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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中华慈善总会原会长阎明复的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阎明复回忆录》一、二卷共95万字，作者回忆了自己从出生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往事见闻，涉及许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从父亲阎宝航的传奇经历，到“阎家老店”的常客故事，再到自己为多位领导人担任翻译所见证的国际共运及中苏关系变迁，直至“文革”结束、恢复工作所做的诸多努力。很多有关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的史料尚属首次公开。
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认为，此书是中国出版界近20年来不可多得的、可遇不可求的原创好书。
阎明复是中共谍报英雄阎宝航之子，1931年出生于北平。1947年进入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俄语，后在全国总工会担任翻译工作，1957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文革”期间，阎明复在秦城监狱度过了七年半的时光。1975年恢复工作后，历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定稿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1年，任民政部副部长。1998年至2002年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现为中华慈善总会荣誉会长。
2015年6月25日上午，《阎明复回忆录》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作者阎明复及其亲属，嘉宾何鲁丽、胡德平、邓榕、章百家、陶斯亮、陈小鲁、舒乙等出席。
现将座谈会的发言整理如下，从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阎明复的为人和他的“回忆录”。
陶斯亮（陶铸之女、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阎明复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时的同事）：
看了这本书以后，我个人的体会，就是我对阎部长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也解答了我几个问题。我原来到统战部工作，在阎部长领导下工作两年，我始终觉得阎部长不像高层领导干部，他身上总有一些很独特的东西，就是我妈妈说的特别的天真，就是对什么人都那么诚恳，掏心掏肺的，从来不严厉训斥什么人，不摆官架子，也不是那样的思维，特别开明，非常地包容吸纳所有人，真诚对待这些党派。我看过他批评民盟，因为他们在烟台开了一个会议，有一些不好的倾向，但是他以民主党派子弟的语言，又是站在党的统战部长的立场上，所以他让人家心服口服，所以他做统战工作非常有成效，大家非常爱戴他。我后来还问过他，我说阎部长他也没有一点心计，我甚至觉得他也不会看人，我问他你在中南海跟着中央领导那么长时间，我说你就没学点什么，我说在中央领导身边潜移默化也能学点什么斗争艺术。阎部长当时给我答复说，那几年我被关在秦城监狱里什么都不知道。当时真的没说服我，后来我看了他这本书以后，我就找到了答案，他就是将阎家老店的這种精神传承下来的，就是他的父母经营的阎家老店，我觉得真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特别是阎部长有这样的一些特质、有这样的人格魅力。阎部长之所以是一个有着非常独特人格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我觉得他的根在阎家老店，在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对当官的定位是从父亲母亲那里秉承来的，他有很清醒的认识。今天很多领导干部腐败堕落，就是对当官的定位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觉得明复在当统战部长的时候，就非常明确这个统战部长意味着什么，到民政部特别明确民政部长意味着什么。他跟我说过，我们当官就是服务，他说我在统战部是服务，到民政部也是服务，只不过统战部服务对象是知识分子，层次高一些。我到民政部服务对象是广大的弱势群体，都是服务。所以他很早就没有把官当作可以享受特权，可以耀武扬威或者怎么样的。他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公仆，服务老百姓的人，这一点他认识非常清楚，这是我非常佩服的。我妈妈与他也有一些接触、交往，我妈妈说阎明复很天真，对人都是掏心掏肺。我曾经问他，你在中南海跟中央领导那么久，就没学点斗争艺术？他当时回答被关监狱里什么都不知道，我当然没有被说服。直到看了这本书，我才明白这是传承了阎家老店的精神，不摆谱，开明真诚，但在另一方面，就像他在“文革”中那样，铮铮铁骨，不说假话，骨头特别硬。
胡德平（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阎明复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时的同事）：
明复同志这本95万字的回忆录内容充实，他感人的家庭历史和书中丰富的史料，都极大地提高了这部回忆录的历史价值，尤其是其中对中苏关系、十年文革和改革初期的历史回顾，值得人们仔细研读。
我是在1986年调到统战部的，在明复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三年。那时统战部是全国党政部门中最活跃的部门之一。今天，我们当年在统战部工作到会的就有五个人，刚才斯亮大姐说的话非常好，我本来想对统战部的事再说一点，为了节约时间就不说了。当时各界的统战对象列为十类，统战部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统战朋友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给工商界人士摘下资本家的帽子，真是拨乱反正，视民如伤。同时，围绕着党的基本路线、经济建设中心、一国两制等问题，统战部还团结了大量的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真正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为振兴中华而全力奋斗！当时工作最投入、最繁忙的人非阎明复同志莫属。我记得在1986年底全国统战会议召开之际，明复同志发着低烧，却仍坚持为大会的筹备工作日夜操劳。现在想来，三年的时光真是太短暂了，若能再多若干年，当时的统战工作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
对于明复同志的回忆录，我首先阅读的是中苏关系从结盟到破裂那个时期的回忆。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见证人，明复同志说：“这部分回忆，气势恢弘，规模盛大，洋洋洒洒几十万言……而构成这部回忆录主线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影响世界的风云人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赫鲁晓夫、苏斯洛夫……以及由他们而产生的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我因置身其中，见证了这段历史全过程而感到荣幸自豪。”这段历史确实太重要了，这本回忆录我还没有全部读完，但是关于中苏关系的这段历史我读过了，我想谈三点学习体会。
一、中苏两国留下的友谊不可忘却
中苏两国在历史上的友谊是不能被遗忘的，更不能因两国曾经的不愉快经历而刻意抹杀这段历史。 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建国初期，苏联援建中国的156项大型企业项目，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从书中援引的材料看，斯大林当时讲过这样的话：向中国派的人，不仅要传授经验和知识，而且要知道还能从苏联要些什么。所以派出去的人不仅是本行业最优秀的专家，而且应该是胸怀全局的人。回忆录中是这么引用的，而且这一精神付诸实践，苏联派专家高峰时期曾达到1390多人。专家们经常告诉中国的同行，除现有的工程、设备材料，你们还缺什么资料，哪些方面还要增加專家，只要中方提出来，这些申请就会很快得到满足。往往这些新增加的资料，会成车皮地运往中国。
1951年因苏方供货严重拖欠，斯大林撤换了十几个部长和副部长。中国不是无偿地要苏联的这些援助，是要付款的。中方支付苏联的货款，每年高达1亿到1.2亿美金，这是侨汇所得。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每年支付1亿到1.2亿美金，折合到现在多少钱？1959年至1960年，我国的侨汇发生了变化，中国便以黄金换取外汇支付苏联。大跃进期间，苏联专家从纯粹的经济技术观点提出的批评和质疑，其中很多地方无疑是正确的，比如小高炉问题、厂长与党委书记关系、革命热情与物质利益关系。苏联专家看不起群众运动，我觉得这是苏联不对，但他们也不是恶意的。对我们的党委在工厂里一切说了算、不强调物质利益，人家提出批评，和我们的观点不一样，这不是恶意的，但是我们难以接受。彭德怀还要挨批。在大跃进造成饥荒以后，苏联确实要给中国一百万吨的粮食，这能救活多少人？原来我听说过这话，不敢相信，但是明复这本书说了这个事，我觉得应该相信。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大家冷静了不少。1982年，勃列日涅夫在苏联阿拉木图发表谈话，希望跟中国恢复关系，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1984年，阿尔希波夫访问中国。当时有一种说法很好，阿尔希波夫以中国大使馆客人的身份访问中国，我们不欢迎，但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我们是欢迎的。这是一句很真诚的话。阿尔希波夫来华后，见了很多当年的老朋友，他回国后写了很多回忆文章。这个工作也是国际统战工作，就是这么一句话，对于中苏两国之前的那些矛盾、争论，大家释然不少，我觉得很好。明复同志在回忆录中写了一些很生动的故事。例如，因为中苏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的苏联专家，只要拿着工作证，一个小红本，在中国出入哪里都没人限制。当时鞍钢来了几位苏联专家，问中共中央在哪、问中南海在哪、问毛主席在哪，中方工作人员都为其提供了方便，最后真的见到了毛主席。这是很生动的细节。另外，苏联有教条主义，刘帅学苏联经验挨批了，刘帅说道：对于教条主义，不要怪老师，应该怪我们学生，人家的经验你自己分析，我们有自己的经验，我们有自己的根据地，我们建国了。刘帅的话多么智慧。明复同志书中的这些细节又唤起我们的回忆，当然两国之间不是没有矛盾的，这些好的东西要记录下来。
二、中苏论战的历史教训
中苏论战的历史教训是什么，我也没有完全搞清楚。明复回忆录有史料有史论，看完这本书我的认识有了提高。是否可以说，中苏两国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谈不了，有什么问题不能够解决，非要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非要最后动“核手术”“外科手术”，真是没必要。是中国指责苏联变为修正主义更接近实际，还是苏联指责中国教条主义更恰当？如果苏联不受修正主义的严重影响，为何三十年后又垮台了呢？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受教条主义影响，为何以后“左”的思想日益发展，最后竟然演变为十年浩劫呢？这些问题至今也没有让许多爱想问题的中国人完全搞清楚。我觉得明复在回忆录中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有所回答。从书中知道，刚才李静杰也说了，2009年11月受江泽民和曾庆红之邀，阎明复、李静杰、张德广、李凤林用了四个半天，向江泽民做了汇报，陈述了中苏关系变化的过程，并形成了文字材料。希望党中央在适当时机对这一严肃重要的中苏关系问题做一总结，有一个说法，哪怕组织几次认真的讨论也好。起码明复同志的这本书就是一部记录详实的资料，这些同志还健在，抓紧这一时机，已成为一项必须要做的极有意义的工作。
明复同志从一名重要的、内行的俄文翻译，最后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1989年5月16日，经小平同志同意，阎明复参加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谈判。邓小平当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的空话。”“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话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我认为邓小平同志说的实质问题是符合实际的。书中说到师哲同志要离开俄文翻译工作时，就透露了党中央领导人真实的感情。这是理解中苏关系的一个脉络，小平同志说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突破口打开了。明复同志说：“中苏大论战脱离了已经变化的历史实际，成为一场‘空对空’的论战。”这一分析与邓小平的观点完全一致。书中又说与会者一致认为中苏大论战是一场“空对空”“左对左”的论战，大论战是历史悲剧，从总体上应该否定，态度更加鲜明。我认为这种认识又进了一步。而我认为这种认识还应该继续研究下去，但是不是“空论”，要作为经验教训，让中国的党员和老百姓基本上有比较多的正确看法才好。
三、中苏论战中一些新的思考
总结中苏论战这一历史事件的新思考，这是很有意义的。在讨论中苏论战时，与会者的一些观点，是我原先从未想过的问题，这些问题使我对这一论战的复杂性有更深一步的认识，如说赫鲁晓夫是“左”而不是“右”。大论战实际上是以中国的“极左”反对赫鲁晓夫的“左”。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是有批判的，对斯大林体制有所改动，但是对斯大林内外政策、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理论体系的基础，基本上是继承下来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消极影响是次要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我觉得这是新的提法。为了重新振兴社会主义，必须对斯大林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上这些观点，我认为提出来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要把历史问题搞清楚，就要有新的眼光。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是有建设性的思考，实事求是地研究好。 至于有的同志认为大论战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一，中国彻底摆脱了苏联的控制；第二，打破了苏联在国际共运中一统天下的局面；第三，为中国独立于苏美的国际战略地位创造了条件。但是不同意的认为这是歪打正着，我想说何止是歪打正着，这种看法很难说有什么逻辑关系。自从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我党就开始寻找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这才是逻辑的必然，苏联的赫鲁晓夫下去了，中国的赫鲁晓夫越找越多，不知道赫鲁晓夫为什么这么多，所以我觉得不要说歪打正着。
后人评论前人确实是很困难的事，也是很重要、很謹慎的事，但历史无情，后人评论前人总是一件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总结这段历史，对今天来说，一个重要的警示，就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正如书中一语道破的那句话“中苏大论战的实质是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毛主席压根看不起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逝世后，他是国际共运的当然领袖。”“双方都力图把对方党的最高领导人搞下台。”我认为这本书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材料，而且明复同志可谓是历史的见证人，他写出来更可信。在明复同志的领导下，我们曾在一起工作，我觉得如果这个会再开放点，统战部的老人会来的更多。最后希望明复同志爱惜身体，健康长寿。感谢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感谢人民出版社黄社长。
邓榕（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邓小平之女、阎明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时的同事）：
邓蓉回忆，多年前阎明复就给她看过书中涉及中苏关系的一些章节，结果拿到成书一看，“这么厚，快100万字了，比之前零散的看更吸引人，一看停不下手，看了三天三夜连颈椎病都犯了。”
邓榕认识阎明复是在中南海，阎明复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的时期。她说：“我们老爷子（邓小平）特别喜欢明复，把他当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有什么问题都找他问。不论中苏论战对错，那时候的工作环境、气氛也很难忘，老爷子不爱讲话，但他们几个都很爱发言，才华横溢，畅所欲言，绝对不是领导定调就写，而是有自己的观点，要讨论。那时候我们小孩十来岁，不懂政治，特别崇拜他们，觉得长大要成为这样的人。”
邓蓉说，1975年，她去看望从秦城监狱出来的阎明复，发现那张她在童年时代觉得特别英俊的脸“歪了”：“在监狱里你必须脸向外睡觉，脸朝一边睡了七年半，歪了。说话也有问题，因为一个人关着；走路也有问题。”邓榕感慨万千地摸着这张歪掉的脸，“心里不是滋味。”
邓榕曾经和阎明复一起工作，她说：“我觉得能作为老阎手下的工作人员非常幸福，你看他很和蔼，对人都是与人为善，很亲切。但是他对工作的要求也很严格，有时候也挺急的，急起来也蛮严厉的。他对工作要求很高，作为他的部下向他学到很多东西，也非常幸福，后来老阎到人大常委工作以后，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在人大常委研究室那么多年，但是他一直是我的领导，我们所有人大常委的人都叫他明复。那时候的风气是这样，不称呼官衔，不像现在没有名了，直接叫部长了，我们就直接叫他明复，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中央政治局内部，也都是称同志而不称官职的，总理是叫总理，少奇、小平都这么叫。我跟他们这一家人的感情，像家人一样。老阎他这本书不光是写他自己，也不光是写历史，他写了很多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很多都是我们的前辈。里面写了毛主席、总理、少奇伯伯，写了我们老爷子，写了彭真伯伯，写了杨爸爸，还有很多那时候参加中苏论战的人，实际上展现了我们中共中央的一个群像，所以看到这本书以后我特别感动，就是你不但可以看到这段历史，还看到这些人。我看到在历史中间他们的故事，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不了解的，所以看了以后也是感慨万千。我们应该感谢，从我们这个角度应该感谢老阎写出这本书，还原历史也展现了父辈们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他们的一些故事和他们的活生生的形象，这是我看这本书第一个感觉。”
邓榕说：“我跟他们这一家人非常非常的亲密。”她深情讲述了与“明复叔叔”一家的交往点滴：“我会的唯一一首法文歌就是克良阿姨（阎明复夫人）教的。当时，我小学升初中放暑假，妈妈就让克良阿姨给我们补习外语，克良阿姨带着四岁的女儿兰兰，和我们一起在北戴河共同生活了一个月。”一件趣事让她至今记忆犹新：“克良阿姨对我们很和蔼，但她对女儿兰兰的家教却很严，有次吃饭就克良阿姨一个人来了，不见兰兰，我妈妈问兰兰怎么没来。克良阿姨说兰兰犯错了，让她自己好好想一想。我爸爸当时听了就用四川话说了一句‘军阀主义’。我偷偷去找兰兰，发现她坐着个小板凳在厕所里，便把她拉过来一起吃饭，爸爸说了句‘这才像话嘛’。”邓榕生动的讲述让现场所有人好像回到了那个令人回味的年代。
章百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受邀参加《阎明复回忆录》出版座谈会并在此发言，我感到十分荣幸。我首先要向阎老表示祝贺。阎老以七八十岁的高龄，在身体状况并不很好的情形下，仍亲历亲为，经十年努力，完成这样一个大工程，着实令人敬佩。
一、这是一部具有长远历史价值的回忆录
阎老在回忆录自序中说，退出领导岗位后主要想做两件事，一件是推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另一件就是写回忆录。阎老准备写回忆录的事，我早有所闻，后来也陆续看过个别稿件，一直盼望他能早日完成。现在，回忆录的第一、二两卷终于出版。两天前，我拿到样书，没想到竟是这样厚厚的两大本。九十五万字，只能匆匆翻阅一遍，来不及细读。因此，我在这里只能谈几点初步感想。
我的第一点感触是，这是一部具有长远历史价值的回忆录。至少在外交史领域，这是近年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回忆录。作为重要的目击者和当事人，阎老的回忆录如实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场景和细节，为研究者和后人提供了丰富准确的史料，而且还提供了见证人和当事者的感悟和思考。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特别是长期从事党史和外交史研究的学者，我觉得，这是阎老交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二、时代需要记忆，历史需要回顾
写回忆录，本是各国各个时代都会有的，但中国的情况多少有点特殊。很长一段时间，许多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党的高级干部都不写回忆录，原因大约有三点：一是我们的老同志组织纪律性都非常强，长期的革命斗争使他们养成了事事都要保密的习惯，许多人都没有想过，应该把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写下来，传之后人；二是我们的老同志都十分谦虚，总觉得一切应归功于党的领导，自己只是做了些具体工作，没有什么可说的；三是档案长期不开放，有的老同志虽有写回忆录的想法，但苦于无法核对当年的档案，又担心自己的记忆不准确，只得作罢。 这种情况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变化了的。薄一波的回忆录是个开头，后来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是个开头。这两部书其实不完全是个人性质的回忆录。以后，随着思想更加解放、社会更加开放，才有越来越多的老同志开始撰写回忆录，而回忆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多种多样的回忆录，可以使后人看到丰富的历史画面，而不是教科书上干巴巴的几条总结。这对于后人了解我们国家、民族的历程、是非曲直、经验教训，了解前辈的经历、心路历程是不可或缺的。
一部回忆录的价值，与撰写者所处的历史地位包括社会关系、工作岗位、接触的人和事有很大的关系。阎老的回忆录以个人经历为线索，记述了时代的变迁，记述了重大的历史事件，特别是中苏关系演变的全过程，还记述了与许多历史人物的接触和交往。内容可谓丰富多彩。
两卷回忆录分七个部分：阎老“少年时代”的记忆，让我们了解到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他的父亲阎宝航和隐蔽战线的一些无名英雄，他们的牺牲精神和战友之间的深厚情谊。“大学岁月”则使我们了解到新中国建立前后一段时间，党所兴办的大学的一些情况。全书最主要的部分是“见证历史”，共计三部分，相当细致地记录了中苏关系演变的全过程，并记录了中苏双方后来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和总结。这一部分还大量记录了阎老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以及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的接触。中苏双方都有不少当事人回忆过这段历史，但像阎老这样全面完整的回忆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我相信，对中苏关系史有兴趣的读者，特别是中苏关系史的研究者，这部回忆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不可不读。回忆录第六部分关于“文革”中的遭遇，虽主要是个人与家庭的，但也不失典型意义，是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提醒人们要认真反思。最后一段在“大百科”的日子里，则从一个侧面记述了改革开放和新的时代精神。简而言之，阎老的回忆录虽带有個人性质，但却是大时代变迁的见证。
三、多呈现、少议论，为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
最后，我想说阎老回忆录的写法是十分值得推崇的，这就是多呈现、少议论。能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撰写者对自己的位置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曾参加胡乔木回忆录编写组的工作。乔木同志所回忆的，并非一般的个人经历，而是他在毛主席身边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乔木同志当时提出的要求是：一定要把事实写准确，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结论要慎下，如何评价是后人的事情。
读阎老的回忆录也有这样的感觉，当事人所做的只是把准确的素材提供给后人。这本书记述平实，都是亲见的东西。叙述尽管充满情感，但也看得出，作者在记述重大事件时尽量减少个人倾向。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一种忠实于历史的态度。我觉得，这部回忆录的价值也因此更高，不仅对普通读者具有可读性，对研究者来说也很好用。
最后，祝阎老身体健康、长寿。我们衷心期待回忆录第三卷的出版。
阎兰（阎明复女儿）：
父亲70多岁开始写书，虽然不会电脑打字，但他认真好学，学习了多种辅助功能。他对新技术有好奇心，对计算机软件很着迷。先尝试电脑语音输入，为了提高语音识别率，反复练习发音，让准确率更高。此外，还用手写板辅助，基本上手写板技术每更新一代他就换一代，还跟我推荐。
“老爸使用电脑常有操作失误，有内容没有录进去，一下损失好几天的努力。但他从不气馁，重新再写。文革部分足足重写了八遍。我觉得他的内心有一股韧劲儿，非一般人所能。”
阎兰介绍说，除了技术问题，时间久远，很多细节单凭个人记忆未必清晰。为了资料的准确性，“爸爸无数次跑中央档案馆查证资料，中午也不休息，简单吃点东西，下午再查。遇到事实出入，还亲自去这个班子、那个小组一一核对。有的俄国人名字想不起来，一直苦思冥想，半夜里忽然想到一个名字，赶紧起来记在小本上，第二天再找以前的同事一起核对。”
阎兰说，在“回忆录”编辑过程中，爸爸对于编辑提出的疑问也有问必答，“爸爸养病的时候，一次路上看到桥上有个亭子，赶紧让人照下来给编辑发过去，告诉编辑：‘我小时候上学路过的那座桥就是这样的。’”
阎明光（阎明复的三姐）：
我和弟弟从小一起读小学、中学。印象最深的原来离家很近的就是在八路军办事处附近的小学，后来父亲得到消息，特务冒充老师跟踪我，所以父亲立刻把我们转到离家很远的学校。妈妈给几个铜板，中午在学校附近吃担担面，明复经常饿着肚子找我要钱，他把吃午饭的钱给了贫苦的同学了，弟弟从小就有一颗慈悲心。
我们家那个时候被称为阎家老店，当时周总理亲自交代父亲要掩护接济东北救亡总会的叔叔伯伯。他们中有陶行知，还有沈钧儒的侄女，李公朴在昆明遇难以后他的夫人也来过，还有东北的很多流亡难民。三层楼住满了，就在院里搭帐篷。我和弟弟经常半夜里被叫醒，帮忙打地铺，让给客人来住。另外人多了，钱不够，妈妈还带着我和弟弟到下面摆小摊，用旧物换钱。在细节上，年幼的明复弟弟总是非常快乐地帮助妈妈，我回忆弟弟的善良，弟弟年幼时候就很懂事。
文革中他蒙冤在秦城监狱坐牢时，我去探监。他特别问起妈妈的情况，说妈妈的脚怕凉，叫我一定要给妈妈买一双暖和的棉鞋。那时，他并不知道妈妈已经带着对他和爸爸无限的担忧与思念去世了。当时，我强忍泪水，并没有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他。今天出席弟弟回忆录的出版座谈会，我非常激动，弟弟真是很不容易，感慨万分，我为弟弟的乐观执着坚强勇敢百折不挠深深感动。
祝贺你，我亲爱的弟弟！我们都老了，我今年刚刚满88岁，但是我觉得我们还很年轻，特别我弟弟很年轻。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现在老了更亲，我弟弟年轻，要向一百岁进军。
李静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原苏东研究所所长）：
李静杰认为，相较国内外研究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的著作，《阎明复回忆录》仍有其独特的学术特点及价值。“为了完整再现历史，作者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及引用档案资料、会谈原始记录，增加了回忆录的真实性、史料性和权威性，其中很多内容都是首次与广大读者见面。无论中俄，此前都没有这样的著作，今后也不可能有，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在国内外都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初稿收获的反馈意见中，有一些同志确实认为“作者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期间，对于苏联同志的讲话内容是不是太多、太过具体”，但李静杰认为：“越具体越宝贵，看了这些材料才知道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的工业基础是怎么在苏联援助下建立的，我们的路是怎么走过来。不仅对于我们研究中苏关系，乃至研究党史、国史、社会主义理论都有参考价值。”
在写作手法上，阎明复多呈现、少议论，其原因在于，相比事件的当事人、决策人，阎明复认为自己不过是个“小翻译”“见证人”。因此他的回忆录，要与当事人或学者阐明观点、议论是非的回忆、论著有所区别：“要忠实于历史，以交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叙述历史事件发展的过程细节为主。至于是与非，应该由读者自己去判断，结论让读者自己去做。”比如阎明复1952年随刘少奇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当时斯大林在闭幕当天讲话，阎明复可能是唯一能清晰记得当时情况的亲历者了。但即便作为孤证，他也坦言自己其实并没有进入会场，“当时我的身份是翻译，还没有资格进去参加会议，但我可以在侧门看到里面的情况。”
《阎明复回忆录》一、二卷共95万字，作者回忆了自己从出生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往事见闻，涉及许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从父亲阎宝航的传奇经历，到“阎家老店”的常客故事，再到自己为多位领导人担任翻译所见证的国际共运及中苏关系变迁，直至“文革”结束、恢复工作所做的诸多努力。很多有关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的史料尚属首次公开。
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认为，此书是中国出版界近20年来不可多得的、可遇不可求的原创好书。
阎明复是中共谍报英雄阎宝航之子，1931年出生于北平。1947年进入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俄语，后在全国总工会担任翻译工作，1957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文革”期间，阎明复在秦城监狱度过了七年半的时光。1975年恢复工作后，历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定稿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1年，任民政部副部长。1998年至2002年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现为中华慈善总会荣誉会长。
2015年6月25日上午，《阎明复回忆录》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作者阎明复及其亲属，嘉宾何鲁丽、胡德平、邓榕、章百家、陶斯亮、陈小鲁、舒乙等出席。
现将座谈会的发言整理如下，从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阎明复的为人和他的“回忆录”。
陶斯亮（陶铸之女、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阎明复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时的同事）：
看了这本书以后，我个人的体会，就是我对阎部长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也解答了我几个问题。我原来到统战部工作，在阎部长领导下工作两年，我始终觉得阎部长不像高层领导干部，他身上总有一些很独特的东西，就是我妈妈说的特别的天真，就是对什么人都那么诚恳，掏心掏肺的，从来不严厉训斥什么人，不摆官架子，也不是那样的思维，特别开明，非常地包容吸纳所有人，真诚对待这些党派。我看过他批评民盟，因为他们在烟台开了一个会议，有一些不好的倾向，但是他以民主党派子弟的语言，又是站在党的统战部长的立场上，所以他让人家心服口服，所以他做统战工作非常有成效，大家非常爱戴他。我后来还问过他，我说阎部长他也没有一点心计，我甚至觉得他也不会看人，我问他你在中南海跟着中央领导那么长时间，我说你就没学点什么，我说在中央领导身边潜移默化也能学点什么斗争艺术。阎部长当时给我答复说，那几年我被关在秦城监狱里什么都不知道。当时真的没说服我，后来我看了他这本书以后，我就找到了答案，他就是将阎家老店的這种精神传承下来的，就是他的父母经营的阎家老店，我觉得真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特别是阎部长有这样的一些特质、有这样的人格魅力。阎部长之所以是一个有着非常独特人格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我觉得他的根在阎家老店，在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对当官的定位是从父亲母亲那里秉承来的，他有很清醒的认识。今天很多领导干部腐败堕落，就是对当官的定位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觉得明复在当统战部长的时候，就非常明确这个统战部长意味着什么，到民政部特别明确民政部长意味着什么。他跟我说过，我们当官就是服务，他说我在统战部是服务，到民政部也是服务，只不过统战部服务对象是知识分子，层次高一些。我到民政部服务对象是广大的弱势群体，都是服务。所以他很早就没有把官当作可以享受特权，可以耀武扬威或者怎么样的。他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公仆，服务老百姓的人，这一点他认识非常清楚，这是我非常佩服的。我妈妈与他也有一些接触、交往，我妈妈说阎明复很天真，对人都是掏心掏肺。我曾经问他，你在中南海跟中央领导那么久，就没学点斗争艺术？他当时回答被关监狱里什么都不知道，我当然没有被说服。直到看了这本书，我才明白这是传承了阎家老店的精神，不摆谱，开明真诚，但在另一方面，就像他在“文革”中那样，铮铮铁骨，不说假话，骨头特别硬。
胡德平（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阎明复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时的同事）：
明复同志这本95万字的回忆录内容充实，他感人的家庭历史和书中丰富的史料，都极大地提高了这部回忆录的历史价值，尤其是其中对中苏关系、十年文革和改革初期的历史回顾，值得人们仔细研读。
我是在1986年调到统战部的，在明复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三年。那时统战部是全国党政部门中最活跃的部门之一。今天，我们当年在统战部工作到会的就有五个人，刚才斯亮大姐说的话非常好，我本来想对统战部的事再说一点，为了节约时间就不说了。当时各界的统战对象列为十类，统战部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统战朋友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给工商界人士摘下资本家的帽子，真是拨乱反正，视民如伤。同时，围绕着党的基本路线、经济建设中心、一国两制等问题，统战部还团结了大量的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真正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为振兴中华而全力奋斗！当时工作最投入、最繁忙的人非阎明复同志莫属。我记得在1986年底全国统战会议召开之际，明复同志发着低烧，却仍坚持为大会的筹备工作日夜操劳。现在想来，三年的时光真是太短暂了，若能再多若干年，当时的统战工作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
对于明复同志的回忆录，我首先阅读的是中苏关系从结盟到破裂那个时期的回忆。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见证人，明复同志说：“这部分回忆，气势恢弘，规模盛大，洋洋洒洒几十万言……而构成这部回忆录主线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影响世界的风云人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赫鲁晓夫、苏斯洛夫……以及由他们而产生的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我因置身其中，见证了这段历史全过程而感到荣幸自豪。”这段历史确实太重要了，这本回忆录我还没有全部读完，但是关于中苏关系的这段历史我读过了，我想谈三点学习体会。
一、中苏两国留下的友谊不可忘却
中苏两国在历史上的友谊是不能被遗忘的，更不能因两国曾经的不愉快经历而刻意抹杀这段历史。 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建国初期，苏联援建中国的156项大型企业项目，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从书中援引的材料看，斯大林当时讲过这样的话：向中国派的人，不仅要传授经验和知识，而且要知道还能从苏联要些什么。所以派出去的人不仅是本行业最优秀的专家，而且应该是胸怀全局的人。回忆录中是这么引用的，而且这一精神付诸实践，苏联派专家高峰时期曾达到1390多人。专家们经常告诉中国的同行，除现有的工程、设备材料，你们还缺什么资料，哪些方面还要增加專家，只要中方提出来，这些申请就会很快得到满足。往往这些新增加的资料，会成车皮地运往中国。
1951年因苏方供货严重拖欠，斯大林撤换了十几个部长和副部长。中国不是无偿地要苏联的这些援助，是要付款的。中方支付苏联的货款，每年高达1亿到1.2亿美金，这是侨汇所得。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每年支付1亿到1.2亿美金，折合到现在多少钱？1959年至1960年，我国的侨汇发生了变化，中国便以黄金换取外汇支付苏联。大跃进期间，苏联专家从纯粹的经济技术观点提出的批评和质疑，其中很多地方无疑是正确的，比如小高炉问题、厂长与党委书记关系、革命热情与物质利益关系。苏联专家看不起群众运动，我觉得这是苏联不对，但他们也不是恶意的。对我们的党委在工厂里一切说了算、不强调物质利益，人家提出批评，和我们的观点不一样，这不是恶意的，但是我们难以接受。彭德怀还要挨批。在大跃进造成饥荒以后，苏联确实要给中国一百万吨的粮食，这能救活多少人？原来我听说过这话，不敢相信，但是明复这本书说了这个事，我觉得应该相信。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大家冷静了不少。1982年，勃列日涅夫在苏联阿拉木图发表谈话，希望跟中国恢复关系，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1984年，阿尔希波夫访问中国。当时有一种说法很好，阿尔希波夫以中国大使馆客人的身份访问中国，我们不欢迎，但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我们是欢迎的。这是一句很真诚的话。阿尔希波夫来华后，见了很多当年的老朋友，他回国后写了很多回忆文章。这个工作也是国际统战工作，就是这么一句话，对于中苏两国之前的那些矛盾、争论，大家释然不少，我觉得很好。明复同志在回忆录中写了一些很生动的故事。例如，因为中苏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的苏联专家，只要拿着工作证，一个小红本，在中国出入哪里都没人限制。当时鞍钢来了几位苏联专家，问中共中央在哪、问中南海在哪、问毛主席在哪，中方工作人员都为其提供了方便，最后真的见到了毛主席。这是很生动的细节。另外，苏联有教条主义，刘帅学苏联经验挨批了，刘帅说道：对于教条主义，不要怪老师，应该怪我们学生，人家的经验你自己分析，我们有自己的经验，我们有自己的根据地，我们建国了。刘帅的话多么智慧。明复同志书中的这些细节又唤起我们的回忆，当然两国之间不是没有矛盾的，这些好的东西要记录下来。
二、中苏论战的历史教训
中苏论战的历史教训是什么，我也没有完全搞清楚。明复回忆录有史料有史论，看完这本书我的认识有了提高。是否可以说，中苏两国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谈不了，有什么问题不能够解决，非要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非要最后动“核手术”“外科手术”，真是没必要。是中国指责苏联变为修正主义更接近实际，还是苏联指责中国教条主义更恰当？如果苏联不受修正主义的严重影响，为何三十年后又垮台了呢？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受教条主义影响，为何以后“左”的思想日益发展，最后竟然演变为十年浩劫呢？这些问题至今也没有让许多爱想问题的中国人完全搞清楚。我觉得明复在回忆录中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有所回答。从书中知道，刚才李静杰也说了，2009年11月受江泽民和曾庆红之邀，阎明复、李静杰、张德广、李凤林用了四个半天，向江泽民做了汇报，陈述了中苏关系变化的过程，并形成了文字材料。希望党中央在适当时机对这一严肃重要的中苏关系问题做一总结，有一个说法，哪怕组织几次认真的讨论也好。起码明复同志的这本书就是一部记录详实的资料，这些同志还健在，抓紧这一时机，已成为一项必须要做的极有意义的工作。
明复同志从一名重要的、内行的俄文翻译，最后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1989年5月16日，经小平同志同意，阎明复参加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谈判。邓小平当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的空话。”“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话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我认为邓小平同志说的实质问题是符合实际的。书中说到师哲同志要离开俄文翻译工作时，就透露了党中央领导人真实的感情。这是理解中苏关系的一个脉络，小平同志说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突破口打开了。明复同志说：“中苏大论战脱离了已经变化的历史实际，成为一场‘空对空’的论战。”这一分析与邓小平的观点完全一致。书中又说与会者一致认为中苏大论战是一场“空对空”“左对左”的论战，大论战是历史悲剧，从总体上应该否定，态度更加鲜明。我认为这种认识又进了一步。而我认为这种认识还应该继续研究下去，但是不是“空论”，要作为经验教训，让中国的党员和老百姓基本上有比较多的正确看法才好。
三、中苏论战中一些新的思考
总结中苏论战这一历史事件的新思考，这是很有意义的。在讨论中苏论战时，与会者的一些观点，是我原先从未想过的问题，这些问题使我对这一论战的复杂性有更深一步的认识，如说赫鲁晓夫是“左”而不是“右”。大论战实际上是以中国的“极左”反对赫鲁晓夫的“左”。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是有批判的，对斯大林体制有所改动，但是对斯大林内外政策、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理论体系的基础，基本上是继承下来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消极影响是次要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我觉得这是新的提法。为了重新振兴社会主义，必须对斯大林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上这些观点，我认为提出来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要把历史问题搞清楚，就要有新的眼光。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是有建设性的思考，实事求是地研究好。 至于有的同志认为大论战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一，中国彻底摆脱了苏联的控制；第二，打破了苏联在国际共运中一统天下的局面；第三，为中国独立于苏美的国际战略地位创造了条件。但是不同意的认为这是歪打正着，我想说何止是歪打正着，这种看法很难说有什么逻辑关系。自从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我党就开始寻找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这才是逻辑的必然，苏联的赫鲁晓夫下去了，中国的赫鲁晓夫越找越多，不知道赫鲁晓夫为什么这么多，所以我觉得不要说歪打正着。
后人评论前人确实是很困难的事，也是很重要、很謹慎的事，但历史无情，后人评论前人总是一件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总结这段历史，对今天来说，一个重要的警示，就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正如书中一语道破的那句话“中苏大论战的实质是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毛主席压根看不起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逝世后，他是国际共运的当然领袖。”“双方都力图把对方党的最高领导人搞下台。”我认为这本书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材料，而且明复同志可谓是历史的见证人，他写出来更可信。在明复同志的领导下，我们曾在一起工作，我觉得如果这个会再开放点，统战部的老人会来的更多。最后希望明复同志爱惜身体，健康长寿。感谢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感谢人民出版社黄社长。
邓榕（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邓小平之女、阎明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时的同事）：
邓蓉回忆，多年前阎明复就给她看过书中涉及中苏关系的一些章节，结果拿到成书一看，“这么厚，快100万字了，比之前零散的看更吸引人，一看停不下手，看了三天三夜连颈椎病都犯了。”
邓榕认识阎明复是在中南海，阎明复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的时期。她说：“我们老爷子（邓小平）特别喜欢明复，把他当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有什么问题都找他问。不论中苏论战对错，那时候的工作环境、气氛也很难忘，老爷子不爱讲话，但他们几个都很爱发言，才华横溢，畅所欲言，绝对不是领导定调就写，而是有自己的观点，要讨论。那时候我们小孩十来岁，不懂政治，特别崇拜他们，觉得长大要成为这样的人。”
邓蓉说，1975年，她去看望从秦城监狱出来的阎明复，发现那张她在童年时代觉得特别英俊的脸“歪了”：“在监狱里你必须脸向外睡觉，脸朝一边睡了七年半，歪了。说话也有问题，因为一个人关着；走路也有问题。”邓榕感慨万千地摸着这张歪掉的脸，“心里不是滋味。”
邓榕曾经和阎明复一起工作，她说：“我觉得能作为老阎手下的工作人员非常幸福，你看他很和蔼，对人都是与人为善，很亲切。但是他对工作的要求也很严格，有时候也挺急的，急起来也蛮严厉的。他对工作要求很高，作为他的部下向他学到很多东西，也非常幸福，后来老阎到人大常委工作以后，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在人大常委研究室那么多年，但是他一直是我的领导，我们所有人大常委的人都叫他明复。那时候的风气是这样，不称呼官衔，不像现在没有名了，直接叫部长了，我们就直接叫他明复，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中央政治局内部，也都是称同志而不称官职的，总理是叫总理，少奇、小平都这么叫。我跟他们这一家人的感情，像家人一样。老阎他这本书不光是写他自己，也不光是写历史，他写了很多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很多都是我们的前辈。里面写了毛主席、总理、少奇伯伯，写了我们老爷子，写了彭真伯伯，写了杨爸爸，还有很多那时候参加中苏论战的人，实际上展现了我们中共中央的一个群像，所以看到这本书以后我特别感动，就是你不但可以看到这段历史，还看到这些人。我看到在历史中间他们的故事，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不了解的，所以看了以后也是感慨万千。我们应该感谢，从我们这个角度应该感谢老阎写出这本书，还原历史也展现了父辈们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他们的一些故事和他们的活生生的形象，这是我看这本书第一个感觉。”
邓榕说：“我跟他们这一家人非常非常的亲密。”她深情讲述了与“明复叔叔”一家的交往点滴：“我会的唯一一首法文歌就是克良阿姨（阎明复夫人）教的。当时，我小学升初中放暑假，妈妈就让克良阿姨给我们补习外语，克良阿姨带着四岁的女儿兰兰，和我们一起在北戴河共同生活了一个月。”一件趣事让她至今记忆犹新：“克良阿姨对我们很和蔼，但她对女儿兰兰的家教却很严，有次吃饭就克良阿姨一个人来了，不见兰兰，我妈妈问兰兰怎么没来。克良阿姨说兰兰犯错了，让她自己好好想一想。我爸爸当时听了就用四川话说了一句‘军阀主义’。我偷偷去找兰兰，发现她坐着个小板凳在厕所里，便把她拉过来一起吃饭，爸爸说了句‘这才像话嘛’。”邓榕生动的讲述让现场所有人好像回到了那个令人回味的年代。
章百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受邀参加《阎明复回忆录》出版座谈会并在此发言，我感到十分荣幸。我首先要向阎老表示祝贺。阎老以七八十岁的高龄，在身体状况并不很好的情形下，仍亲历亲为，经十年努力，完成这样一个大工程，着实令人敬佩。
一、这是一部具有长远历史价值的回忆录
阎老在回忆录自序中说，退出领导岗位后主要想做两件事，一件是推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另一件就是写回忆录。阎老准备写回忆录的事，我早有所闻，后来也陆续看过个别稿件，一直盼望他能早日完成。现在，回忆录的第一、二两卷终于出版。两天前，我拿到样书，没想到竟是这样厚厚的两大本。九十五万字，只能匆匆翻阅一遍，来不及细读。因此，我在这里只能谈几点初步感想。
我的第一点感触是，这是一部具有长远历史价值的回忆录。至少在外交史领域，这是近年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回忆录。作为重要的目击者和当事人，阎老的回忆录如实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场景和细节，为研究者和后人提供了丰富准确的史料，而且还提供了见证人和当事者的感悟和思考。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特别是长期从事党史和外交史研究的学者，我觉得，这是阎老交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二、时代需要记忆，历史需要回顾
写回忆录，本是各国各个时代都会有的，但中国的情况多少有点特殊。很长一段时间，许多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党的高级干部都不写回忆录，原因大约有三点：一是我们的老同志组织纪律性都非常强，长期的革命斗争使他们养成了事事都要保密的习惯，许多人都没有想过，应该把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写下来，传之后人；二是我们的老同志都十分谦虚，总觉得一切应归功于党的领导，自己只是做了些具体工作，没有什么可说的；三是档案长期不开放，有的老同志虽有写回忆录的想法，但苦于无法核对当年的档案，又担心自己的记忆不准确，只得作罢。 这种情况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变化了的。薄一波的回忆录是个开头，后来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是个开头。这两部书其实不完全是个人性质的回忆录。以后，随着思想更加解放、社会更加开放，才有越来越多的老同志开始撰写回忆录，而回忆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多种多样的回忆录，可以使后人看到丰富的历史画面，而不是教科书上干巴巴的几条总结。这对于后人了解我们国家、民族的历程、是非曲直、经验教训，了解前辈的经历、心路历程是不可或缺的。
一部回忆录的价值，与撰写者所处的历史地位包括社会关系、工作岗位、接触的人和事有很大的关系。阎老的回忆录以个人经历为线索，记述了时代的变迁，记述了重大的历史事件，特别是中苏关系演变的全过程，还记述了与许多历史人物的接触和交往。内容可谓丰富多彩。
两卷回忆录分七个部分：阎老“少年时代”的记忆，让我们了解到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他的父亲阎宝航和隐蔽战线的一些无名英雄，他们的牺牲精神和战友之间的深厚情谊。“大学岁月”则使我们了解到新中国建立前后一段时间，党所兴办的大学的一些情况。全书最主要的部分是“见证历史”，共计三部分，相当细致地记录了中苏关系演变的全过程，并记录了中苏双方后来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和总结。这一部分还大量记录了阎老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以及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的接触。中苏双方都有不少当事人回忆过这段历史，但像阎老这样全面完整的回忆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我相信，对中苏关系史有兴趣的读者，特别是中苏关系史的研究者，这部回忆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不可不读。回忆录第六部分关于“文革”中的遭遇，虽主要是个人与家庭的，但也不失典型意义，是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提醒人们要认真反思。最后一段在“大百科”的日子里，则从一个侧面记述了改革开放和新的时代精神。简而言之，阎老的回忆录虽带有個人性质，但却是大时代变迁的见证。
三、多呈现、少议论，为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
最后，我想说阎老回忆录的写法是十分值得推崇的，这就是多呈现、少议论。能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撰写者对自己的位置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曾参加胡乔木回忆录编写组的工作。乔木同志所回忆的，并非一般的个人经历，而是他在毛主席身边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乔木同志当时提出的要求是：一定要把事实写准确，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结论要慎下，如何评价是后人的事情。
读阎老的回忆录也有这样的感觉，当事人所做的只是把准确的素材提供给后人。这本书记述平实，都是亲见的东西。叙述尽管充满情感，但也看得出，作者在记述重大事件时尽量减少个人倾向。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一种忠实于历史的态度。我觉得，这部回忆录的价值也因此更高，不仅对普通读者具有可读性，对研究者来说也很好用。
最后，祝阎老身体健康、长寿。我们衷心期待回忆录第三卷的出版。
阎兰（阎明复女儿）：
父亲70多岁开始写书，虽然不会电脑打字，但他认真好学，学习了多种辅助功能。他对新技术有好奇心，对计算机软件很着迷。先尝试电脑语音输入，为了提高语音识别率，反复练习发音，让准确率更高。此外，还用手写板辅助，基本上手写板技术每更新一代他就换一代，还跟我推荐。
“老爸使用电脑常有操作失误，有内容没有录进去，一下损失好几天的努力。但他从不气馁，重新再写。文革部分足足重写了八遍。我觉得他的内心有一股韧劲儿，非一般人所能。”
阎兰介绍说，除了技术问题，时间久远，很多细节单凭个人记忆未必清晰。为了资料的准确性，“爸爸无数次跑中央档案馆查证资料，中午也不休息，简单吃点东西，下午再查。遇到事实出入，还亲自去这个班子、那个小组一一核对。有的俄国人名字想不起来，一直苦思冥想，半夜里忽然想到一个名字，赶紧起来记在小本上，第二天再找以前的同事一起核对。”
阎兰说，在“回忆录”编辑过程中，爸爸对于编辑提出的疑问也有问必答，“爸爸养病的时候，一次路上看到桥上有个亭子，赶紧让人照下来给编辑发过去，告诉编辑：‘我小时候上学路过的那座桥就是这样的。’”
阎明光（阎明复的三姐）：
我和弟弟从小一起读小学、中学。印象最深的原来离家很近的就是在八路军办事处附近的小学，后来父亲得到消息，特务冒充老师跟踪我，所以父亲立刻把我们转到离家很远的学校。妈妈给几个铜板，中午在学校附近吃担担面，明复经常饿着肚子找我要钱，他把吃午饭的钱给了贫苦的同学了，弟弟从小就有一颗慈悲心。
我们家那个时候被称为阎家老店，当时周总理亲自交代父亲要掩护接济东北救亡总会的叔叔伯伯。他们中有陶行知，还有沈钧儒的侄女，李公朴在昆明遇难以后他的夫人也来过，还有东北的很多流亡难民。三层楼住满了，就在院里搭帐篷。我和弟弟经常半夜里被叫醒，帮忙打地铺，让给客人来住。另外人多了，钱不够，妈妈还带着我和弟弟到下面摆小摊，用旧物换钱。在细节上，年幼的明复弟弟总是非常快乐地帮助妈妈，我回忆弟弟的善良，弟弟年幼时候就很懂事。
文革中他蒙冤在秦城监狱坐牢时，我去探监。他特别问起妈妈的情况，说妈妈的脚怕凉，叫我一定要给妈妈买一双暖和的棉鞋。那时，他并不知道妈妈已经带着对他和爸爸无限的担忧与思念去世了。当时，我强忍泪水，并没有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他。今天出席弟弟回忆录的出版座谈会，我非常激动，弟弟真是很不容易，感慨万分，我为弟弟的乐观执着坚强勇敢百折不挠深深感动。
祝贺你，我亲爱的弟弟！我们都老了，我今年刚刚满88岁，但是我觉得我们还很年轻，特别我弟弟很年轻。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现在老了更亲，我弟弟年轻，要向一百岁进军。
李静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原苏东研究所所长）：
李静杰认为，相较国内外研究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的著作，《阎明复回忆录》仍有其独特的学术特点及价值。“为了完整再现历史，作者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及引用档案资料、会谈原始记录，增加了回忆录的真实性、史料性和权威性，其中很多内容都是首次与广大读者见面。无论中俄，此前都没有这样的著作，今后也不可能有，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在国内外都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初稿收获的反馈意见中，有一些同志确实认为“作者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期间，对于苏联同志的讲话内容是不是太多、太过具体”，但李静杰认为：“越具体越宝贵，看了这些材料才知道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的工业基础是怎么在苏联援助下建立的，我们的路是怎么走过来。不仅对于我们研究中苏关系，乃至研究党史、国史、社会主义理论都有参考价值。”
在写作手法上，阎明复多呈现、少议论，其原因在于，相比事件的当事人、决策人，阎明复认为自己不过是个“小翻译”“见证人”。因此他的回忆录，要与当事人或学者阐明观点、议论是非的回忆、论著有所区别：“要忠实于历史，以交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叙述历史事件发展的过程细节为主。至于是与非，应该由读者自己去判断，结论让读者自己去做。”比如阎明复1952年随刘少奇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当时斯大林在闭幕当天讲话，阎明复可能是唯一能清晰记得当时情况的亲历者了。但即便作为孤证，他也坦言自己其实并没有进入会场，“当时我的身份是翻译，还没有资格进去参加会议，但我可以在侧门看到里面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