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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江县《边城晚报》常务副总编、高级记者、资深作家杨顺东先生寄来了他和其女杨颜菲女士近期编著的《从芷江走出的民国总理熊希龄》一书，约我为该书写篇序言。我和顺东先生相识已有二十余年，都是因为研究熊希龄而结缘。
顺东先生的这部书篇幅虽然不大，但份量却十分沉重。这份沉重出自顺东先生对于芷江历史人文的乡土情怀和挚爱之心，经过长达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勤奋不辍、孜孜以求，查阅各种相关的历史文献书籍;又广泛地访求当地知情人士，发掘民间口述传闻;再又四处奔波，作田野调查，特别是实地查勘和搜集熊氏家族墓碑文字，最后综合所得，写成了这部凝聚着他汗水和劳绩的感人之作。
顺东先生写这部熊希龄书的目标追求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熊希龄是地地道道的芷江人”，这样的立意有其特定的价值和意义。
因为在熊希龄故居的问题上，凤凰和芷江曾经表现出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我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谈到熊希龄故居时有感而发地说过两句话：“凤凰是没有熊希龄故居造了一个熊希龄故居;芷江是有熊希龄故居却把故居给拆除了。”凤凰造熊希龄故居的过程我是知情的。那是在1990年年初，其时凤凰县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决定打地方文化名人的牌。凤凰的文化名人最突出的有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三个。沈、黄都有现成的故居存在，可熊希龄故居却没有，但有传说熊希龄是出生在沱江镇文星街熊家巷（即当时的文星街一条巷）。于是凤凰县便决定在1990年8月熊希龄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时办成两件事：一是开一个纪念熊希龄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这个会由政协出面举办。1990年上半年凤凰县政协的主席（曾担任过县长）和文史委的主任周少连来长沙找我联系，委我担任筹办该次学术会议顾问，负责联络省内外学者以及海内外香山慈幼院校友撰写论文与回忆文字参会（这次会议于8月15日至17日开了三天），并帮助出版了会议成果《维新·济世·救亡——纪念熊希龄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集》;二是造一个熊希龄故居。即由县里做工作，说服住在文星街一条巷的一个住户搬出，給其以三万元的补偿，于是这里便成了现今供游人参观的熊希龄故居。故居里陈列的内容主要是拫据我当时所撰《熊希龄简传》和《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故居里所陈列的物品、书籍和照片，也多由北京香山慈幼院校友会和熊夫人毛彦文以及我所提供。应当说，凤凰县熊希龄故居的打造，对于该县地方经济即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好的推动效应，也表明了凤凰县委、县政府决策的成功。可是芷江县与凤凰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芷江县本来是有熊希龄故居的。沈从文曾经写了《芷江县的熊公馆》一文。但是不幸的是，这个或许有可能成为国家或省级重要文物保护遗址的“芷江县的熊公馆”，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芷江县的城市改造中被拆除了。我1987年3月到芷江县城考察，发现熊公馆的原址已经变成了道路。1990年9月，《民国春秋》想刊沈从文《芷江县的熊公馆》一文，要我提供一张熊公馆的照片，我竟无法提供，后悔没有在熊公馆拆除之前到这里或托人拍下一张照片;而拜托熊氏亲族后裔张成霞、熊焕文去找一张拆除前的照片，亦不可得。本来拆除了的有重要保护价值的名人故居也是可以恢复或另选一址重建的，我曾经就此多次向怀化和芷江提出过建议。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熊公馆仍未恢复重建。如今顺东先生提出熊希龄就是地地道道的芷江人，不知道芷江县委、县政府获悉此情之后，是像凤凰县那样，建一座熊希龄故居？还是无动于衷，继续维持熊公馆被拆除后的现状？
其次是对于学界研究熊希龄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学界研究熊希龄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如何将熊希龄的研究推向深入，即面对和解决熊希龄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在熊希龄研究中，熊希龄是哪里人，原本就不成其为问题。熟悉熊希龄的人都知道，熊希龄是凤凰人。熊希龄担任民国初年的国务总理时，国内的大小报刊上，都称他为“熊凤凰”。熊希龄本人也自称是镇筸（即凤凰）人。可是，顺东先生提出熊希龄其祖籍是凤凰，其本人则生长在芷江，故熊希龄也可以说是芷江人。这种说法是符合事实的。既然符合事实也就不无道理。以往我们判断和确定一个人是哪里人，传统的标准和依据就是看其籍贯（祖籍）在哪里。现在审视这种只看籍贯的标准和依据，会觉得有欠准确和完整、存在某种缺失。因为有的人籍贯地、出生地、成长地乃至后来长期工作与生活的地方都不一定会是一个地方。如果仅以籍贯来确定其为哪里人，就难免存在片面性。倘若加以区分，那么哪里人的答案或许就不只一个而是多个。即就熊希龄而言，他的祖籍（籍贯）是凤凰，那么他是凤凰人;但是他的生长地是芷江，那么他也可以说是芷江人。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倘若比较凤凰与芷江两地在熊希龄心目中的地位和眷顾程度，应当首推芷江。这就是因为芷江是熊希龄的生长地，是他从小接受教育和求学成才的地方。特别是这里有由他恩师沅州知州朱其懿创办的沅水校经堂，倡导书院改革，推行实学教育，让青少年时期的熊希龄获益匪浅，在此求学起步而终致科举功成。故他对芷江十分眷恋，一往情深。当1893年沅水校经堂一度发展受挫，他便千里奔波，“为沅请命”，“爇面求人，勤勤未已”，说是“亦以今日之所志所学，一知一解，皆受益于书院，而受恩于朱太守也”。特别到了后来，即1932年，他将自己的家产全部捐出，创办“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在北京、天津、湖南三地共办十二项公益事业。其中北京四项（即北京昭慧第一幼稚园、北平昭慧托儿场、北平昭慧民众学校、香山昭慧第三幼稚园）;天津一项（即天津昭慧第二幼稚园）;长沙一项（即长沙南郊彝公小学校）;凤凰一项（即凤凰双陵第五小学校），而芷江竟有五项（即芷江彝公图书馆、芷江双陵第一小学、芷江双陵第二小学、芷江双陵第三小学、芷江双陵第四小学）。由此即可见芷江在熊希龄心目中的地位和份量有多么的重要。
熊希龄是从芷江走出的民国总理，他在世的时候始终都没有忘记家乡芷江，今天的芷江人，有顺东先生把他的名字与芷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表明芷江人们没有忘记从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杰出人物熊希龄。
顺东先生的这部书篇幅虽然不大，但份量却十分沉重。这份沉重出自顺东先生对于芷江历史人文的乡土情怀和挚爱之心，经过长达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勤奋不辍、孜孜以求，查阅各种相关的历史文献书籍;又广泛地访求当地知情人士，发掘民间口述传闻;再又四处奔波，作田野调查，特别是实地查勘和搜集熊氏家族墓碑文字，最后综合所得，写成了这部凝聚着他汗水和劳绩的感人之作。
顺东先生写这部熊希龄书的目标追求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熊希龄是地地道道的芷江人”，这样的立意有其特定的价值和意义。
因为在熊希龄故居的问题上，凤凰和芷江曾经表现出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我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谈到熊希龄故居时有感而发地说过两句话：“凤凰是没有熊希龄故居造了一个熊希龄故居;芷江是有熊希龄故居却把故居给拆除了。”凤凰造熊希龄故居的过程我是知情的。那是在1990年年初，其时凤凰县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决定打地方文化名人的牌。凤凰的文化名人最突出的有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三个。沈、黄都有现成的故居存在，可熊希龄故居却没有，但有传说熊希龄是出生在沱江镇文星街熊家巷（即当时的文星街一条巷）。于是凤凰县便决定在1990年8月熊希龄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时办成两件事：一是开一个纪念熊希龄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这个会由政协出面举办。1990年上半年凤凰县政协的主席（曾担任过县长）和文史委的主任周少连来长沙找我联系，委我担任筹办该次学术会议顾问，负责联络省内外学者以及海内外香山慈幼院校友撰写论文与回忆文字参会（这次会议于8月15日至17日开了三天），并帮助出版了会议成果《维新·济世·救亡——纪念熊希龄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集》;二是造一个熊希龄故居。即由县里做工作，说服住在文星街一条巷的一个住户搬出，給其以三万元的补偿，于是这里便成了现今供游人参观的熊希龄故居。故居里陈列的内容主要是拫据我当时所撰《熊希龄简传》和《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故居里所陈列的物品、书籍和照片，也多由北京香山慈幼院校友会和熊夫人毛彦文以及我所提供。应当说，凤凰县熊希龄故居的打造，对于该县地方经济即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好的推动效应，也表明了凤凰县委、县政府决策的成功。可是芷江县与凤凰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芷江县本来是有熊希龄故居的。沈从文曾经写了《芷江县的熊公馆》一文。但是不幸的是，这个或许有可能成为国家或省级重要文物保护遗址的“芷江县的熊公馆”，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芷江县的城市改造中被拆除了。我1987年3月到芷江县城考察，发现熊公馆的原址已经变成了道路。1990年9月，《民国春秋》想刊沈从文《芷江县的熊公馆》一文，要我提供一张熊公馆的照片，我竟无法提供，后悔没有在熊公馆拆除之前到这里或托人拍下一张照片;而拜托熊氏亲族后裔张成霞、熊焕文去找一张拆除前的照片，亦不可得。本来拆除了的有重要保护价值的名人故居也是可以恢复或另选一址重建的，我曾经就此多次向怀化和芷江提出过建议。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熊公馆仍未恢复重建。如今顺东先生提出熊希龄就是地地道道的芷江人，不知道芷江县委、县政府获悉此情之后，是像凤凰县那样，建一座熊希龄故居？还是无动于衷，继续维持熊公馆被拆除后的现状？
其次是对于学界研究熊希龄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学界研究熊希龄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如何将熊希龄的研究推向深入，即面对和解决熊希龄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在熊希龄研究中，熊希龄是哪里人，原本就不成其为问题。熟悉熊希龄的人都知道，熊希龄是凤凰人。熊希龄担任民国初年的国务总理时，国内的大小报刊上，都称他为“熊凤凰”。熊希龄本人也自称是镇筸（即凤凰）人。可是，顺东先生提出熊希龄其祖籍是凤凰，其本人则生长在芷江，故熊希龄也可以说是芷江人。这种说法是符合事实的。既然符合事实也就不无道理。以往我们判断和确定一个人是哪里人，传统的标准和依据就是看其籍贯（祖籍）在哪里。现在审视这种只看籍贯的标准和依据，会觉得有欠准确和完整、存在某种缺失。因为有的人籍贯地、出生地、成长地乃至后来长期工作与生活的地方都不一定会是一个地方。如果仅以籍贯来确定其为哪里人，就难免存在片面性。倘若加以区分，那么哪里人的答案或许就不只一个而是多个。即就熊希龄而言，他的祖籍（籍贯）是凤凰，那么他是凤凰人;但是他的生长地是芷江，那么他也可以说是芷江人。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倘若比较凤凰与芷江两地在熊希龄心目中的地位和眷顾程度，应当首推芷江。这就是因为芷江是熊希龄的生长地，是他从小接受教育和求学成才的地方。特别是这里有由他恩师沅州知州朱其懿创办的沅水校经堂，倡导书院改革，推行实学教育，让青少年时期的熊希龄获益匪浅，在此求学起步而终致科举功成。故他对芷江十分眷恋，一往情深。当1893年沅水校经堂一度发展受挫，他便千里奔波，“为沅请命”，“爇面求人，勤勤未已”，说是“亦以今日之所志所学，一知一解，皆受益于书院，而受恩于朱太守也”。特别到了后来，即1932年，他将自己的家产全部捐出，创办“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在北京、天津、湖南三地共办十二项公益事业。其中北京四项（即北京昭慧第一幼稚园、北平昭慧托儿场、北平昭慧民众学校、香山昭慧第三幼稚园）;天津一项（即天津昭慧第二幼稚园）;长沙一项（即长沙南郊彝公小学校）;凤凰一项（即凤凰双陵第五小学校），而芷江竟有五项（即芷江彝公图书馆、芷江双陵第一小学、芷江双陵第二小学、芷江双陵第三小学、芷江双陵第四小学）。由此即可见芷江在熊希龄心目中的地位和份量有多么的重要。
熊希龄是从芷江走出的民国总理，他在世的时候始终都没有忘记家乡芷江，今天的芷江人，有顺东先生把他的名字与芷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表明芷江人们没有忘记从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杰出人物熊希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