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C陴年1月26日(甲申年正月初五)
　　　地点：段若非办公室
　　 段：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有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是第一次把“以人为本”写人中央文件；二是实现发展战略的转变，从非均衡发展战略转到“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这个转变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基础上的。
　　 “以人为本”写人中央文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自打倒“四人帮”以来思想解放成果的一个结晶，或者说是思想解放运动结出的一个硕果。在反右等多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践踏人权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未能幸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后，出现了一股人道主义思潮。这股思潮有两方面表现，一是发表了一批理论文章，二是发表了一批文艺作品，如小说《人啊，人!》。这股思潮的出现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反动。这股思潮经过曲折的发展过程，逐渐深人人心，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提出“以人为本”，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的文件。这是中共指导思想上一次非常重大的转变，标志着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阴影中最终完全走出来了。从党的文献来看，十二大的党纲中说，“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个表述比八大前进了。八大的表述是“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在中国讲“人民”，就意味着有一个对立面——“敌人”，过去就是地、富、反、坏、右，文革中又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社会成员”则不同，大家都是满足需要的对象。“以人为本”可以说是继承了这一思想，但是提到了哲学的高度。这次提出“以人为本”是一种思维模式的转换，比某个理论观点的转变或某一思想观念的更新的意义要重大得多。
　　 何：我很赞成段若非同志的意见，“以人为本”作为指导思想的提出，更让我们懂得要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可以说是有历史渊源的。当年汉高祖得了天下，一个叫陆贾的知识分子常在刘邦面前说《诗经》、《书经》。刘邦骂他说：“我的天下，是在马背上争来的，用不着什么《诗》呀、《书》呀的!”陆贾反驳他说：“天下是从马背上得来的，难道也能在马背上治理?只有像殷汤和周武王那样逆取而顺守，文武并用，才是长治久安的上策。如果秦国在兼并天下后能效法先圣先王文武并用，只怕这天下还到不了你手里呢!”刘邦虽然有些不高兴，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讲究治天下的道理。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思维模式应该不同。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反动政权。这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在那个时期，就不能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其思维模式就是要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可以说，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学会怎样划分阶级。
　　 可是现在是建设时期，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是要从大自然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生活资料，也就是要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所以在建设时期要“以发展生产力为纲”，因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所以，我认为在建设时期，阶级分析是不够的。因为阶级分析的特点，就是它是按照所有制来分析的，而在建设时期，最重要的因素是生产力。研究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时，不能脱离生产力这个根本。其实在革命战争时期，进行阶级分析也不能离开生产力。当年我们学习革命理论时，有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问为什么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而农民不是领导阶级?工人的数量很少，只有几百万，而农民近五亿。当时的理论家们给我们的回答是，工人阶级代表大生产，而农民代表小生产，大生产才有发展前景，也就是大生产相对小生产来说是先进生产力。我认为这个回答是正确的。判断一个阶级是有前景还是没前景，是根据它所依附的生产力先进与否来判断的。所以到了建设时期，就不能局限于阶级分析，而是要用生产力的分析方法，这是比阶级分析更为基本的一种分析方法。过去我们对生产力的理解就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生产力本身没有一分为二。我们应该把对立统一规律应用到生产力分析上，把生产力看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一部分是落后生产力。当然这还可以再细分。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在生产力的变化、发展中也都有体现。例如量变质变规律，从游牧社会到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都是生产力的质变。我们不仅要看到生产力在量的方面的变化，同时还要看到生产力在质的方面的变化。历史上的康乾盛世，那是农业社会中的量变。现在我们搞工业化、现代化，才是中国社会生产力的重大的质的变化。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问题时，首先要分析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动向，弄清哪些是先进生产力，哪些是落后生产力，并在生产力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哪些社会阶层是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哪些是不促进的，哪些是维持落后生产力的。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对中国现有阶层进行分析。这就要求我们转变思维模式，实际上这种转变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提到理论的高度。从阶级分析到生产力分析，我觉得这是一种从“马上”到“马下”的思维模式的转变。
　　 如果我们的思维模式转变到“以发展生产力为纲”的话，那就要问，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什么?是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是一部分社会成员的需要还是全体成员的需要呢?答案应该是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所以，发展生产力，就要“以人为本”。实际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搞阶级斗争的目的，也是为了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是解放生产力。在十年内战时期，在土改问题上就犯过错误，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等，这样就受到地主、富农的拼死反抗。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地主和富农都分到同样的地。我们年轻时认为，地主、富农过去曾剥削和压迫过贫下中农，现在分坏地，为什么不可以?回答是，我们消灭的是封建剥削制度，并不是把地主、富农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同样分到一份地，实际上是保护了劳动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所以说，即使在土改时期，也在一定意义上贯彻实施了“以人为本”。从理论上讲，诚如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现在需要回答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在现代中国社会，阶级还存不存在?我想从世界范围来讲，阶级是存在的；从中国的现实来讲，阶级也是存在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完全归结为阶级关系。因为阶级是按照所有制来划分的，而所有制关系只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部分，还有其他重要的关系，如在生产力组合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的话，就要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所有制关系。正因为阶级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是最重要因素，所以在建设时期，不能归结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一般来说，在阶级社会中，资本占有者，其收入较多，也比较富裕。但当前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占有生产资料但是很富裕的人，如某些科技人员。他的科技劳动对国家贡献很大，其科技专利可以卖出大价钱。这些收益并不是剥削。某些国企领导人的高收入，也不见得是剥削，因为来自对社会的较大贡献。当然在生产力分析基础上，也要看到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等。我们提倡生产力分析方法，因为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分析方法。但是发展生产力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的，必须是“以人为本”的。
　　 段：如果讲以生产力为纲的话，那就必须看到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产力是由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两个方面组成的，而且在现时代、在当代中国，应该特别强调精神生产力，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在发展中呈现出来的五大不平衡，从深层次考察，从根本上说最大的不平衡就是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精神生产大大滞后于物质生产。拿农村来说，中国农村除少数地方外，很穷，穷首先表现物质财富贫乏，但从深层次看，精神财富的贫乏更令人担忧。现在，我们应该特别强调精神生产，把发展精神生产力放在突出地位。
　　 何：对。还有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是，“以人为本”跟所谓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是什么关系。现在中央文件写入“以人为本”，是不是恢复到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我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有相通之处，大家都同意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以人为本，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没有局限在仅仅呼唤“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上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的根本区别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以人为本，必须尊重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人为本的确是共产党人的目的，但是实现以人为本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不能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要善于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逐步地、全面地实现以人为本。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体现了以人为本。现在提以人为本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前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存在“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有一点像斯大林所批评的雅罗申科，他主张只要生产，不问生产的目的。现在我们各地在工作中片面追求GDP，把GDP当作评价政绩的唯一指标。然而，GDP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一些地方搞了污染环境的产业，GDP增长了；现在把污染治理了，GDP又增长了。所以，如果为了增加GDP，完全可以搞污染产业。这就是为GDP而GDP，标志就是GDP挂帅，忘记了生产的目的是什么。所以现在需要强调以人为本，需要强调统筹发展。过去对为发展生产力而带来的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重视得不够；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对消除两极分化做得不够，现在需要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当然我们要注意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不是一下子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发展生产力和以人为本的关系。
　　 段：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人为本”是思维模式的根本转变。十六届三中全会还有一个重大转变是提出“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我国的发展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发展战略是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所谓“抓革命”就是搞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来推动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前进。在夺取政权时期，我们可以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夺取政权后的最初几年，“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有其合理性，但1956年八大以后，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就不行了，所以后来就走到死胡同去了。八大以后就应该改变这个思路，但是1957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认为，主要矛盾还是阶级矛盾，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战略。这条战略在打倒“四人帮”后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时期的根本任务。但是标志还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明确提出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后来演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心”与“重点”含意并不完全一样。“以经济为中心”就意味着其它各项事业都要围绕着它，服从于它，服务于它，否则就不成其为“中心”了。二十几年来，我们实际上或者说事实上实行的是一条非均衡发展战略。这个发展战略到现在执行了25年，带来了两个结果。一个是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改善，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GNP超过1000美元，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了，成就非凡，举世瞩目；另一个是扩大了、导致了五个不平衡：农村和城市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不平衡、社会发展和自然发展不平衡、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不平衡。
　　 关于五大不平衡的状况，综合有关方面计算和研究显示——
　　 1．农村落后于城市15—20年。国家对农民取之过多，予之过少。国家财政提供的卫生投入，城市80％，农村20％。教育经费城市由国家负担，农村基本上由农民负担。近十年农村消费比重从56％降至42％。一位农村基层干部将“三农”问题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此言真切，曾得到朱镕基总理的高度重视。
　　 2．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的GDP为全国GDP的40％，这个数字令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这个地区的辉煌成就，忧的是这个数字反映出了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欠发达、不发达。有的学者指出，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国家，四个世界”。
　　 3．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整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了，但是社会矛盾扩大了、社会问题增多了。贫富差距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银行存款，20％户占 80％，80％户占20％；腐败现象严重，仅仅从经济角度看，每年官员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人民币1万亿元左右；政治民主建设迟缓；教育、卫生等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滞后，教育投入比重一直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存在数量庞大的失业群体；以每人每天1美元的国际标准作为贫困线，我国贫困人口达1亿；联合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艾滋病感染人数增加迅速，后果严重。
　　 4．片面强调GDP增长，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我国1985年到2000年的GDP增长中，生态损失的代价高达21．8％，净增长只有78．2％。
　　 5．我国在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社会自然发展严重不平衡因而有效国内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以2002年计，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50．14％，反映出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严重不平衡。
　　 正是以上这五大不平衡，特别是2003年SARS突发事件使其中几个不平衡以前所未有的尖锐形式凸现出来，促使大家反思，更促使中央反思，从而提出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这五个统筹是这五大矛盾的反映，又是解决这五大矛盾的总方针或根本办法。以前那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是合理的，因为那时太
　　 贫穷了，同时平均主义太严重了。现在我国在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CNP超过10阗美元，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6位，提出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是非常适时的。这是我国发展战略的第三阶段。从发展战略的转折上看，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
　　 何：我非常同意段若非同志的意见，特别是对五个统筹的分析。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需要全面统筹。这“五个统筹”上升为理论，就是“以人为本”。同时我要补充一点，“以人为本”的观点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观点。“富裕”主要是指经济，而“以人为本”则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包括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三大建设都是为了人。由于我们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所以在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等问题上，我们优先关注的是人，社会和自然要协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这里应说明的是，我赞成环境保护、生态保护，但是并非为保护而保护，不能搞成环境保守主义、生态保守主义，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人。我们重视生命、热爱生命，但是不能搞成佛教所主张的“泛生论”，说什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种“泛生论”思想我不能接受，因为它不切实际。
　　 提出“以人为本”的好处就是看到全面发展，但也由于现在所达到的仅仅是初步的小康，离所谓“大同”社会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距离。所以，共同富裕是逐步达到的。在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低的状态下，要全面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全面实现以人为本也是不可能的。以人为本是我们的根本目的，然而这是逐步实现的。这个问题涉及到如何处理发展生产力和实现以人为本的关系的问题。实现以人为本，首要的仍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这在当前是短缺的，所以仍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但是如果只看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可能忘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反过来，如果只强调以人为本，而忘记了还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样的以人为本最后也是要落空的。所以我们说，一次分配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是我们要正确处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关系，如果说一次分配更多地突出效率的话，那么二次分配就要更多地体现公平。一次分配之所以要效率优先，因为效率低了就会影响生产力发展；但是，由于一次分配可能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所以要通过二次分配来调节，其目的是要降低一次分配过程中造成的巨大不平等。当前我们更应该在二次分配上下功夫，但是这并不改变一次分配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唯物史观与抽象的人本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要统筹处理发展生产力与如何实现以人为本的关系。
　　 我赞成段若非同志所说的，这次三中全会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因为这的确是发展战略的转变。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所以，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科
　　 学的生产力概念，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建设”，历史唯物主义讲生产力发展是最终的决定因素，而经济发展只是其中的决定因素之一。实施“五个统筹”的战略，就更能保证生产力各个侧面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其实，生产力的发展也不等于社会的全面发展。过去我们突出经济发展，是因为我们太过于贫穷和落后。现在除了经济建设以外，我们还要看到其他诸多方面，这才是全面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探讨中国的发展问题。
　　 前一时期，我们对强势群体关注较多，但却较多地忽视了弱势群体。“以人为本”当然是指所有的人。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阶级对立，的确存在相当一些人压迫、剥削另一些人。在当前中国仍然存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差别。所以，我认为“以人为本”的客观内容是为了在实践上要进一步关注弱势人群。当然，在理论上我们既要看到弱势群体，也要看到强势群体，实施“劫富济贫”不利于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是逐步实现的，以人为本也是逐步实现的，而强调以人为本有利于调节社会矛盾，其中优先调节的是向弱势群俐顷斜。
　　 “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历史上有很古老的渊源。也许可以追溯到孔老夫子。孔老先生就说过：“仁者爱人”。
　　 段：在西方，古代希腊有一位智者——普罗泰戈拉曾这样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何：在现实生活中，抽象的人当然是不存在的，所有的人都是具体的。没有什么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人性。但是在人性问题上，既有个性，也有共性。不能因为人性都是具体的，就抹煞共同的人性的存在。同样，利益相互冲突中的人群也有某些共同的利益，也含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以及在这种共同价值观念基础上的“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的价值观。人性中有没有带有阶级的人性?当然是有的。现在的问题是，除了带有阶级性质的人性以外，还有没有不带有阶级性质的人性?这个问题需要尖锐地提出来。我认为是有的。古人云：“食色，性也。’’又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如果认为只有阶级差别，没有共性，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需要看到的是，人类社会存在复杂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分几个层面，有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及反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观念形态。人类社会是不能脱离大自然的，所以在观念形态中，还有反映大自然的科学和技术。生产关系的阶级属性很明显，但是生产力是没有阶级性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说这个产品是供应给工农兵的，那个产品是供应给地主、资本家的，这样说不通。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说：“有个时候在我国曾经有过‘马克思主义者’断言，十月革命后在我国保留下来的铁路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这样的铁路是不体面的事情，需要把它挖掉，建筑‘无产阶级’的铁路。由此他们获得
　　 了一个外号，叫做‘穴居野人’。”过去我们过分强调人群中阶级的对立，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夺取政权时期还有一定道理，但是从理论上讲，这种极端的说法并不准确。现在提出“以人为本”，我认为就是对过去比较极端观点的一个调整。
　　 一般来说，“人性”一直是文学艺术的重大主题。现在，文学艺术的发展更应关注人性的解放、人性的回归。过去我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抹煞了人的共性，有意无意地压制了人的共性。所以现在提出“以人为本”的观点是非常深刻的。
　　 段：是的，确立“以人为本”作为指导思想不仅是正确，而且是深刻的。以人为本首先与以神为本相对立，又与以物为本相区别，还与以官为本相区别，与以钱为本相区别，如此等等。以人为本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时代前进的需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今年三月召开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进行修宪，将要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这将是我国政治文明一个重大进步。人权人宪正是“以人为本”一个重要体现。
　　 以人为本是我们时代的哲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
　　 现在有一个十分尖锐的理论问题提到我们面前，这个问题就是以人为本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为了答复这个问题，我想简要地谈谈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上的人本主义、特别是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历程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经过费尔巴哈哲学而创立自己的学说的，这个思想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深刻思想批判的过程。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批判”不是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批判”，简单地否定，抛弃，打倒，它的实质是扬弃，马克思本人写的名著《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里的“批判”就是这个意思。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尖锐地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这种批判不是抛弃辩证法而是抛弃它的唯心主义形式，把辩证法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上，创立科学的辩证法。同样，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尖锐地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但这种批判不是抛弃唯物主义，而是批判它的缺陷，即批判它的直观性、形而上学性、不彻底性(历史观的唯心主义)，为的是制定完备的唯物主义。如同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尖锐地批判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不是否定人本主义、抛弃人本主义，而是为了建立科学的人本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这种人本主义对“人”的理解比费尔巴哈仅仅把“人”看作是生物序列中的一个“类”，要深刻得多、丰富得多，在它看来，“人”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研究人，既要研究共性，又要研究个性。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扬弃和超越的关系，决不是对立的和排斥的关系，也不是直接等同和延续的关系。恩格斯1886年写的哲学名著《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三章的结尾就
　　 是这样讲的。他说，必须从对抽象的人的崇拜转到对社会的历史的人的研究，费尔巴哈停止了，没有能够走出这一步，但这一步终归是要走出的。这个超越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工作，是由马克思1844年开始的。当然同时还有恩格斯。有的论者，把马克思主义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说成是对立的排斥的关系，我们看这是误读了马克思、恩格斯。过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前德国哲学的关系，讲到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时，只讲批判继承了他的唯物主义——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相反，精神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讲这一点当然不错，也应该讲，但只讲到此为止，或者再加上一般地讲讲他的人本主义，就很不够了。费尔巴哈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把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思潮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搞出了一个人本主义哲学，这是人类最伟大的精神财富之一，这才是费尔巴哈哲学中最珍贵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费尔巴哈哲学，最主要的正是它的人本主义。当然这种继承是批判的继承，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超越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将其精华融人马克思主义之中，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通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细细品味就可以发现，人本主义或以人为本是统领其全部内容的活的灵魂，渗透子文字背后的浩瀚的精神海洋之中。有的论者说，以人为本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倒想反问一句：如果是这样，那么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为本呢?如果把以人为本从马克思主义中抽掉，它就成为没有活的灵魂的东西了，就变成了敌视人的东西了，也就不成为马克思主义了。我想，面对抽掉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天之灵只好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生前曾对那些以为学了他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可以不研究历史的朋友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发表后，我即认真地阅读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次全会是一次很不寻常的会议，于是联系建国以来的历史，又找来相关资料，反复研究、反复思考，产生了一些想法，随着研究和思考的深化，模糊的想法逐渐清晰，形成了几个重大判断。最近一个来月将这些想法写成了一篇短文，题目是《以人为本，实行五个统筹发展战略》，正在广泛征求意见。但是，思维模式的转换和发展战略的转变才刚刚开始，我们的认识还只是初步的，随着历史进程的展开，我们应该继续深入研究、深入思考。这个题目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实在太重要了，耗费时间、精力和心血研究和思考是很值得的。
　　 何：是的，历史正在发展，研究必须继续。 (这篇对话由曾昭贵录音并整理成文，经两位对话者校改、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