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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电影文学改编观念经历了戏剧性、文学性、电影性的思维演进，由此也可窥见电影导演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演变——从附庸地位到中心地位。早期中国电影开始，戏剧电影观念占据统治地位，“戏是电影之本，而影只是完成的表现手段”，对文学作品的改编，通常是出于“影戏”的目的。[1]
建国后前30年的政治主导文化时代，电影导演处于明显的附庸地位，意识形态的影响会投射到导演对文学作品的选择加工过程中去。电影导演要忠实原作的创作精髓，最大限度地展现出文学作品当中的革命性思想热潮。这一时期，电影改编忠实原作，电影主动向文学学习，是电影改编的特点。
20世纪80年代，文学创作迎来新高潮的同时，电影导演的附庸地位也逐渐破解。因为在这个时期，许多题材的禁区都已在慢慢地瓦解，电影改编的整体风格逐渐从政治传声筒，转向人文化的方向。导演在修改文学作品的同时，重新进行了风格化的编辑。无论是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还是反映人们现实生活当中的题材，导演们开始通过文化批判以及人性的思考来进行深入的演绎，这是区别于过去的红色经典的电影塑造形象。
80年代中后期，随着电影成为主导性艺术，导演的中心地位逐渐确立。他们开始跳出文学，独立地进行编剧与构思。电影以声音、画面为媒介符号，对于文学作品的二度传播具有比纸媒更强大的影响力，随着电影强势进入改编领域，很多文学作品都是在改编后的影片产生了很大社会反响之后才被人们熟悉，这种情况下，导演享有了对文学改编的最大的自由度。随着导演中心制在80年代实质上的确立，电影导演的主体性、个性在当代文学作品的影像传播中日益发挥着主导作用。
不同时代，电影导演的地位发生着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哪个时期，电影导演在文学改编成电影作品的过程中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一、 电影导演的“把关人”角色
何为“把关人”？1947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在研究群体中信息流通渠道时提出“把关人”概念，他认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把关人”是传播媒介内部的工作人员。[2]大众传播的一切信息，都要经过这些工作人员的过滤或筛选，才能同公众见面，所以，他们便是信息传播的“把关人”。其实，在文学作品以影像化渠道的传播中，电影导演充当了“把关人”的角色，很多文学作品是通过电影才被人们所熟知的。
库尔特·卢因指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管道。[3]这种把关的本质特点，在导演对文学改编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并且，不同的历史时期，导演对文学改编的把关原则和标准还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戏剧原则”把关原则。早期中国电影受到戏剧电影观念的影响，无论是改编对象的选择还是改编方法的运用，都严格以戏剧原则为把关原则。夏衍的改编观点能代表当时文学改编的把关原则：电影不同于小说、诗歌、散文，要有比较完整紧凑的情节，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即有矛盾、有斗争、有结局。所以，《苦菜花》《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情节性强、结构严谨的小说是最易进入导演改编视野的。
“文学性”把关原则。中国第二代导演中的一部分导演由较高文学水平的知识分子组成，于是推动了电影朝文学性的方向发展。他们认为电影性应该和文学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选择较高文学价值的作品来进行改编是这时期导演们的重要把关原则。
“政治性”把关原则。第三代导演掀起了对红色经典翻拍的热潮。这代导演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使得政治性的彰显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把关标准。
“观众喜好”把关原则。随着商品经济的来临，票房的压力使得第五代导演、第六代导演开始将观众的喜好纳入把关的标准之内。
二、 电影导演的双重角色：解码者和编码者
传播学认为，信息的传递包含着信息的符号化和符号解读的过程。莎士比亚名言：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符号解读的过程中，每个人对同一个符号的理解有可能不同。导演在文学传播中首先是一个阅读者，换句话说，他是一个符号解读者，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可能因其期待视野的不同而千姿百态。同时，由于其对符号的掌握不同，导演对文学作品的影像化传播当然也会打上了个人的烙印。
所以，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导演既是信息（文学）的解码者又是信息（影像）的编码者。这种跨媒介传播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导演角色的复杂性，导演的个体差异性将会影响其对文学解码和影像编码的效果。
影响因素一：导演生活的时代环境。以第三代导演和第五代导演为例。在整体的改编风格上，第三代导演保守、更尊重原著，他们创作的高峰期是在建国以后文革之前，以及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建国后、文革前国家生活主题是阶级斗争，文革之后人们开始批判和反思文革。所以，第三代导演文学改编电影的意识形态特征较任何一个时代都显著。他们在文学作品遴选中强烈显示出了所处时代环境的特殊性，充满了或浓或淡的政治元素，而对于敏感的政治禁区又鲜有涉及。这个方面的特征表现得最为浓重的就是谢晋，而同代导演作品《天云山传奇》《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等作品也能够彰显出一定的政治特点。
第五代导演则在少年时代卷入了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漩涡中，有的下过乡，有的当过兵，经受了10年浩劫的磨难。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们又接受了专业训练，带着创新的激情走上影坛。所以，他们善于表达新的思想，敢于探索新的艺术手法。他们力图在每一部影片中寻找新的角度，影片在探索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民族心理结构上表现出强烈渴望。
影响因素二：导演对文学作品的熟悉和认同度。电影文学改编也讲究门当户对，电影导演往往选择自己熟悉或认同的文学作品来进行解码和编码。例如，第五代导演张艺谋一向喜欢选择符合自己个性、风格的小说，同时加入他认同的民族元素，打造自己的个性品牌。电影《秋菊打官司》在改编《万家诉讼》时把小说里安徽的事情搬到了陕西去说，张艺谋解释说：南方农民的生活我并不了解，而北方，特别是陕西，是我熟悉的地方，是我的出生地。我对那里的语言、风土人情都了如指掌，对我熟悉的东西，表达起来会更准确一些，或者熟悉的东西更好驾驭一点。[4] 影响因素三：导演的个人经历。传播学认为，对符号的意义解读与解读者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例如，第五代导演大多有着丰富和广阔的经历，他们基本在农村或工厂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因此，他们的电影作品大多聚焦中国乡土，注视和同情社会底层，充满对民族的深切热爱、忧患意识。这一切都与导演的个人经历分不开。第五代导演的影视作品基本上都改编自文学作品。这一代导演们大多还没从学校毕业，就已奔向“广阔天地”，他们的文化知识更多是通过自己的广泛阅读而获得，他们长期从这种翻阅中找寻可被改编、拍摄的文学作品。
第六代导演的文学作品改编内容少之又少，他们的电影作品创作多是个人经历的荧屏再现，即便是改编也是向时代传递着自己的声音。第六代与第五代有着迥然相异的人生经历，当成功的“张艺谋”们一部电影预算600万时，第六代导演中的“张元”们带着东拼西凑的十几万元艰难地跋涉于电影之旅。他们毫无名气，没有资金来源和支持，他们生活困顿，无所依靠。困顿和尴尬的处境使他们对城市边缘人的生活有深切的体会。“张元”们的“边缘人”身份的自我认同，与其电影叛逆文本的选择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如张元所说：“我是一个边缘状态的艺术家，所以对边缘人有很深的思考。”[5]在视角的选取时，他们经常选择“边缘人”作为自己表现的主体。在为数不多的几部改编电影当中，最受欢迎的是张元和姜文的作品。比如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张元的《东宫西宫》等。
除去以上三因素，电影导演的思想观念、个性气质、文学趣味、欣赏能力、理论修养以及电影创作个性、艺术理念等也会影响文学解码和影像编码的效果。
三、 文学改编影像化的传播者角色：导演成就文学作品
1948年，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取得了什么效果。[6]这就是著名的“5W”传播模式，其中，传播者处于整个传播过程的顶端位置。导演作为文学改编影像化传播的传播者角色，其影响力直接决定了文学改编的传播效果和电影票房。例如，在电影的主流地位越来越明显，而文学则越来越边缘化的第五代导演时期，一些文学作品的名声大噪往往是在被电影改编之后。这种过程一般描述为：电影获得成功——人们开始关注作家以及原著——关注作家的其他作品——其他作品又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第五代导演多是以一种创造者的姿态来进行文学改编的电影创作，导演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也使得一批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家为人们所熟知。作家莫言、苏童等人都是其中的受益者。导演们将文学原著从狭小的文学圈拉到了受众群体更为广泛的电影世界。例如，张艺谋的《红高粱》获得1988年的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轰动了整个柏林。电影红高粱的文学原著，莫言的同名小说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莫言日后的小说也有很多被改编成电影，追根溯源都是因为电影《红高粱》的成功。同样，作家苏童的《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该电影大火后，小说才被广为流传，人们才知道苏童是谁，其他作品流行的历程也符合了以上的模式。电影导演的传播者角色不仅会影响影片的传播效果，同时也会影响文学作品的传播效果。
综上所述，在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演进中，导演地位从附庸发展到中心地位，从传播学的视野来看，导演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解码者”和“编码者”的角色、“传播者”的角色。电影导演的所处时代、个人经历、思想观念、个性气质、文学趣味、欣赏能力、理论修养以及电影创作个性、艺术理念等均会影响对于电影文学改编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陈犀禾.中国电影美学的再认识[M]//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203.
[2][3][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61，162，50.
[4]李尔葳.直面张艺谋[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62.
[5]李正光.中国第六代导演的影像话语[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46.
建国后前30年的政治主导文化时代，电影导演处于明显的附庸地位，意识形态的影响会投射到导演对文学作品的选择加工过程中去。电影导演要忠实原作的创作精髓，最大限度地展现出文学作品当中的革命性思想热潮。这一时期，电影改编忠实原作，电影主动向文学学习，是电影改编的特点。
20世纪80年代，文学创作迎来新高潮的同时，电影导演的附庸地位也逐渐破解。因为在这个时期，许多题材的禁区都已在慢慢地瓦解，电影改编的整体风格逐渐从政治传声筒，转向人文化的方向。导演在修改文学作品的同时，重新进行了风格化的编辑。无论是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还是反映人们现实生活当中的题材，导演们开始通过文化批判以及人性的思考来进行深入的演绎，这是区别于过去的红色经典的电影塑造形象。
80年代中后期，随着电影成为主导性艺术，导演的中心地位逐渐确立。他们开始跳出文学，独立地进行编剧与构思。电影以声音、画面为媒介符号，对于文学作品的二度传播具有比纸媒更强大的影响力，随着电影强势进入改编领域，很多文学作品都是在改编后的影片产生了很大社会反响之后才被人们熟悉，这种情况下，导演享有了对文学改编的最大的自由度。随着导演中心制在80年代实质上的确立，电影导演的主体性、个性在当代文学作品的影像传播中日益发挥着主导作用。
不同时代，电影导演的地位发生着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哪个时期，电影导演在文学改编成电影作品的过程中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一、 电影导演的“把关人”角色
何为“把关人”？1947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在研究群体中信息流通渠道时提出“把关人”概念，他认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把关人”是传播媒介内部的工作人员。[2]大众传播的一切信息，都要经过这些工作人员的过滤或筛选，才能同公众见面，所以，他们便是信息传播的“把关人”。其实，在文学作品以影像化渠道的传播中，电影导演充当了“把关人”的角色，很多文学作品是通过电影才被人们所熟知的。
库尔特·卢因指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管道。[3]这种把关的本质特点，在导演对文学改编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并且，不同的历史时期，导演对文学改编的把关原则和标准还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戏剧原则”把关原则。早期中国电影受到戏剧电影观念的影响，无论是改编对象的选择还是改编方法的运用，都严格以戏剧原则为把关原则。夏衍的改编观点能代表当时文学改编的把关原则：电影不同于小说、诗歌、散文，要有比较完整紧凑的情节，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即有矛盾、有斗争、有结局。所以，《苦菜花》《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情节性强、结构严谨的小说是最易进入导演改编视野的。
“文学性”把关原则。中国第二代导演中的一部分导演由较高文学水平的知识分子组成，于是推动了电影朝文学性的方向发展。他们认为电影性应该和文学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选择较高文学价值的作品来进行改编是这时期导演们的重要把关原则。
“政治性”把关原则。第三代导演掀起了对红色经典翻拍的热潮。这代导演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使得政治性的彰显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把关标准。
“观众喜好”把关原则。随着商品经济的来临，票房的压力使得第五代导演、第六代导演开始将观众的喜好纳入把关的标准之内。
二、 电影导演的双重角色：解码者和编码者
传播学认为，信息的传递包含着信息的符号化和符号解读的过程。莎士比亚名言：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符号解读的过程中，每个人对同一个符号的理解有可能不同。导演在文学传播中首先是一个阅读者，换句话说，他是一个符号解读者，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可能因其期待视野的不同而千姿百态。同时，由于其对符号的掌握不同，导演对文学作品的影像化传播当然也会打上了个人的烙印。
所以，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导演既是信息（文学）的解码者又是信息（影像）的编码者。这种跨媒介传播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导演角色的复杂性，导演的个体差异性将会影响其对文学解码和影像编码的效果。
影响因素一：导演生活的时代环境。以第三代导演和第五代导演为例。在整体的改编风格上，第三代导演保守、更尊重原著，他们创作的高峰期是在建国以后文革之前，以及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建国后、文革前国家生活主题是阶级斗争，文革之后人们开始批判和反思文革。所以，第三代导演文学改编电影的意识形态特征较任何一个时代都显著。他们在文学作品遴选中强烈显示出了所处时代环境的特殊性，充满了或浓或淡的政治元素，而对于敏感的政治禁区又鲜有涉及。这个方面的特征表现得最为浓重的就是谢晋，而同代导演作品《天云山传奇》《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等作品也能够彰显出一定的政治特点。
第五代导演则在少年时代卷入了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漩涡中，有的下过乡，有的当过兵，经受了10年浩劫的磨难。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们又接受了专业训练，带着创新的激情走上影坛。所以，他们善于表达新的思想，敢于探索新的艺术手法。他们力图在每一部影片中寻找新的角度，影片在探索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民族心理结构上表现出强烈渴望。
影响因素二：导演对文学作品的熟悉和认同度。电影文学改编也讲究门当户对，电影导演往往选择自己熟悉或认同的文学作品来进行解码和编码。例如，第五代导演张艺谋一向喜欢选择符合自己个性、风格的小说，同时加入他认同的民族元素，打造自己的个性品牌。电影《秋菊打官司》在改编《万家诉讼》时把小说里安徽的事情搬到了陕西去说，张艺谋解释说：南方农民的生活我并不了解，而北方，特别是陕西，是我熟悉的地方，是我的出生地。我对那里的语言、风土人情都了如指掌，对我熟悉的东西，表达起来会更准确一些，或者熟悉的东西更好驾驭一点。[4] 影响因素三：导演的个人经历。传播学认为，对符号的意义解读与解读者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例如，第五代导演大多有着丰富和广阔的经历，他们基本在农村或工厂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因此，他们的电影作品大多聚焦中国乡土，注视和同情社会底层，充满对民族的深切热爱、忧患意识。这一切都与导演的个人经历分不开。第五代导演的影视作品基本上都改编自文学作品。这一代导演们大多还没从学校毕业，就已奔向“广阔天地”，他们的文化知识更多是通过自己的广泛阅读而获得，他们长期从这种翻阅中找寻可被改编、拍摄的文学作品。
第六代导演的文学作品改编内容少之又少，他们的电影作品创作多是个人经历的荧屏再现，即便是改编也是向时代传递着自己的声音。第六代与第五代有着迥然相异的人生经历，当成功的“张艺谋”们一部电影预算600万时，第六代导演中的“张元”们带着东拼西凑的十几万元艰难地跋涉于电影之旅。他们毫无名气，没有资金来源和支持，他们生活困顿，无所依靠。困顿和尴尬的处境使他们对城市边缘人的生活有深切的体会。“张元”们的“边缘人”身份的自我认同，与其电影叛逆文本的选择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如张元所说：“我是一个边缘状态的艺术家，所以对边缘人有很深的思考。”[5]在视角的选取时，他们经常选择“边缘人”作为自己表现的主体。在为数不多的几部改编电影当中，最受欢迎的是张元和姜文的作品。比如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张元的《东宫西宫》等。
除去以上三因素，电影导演的思想观念、个性气质、文学趣味、欣赏能力、理论修养以及电影创作个性、艺术理念等也会影响文学解码和影像编码的效果。
三、 文学改编影像化的传播者角色：导演成就文学作品
1948年，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取得了什么效果。[6]这就是著名的“5W”传播模式，其中，传播者处于整个传播过程的顶端位置。导演作为文学改编影像化传播的传播者角色，其影响力直接决定了文学改编的传播效果和电影票房。例如，在电影的主流地位越来越明显，而文学则越来越边缘化的第五代导演时期，一些文学作品的名声大噪往往是在被电影改编之后。这种过程一般描述为：电影获得成功——人们开始关注作家以及原著——关注作家的其他作品——其他作品又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第五代导演多是以一种创造者的姿态来进行文学改编的电影创作，导演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也使得一批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家为人们所熟知。作家莫言、苏童等人都是其中的受益者。导演们将文学原著从狭小的文学圈拉到了受众群体更为广泛的电影世界。例如，张艺谋的《红高粱》获得1988年的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轰动了整个柏林。电影红高粱的文学原著，莫言的同名小说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莫言日后的小说也有很多被改编成电影，追根溯源都是因为电影《红高粱》的成功。同样，作家苏童的《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该电影大火后，小说才被广为流传，人们才知道苏童是谁，其他作品流行的历程也符合了以上的模式。电影导演的传播者角色不仅会影响影片的传播效果，同时也会影响文学作品的传播效果。
综上所述，在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演进中，导演地位从附庸发展到中心地位，从传播学的视野来看，导演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解码者”和“编码者”的角色、“传播者”的角色。电影导演的所处时代、个人经历、思想观念、个性气质、文学趣味、欣赏能力、理论修养以及电影创作个性、艺术理念等均会影响对于电影文学改编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陈犀禾.中国电影美学的再认识[M]//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203.
[2][3][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61，162，50.
[4]李尔葳.直面张艺谋[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62.
[5]李正光.中国第六代导演的影像话语[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