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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是我党早期著名革命家、军事家，他壮烈的革命生涯早为人们所熟悉，而他在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却较鲜为人知。
发愤读书 抵制日货
1919年，方志敏满怀“实业救国”的抱负，以全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江西弋阳考进了位于南昌的“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制造专业。和当时许多爱国的热血青年的想法一样，他认为要使国家兴旺起来，就要振兴落后的民族工业。因此，学业出众的方志敏选择了有些枯燥的工业学校。这年，与他在弋阳高小同窗三载的同学——后来又一起创建红十军的革命战友邵式平，也考进了江西省立第一中学，同时来到南昌。
方志敏来到“省立工业学校”后，不但努力学好数学物理，而且用心苦读英语，决心学好知识，来日报效祖国。他因学习成绩出色很快闻名全校，尤其是数学和物理解题的敏捷，连老师也赞叹不已。一年后，方志敏因成绩优异，获得免交学费的奖励，同时升入应用机械科学习。
方志敏关心的不仅是个人的学习，他更关心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复兴，他在努力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还积极吸收先进思想，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许多进步书刊。马克思、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等新名词在方志敏的心头激起一阵阵涟漪。1921年春天，他参加了由南昌二中学生袁玉冰组织的“改造社”，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方志敏刚来南昌读书时，五四运动还未落幕。南昌是日货倾销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日货的倾销严重影响了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运动在南昌深入人心。方志敏积极投身到“抵制日货”的洪流中。他与袁玉冰等进步青年，一起成为南昌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由于方志敏在南昌青年学生中有一定影响，1921年被选为南昌学联的负责人。
开除校长 爱好文学
由于当时社会腐败，“省立工业学校”的管理也存在很多弊病。办事人员敷衍塞责，漠视学生生活。有的教师什么都不懂，凭私人关系就能留校任课教书，学生意见很大。于是，大家推举方志敏为代表，向校方提出更换老师的要求。可是，校长赵宝鸿支支吾吾，说什么“考虑考虑再看……”就再也没了下文。
几个月后，学校排练节目，方志敏抓住时机，编了一个剧本《私塾怪现象》。这个讽刺剧中有3个人物：校长、校长夫人、校长的公子。校长当领导，其夫人虽目不识丁，却啥课都能教，其公子只管摇铃。《私塾怪现象》在学校演出时，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大受学生的欢迎。这出戏一针见血地扎到了校长赵宝鸿的痛处。他恼羞成怒，下令立即停演，对方志敏自然也恨之入骨，竟然给方志敏记大过一次。
学校的严厉处分并未吓倒方志敏。他发动学生，组织学生自治会，带领同学继续与校长作斗争，公开揭露学校的腐败和黑暗。校长气得暴跳如雷，恶狠狠地威胁要开除以方志敏为首的3位学生。这使本来就对校长不满的学生怒不可遏，怒火终于在“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燃烧起来。
在方志敏的带领下，学生分别在南昌市各个街头张贴布告：开除校长赵宝鸿，姓赵的滚出“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引发了震惊江西的“驱赵风潮”。他们的正义行动得到南昌市学生联合会的支持。许多学校的同学也组织游行队伍上街支持“甲工学校”。他们高喊“坚决开除腐败校长”等口号，张贴标语，发传单，罢课示威。“驱赵风潮”还得到了九江、吉安、赣州等地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声援和支持。这场斗争显示了方志敏的组织才能和胆量魄力，他也因此成为南昌最有影响力的学生领袖之一。
在此期间，方志敏非常爱看由邵力子与叶楚伧创办的《民国日报》，尤其是邵力子兼主编的副刊《觉悟》上的文学作品。1920年的一天，方志敏看到《觉悟》刊载了一篇题为《捉贼》的白话小说。文章对小偷被吊打的情节描写得逼真、具体，其主题是小偷该打、打得大快人心，使偷者引以为戒。这篇小说一时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方志敏却有不同的看法。他给邵力子先生写信认为：“小偷是不是算顶坏的？触目皆是的军阀、政客、资本家、地主，哪一个不是操戈矛的大窃？为什么大窃逍遥自在，受人礼敬，而小偷却在此地被吊起来敲打？”邵力子读罢信感触很深，非常赏识方志敏思维敏锐，对社会的思考深刻，文笔泼辣隽永。邵先生立即回信，赞赏方志敏指出了社会的本质和病根，还约他以后给报社写稿。方志敏开始尝试给《觉悟》副刊投稿，他的第一首散文诗《哭声》就发表在《觉悟》上，紧接着，他又寄去了另一首诗歌《呕血》，也刊登了出来。
南伟烈大学校的优秀生
1921年秋天，方志敏慕名来到九江南伟烈大学校求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治学严谨、校园宽敞，校舍都是大洋楼。方志敏插班到旧制中学二年级读书，住进了四层楼的同文学院楼，在第四层东南角的教室里上课。方志敏看到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读书便更加用功。这个学校英语抓得特别紧，也教得特别好。每逢星期天，别的同学都上街玩耍了，方志敏或在学校的绿荫下背英语，或坐进教室认真自修，或到图书馆看书，查资料。不久，他便成为班上的优秀生。
虽然身在教会学校，方志敏仍然酷爱中国文化，语文成绩一直是班上的佼佼者。有一次，老师出了一道《学然后知不足》的作文题。方志敏经过严密审题后，思路顿开，下笔如行云流水，七八千字一气呵成，且立意新颖、论述严谨。老师阅后大加赞赏，用红笔批道：“笔如流水游龙、活跃异常，布局整肃，几如天衣无缝。”给了“甲上”的罕见高分。同学们也把这篇作文当作“范文”争相传阅。
方志敏性格开朗而大度，同学们都喜欢和他一起活动。南伟烈大学校很重视体育，有标准的草坪足球场。方志敏平时喜欢踢足球、打篮球。每当下午活动时，方志敏的身影便活跃在运动场上。经过锻炼，他因曾染上肺结核而显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身体渐渐好转。
“社会主义”外号成美誉
南伟烈大学校图书馆有很多英语书籍可以外借。方志敏在此阅读了《富兰克林自传》、《金银岛》、《俄国虚无党》、《鲁滨逊飘流记》等许多英文版著作。1922年春天，同学替他在校外朋友那里借到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共产主义ABC》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方志敏如获至宝，偷偷尽心阅读。这期间，他还读了很多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书籍和进步报刊，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主办的《先驱》报。他自己还花钱订阅了《江州日报》、《民国日报》、《申报》、《东方杂志》等。
通过学习和思考，方志敏开始怀疑“实业救国”的道路是否能走得通，转而向往像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实现。为达到这崇高的目标，为实现这“宇宙的信仰”，方志敏决心为之奋斗终生。平时，他经常和同学讲国内外大事，讲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讲《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所阐述的革命道理。在学校，他还和饶漱石相识，在追求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大道上，两人成为同路人。由于方志敏思考得最集中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和同学谈论最多的也是“社会主义”，所以，同学们善意地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社会主义”。如果要寻找方志敏，大家就问：“你看见‘社会主义’了吗？”“‘社会主义’到哪里去了？”如果方志敏回到寝室，同学就会开玩笑说：“欢迎，我们的‘社会主义’回来了。”
不久，方志敏和饶漱石在校内悄悄成立了“读书会”，提倡学习新思想，改造旧社会。开始阶段，读新报刊和进步书籍，后来阅读以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要内容的书籍。他们的方法是先自学再讨论。通过读书和讨论，大家的觉悟迅速得到提高。
反对英租界的斗争
自从九江沦为英国租界后，日、法、美等国都相继在这块沃土上肆意建洋房、开商埠、办银行。方志敏来这里不久，就敏锐地发现九江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住中国人丧失主权的痛苦。当时九江从市中心的西门口到龙开河的滨江地带被划为英租界。英国人在此强行拆除中国居民的房屋，修建了领事馆和巡捕房，四面筑起高墙，密布铁丝网。租界的上空飘着的是外国的旗帜，还规定中国人不准在租界休息、游玩。稍有“违规”就可能遭毒打。更有甚者，英国人霸占江岸，建了“太古”与“怡和”码头，外国轮船和兵舰可以在长江上横冲直撞，可以沿江靠岸，而从鄱阳湖和赣江来往九江的中国船只，只能停靠在狭窄的龙开河上卸货。这一切使方志敏感到非常难过和气愤。他在“读书会”上对同学们说：“你们也看见了，我们中国的领土让给外国人住了还不算，我们还要受他们的管、受他们的气。他们的巡捕可以任意打我们中国人，这真是中国的耻辱啊！”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召开期间，美国和日本合谋“各国在华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等，侵犯中国利益。消息传到九江，各界人士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方志敏以“读书会”的成员为骨干，迅速发动和组织南伟烈大学校的同学走上街头，会同九江第三中学、第六师范学校的游行队伍，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他们走到英租界附近，高喊爱国口号，向英帝国主义示威。
1922年春天，上海发起了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的斗争，并且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方志敏从《先驱》报上得知消息后，立即在九江响应。因为，他进教会学校一段时间后，不仅对教会学校的做礼拜、祷告等规矩很反感，而且发现了许多弊端。正像他后来回忆的那样：“……就在我读书的教会学校里，他们口口声声传那‘平等博爱’的基督教；同是教员，又同是基督信徒，照理总应该平等待遇；但西人教员，都是二三百元一月的薪水，中国教员只有几十元一月的薪水；教国文的更可怜，简直不如去讨饭，他们只有二十余元一月的薪水。朋友，基督国里，就是如此平等法吗？难道西人就真是上帝宠爱的骄子，中国人就真是上帝抛弃的下流的瘪三？！……”
方志敏积极呼应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行动，发动和带领学生走上九江大街，宣传演讲，张贴标语，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文化对中国人进行精神奴化和蒙骗。在热火朝天的反帝运动中，方志敏还趁热打铁，在九江掀起了另一场“行政公开，反对腐败”的罢课请愿学潮，使当时北洋军阀政府驻九江镇守使吴金彪非常恼怒，他勒令南伟烈大学校将方志敏“开除出校”。校长张鸾伯虽然对方志敏也感到头疼，但他还是有些犹豫。因为方志敏虽为“异端”，但学业拔尖，他的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再者，方志敏在学生中威望高，影响大，如果将他开除，势必引发新的学潮。
不过，此时的方志敏却心生“离意”，原因有三点：一是多年在外求学，家中债台高筑；二是肺结核有所发作；三是《先驱》报指引他到上海寻求光明。他和最好的学友傅森以及饶漱石打算一起到上海读书。1922年7月，方志敏来到上海，在《先驱》报的引导下，和江西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赵醒农见了面。不久，赵醒农介绍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方志敏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开始为共产主义事业进行舍生忘死的战斗。
同年9月，方志敏被党组织派回南昌，和赵醒农、袁玉冰等人积极进行马列主义宣传活动。他们成立了江西第一个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据点――南昌文化书社，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1924年3月，经赵醒农介绍，方志敏在南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九江同窗倾力相救“红色囚徒”
由于方志敏的赤诚和人格魅力，九江南伟烈大学校有不少志同道合的学友都成为他的莫逆之交。傅森就是其中之一。他俩经常在傅森宿舍里下棋、讲故事。而更多的时间则是方志敏向傅森讲革命的道理，讲俄国共产党开展秘密斗争的故事，教傅森如何保守秘密、保护同学、保护自己。他们就这样成为无话不谈的至友。
在学习上，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傅森的字写得漂亮，就帮方志敏抄写稿件。方志敏的英语好，就和他交流学习方法，还请傅森帮自己买外文版的革命理论书籍，比如英语版的联共（布）党史，还有《星期评论》、《曙光》等中文进步报刊。由于教会学校不允许进步报刊进校门，为了防止校方检查没收，有些书报、杂志和信件，先写上别人的名字，寄到朋友那里，尔后由在校外修鞋的皮匠，把它们放在他老婆洗衣服的竹篮底下。等她到学校给住校生洗、送衣服时带进来，再设法转交给方志敏。
在方志敏的帮助下，傅森思想进步很快，是“读书会”的积极分子，担任服务和警卫工作。方志敏和傅森等同学还组织一些当时政府允许的一些进步活动。如每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他俩得到学校批准后，就带领全校学生走出校门，开展游行、演讲等纪念活动。
后来，他们先后都到了上海，傅森在上海伯特利学院读书。1925年春，方志敏带着党组织的指示，从江西到上海与饶漱石在上海大同大学进行革命活动。傅森经常从学校偷偷跑出来，和方志敏一起参加斗争。
1926年，傅森在北伐军第六军政治部工作。他到南昌时，特地去会见已担任江西农民协会主席的方志敏。他看到方志敏肺病复发，吐血不止，就帮助方志敏住进了南昌教会医院。傅森还把他最要好的同学余济安介绍给方志敏。1927年，蒋介石在南昌搜捕方志敏时，多亏有余济安营救才得以脱险。
1935年，方志敏不幸在江西玉山陇首村被俘，关在南昌监狱。傅森和周彼得等同学闻讯非常吃惊和着急。他们连夜商量，准备想尽一切办法救出方志敏。两人突然想起有位叫王公霸的同学在南昌宪兵司令部里当营长。傅森等人就去找王公霸，要他一起设法营救方志敏。王公霸考虑了后说：“……要救方志敏，必须交450元钱才有可能。”当时，这笔钱可以买一栋房子。他还告诉傅森和周彼得在南昌豫章公园公审方志敏的具体日期。于是，大家就在一起商量了一个营救方案，准备到了那天，当押送方志敏的囚车经过百花洲湖边时，傅森和周彼得等人用汽车去撞囚车，趁混乱之机，救出方志敏。遗憾的是，当傅森等同学筹足了450元钱时，王公霸调到南京去了，营救方案无法实施。不久，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监狱被秘密杀害，傅森和周彼得等许多同学悲痛万分。
发愤读书 抵制日货
1919年，方志敏满怀“实业救国”的抱负，以全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江西弋阳考进了位于南昌的“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制造专业。和当时许多爱国的热血青年的想法一样，他认为要使国家兴旺起来，就要振兴落后的民族工业。因此，学业出众的方志敏选择了有些枯燥的工业学校。这年，与他在弋阳高小同窗三载的同学——后来又一起创建红十军的革命战友邵式平，也考进了江西省立第一中学，同时来到南昌。
方志敏来到“省立工业学校”后，不但努力学好数学物理，而且用心苦读英语，决心学好知识，来日报效祖国。他因学习成绩出色很快闻名全校，尤其是数学和物理解题的敏捷，连老师也赞叹不已。一年后，方志敏因成绩优异，获得免交学费的奖励，同时升入应用机械科学习。
方志敏关心的不仅是个人的学习，他更关心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复兴，他在努力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还积极吸收先进思想，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许多进步书刊。马克思、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等新名词在方志敏的心头激起一阵阵涟漪。1921年春天，他参加了由南昌二中学生袁玉冰组织的“改造社”，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方志敏刚来南昌读书时，五四运动还未落幕。南昌是日货倾销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日货的倾销严重影响了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运动在南昌深入人心。方志敏积极投身到“抵制日货”的洪流中。他与袁玉冰等进步青年，一起成为南昌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由于方志敏在南昌青年学生中有一定影响，1921年被选为南昌学联的负责人。
开除校长 爱好文学
由于当时社会腐败，“省立工业学校”的管理也存在很多弊病。办事人员敷衍塞责，漠视学生生活。有的教师什么都不懂，凭私人关系就能留校任课教书，学生意见很大。于是，大家推举方志敏为代表，向校方提出更换老师的要求。可是，校长赵宝鸿支支吾吾，说什么“考虑考虑再看……”就再也没了下文。
几个月后，学校排练节目，方志敏抓住时机，编了一个剧本《私塾怪现象》。这个讽刺剧中有3个人物：校长、校长夫人、校长的公子。校长当领导，其夫人虽目不识丁，却啥课都能教，其公子只管摇铃。《私塾怪现象》在学校演出时，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大受学生的欢迎。这出戏一针见血地扎到了校长赵宝鸿的痛处。他恼羞成怒，下令立即停演，对方志敏自然也恨之入骨，竟然给方志敏记大过一次。
学校的严厉处分并未吓倒方志敏。他发动学生，组织学生自治会，带领同学继续与校长作斗争，公开揭露学校的腐败和黑暗。校长气得暴跳如雷，恶狠狠地威胁要开除以方志敏为首的3位学生。这使本来就对校长不满的学生怒不可遏，怒火终于在“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燃烧起来。
在方志敏的带领下，学生分别在南昌市各个街头张贴布告：开除校长赵宝鸿，姓赵的滚出“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引发了震惊江西的“驱赵风潮”。他们的正义行动得到南昌市学生联合会的支持。许多学校的同学也组织游行队伍上街支持“甲工学校”。他们高喊“坚决开除腐败校长”等口号，张贴标语，发传单，罢课示威。“驱赵风潮”还得到了九江、吉安、赣州等地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声援和支持。这场斗争显示了方志敏的组织才能和胆量魄力，他也因此成为南昌最有影响力的学生领袖之一。
在此期间，方志敏非常爱看由邵力子与叶楚伧创办的《民国日报》，尤其是邵力子兼主编的副刊《觉悟》上的文学作品。1920年的一天，方志敏看到《觉悟》刊载了一篇题为《捉贼》的白话小说。文章对小偷被吊打的情节描写得逼真、具体，其主题是小偷该打、打得大快人心，使偷者引以为戒。这篇小说一时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方志敏却有不同的看法。他给邵力子先生写信认为：“小偷是不是算顶坏的？触目皆是的军阀、政客、资本家、地主，哪一个不是操戈矛的大窃？为什么大窃逍遥自在，受人礼敬，而小偷却在此地被吊起来敲打？”邵力子读罢信感触很深，非常赏识方志敏思维敏锐，对社会的思考深刻，文笔泼辣隽永。邵先生立即回信，赞赏方志敏指出了社会的本质和病根，还约他以后给报社写稿。方志敏开始尝试给《觉悟》副刊投稿，他的第一首散文诗《哭声》就发表在《觉悟》上，紧接着，他又寄去了另一首诗歌《呕血》，也刊登了出来。
南伟烈大学校的优秀生
1921年秋天，方志敏慕名来到九江南伟烈大学校求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治学严谨、校园宽敞，校舍都是大洋楼。方志敏插班到旧制中学二年级读书，住进了四层楼的同文学院楼，在第四层东南角的教室里上课。方志敏看到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读书便更加用功。这个学校英语抓得特别紧，也教得特别好。每逢星期天，别的同学都上街玩耍了，方志敏或在学校的绿荫下背英语，或坐进教室认真自修，或到图书馆看书，查资料。不久，他便成为班上的优秀生。
虽然身在教会学校，方志敏仍然酷爱中国文化，语文成绩一直是班上的佼佼者。有一次，老师出了一道《学然后知不足》的作文题。方志敏经过严密审题后，思路顿开，下笔如行云流水，七八千字一气呵成，且立意新颖、论述严谨。老师阅后大加赞赏，用红笔批道：“笔如流水游龙、活跃异常，布局整肃，几如天衣无缝。”给了“甲上”的罕见高分。同学们也把这篇作文当作“范文”争相传阅。
方志敏性格开朗而大度，同学们都喜欢和他一起活动。南伟烈大学校很重视体育，有标准的草坪足球场。方志敏平时喜欢踢足球、打篮球。每当下午活动时，方志敏的身影便活跃在运动场上。经过锻炼，他因曾染上肺结核而显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身体渐渐好转。
“社会主义”外号成美誉
南伟烈大学校图书馆有很多英语书籍可以外借。方志敏在此阅读了《富兰克林自传》、《金银岛》、《俄国虚无党》、《鲁滨逊飘流记》等许多英文版著作。1922年春天，同学替他在校外朋友那里借到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共产主义ABC》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方志敏如获至宝，偷偷尽心阅读。这期间，他还读了很多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书籍和进步报刊，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主办的《先驱》报。他自己还花钱订阅了《江州日报》、《民国日报》、《申报》、《东方杂志》等。
通过学习和思考，方志敏开始怀疑“实业救国”的道路是否能走得通，转而向往像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实现。为达到这崇高的目标，为实现这“宇宙的信仰”，方志敏决心为之奋斗终生。平时，他经常和同学讲国内外大事，讲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讲《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所阐述的革命道理。在学校，他还和饶漱石相识，在追求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大道上，两人成为同路人。由于方志敏思考得最集中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和同学谈论最多的也是“社会主义”，所以，同学们善意地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社会主义”。如果要寻找方志敏，大家就问：“你看见‘社会主义’了吗？”“‘社会主义’到哪里去了？”如果方志敏回到寝室，同学就会开玩笑说：“欢迎，我们的‘社会主义’回来了。”
不久，方志敏和饶漱石在校内悄悄成立了“读书会”，提倡学习新思想，改造旧社会。开始阶段，读新报刊和进步书籍，后来阅读以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要内容的书籍。他们的方法是先自学再讨论。通过读书和讨论，大家的觉悟迅速得到提高。
反对英租界的斗争
自从九江沦为英国租界后，日、法、美等国都相继在这块沃土上肆意建洋房、开商埠、办银行。方志敏来这里不久，就敏锐地发现九江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住中国人丧失主权的痛苦。当时九江从市中心的西门口到龙开河的滨江地带被划为英租界。英国人在此强行拆除中国居民的房屋，修建了领事馆和巡捕房，四面筑起高墙，密布铁丝网。租界的上空飘着的是外国的旗帜，还规定中国人不准在租界休息、游玩。稍有“违规”就可能遭毒打。更有甚者，英国人霸占江岸，建了“太古”与“怡和”码头，外国轮船和兵舰可以在长江上横冲直撞，可以沿江靠岸，而从鄱阳湖和赣江来往九江的中国船只，只能停靠在狭窄的龙开河上卸货。这一切使方志敏感到非常难过和气愤。他在“读书会”上对同学们说：“你们也看见了，我们中国的领土让给外国人住了还不算，我们还要受他们的管、受他们的气。他们的巡捕可以任意打我们中国人，这真是中国的耻辱啊！”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召开期间，美国和日本合谋“各国在华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等，侵犯中国利益。消息传到九江，各界人士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方志敏以“读书会”的成员为骨干，迅速发动和组织南伟烈大学校的同学走上街头，会同九江第三中学、第六师范学校的游行队伍，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他们走到英租界附近，高喊爱国口号，向英帝国主义示威。
1922年春天，上海发起了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的斗争，并且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方志敏从《先驱》报上得知消息后，立即在九江响应。因为，他进教会学校一段时间后，不仅对教会学校的做礼拜、祷告等规矩很反感，而且发现了许多弊端。正像他后来回忆的那样：“……就在我读书的教会学校里，他们口口声声传那‘平等博爱’的基督教；同是教员，又同是基督信徒，照理总应该平等待遇；但西人教员，都是二三百元一月的薪水，中国教员只有几十元一月的薪水；教国文的更可怜，简直不如去讨饭，他们只有二十余元一月的薪水。朋友，基督国里，就是如此平等法吗？难道西人就真是上帝宠爱的骄子，中国人就真是上帝抛弃的下流的瘪三？！……”
方志敏积极呼应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行动，发动和带领学生走上九江大街，宣传演讲，张贴标语，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文化对中国人进行精神奴化和蒙骗。在热火朝天的反帝运动中，方志敏还趁热打铁，在九江掀起了另一场“行政公开，反对腐败”的罢课请愿学潮，使当时北洋军阀政府驻九江镇守使吴金彪非常恼怒，他勒令南伟烈大学校将方志敏“开除出校”。校长张鸾伯虽然对方志敏也感到头疼，但他还是有些犹豫。因为方志敏虽为“异端”，但学业拔尖，他的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再者，方志敏在学生中威望高，影响大，如果将他开除，势必引发新的学潮。
不过，此时的方志敏却心生“离意”，原因有三点：一是多年在外求学，家中债台高筑；二是肺结核有所发作；三是《先驱》报指引他到上海寻求光明。他和最好的学友傅森以及饶漱石打算一起到上海读书。1922年7月，方志敏来到上海，在《先驱》报的引导下，和江西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赵醒农见了面。不久，赵醒农介绍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方志敏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开始为共产主义事业进行舍生忘死的战斗。
同年9月，方志敏被党组织派回南昌，和赵醒农、袁玉冰等人积极进行马列主义宣传活动。他们成立了江西第一个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据点――南昌文化书社，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1924年3月，经赵醒农介绍，方志敏在南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九江同窗倾力相救“红色囚徒”
由于方志敏的赤诚和人格魅力，九江南伟烈大学校有不少志同道合的学友都成为他的莫逆之交。傅森就是其中之一。他俩经常在傅森宿舍里下棋、讲故事。而更多的时间则是方志敏向傅森讲革命的道理，讲俄国共产党开展秘密斗争的故事，教傅森如何保守秘密、保护同学、保护自己。他们就这样成为无话不谈的至友。
在学习上，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傅森的字写得漂亮，就帮方志敏抄写稿件。方志敏的英语好，就和他交流学习方法，还请傅森帮自己买外文版的革命理论书籍，比如英语版的联共（布）党史，还有《星期评论》、《曙光》等中文进步报刊。由于教会学校不允许进步报刊进校门，为了防止校方检查没收，有些书报、杂志和信件，先写上别人的名字，寄到朋友那里，尔后由在校外修鞋的皮匠，把它们放在他老婆洗衣服的竹篮底下。等她到学校给住校生洗、送衣服时带进来，再设法转交给方志敏。
在方志敏的帮助下，傅森思想进步很快，是“读书会”的积极分子，担任服务和警卫工作。方志敏和傅森等同学还组织一些当时政府允许的一些进步活动。如每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他俩得到学校批准后，就带领全校学生走出校门，开展游行、演讲等纪念活动。
后来，他们先后都到了上海，傅森在上海伯特利学院读书。1925年春，方志敏带着党组织的指示，从江西到上海与饶漱石在上海大同大学进行革命活动。傅森经常从学校偷偷跑出来，和方志敏一起参加斗争。
1926年，傅森在北伐军第六军政治部工作。他到南昌时，特地去会见已担任江西农民协会主席的方志敏。他看到方志敏肺病复发，吐血不止，就帮助方志敏住进了南昌教会医院。傅森还把他最要好的同学余济安介绍给方志敏。1927年，蒋介石在南昌搜捕方志敏时，多亏有余济安营救才得以脱险。
1935年，方志敏不幸在江西玉山陇首村被俘，关在南昌监狱。傅森和周彼得等同学闻讯非常吃惊和着急。他们连夜商量，准备想尽一切办法救出方志敏。两人突然想起有位叫王公霸的同学在南昌宪兵司令部里当营长。傅森等人就去找王公霸，要他一起设法营救方志敏。王公霸考虑了后说：“……要救方志敏，必须交450元钱才有可能。”当时，这笔钱可以买一栋房子。他还告诉傅森和周彼得在南昌豫章公园公审方志敏的具体日期。于是，大家就在一起商量了一个营救方案，准备到了那天，当押送方志敏的囚车经过百花洲湖边时，傅森和周彼得等人用汽车去撞囚车，趁混乱之机，救出方志敏。遗憾的是，当傅森等同学筹足了450元钱时，王公霸调到南京去了，营救方案无法实施。不久，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监狱被秘密杀害，傅森和周彼得等许多同学悲痛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