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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赵孟頫学书取法广泛，有“书凡三变”之说。事实上“三变”依然是泛指，晋唐之际的诸多名家法帖，皆为赵孟頫所取法。其壮年时期所书的《赤壁赋》是他诸多手卷行书的代表。个中缘由无不来源于其所涵盖的精绝笔法。
【关键词】书学师承；笔法精绝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20-0019-03
【作者简介】庆旭，江苏省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苏州，215000）美术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苏州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兼副秘书长，苏州市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又号甲寅人、三宝弟子等。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生于吴兴（今浙江湖州）。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追封魏国公，谥文敏。他首先是元代最有影响的书法家，《元史》本传云：“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其次还精通绘事、音乐，善鉴定古器物，其诗风格奇逸，甚有古风。
赵孟頫是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曾祖赵师垂、祖父赵希永、父赵与訔皆曾任职高官。十九岁试中国子监，注真州司户参军。四年后宋亡，赵孟頫只得归隐家乡，致力于学。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世祖命江浙行省治书侍御史程钜夫搜访江南遗贤，赵孟頫被推荐为候补二十四人中的第一名。至元二十四年（1287），赵孟頫来到大都。其才气英迈，神采焕发，见识卓著，甚为世祖欣赏。至元二十九年（1292）出任济南，进朝列大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兼管本路诸军奥鲁。三年后应成宗之召，将入史院，以病辞归。大德三年（1299）改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此间，赵潜心艺事，他流传下来的大量经典，包括《前后赤壁赋》皆来源于这段时间。至治二年（1322）六月十六日，卒于吴兴，年六十九岁，追赠江浙中书省平章政事、魏国公，谥号“文敏”，故称“赵文敏”。
赵孟頫的书学师承和风格变化，前人评价甚多，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宋濂说”，其跋赵书《浮山远公传》云：“赵魏公之书凡三变，初临思陵，中学锺繇及羲、献，晚年学李北海。”这就是后人论赵书普遍秉持的“书凡三变”之说，此说以陈其锟、宋濂、吴荣光等为代表。事实上此论所举宋高宗、二王、李邕等几家只是一个大概的取法归类，从赵孟頫的学书经历可知，古代书法经典无不临习，如此才使其能够落笔具众美。
第二种，“解缙说”，其《书学传授》云：（赵孟頫）“始事张即之，得南宫之传，而天资英迈，积学功深，尽掩前人，超如魏晋，当时翕然师之”。事实上，从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一可知，以赵孟頫为代表的元初书法家群对张即之书是持否定观点的——“即之之恶，谬极矣”。
第三种，“顾复说”，其《平生壮观》云：“赵文敏初学李北海书，伯机诃之，令其从右军入手，遂临摹《淳化阁帖》，自此大进。”从赵孟頫自作诗得知，此论甚谬，其《哀鲜于伯机》诗云：“我时学钟法，写君先墓石。”（《松雪斋文集》卷3）即早年学的是钟繇，而不是李北海。
总之，以上三说皆有不同程度的偏颇。理清赵氏学书经历，须结合作品及其书论方能对其书学理路及文化脉络有清晰的认识，给今人以正确、全面的启示。赵孟頫在重题《兰亭考》中说道：“余往时作小楷，规模钟元常、萧子云。”（见赵孟頫书迹《禊帖源流考》小楷卷并跋）也就是说，赵孟頫学书是从钟繇、萧子云开始的。中晚年时期，孟頫宦游南北，所见甚多，先博后专，先广后精。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二王经典的研习，如《兰亭序》《圣教序》《十七帖》《洛神赋》等。此外，像智永、褚遂良、李北海、徐浩、张旭、颜真卿、柳公权诸家也是他旁及的对象。在不断临习中斟酌损益，化古融今，终得赵氏自家面目。
第一阶段（四十五岁以前），此时的赵孟頫虽已取得了相当成就，但仍属于临写、探索阶段。相继写出了《杜诗秋兴八首之四首》、自题其书《千字文》《跋兰亭帖》《归去来辞》《雪赋》等墨迹，书风大都体现了清秀、俊雅的韵味。
第二阶段（四十五岁至五十五岁），其书法日臻成熟，并以姿媚为主要特征。这一时期即钟情二王时期。他对“二王”书法评价极高，曾说：“右军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传子献之，超轶特甚。”尤其对王羲之的《兰亭序》和王献之的《洛神赋》更是心摹手追，刻意临写。经过长期的刻苦经营和钻研，形成了以二王为风范而又有自己鲜明特点的“赵体”。这期间的代表作有《洛神赋》《前后赤壁赋》《吴兴赋》《兰亭十三跋》等，书法虽淹有众长，却机杼自出，有天衣无缝之妙处。不但用笔讲究，结构严谨，反映了其书法功力的深厚，而且骨肉匀停，洒脱圆润，以法韵称胜，所谓“信笔挥洒，笔下有神”。
同时，赵孟頫积极提倡书法“复古”。清人梁巘曾在《评书帖》中说道：“晋书神韵潇洒，而流弊则轻散；唐贤矫之以法，整齐严谨，而流弊则拘苦；宋人思脱唐习，造意运笔，纵横有余，而韵不及晋，法不逮唐；元、明厌宋之放轶，而慕晋轨。”事实上，作为宋末元初书家，赵孟頫当时已发出感叹：“时流易趋，古意难复。”在他的倡导下，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元初书家开始反思前代书法，清醒地认识到师法不古给南宋和元初书坛所带来的种种流弊。
因为元人书法，直接来源于宋人，宋人给他们留下的是“尚意”和“师法”。“尚意”的结果，使得当时的书家只擅长行书而不能写工楷。另一个现象是“师法不古”，又使得众人行书水平普遍不高，以至于后来，很多人的字浮躁、丑陋，形同恶札。有感于此，赵孟頫才以复古为号召，提倡师法魏晋，崇韵尚法，来扭转当时书法混乱的局面。赵孟頫身体力行，不但正、行、草书师法魏晋，一改宋人的刻露之习，再现了“二王”的姿韵风流，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而且还善写篆隶和章草。在书法的用笔和结构上，赵孟頫提出了“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的论断。
由于赵孟頫书法艺术的全面性和地位的不断抬升，对当时的书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元代也有不少书家在擅写楷、行、草书的同时，也能写篆、隶和章草。如俞和的篆隶《二体千字文》等。 第三阶段（五十五岁至六十岁以后），这一阶段他对李北海用功最勤，因而书风有了明显改变。如他在延祐三年（63岁）奉敕书写的《胆巴碑》，方圆并用，刚柔相济，参用李北海笔意，于规整庄重之中尤可见其潇洒超逸，远非其早年书法能比。延祐六年（66岁）写的《仇锷墓碑铭》，更是取精用宏，熔质朴、秀媚于一炉，骨力内蕴，风采外发，于苍茫浑厚之中，已臻出神入化之境。
赵孟頫的精绝书艺既影响到与其同时代的邓文原、鲜于枢、康里子山等人，也影响了明清时期的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王文治、查昇、何焯等大家。甚至到了民国以后也有诸多大家都对赵孟頫有过学习的经验，如沈尹默、林散之、吴玉如、启功等。可以说在中国书法史上，赵孟頫书体可谓是上承晋唐，下启明清的桥梁。但历来对其书法褒贬不一。贬抑赵字者说赵者软滑流靡，甚至诋之为“奴书”，以为学他的人会“堕阿鼻牛犁地狱”（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永远不得超度飞升。平心而论，赵字确有软滑流靡的一面。然大多为其早年所书，中晚年已少此流弊。最早提出赵字为“奴书”的是李伯桢，但也有书评家就“李氏”奴书之论发表了意见。如清代朱履贞《书学捷要》云：“前人评书，亦有偏徇失实、褒贬不公处，至如赵文敏书法，虽上追二王，为有元一代书法之冠，然风格已谢宋人。至诋以奴书者，李伯桢失实也。”冯班对“奴书论”也有反驳，其《钝吟书要》云：“结字，晋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晋人之理而立法，法定则字有常格，不及晋人矣。宋人用意，意在学晋人也。意不周币则病生，此时代所压。赵雪松更用法，而参之宋人之意，上追二王，后人不及矣。为奴书之论者不知也。”
从后学者角度看，对于赵孟頫书风，我们认为不该一言以蔽之——凡事皆具有两面性。学赵字要懂得取其长避其短，才是正确的学习方法。笔者以为，赵孟頫书法汲取二王之精髓，笔法精妙，有魏晋风范，尤其是对于刚刚起步学习行书的书法爱好者来说，从其入手，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同时也为今后深入学习二王书法打下良好的基础。
《前后赤壁赋》是赵孟頫四十八岁时录苏东坡之文写给其友人的书法作品，为其行书作品中的得意之作，无论是心境还是技法都达到了最佳状态。作品充溢着浓郁的书卷气和高古的意境。是年三月，赵孟頫曾自跋画云：“作画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意。”（《清河书画航》酉集《子昂自跋画卷》）此论为赵氏于艺术的重要观点，于画、于书、于诗、于印皆然。《前后赤壁赋》中所透出的晋人气息，当是赵孟頫书法所尽力追求古意的最好印证。
“学赵行书首赤赋”，这是笔者的一家之言。因为笔法精绝乃赵氏独标，也是赵孟頫行书惠泽后学的营养，而这精绝的笔法（极富招式的流美笔法）在《赤壁赋》中有自始至终的全面显现。此外，赵氏“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之高论，从理念看出笔法在他心目中的第一要位。从一定范围和程度看，赵孟頫由楷而行、而草达到了相当的技法高度，而此处之所以以“一定范围和程度”谓之实乃为了强调其技法的历史向度。赵孟頫取法王羲之，取法《兰亭》世人皆知，而王羲之的书法具备出没不定、变幻无形的特质，即便用现代艺术分析学给《兰亭序》进行技术分类、规整，其结果还是难以划一的，这就是王羲之的高度，是特定的历史、时势造就了其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而赵则不一样，笔者所谓的技法高度无疑是从对具体某一法则、某一技术规范动作样式进行示范的特定规律而言，他对某一规律的强调、实施、定型是历史上其余书家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关键词】书学师承；笔法精绝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20-0019-03
【作者简介】庆旭，江苏省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苏州，215000）美术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苏州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兼副秘书长，苏州市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又号甲寅人、三宝弟子等。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生于吴兴（今浙江湖州）。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追封魏国公，谥文敏。他首先是元代最有影响的书法家，《元史》本传云：“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其次还精通绘事、音乐，善鉴定古器物，其诗风格奇逸，甚有古风。
赵孟頫是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曾祖赵师垂、祖父赵希永、父赵与訔皆曾任职高官。十九岁试中国子监，注真州司户参军。四年后宋亡，赵孟頫只得归隐家乡，致力于学。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世祖命江浙行省治书侍御史程钜夫搜访江南遗贤，赵孟頫被推荐为候补二十四人中的第一名。至元二十四年（1287），赵孟頫来到大都。其才气英迈，神采焕发，见识卓著，甚为世祖欣赏。至元二十九年（1292）出任济南，进朝列大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兼管本路诸军奥鲁。三年后应成宗之召，将入史院，以病辞归。大德三年（1299）改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此间，赵潜心艺事，他流传下来的大量经典，包括《前后赤壁赋》皆来源于这段时间。至治二年（1322）六月十六日，卒于吴兴，年六十九岁，追赠江浙中书省平章政事、魏国公，谥号“文敏”，故称“赵文敏”。
赵孟頫的书学师承和风格变化，前人评价甚多，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宋濂说”，其跋赵书《浮山远公传》云：“赵魏公之书凡三变，初临思陵，中学锺繇及羲、献，晚年学李北海。”这就是后人论赵书普遍秉持的“书凡三变”之说，此说以陈其锟、宋濂、吴荣光等为代表。事实上此论所举宋高宗、二王、李邕等几家只是一个大概的取法归类，从赵孟頫的学书经历可知，古代书法经典无不临习，如此才使其能够落笔具众美。
第二种，“解缙说”，其《书学传授》云：（赵孟頫）“始事张即之，得南宫之传，而天资英迈，积学功深，尽掩前人，超如魏晋，当时翕然师之”。事实上，从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一可知，以赵孟頫为代表的元初书法家群对张即之书是持否定观点的——“即之之恶，谬极矣”。
第三种，“顾复说”，其《平生壮观》云：“赵文敏初学李北海书，伯机诃之，令其从右军入手，遂临摹《淳化阁帖》，自此大进。”从赵孟頫自作诗得知，此论甚谬，其《哀鲜于伯机》诗云：“我时学钟法，写君先墓石。”（《松雪斋文集》卷3）即早年学的是钟繇，而不是李北海。
总之，以上三说皆有不同程度的偏颇。理清赵氏学书经历，须结合作品及其书论方能对其书学理路及文化脉络有清晰的认识，给今人以正确、全面的启示。赵孟頫在重题《兰亭考》中说道：“余往时作小楷，规模钟元常、萧子云。”（见赵孟頫书迹《禊帖源流考》小楷卷并跋）也就是说，赵孟頫学书是从钟繇、萧子云开始的。中晚年时期，孟頫宦游南北，所见甚多，先博后专，先广后精。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二王经典的研习，如《兰亭序》《圣教序》《十七帖》《洛神赋》等。此外，像智永、褚遂良、李北海、徐浩、张旭、颜真卿、柳公权诸家也是他旁及的对象。在不断临习中斟酌损益，化古融今，终得赵氏自家面目。
第一阶段（四十五岁以前），此时的赵孟頫虽已取得了相当成就，但仍属于临写、探索阶段。相继写出了《杜诗秋兴八首之四首》、自题其书《千字文》《跋兰亭帖》《归去来辞》《雪赋》等墨迹，书风大都体现了清秀、俊雅的韵味。
第二阶段（四十五岁至五十五岁），其书法日臻成熟，并以姿媚为主要特征。这一时期即钟情二王时期。他对“二王”书法评价极高，曾说：“右军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传子献之，超轶特甚。”尤其对王羲之的《兰亭序》和王献之的《洛神赋》更是心摹手追，刻意临写。经过长期的刻苦经营和钻研，形成了以二王为风范而又有自己鲜明特点的“赵体”。这期间的代表作有《洛神赋》《前后赤壁赋》《吴兴赋》《兰亭十三跋》等，书法虽淹有众长，却机杼自出，有天衣无缝之妙处。不但用笔讲究，结构严谨，反映了其书法功力的深厚，而且骨肉匀停，洒脱圆润，以法韵称胜，所谓“信笔挥洒，笔下有神”。
同时，赵孟頫积极提倡书法“复古”。清人梁巘曾在《评书帖》中说道：“晋书神韵潇洒，而流弊则轻散；唐贤矫之以法，整齐严谨，而流弊则拘苦；宋人思脱唐习，造意运笔，纵横有余，而韵不及晋，法不逮唐；元、明厌宋之放轶，而慕晋轨。”事实上，作为宋末元初书家，赵孟頫当时已发出感叹：“时流易趋，古意难复。”在他的倡导下，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元初书家开始反思前代书法，清醒地认识到师法不古给南宋和元初书坛所带来的种种流弊。
因为元人书法，直接来源于宋人，宋人给他们留下的是“尚意”和“师法”。“尚意”的结果，使得当时的书家只擅长行书而不能写工楷。另一个现象是“师法不古”，又使得众人行书水平普遍不高，以至于后来，很多人的字浮躁、丑陋，形同恶札。有感于此，赵孟頫才以复古为号召，提倡师法魏晋，崇韵尚法，来扭转当时书法混乱的局面。赵孟頫身体力行，不但正、行、草书师法魏晋，一改宋人的刻露之习，再现了“二王”的姿韵风流，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而且还善写篆隶和章草。在书法的用笔和结构上，赵孟頫提出了“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的论断。
由于赵孟頫书法艺术的全面性和地位的不断抬升，对当时的书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元代也有不少书家在擅写楷、行、草书的同时，也能写篆、隶和章草。如俞和的篆隶《二体千字文》等。 第三阶段（五十五岁至六十岁以后），这一阶段他对李北海用功最勤，因而书风有了明显改变。如他在延祐三年（63岁）奉敕书写的《胆巴碑》，方圆并用，刚柔相济，参用李北海笔意，于规整庄重之中尤可见其潇洒超逸，远非其早年书法能比。延祐六年（66岁）写的《仇锷墓碑铭》，更是取精用宏，熔质朴、秀媚于一炉，骨力内蕴，风采外发，于苍茫浑厚之中，已臻出神入化之境。
赵孟頫的精绝书艺既影响到与其同时代的邓文原、鲜于枢、康里子山等人，也影响了明清时期的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王文治、查昇、何焯等大家。甚至到了民国以后也有诸多大家都对赵孟頫有过学习的经验，如沈尹默、林散之、吴玉如、启功等。可以说在中国书法史上，赵孟頫书体可谓是上承晋唐，下启明清的桥梁。但历来对其书法褒贬不一。贬抑赵字者说赵者软滑流靡，甚至诋之为“奴书”，以为学他的人会“堕阿鼻牛犁地狱”（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永远不得超度飞升。平心而论，赵字确有软滑流靡的一面。然大多为其早年所书，中晚年已少此流弊。最早提出赵字为“奴书”的是李伯桢，但也有书评家就“李氏”奴书之论发表了意见。如清代朱履贞《书学捷要》云：“前人评书，亦有偏徇失实、褒贬不公处，至如赵文敏书法，虽上追二王，为有元一代书法之冠，然风格已谢宋人。至诋以奴书者，李伯桢失实也。”冯班对“奴书论”也有反驳，其《钝吟书要》云：“结字，晋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晋人之理而立法，法定则字有常格，不及晋人矣。宋人用意，意在学晋人也。意不周币则病生，此时代所压。赵雪松更用法，而参之宋人之意，上追二王，后人不及矣。为奴书之论者不知也。”
从后学者角度看，对于赵孟頫书风，我们认为不该一言以蔽之——凡事皆具有两面性。学赵字要懂得取其长避其短，才是正确的学习方法。笔者以为，赵孟頫书法汲取二王之精髓，笔法精妙，有魏晋风范，尤其是对于刚刚起步学习行书的书法爱好者来说，从其入手，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同时也为今后深入学习二王书法打下良好的基础。
《前后赤壁赋》是赵孟頫四十八岁时录苏东坡之文写给其友人的书法作品，为其行书作品中的得意之作，无论是心境还是技法都达到了最佳状态。作品充溢着浓郁的书卷气和高古的意境。是年三月，赵孟頫曾自跋画云：“作画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意。”（《清河书画航》酉集《子昂自跋画卷》）此论为赵氏于艺术的重要观点，于画、于书、于诗、于印皆然。《前后赤壁赋》中所透出的晋人气息，当是赵孟頫书法所尽力追求古意的最好印证。
“学赵行书首赤赋”，这是笔者的一家之言。因为笔法精绝乃赵氏独标，也是赵孟頫行书惠泽后学的营养，而这精绝的笔法（极富招式的流美笔法）在《赤壁赋》中有自始至终的全面显现。此外，赵氏“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之高论，从理念看出笔法在他心目中的第一要位。从一定范围和程度看，赵孟頫由楷而行、而草达到了相当的技法高度，而此处之所以以“一定范围和程度”谓之实乃为了强调其技法的历史向度。赵孟頫取法王羲之，取法《兰亭》世人皆知，而王羲之的书法具备出没不定、变幻无形的特质，即便用现代艺术分析学给《兰亭序》进行技术分类、规整，其结果还是难以划一的，这就是王羲之的高度，是特定的历史、时势造就了其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而赵则不一样，笔者所谓的技法高度无疑是从对具体某一法则、某一技术规范动作样式进行示范的特定规律而言，他对某一规律的强调、实施、定型是历史上其余书家所难以望其项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