校的建立有助于缓解高等教育资源稀缺,提高地区整体人员素质,改善生产中人力资源状况以及提高高新技术的适用率。内陆偏远地区的多数企业面临着专业技术劳动力缺乏的现象,培养高等职业教育人才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专业人才一方面能够较快地投入生产环境中,另一方面专业人才能更有效地接受相关专业方面新兴的技术及信息,这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经济增长率。要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少数民族居民文化素质,有助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交流,保护各民族地区和谐发展。
  (四)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优化区域功能结构
  内陆偏远地区多属于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地区,通过建立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四级主体功能区,分区进行经济发展。这种划分主体功能区的方法有助于内陆偏远地区按照不同区域资源环境、经济、人口的情况,制定符合自身的生态资源保护计划以及生态与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发展计划。这些内陆偏远地区可以根据生态环境的差异,经济发展的程度,以及人类聚集度,划分优化区域功能结构。将区域生态薄弱,自身恢复能力差,经济发展困难的地区划分为禁止开发区,减少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将资源较丰富但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地区划分为限制开发区,以限制资源开采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对于具有丰富的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适合人类居住且适合发展各类产业经济的地区划分为重点开发区。根据主体功能区的规划,优化各区域的主体功能,按区域特点发展经济,这样既保护了生态环境也提高了主体区域的经济地位,使内陆偏远地区区位得到有效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陈泽明.区域合作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66-92.
  [2] 张幼文,黄仁伟.2006中国国际地位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1-36.
  [3] 吴传钧.中国经济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4] 杨 聪,林 克,张召波.区位优势整合——论西部经济的统筹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80-89.
  [5] 《甘肃年鉴》编委会.甘肃年鉴:200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6] 《中国统计年鉴》编委会.中国统计年鉴:200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7] 耿庆武.中国不平衡经济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易 民)
  
  The Economy in Remote Areas of Inland “Location Downfall”
  and “Site Improvement” Optimization
  ——An Example of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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