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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是一类无法定义的人，提及诗人，奔涌而至的印象是浪漫、理想主义、情怀、激烈、忧患、敏感……
他们曾经和一个年代共同燃烧，他们曾经近在咫尺，他们曾经就是你我。如今在处处讲求务实、金钱至上的大环境中，诗人不但身份尴尬，而且态度暧昧，在理想与现实的撞击中甚至显得苍白无力。
当人们固执地认为诗歌在渐渐淡出时，有人仍然把诗歌作为信仰，在商海中游弋的诗人让我们颠覆了世俗观念，且看他们如何在物质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精神王国。
也许在千疮百孔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更需要诗歌来抚慰灵魂。
潘洗尘：19年后的回归
1983年，当19岁的潘洗尘写下诗歌《六月我们看海去》的时候，他并未料到这首“青春呓语”会给自己的命运翻开新篇章。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大一新生的作品发表于《中国青年报》，没多久便获了奖，其后又被反复转载，在20多年后的今天仍释放着它的影响力。在诗歌的黄金时代里，在不计其数的诗歌爱好者中，潘洗尘这个名字为人们所熟知。
从大二开始，潘洗尘每个月都能通过诗歌创作拿到几十块稿费，这对于来自黑龙江一个小村庄的孩子而言是一笔可观的财富。这些实惠也让“骄傲与自尊”的他生活得更为体面。面临毕业时，潘洗尘又因为诗歌才华被省里表彰，获得了自行挑选工作的权利。这在国家分配工作的年代里无疑是一项不可多得的特权。潘洗尘进入报社当了一名编辑，尽管这份工作他只干了半年，但人生的起点已经高于同龄人。这一切拜诗歌所赐。
我们我们我们就是不愿
停留在生活的坐标轴上
六月是我们的季节很久
我们就期待我们期待了很久
看海去看海去没有驼铃
我们也要去远方
正如诗中所描述的自由浪漫情怀，潘洗尘辞职南下深圳，从印刷行业做起，开始浮沉于商海。1986年-2005年，潘洗尘中断了诗歌创作，盘踞在他脑子里更多的是如何生存。“所谓独立于物质之外的精神也许是不存在的，不论你是想优雅地生活，还是想平实地写作，你都必须最大限度地拥有财富。”
停笔19年，虽然不再写诗，但潘洗尘订阅了中国所有跟诗歌有关的刊物，“我觉得，除了我，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这样做。”这种旁观者的姿态终于在2Da5年夏天瓦解了。潘洗尘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一个帖子，作者“梅”描述了自己对《六月我们看海去》的“珍视和回味”，并用集诗音画于一体的制作方式表现了这首诗歌。潘洗尘的心“一下子被打开了”，他顿悟，“灵魂最后的家园，其实就在我们最初出发的地方。”
一袭白装是潘洗尘的一大特点，一尘不染似乎暗合了“洗尘”二字，而他戏言是由于长得黑才有了这般装束。整个房间干净有序，大部分家务均是亲历亲为，他的爱好之一则是“昏天黑地地看又臭又烂的电视剧”。自称有社交恐惧症的他经常十天半个月大门不出，仅有三五个玩得来的诗友造访。
天问文化传播机构董事长潘洗尘已经处于“准退休状态”，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将90％的精力抽离于商务之外。尽管自谦在生意上胸无大志，但对公司的业绩还是颇为自豪。“在广告行业，能服务一个客户5年就是大幸。我的客户哈尔滨啤酒合作了20年，在行业里是一个奇迹。另外，我们还是内地唯一可以为世界500强企业设计产品的公司。”
企业名称“天问”彰显着潘洗尘的诗人本色，他就这样“披着华丽的外衣游走在生意场上”。广告业作为服务行业，伺候好傲慢的客户是一大难题。然而，潘洗尘既是生意人又是诗人的身份总能为他赢得更多的“信任和尊重”。“这都是非常实际的好处，我不能无视这些东西。”潘洗尘道。即便在远离诗歌的19年里，诗总是或深或浅地呼应着他。
“剩一双眼睛，凝视黑夜；留一颗心，抚摸诗歌。”当他踏上诗歌回归之路时，也深刻地感受到诗歌界的变革。80年代初期，是一段“诗人比歌星还红”的岁月。潘洗尘还记得《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的全国十大诗人评选活动中，热血沸腾的读者把诗人团团围住，最后顾城不得不从厕所逃走。“80年代是一个永不复返的年代。”而眼下的诗歌界不免令潘洗尘痛心，“争夺话语权，(诗人)彼此之间没有阅读，认为只有自己写的最好，别人的都不是诗。”他用“清流”和“浊流”来比喻两者的差距，“我回来的这3年，致力的一件事就是重新梳理目前诗歌界面临的问题。”
潘洗尘担当了《星星》诗刊理论的执行主编，事实上，他还扮演着从责任编辑、校对到发行的角色。“每年至少50万投入，几乎没有产出，大部分是赠阅，定价还没有印刷成本高。除了经济投入之外，还占据了我一半的精力。”
学术界对潘洗尘这拨诗人提出了一个称谓——新归来派，专指“在80年代中期下海，经过了近20年的拼搏以后，重新回到诗歌的一类诗人”。潘洗尘对这种提法有所保留，他认为，所谓“新归来派”列出的名单泥沙俱下。而另一种“还乡团”的说法也令他不悦，“认为(我们)是赚了钱之后再回到诗歌界，拿钱抢夺诗歌的地盘”。其实，李白的一句诗最能代表潘洗尘的想法——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是诗人之间最理想的友情，古风尚存，“一句好诗让所有的诗人引以为荣”，而不是彼此无聊的争斗。
最近，潘洗尘和几个朋友正在组建一支诗人乐队，名曰“骚人乐队”，“把诗歌和音乐作个嫁接，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乐队成员最小的也已过不惑之年，而且没有任何音乐基础，但仍兴致高昂地筹备着，希望“在音乐和诗歌之间找到一种既好玩又有意义的东西”。房间的落地窗前，若干种中西乐器并肩而立，断然想不到自己竟会和诗歌联系在一起。
“对我来讲，两件事非常重要：一个是爱，广义的，包括了爱别人和被爱，这是我能够很有信心地活下去的理由。另外一个就是诗歌。这两点构成了我人生的支撑，有这两样东西就足够了。”潘洗尘掐灭了手中的香烟，缓缓吐出烟雾，紧接着又燃起一根。“当然，还有香烟。”他补充。
在一篇旧作中，潘洗尘曾给生命挚爱排序香烟、爱情、诗歌、金钱、足球……刀：诗是自我治疗的一种方式
临近年关，走马上任一个多月的刀显得有些焦虑，供货商催款的电话频频响起。作为“三个贵州人”望京店的太股东，在饭店开业近一年之际，刀取代了管理公司派来的经理，自己开始负责具体业务。2008年百味杂陈，地震、奥运限行、金融危机……这些都令生意人有苦难言。刀曾经帮朋友整改过不少餐厅，行话叫“企业诊断”，效果尚佳。这次等着他出力的是自己的摊子。
当时选址望京，刀出于这样的考虑：40多万人口的望京没有一家贵州菜。而自己主要在诗人和艺术家这两个圈子里混，朋友无数，光798、望京、环铁、草场地这一带就有上千号人。那么，把 “三贵”作为大家的根据地也不错。果然，刀的店成了传说中的“中国诗歌大酒店”。
经营饭店是刀的谋生手段，在商言商，而刀的另一面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诗人。
刀认为，80年代，是一个全民皆诗人的年代。1980年，刀高考落榜，离开家乡贵州六盘水到武汉参军。当时，刀被分配到团部总机班当电话员，负责转接电话。“喂，您好!要哪儿?请讲话。”这是刀每日说得最多的几句。值班没事的时候，他便和师部的一个女接线员在电话里闲聊，还小火慢炖地谈起了恋爱。这一举动在当时可以称得上前卫，“也就是20年之后的语音聊天网恋”。在成百上千人当中，刀不知道她的模样，但只要她的喉咙发出轻微地“啃”的一声，刀便知道是她。
部队里谈恋爱是违反军纪的，后来她寄来照片，刀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偷偷躲到厕所最里面去看。七八个月后，刀找了个机会来到师部。他在门口打电话给她，“我与你相隔一个马路加一个广场。”她几乎不敢相信。见了面，两人手拉手跑到墙根下，“窃窃私语了个把小时”。
在很多人不知浪漫为何物的时候，刀体验着这种感觉。如此这般，刀开始写诗。1983年，刀转业回到地方，在《荷城报》上正式发表了第一首诗。他还记得那首诗叫做《20岁的泪》，稿费6元。虽然起步很早，但刀一直在诗坛外写诗，直到近两年才开始参加诗歌界的活动。
“到24岁后，为文凭、房子、婚姻、孩子花了不少时间。”奋斗了30年，刀的终极目标就是做一个职业诗人，“什么都不干，只阅读写作”。但每个阶段都有生活的压力，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梦想还无法照进现实。
刀在《雪囚》中如是说：
多少年来，我只在尊严的高地为肠胃挣扎
只为爱，穿行于伪善的浮华
状态纵然游离，但刀的创作热情始终如一。2007年，刀自己出资创办了《庄》诗刊，取义庄严、庄重。《庄》永远是投钱的，既不销售，也不产生别的利润。刀的初衷是“好的诗歌就应该让喜欢它的读者读到，不要伤害诗人的自尊”。面对当下“一些杂志为了利益、运作和生存，向诗人收取费用”的状况，刀非常反感，《庄》也是对抗“诗歌商业化”的产物。
几本《庄》很随意地立在餐厅的窗台上，感兴趣的顾客可以信手翻阅。《庄》同样流转于员工之间，他们很为这个诗人老板感到自豪。刀也嘱咐员工不要叫他老板、刀总，直呼“刀哥”就成。“我是一个不喜欢有身份的人。”刀说。
“如果生活让我开开心心的话，我宁愿不写。我不属于赞美生活的人，我抒发的是我的不快。诗是自我治疗的一种方式。如果生活美得不需要我去写，再赞美她就是对她的不恭。”
“发源于上帝的胸怀”，“一切知识的精华”，“科学面部的表情”，“最高的艺术体裁”，这些赞美都被诗歌揽入怀中，诗人在与诗歌的对话中，成全了自己，也带给他人至高无上的快乐。
诗歌永远存在，在时间之上；诗人从未消失，仍然执着。
编辑 麻雯
他们曾经和一个年代共同燃烧，他们曾经近在咫尺，他们曾经就是你我。如今在处处讲求务实、金钱至上的大环境中，诗人不但身份尴尬，而且态度暧昧，在理想与现实的撞击中甚至显得苍白无力。
当人们固执地认为诗歌在渐渐淡出时，有人仍然把诗歌作为信仰，在商海中游弋的诗人让我们颠覆了世俗观念，且看他们如何在物质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精神王国。
也许在千疮百孔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更需要诗歌来抚慰灵魂。
潘洗尘：19年后的回归
1983年，当19岁的潘洗尘写下诗歌《六月我们看海去》的时候，他并未料到这首“青春呓语”会给自己的命运翻开新篇章。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大一新生的作品发表于《中国青年报》，没多久便获了奖，其后又被反复转载，在20多年后的今天仍释放着它的影响力。在诗歌的黄金时代里，在不计其数的诗歌爱好者中，潘洗尘这个名字为人们所熟知。
从大二开始，潘洗尘每个月都能通过诗歌创作拿到几十块稿费，这对于来自黑龙江一个小村庄的孩子而言是一笔可观的财富。这些实惠也让“骄傲与自尊”的他生活得更为体面。面临毕业时，潘洗尘又因为诗歌才华被省里表彰，获得了自行挑选工作的权利。这在国家分配工作的年代里无疑是一项不可多得的特权。潘洗尘进入报社当了一名编辑，尽管这份工作他只干了半年，但人生的起点已经高于同龄人。这一切拜诗歌所赐。
我们我们我们就是不愿
停留在生活的坐标轴上
六月是我们的季节很久
我们就期待我们期待了很久
看海去看海去没有驼铃
我们也要去远方
正如诗中所描述的自由浪漫情怀，潘洗尘辞职南下深圳，从印刷行业做起，开始浮沉于商海。1986年-2005年，潘洗尘中断了诗歌创作，盘踞在他脑子里更多的是如何生存。“所谓独立于物质之外的精神也许是不存在的，不论你是想优雅地生活，还是想平实地写作，你都必须最大限度地拥有财富。”
停笔19年，虽然不再写诗，但潘洗尘订阅了中国所有跟诗歌有关的刊物，“我觉得，除了我，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这样做。”这种旁观者的姿态终于在2Da5年夏天瓦解了。潘洗尘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一个帖子，作者“梅”描述了自己对《六月我们看海去》的“珍视和回味”，并用集诗音画于一体的制作方式表现了这首诗歌。潘洗尘的心“一下子被打开了”，他顿悟，“灵魂最后的家园，其实就在我们最初出发的地方。”
一袭白装是潘洗尘的一大特点，一尘不染似乎暗合了“洗尘”二字，而他戏言是由于长得黑才有了这般装束。整个房间干净有序，大部分家务均是亲历亲为，他的爱好之一则是“昏天黑地地看又臭又烂的电视剧”。自称有社交恐惧症的他经常十天半个月大门不出，仅有三五个玩得来的诗友造访。
天问文化传播机构董事长潘洗尘已经处于“准退休状态”，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将90％的精力抽离于商务之外。尽管自谦在生意上胸无大志，但对公司的业绩还是颇为自豪。“在广告行业，能服务一个客户5年就是大幸。我的客户哈尔滨啤酒合作了20年，在行业里是一个奇迹。另外，我们还是内地唯一可以为世界500强企业设计产品的公司。”
企业名称“天问”彰显着潘洗尘的诗人本色，他就这样“披着华丽的外衣游走在生意场上”。广告业作为服务行业，伺候好傲慢的客户是一大难题。然而，潘洗尘既是生意人又是诗人的身份总能为他赢得更多的“信任和尊重”。“这都是非常实际的好处，我不能无视这些东西。”潘洗尘道。即便在远离诗歌的19年里，诗总是或深或浅地呼应着他。
“剩一双眼睛，凝视黑夜；留一颗心，抚摸诗歌。”当他踏上诗歌回归之路时，也深刻地感受到诗歌界的变革。80年代初期，是一段“诗人比歌星还红”的岁月。潘洗尘还记得《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的全国十大诗人评选活动中，热血沸腾的读者把诗人团团围住，最后顾城不得不从厕所逃走。“80年代是一个永不复返的年代。”而眼下的诗歌界不免令潘洗尘痛心，“争夺话语权，(诗人)彼此之间没有阅读，认为只有自己写的最好，别人的都不是诗。”他用“清流”和“浊流”来比喻两者的差距，“我回来的这3年，致力的一件事就是重新梳理目前诗歌界面临的问题。”
潘洗尘担当了《星星》诗刊理论的执行主编，事实上，他还扮演着从责任编辑、校对到发行的角色。“每年至少50万投入，几乎没有产出，大部分是赠阅，定价还没有印刷成本高。除了经济投入之外，还占据了我一半的精力。”
学术界对潘洗尘这拨诗人提出了一个称谓——新归来派，专指“在80年代中期下海，经过了近20年的拼搏以后，重新回到诗歌的一类诗人”。潘洗尘对这种提法有所保留，他认为，所谓“新归来派”列出的名单泥沙俱下。而另一种“还乡团”的说法也令他不悦，“认为(我们)是赚了钱之后再回到诗歌界，拿钱抢夺诗歌的地盘”。其实，李白的一句诗最能代表潘洗尘的想法——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是诗人之间最理想的友情，古风尚存，“一句好诗让所有的诗人引以为荣”，而不是彼此无聊的争斗。
最近，潘洗尘和几个朋友正在组建一支诗人乐队，名曰“骚人乐队”，“把诗歌和音乐作个嫁接，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乐队成员最小的也已过不惑之年，而且没有任何音乐基础，但仍兴致高昂地筹备着，希望“在音乐和诗歌之间找到一种既好玩又有意义的东西”。房间的落地窗前，若干种中西乐器并肩而立，断然想不到自己竟会和诗歌联系在一起。
“对我来讲，两件事非常重要：一个是爱，广义的，包括了爱别人和被爱，这是我能够很有信心地活下去的理由。另外一个就是诗歌。这两点构成了我人生的支撑，有这两样东西就足够了。”潘洗尘掐灭了手中的香烟，缓缓吐出烟雾，紧接着又燃起一根。“当然，还有香烟。”他补充。
在一篇旧作中，潘洗尘曾给生命挚爱排序香烟、爱情、诗歌、金钱、足球……刀：诗是自我治疗的一种方式
临近年关，走马上任一个多月的刀显得有些焦虑，供货商催款的电话频频响起。作为“三个贵州人”望京店的太股东，在饭店开业近一年之际，刀取代了管理公司派来的经理，自己开始负责具体业务。2008年百味杂陈，地震、奥运限行、金融危机……这些都令生意人有苦难言。刀曾经帮朋友整改过不少餐厅，行话叫“企业诊断”，效果尚佳。这次等着他出力的是自己的摊子。
当时选址望京，刀出于这样的考虑：40多万人口的望京没有一家贵州菜。而自己主要在诗人和艺术家这两个圈子里混，朋友无数，光798、望京、环铁、草场地这一带就有上千号人。那么，把 “三贵”作为大家的根据地也不错。果然，刀的店成了传说中的“中国诗歌大酒店”。
经营饭店是刀的谋生手段，在商言商，而刀的另一面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诗人。
刀认为，80年代，是一个全民皆诗人的年代。1980年，刀高考落榜，离开家乡贵州六盘水到武汉参军。当时，刀被分配到团部总机班当电话员，负责转接电话。“喂，您好!要哪儿?请讲话。”这是刀每日说得最多的几句。值班没事的时候，他便和师部的一个女接线员在电话里闲聊，还小火慢炖地谈起了恋爱。这一举动在当时可以称得上前卫，“也就是20年之后的语音聊天网恋”。在成百上千人当中，刀不知道她的模样，但只要她的喉咙发出轻微地“啃”的一声，刀便知道是她。
部队里谈恋爱是违反军纪的，后来她寄来照片，刀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偷偷躲到厕所最里面去看。七八个月后，刀找了个机会来到师部。他在门口打电话给她，“我与你相隔一个马路加一个广场。”她几乎不敢相信。见了面，两人手拉手跑到墙根下，“窃窃私语了个把小时”。
在很多人不知浪漫为何物的时候，刀体验着这种感觉。如此这般，刀开始写诗。1983年，刀转业回到地方，在《荷城报》上正式发表了第一首诗。他还记得那首诗叫做《20岁的泪》，稿费6元。虽然起步很早，但刀一直在诗坛外写诗，直到近两年才开始参加诗歌界的活动。
“到24岁后，为文凭、房子、婚姻、孩子花了不少时间。”奋斗了30年，刀的终极目标就是做一个职业诗人，“什么都不干，只阅读写作”。但每个阶段都有生活的压力，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梦想还无法照进现实。
刀在《雪囚》中如是说：
多少年来，我只在尊严的高地为肠胃挣扎
只为爱，穿行于伪善的浮华
状态纵然游离，但刀的创作热情始终如一。2007年，刀自己出资创办了《庄》诗刊，取义庄严、庄重。《庄》永远是投钱的，既不销售，也不产生别的利润。刀的初衷是“好的诗歌就应该让喜欢它的读者读到，不要伤害诗人的自尊”。面对当下“一些杂志为了利益、运作和生存，向诗人收取费用”的状况，刀非常反感，《庄》也是对抗“诗歌商业化”的产物。
几本《庄》很随意地立在餐厅的窗台上，感兴趣的顾客可以信手翻阅。《庄》同样流转于员工之间，他们很为这个诗人老板感到自豪。刀也嘱咐员工不要叫他老板、刀总，直呼“刀哥”就成。“我是一个不喜欢有身份的人。”刀说。
“如果生活让我开开心心的话，我宁愿不写。我不属于赞美生活的人，我抒发的是我的不快。诗是自我治疗的一种方式。如果生活美得不需要我去写，再赞美她就是对她的不恭。”
“发源于上帝的胸怀”，“一切知识的精华”，“科学面部的表情”，“最高的艺术体裁”，这些赞美都被诗歌揽入怀中，诗人在与诗歌的对话中，成全了自己，也带给他人至高无上的快乐。
诗歌永远存在，在时间之上；诗人从未消失，仍然执着。
编辑 麻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