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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名,一个门牌号,就如X、Y坐标,构成了一个二维的世界,让我们在地平面移动时身体能够精确定位。但是世界上有些地方,却用某些看不见的符号做Z坐标,让我们的世界变得立体——不仅身体归位,而且心灵皈依:贝克街221是灯塔,让侦探小说迷们对福尔摩斯的崇拜不再漂移;唐宁街10号是圣地,让全世界的皇室情绪五体投地……南京淮海路35号也是这样一个容器:它集佛家雕版印刷经卷之大成,不在佛门中却成为佛门圣地。
淮海路35号:近代佛教复兴原点
6月的南京,已显出火炉本色,而处于市中心的新街口更是在火舌上热舞。然而,在钢精水泥丛林中,有一抹灰墙圈起了六亩三分地,就如同防火墙隔离了喧嚣与热浪:墙外是车水马龙,人间烟火;墙内是黄灯青卷,恬静院落。
如果不是门楼上“金陵刻经处”几个苍劲的大字提醒,路人还以为误闯进了明清达官显贵的私宅别院。果不然,有背包客倚门往里探头,就如同在玩刘姥姥进大观园的cosplay。在吃了门卫老头的闲门羹后,他便对那几个鎏金大字飞了个白眼后头也不回的走了。老头子长叹一声后自言自语:“你懂不懂,全世界雕版印刷仅此一家?知不知,提这几个字的是欧阳竟无?”
阵阵赞叹从院落里发出:“我原以为这就是一印刷厂?没想到这印刷厂还这么有来头?”——这是一群正在参观实习的大学生,他们正三三两两地散坐在居士塔下、“深柳居”前。他们不知道,这不起眼的居士塔下长眠的,正是金陵刻经处创始人,有“近代佛教复兴第一人”之称的杨仁山居士;而简朴的“深柳居”却正是杨仁山及其追随者,谭嗣同、苏曼殊、欧阳竟无、释太虚等文化名流曾经研习佛法的地方——淮海路35号,这六亩三分地虽小,却是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原点。
1862年,26岁的杨仁山机缘巧合得《金刚经》一卷,开始和佛法结缘;28岁时读《大乘起信论》开始对佛法痴迷,开始遍寻佛家典籍,这时杨仁山才发现,彼时的中国,国力衰败,而中国佛学则衰败得更加猛烈。《圣经》可以在西方传教士处免费领取,而佛家典籍在寺庙中动却奇货可居,连佛家最普通的佛学典籍《净土四经》都一经难求。
杨仁山从此就开始立志复兴佛教,让国人在佛法的洗礼下,达到心灵的静化,最终达到曲线救国的目的。而要让国人知佛、信佛,那就要从佛教典籍的普及开始。
1866年,杨仁山全家从安徽石埭(今安徽石台县)迁来南京。同年,杨仁山首刊《净土四经》,金陵刻经处从此呱呱坠地。成为了近代中国第一家由私人创办的集雕刻、印刷、流通及研究于一体的佛经出版机构。金陵刻经处的成立给面临凋零的中国佛经雕版印刷形成了标杆效应,如皋、杭州、常熟、扬州等刻经处相继成立。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杨仁山从朝鲜、日本找回我国隋唐时代古德著作三百余种,择其最善者刊刻流通,使唯识、三论、华严、净土等教义得以昌明。
在从事佛典刻印事业外,1908年,杨仁山还在刻经处设立佛教学校——祗洹精舍,招生教授佛学,培养佛教人才,首次把现代教训理念引入佛学教育中;1910年,杨仁山又在金陵刻经处设立佛教研究会,开展佛教研究和讲经活动。这些举动,让太虚、开悟、邱虚明、谢无量、欧阳竟无等一大批佛学名人迅速涌现出来,而正是这些人的出现,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才迎来了曙光。
1897年六月初四,金陵刻经处在经历第4次搬迁后,最终固定下来。淮海路35号也以金陵刻经处之名成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原点。杨仁山也因为金陵刻经处的影响成为了“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第一人”。
经板楼:没有备份的佛法基因库
金陵刻经处其它的房屋都是不事粉黛的平房,唯有经板楼是二层现代化洋楼。经板楼之所以如此受“超国民待遇”,只因金陵刻经处得以成为全世界佛教典籍的教科书的底气,全部来源于经板楼中12500块经板。这些不同年代,不同出处的经板,是破解佛学遗难杂志的“达芬奇密码”,也是当下佛教典籍的母体。
如果说观音的每一个手印都有一种佛法对应,那么经板楼就是一位佛法无边的“千手观音”。只不过,“千手观音”并非金陵刻经处的一家之言,因为经板楼收藏的不仅仅是金陵刻经处的经板楼,而是全国佛学界的图书馆:自杨仁山创立金陵刻经处以来金陵刻经处自刻经板47000余片,全部被藏入经板楼。解放后,为了让濒危的佛学雕版印刷得到集中保护,支那内学院经板14300余片、扬州砖桥江北刻经处经板22900余片、北京刻经处与天津刻经处经板23600余片,以及北京三时学会、苏州洞庭西山只树庵、常州天宁寺等处经板,总计达15万片之多的经板都汇聚到金陵刻经处——能把全国的经板都汇聚到金陵刻经处,说明了金陵刻经处在全国佛学界的影响力和向心力。
但也正是金陵刻经处的这种“向心力”,险些让全国佛教经板遭受灭顶之灾害。当年有人试图把它们作为“四旧”的典型付之一烛。最终,因为杨仁山孙女杨步伟和她的丈夫赵元任的呼喊,直到上书周恩来总理,经板终于逃过了被焚毁的命运,但是经板因为“四旧”的待遇,被破坏了3万多块。
现在经板楼的每一块经板,在金陵刻经处中都是“仅此一份”,在全世界也“仅此一份”。当问及到刻经处的管理人员为何不对经板进行“备份”时,刻经处的管理人员长叹了一口气:金陵刻经处的经板被称为“金陵版”,是用黄梨木制成。一只20×15尺寸的经板原料就需要一千元人民币,经板楼中的经板做一次“备份”就要花费1.25亿。更重要的是,一块经板双面刻,只能刻800来字,却需要一个技艺精湛的技工至少刻满15天。目前,金陵刻经处只有马萌青和他的徒弟邓清之两位雕版师。师徒俩火力全开,一个月也只能刻出两块经板。要让师徒俩把经板楼中的经板全部备份一次,需要5000多年;而被红卫兵们轻易破坏的经板,能让师徒俩足足刻满1250年。
现在师徒俩雕版师所做的“刻板”工艺多用于对残缺经板的修补,努力不让这佛法基因库出现基因流失。
刻经人:拳刀刀锋上的舞者
作为金陵刻经技艺唯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马萌青热心向每个关心金陵刻经技艺的人传授他的刻经技艺。但是因为从小青霉素过敏所导致听力出现异常,虽然没给他学艺带来困难,却给他传艺带来了障碍——他只能听到80分贝以上的声音。他往往要根据提问者的口型来“看”他们说什么。而对于提问者的疑惑,他却有“有理说不出”的苦处。
还好,马萌青是乐观的,他把这看成是一种修行。听力障碍,给他带来了寂静的世界,让他可以一头扎进佛经的世界,用心灵和佛祖交流,用拳刀(刻经的工具)在经板上跳舞。
1981年,恢复动作的金陵刻经处重新开始招收学徒,面向社会招收十几位,18岁的马萌青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位。那时的,所有人都不会想到,日后,全世界仅有的雕版刻经技艺会落在他一个人肩上。马萌青还记得当学徒的日子:“开始时,师兄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在木板上刻方格子,直到把每个方格子刻得一样大小,然后开始刻字。在标准方格内,刻标准的宋体反字,只有把宋体反字刻得如电脑字库版标准,才开始真正的刻板。从刻方格到刻板的训练,时间是整整三年;一块经板正反要刻800个字,历时半个月,如果其中一个字出现错误,整块经板都要报废,半个月的功夫白费……”很多人受不了刻板枯燥和苛刻,纷纷离去。时至今日,和马萌青一起进入金陵刻经处的第五代刻经人,只有马萌青一个人坚持到最后。如今,刻经三十载的马萌青已年过半百,当马萌青的师傅在这个年纪时,马萌青和师兄弟们,都已经成为能独当一面的高手。而如今的金陵刻经处,面向社会招聘传承人十多年,马萌青只招收到一名女弟子邓清之。难能可贵的是,邓清之对刻经有着火一般的热情,能如马萌青一般,把“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的刻经看成一种人生修行。
一百多年前,当杨仁山创立金陵刻经处,在全国人民都食不果腹的情况下,要人们追求精神上的饱满,金陵刻经处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反而,在物质已经足够充裕的当下,灵休浪潮风声云涌的当下,金陵刻经处却从佛门出走,从佛教风云演变成单纯的佛经印制手工作坊。却“身在闹室无人问”。
曾几何时,中国佛教的兴盛,对佛经的需求,让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得以迅速推广;而金陵刻经处“活化石”一般的雕版印刷,让日渐凋零的中国佛教,在风雨飘摇的近代延续佛学香火,雕版印刷和中国佛学之间似乎一直有着奇妙的化学反应,互为因果。当下,这种化学反应是否能进行到底?
淮海路35号:近代佛教复兴原点
6月的南京,已显出火炉本色,而处于市中心的新街口更是在火舌上热舞。然而,在钢精水泥丛林中,有一抹灰墙圈起了六亩三分地,就如同防火墙隔离了喧嚣与热浪:墙外是车水马龙,人间烟火;墙内是黄灯青卷,恬静院落。
如果不是门楼上“金陵刻经处”几个苍劲的大字提醒,路人还以为误闯进了明清达官显贵的私宅别院。果不然,有背包客倚门往里探头,就如同在玩刘姥姥进大观园的cosplay。在吃了门卫老头的闲门羹后,他便对那几个鎏金大字飞了个白眼后头也不回的走了。老头子长叹一声后自言自语:“你懂不懂,全世界雕版印刷仅此一家?知不知,提这几个字的是欧阳竟无?”
阵阵赞叹从院落里发出:“我原以为这就是一印刷厂?没想到这印刷厂还这么有来头?”——这是一群正在参观实习的大学生,他们正三三两两地散坐在居士塔下、“深柳居”前。他们不知道,这不起眼的居士塔下长眠的,正是金陵刻经处创始人,有“近代佛教复兴第一人”之称的杨仁山居士;而简朴的“深柳居”却正是杨仁山及其追随者,谭嗣同、苏曼殊、欧阳竟无、释太虚等文化名流曾经研习佛法的地方——淮海路35号,这六亩三分地虽小,却是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原点。
1862年,26岁的杨仁山机缘巧合得《金刚经》一卷,开始和佛法结缘;28岁时读《大乘起信论》开始对佛法痴迷,开始遍寻佛家典籍,这时杨仁山才发现,彼时的中国,国力衰败,而中国佛学则衰败得更加猛烈。《圣经》可以在西方传教士处免费领取,而佛家典籍在寺庙中动却奇货可居,连佛家最普通的佛学典籍《净土四经》都一经难求。
杨仁山从此就开始立志复兴佛教,让国人在佛法的洗礼下,达到心灵的静化,最终达到曲线救国的目的。而要让国人知佛、信佛,那就要从佛教典籍的普及开始。
1866年,杨仁山全家从安徽石埭(今安徽石台县)迁来南京。同年,杨仁山首刊《净土四经》,金陵刻经处从此呱呱坠地。成为了近代中国第一家由私人创办的集雕刻、印刷、流通及研究于一体的佛经出版机构。金陵刻经处的成立给面临凋零的中国佛经雕版印刷形成了标杆效应,如皋、杭州、常熟、扬州等刻经处相继成立。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杨仁山从朝鲜、日本找回我国隋唐时代古德著作三百余种,择其最善者刊刻流通,使唯识、三论、华严、净土等教义得以昌明。
在从事佛典刻印事业外,1908年,杨仁山还在刻经处设立佛教学校——祗洹精舍,招生教授佛学,培养佛教人才,首次把现代教训理念引入佛学教育中;1910年,杨仁山又在金陵刻经处设立佛教研究会,开展佛教研究和讲经活动。这些举动,让太虚、开悟、邱虚明、谢无量、欧阳竟无等一大批佛学名人迅速涌现出来,而正是这些人的出现,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才迎来了曙光。
1897年六月初四,金陵刻经处在经历第4次搬迁后,最终固定下来。淮海路35号也以金陵刻经处之名成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原点。杨仁山也因为金陵刻经处的影响成为了“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第一人”。
经板楼:没有备份的佛法基因库
金陵刻经处其它的房屋都是不事粉黛的平房,唯有经板楼是二层现代化洋楼。经板楼之所以如此受“超国民待遇”,只因金陵刻经处得以成为全世界佛教典籍的教科书的底气,全部来源于经板楼中12500块经板。这些不同年代,不同出处的经板,是破解佛学遗难杂志的“达芬奇密码”,也是当下佛教典籍的母体。
如果说观音的每一个手印都有一种佛法对应,那么经板楼就是一位佛法无边的“千手观音”。只不过,“千手观音”并非金陵刻经处的一家之言,因为经板楼收藏的不仅仅是金陵刻经处的经板楼,而是全国佛学界的图书馆:自杨仁山创立金陵刻经处以来金陵刻经处自刻经板47000余片,全部被藏入经板楼。解放后,为了让濒危的佛学雕版印刷得到集中保护,支那内学院经板14300余片、扬州砖桥江北刻经处经板22900余片、北京刻经处与天津刻经处经板23600余片,以及北京三时学会、苏州洞庭西山只树庵、常州天宁寺等处经板,总计达15万片之多的经板都汇聚到金陵刻经处——能把全国的经板都汇聚到金陵刻经处,说明了金陵刻经处在全国佛学界的影响力和向心力。
但也正是金陵刻经处的这种“向心力”,险些让全国佛教经板遭受灭顶之灾害。当年有人试图把它们作为“四旧”的典型付之一烛。最终,因为杨仁山孙女杨步伟和她的丈夫赵元任的呼喊,直到上书周恩来总理,经板终于逃过了被焚毁的命运,但是经板因为“四旧”的待遇,被破坏了3万多块。
现在经板楼的每一块经板,在金陵刻经处中都是“仅此一份”,在全世界也“仅此一份”。当问及到刻经处的管理人员为何不对经板进行“备份”时,刻经处的管理人员长叹了一口气:金陵刻经处的经板被称为“金陵版”,是用黄梨木制成。一只20×15尺寸的经板原料就需要一千元人民币,经板楼中的经板做一次“备份”就要花费1.25亿。更重要的是,一块经板双面刻,只能刻800来字,却需要一个技艺精湛的技工至少刻满15天。目前,金陵刻经处只有马萌青和他的徒弟邓清之两位雕版师。师徒俩火力全开,一个月也只能刻出两块经板。要让师徒俩把经板楼中的经板全部备份一次,需要5000多年;而被红卫兵们轻易破坏的经板,能让师徒俩足足刻满1250年。
现在师徒俩雕版师所做的“刻板”工艺多用于对残缺经板的修补,努力不让这佛法基因库出现基因流失。
刻经人:拳刀刀锋上的舞者
作为金陵刻经技艺唯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马萌青热心向每个关心金陵刻经技艺的人传授他的刻经技艺。但是因为从小青霉素过敏所导致听力出现异常,虽然没给他学艺带来困难,却给他传艺带来了障碍——他只能听到80分贝以上的声音。他往往要根据提问者的口型来“看”他们说什么。而对于提问者的疑惑,他却有“有理说不出”的苦处。
还好,马萌青是乐观的,他把这看成是一种修行。听力障碍,给他带来了寂静的世界,让他可以一头扎进佛经的世界,用心灵和佛祖交流,用拳刀(刻经的工具)在经板上跳舞。
1981年,恢复动作的金陵刻经处重新开始招收学徒,面向社会招收十几位,18岁的马萌青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位。那时的,所有人都不会想到,日后,全世界仅有的雕版刻经技艺会落在他一个人肩上。马萌青还记得当学徒的日子:“开始时,师兄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在木板上刻方格子,直到把每个方格子刻得一样大小,然后开始刻字。在标准方格内,刻标准的宋体反字,只有把宋体反字刻得如电脑字库版标准,才开始真正的刻板。从刻方格到刻板的训练,时间是整整三年;一块经板正反要刻800个字,历时半个月,如果其中一个字出现错误,整块经板都要报废,半个月的功夫白费……”很多人受不了刻板枯燥和苛刻,纷纷离去。时至今日,和马萌青一起进入金陵刻经处的第五代刻经人,只有马萌青一个人坚持到最后。如今,刻经三十载的马萌青已年过半百,当马萌青的师傅在这个年纪时,马萌青和师兄弟们,都已经成为能独当一面的高手。而如今的金陵刻经处,面向社会招聘传承人十多年,马萌青只招收到一名女弟子邓清之。难能可贵的是,邓清之对刻经有着火一般的热情,能如马萌青一般,把“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的刻经看成一种人生修行。
一百多年前,当杨仁山创立金陵刻经处,在全国人民都食不果腹的情况下,要人们追求精神上的饱满,金陵刻经处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反而,在物质已经足够充裕的当下,灵休浪潮风声云涌的当下,金陵刻经处却从佛门出走,从佛教风云演变成单纯的佛经印制手工作坊。却“身在闹室无人问”。
曾几何时,中国佛教的兴盛,对佛经的需求,让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得以迅速推广;而金陵刻经处“活化石”一般的雕版印刷,让日渐凋零的中国佛教,在风雨飘摇的近代延续佛学香火,雕版印刷和中国佛学之间似乎一直有着奇妙的化学反应,互为因果。当下,这种化学反应是否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