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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招收30多万知识青年入伍
1950年6月30日，中共中央鉴于解放战争已基本结束（当时仅剩台湾和西藏尚待解放），决定解放军进行战后复员，“武装人员复员150万人”。但复员工作刚刚进行之际就爆发了朝鲜战争，复员计划被迫中断。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央两度决定招收30万知识青年入伍，通过各种军事院校培养训练后补充部队，以增强国防力量，适应军事斗争的需要。
1950年12月1日，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号召初中二年级以上的青年学生和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年龄17岁至25岁，身体健康者，踊跃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种军事、政治、专业技术院校。1951年6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再次作出《各种军事干部学校招收学生的决定》，号召青年学生踊跃报考，招生对象为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年满17岁以上的高中学生，初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
1953年12月2日，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向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报告了这两次成批招收和其他零星招收知识青年的数字。他说：全军“三年来共接收知识分子337383名”。这30多万名知识青年的入伍，加上1952年和1953年全军大规模的文化教育运动，对解放军干部队伍文化结构的改善，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据1953年10月统计，全军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情况为：大学以上程度者占2.32%，高中程度者占7.92%，初中程度者占25.71%，高小程度者占39.02%，初小以下者占25.02%。
1950年和1951年两大批知识青年入伍后，很多单位对他们的使用和级别评定上存在着偏向。1953年6月，军委总干部部发出《对调整参军知识分子职务与级别的规定》，军委总政治部批转了中南军区党委《关于纠正压抑知识分子的偏向的指示》。
军委总干部部的《规定》指出：“最近几年参军知识分子数量增多，有很多单位由于未能很好地贯彻中央军委对待知识分子各种指示的精神，迁就部队中部分人员对新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致使知识分子的级别有的压得过低和存在对知识分子使用不当的现象。”
总政治部的《批示》指出：“一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各个兵种、各种岗位工作，因而增加了部队的新鲜血液，他们对活跃部队工作、进行现代化国防军的建设与部队文化建设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由于有的领导者因从错误观点出发而发生的压抑、歧视知识分子的态度等原因，故知识分子所处的情况大致是：级别一般定得较低（有的过低），有的工作分配不够适当，经过考验的优秀分子未被吸收入党（有的甚至未被吸收入团）……”
根据以上存在的问题，总干部部“特规定：凡经初中毕业参军在两年以上，德、才均较好者，目前一般的可评为副排级或正排级；对高中或大学毕业者，尚应根据其德、才情况与参军历史酌情评高。级别调整后其职务与级别不相称者，即应同时调整其职务；对无适当工作分配者应经各级干部部门报给军委统一调整，或送军事业务学校培养；如因工作需要现任职务一时难调整者，可暂留原工作岗位，今后应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但对其级别不能因而压低”。
總政治部的《批示》指出：“中南军区党委会《关于纠正压抑知识分子的偏向的指示》中所提出的几项办法，可供各级党委研究、仿行。”中南军区党委的“办法”共五项：一是“在各级党委与领导机关，首先在上级党委与领导机关进行一次关于对待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然后依次在团以上党委与机关进行检查，分析情况，研究未适当对待知识分子的具体表现与原因，并订出切实改进的办法……”二是“调整知识分子的职务与级别。凡工作分配不适当，级别定得不合情理者应加以改变，低了的一律适当提高……”三是“从现有知识分子中经过审慎考查之后，有计划地按照党章规定吸收一批最优秀的人入党……”四是从文化教员中“有计划地挑选一批优秀的到连队、机关、技术部门和兵种中做军事、政治和技术业务工作”。五是“对于今后必须继续留在文化教育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应当给他们以很好的鼓励……使他们感觉文化教育工作者同样是光荣是有地位是有发展前途的”。
1953年8月，总干部部再次发出《关于调整使用专科技术人员及青年知识分子的指示》，规定了对“大学专科学生”和“一般的知识分子”的调整使用原则。
20世纪50年代初全军开展“向文化进军”运动
1950年8月1日，经毛泽东审改签署，中央军委发布了《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以下简称《军委指示》）。当时某些官方行文和媒体将该《军委指示》称为“向文化进军的决定”。
《军委指示》开宗明义告知全军：“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
1950年12月3日，由于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又签发了中央军委《关于改变1951年部队教育时间比例的指示》。指示说，“为适应目前形势的发展，需要加紧部队的军事训练，将部队训练教育的时间重新规定如下：甲、各军区一般部队训练时间比重为：军事60%，政治30%，文化10%。乙、离职的速成中学：文化80%，军事10%，政治10%。丙、某些起义部队：需要继续改造者，可规定政治60%，军事30%，文化10%。丁、各军事学校：按各学校计划执行。”这样，1950年8月1日《军委指示》中的大部分内容，便延期到1952年才开始执行。
1951年11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1952年军队训练的指示》，规定：“1952年全军除海、空军及雷达部队之有文化者外，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时间比重为军事30%，政治20%，文化50%。”这标志着1950年8月1日《军委指示》提出的文化教育方针，在部队正式开始实施。 1951年11月20日至12月1日，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会议指出：“部队各级干部文化水平甚低，不及高小程度者约占68%。1952年部队训练以文化教育为主，一切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其学习皆以文化为重点。”
1951年12月5日，总政治部发布《1952年文化教育计划大纲》。《大纲》具体落实了宣传文化工作会议的精神，强调了1952年部队训练以文化教育为主的重要意义，并且提出了干部战士提高文化程度的具体指标。
1952年4月，军委发出《关于坚决完成1952年文化教育任务的补充通知》，对文化教育工作提出进一步的具体要求。
1952年6月12日，军委针对部队对1952年度训练以文化教育为主的训练方针认识不足和因开展“三反”运动后对文化教育有所放松等情况，发出《关于纠正文化训练中的偏向及换装部队训练任务的指示》，重申了开展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对各部队文化教育工作再次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1952年7月21日至31日，总政治部召开全军文化工作座谈会，对全军文化教育形势进行汇报分析。会议披露，“截至7月底，全军已有200万人投入文化学习，其中有干部60万人”。
在军委和总政的部署和督导下，1952年至1953年，在全军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教育活动，“向文化进军”“攻克文化山”等口号，响彻军营内外。
《军委指示》规定，全军“务求在三年之内，使一般战士及初级小学程度以下的干部达到高级小学的水平，使一般相当于高级小学程度的干部达到初级中学的水平，然后再继续提高”。为完成这一教育任务，军委规定应采取以下措施：（一）在职教育以半日制文化学校的形式进行；（二）为离职学习者开办速成小学和速成中学；（三）在职与离职文化学校的教育，应一律采取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教育方针；（四）团以上单位设立文化教育委员会。
在“向文化进军”的高潮中，有的单位将在一定时期内“以文化教育为部队训练中心”的方针，片面地理解为“文化教育是当前全军的中心工作”，造成部队军事教育和纪律的放松。据此，1952年10月13日，军委发出毛泽东签署的《关于纠正放松军事教育和纪律废弛现象的指示》，提出从1953年6月1日开始，部队的训练中心转入军事训练为主，标志“向文化进军”的高潮到此结束。
为了使部队文化教育逐步走上正轨，保证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1953年6月7日，总政治部草拟了《关于整顿部队文化速成学校问题》的报告，认为文化速成学校的基本情况是“发展快、规模大、成绩显著”，但缺乏周密计划，因而数量多，质量较差，比较分散，不够正规，没有统一编制，设备简陋，且抽调学员过多，影响部队工作的正常进行；提出按照长期打算、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统一编制、加强领导、充实设备的原则进行整顿。1959年1月14日，总政治部还发出《关于在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全军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1959年庐山会议更换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后，批判总政主任谭政抓文化教育“冲击了政治”，是“方向路线错误”，于是干部文化教育规划被停止执行。1979年3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为谭政《平反决定》指出：“谭政同志……提倡部队学习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对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起了积极作用，政治工作方向是正确的。”
据1959年10月（停止文化教育时）统计，当时全军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是：大学以上程度者占4.6%，高中程度者占11.9%，初中程度者占48.6%，高小程度者占32.7%，初小以下程度者占2.2%。整个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层次中，由1953年高小程度者比重最大，上升为初中程度者比重最大。
干部队伍文化结构状况的徘徊及随后的发展
1959年总政治部《关于在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停止执行后，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改善问题长期被忽视，不仅不再进行对干部的文化教育，而且在选拔使用干部时也不再把文化素质作为条件考虑。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对于现役军官平时补充的首要条件，在1955年颁布的《条例》中是这样规定的，“中级军事学校毕业的军人，高级军事技术学校或其他专业学校毕业的军人”；但在1963年修订的《条例》中，改为“在执行作战、训练和各项工作任务中有优良成绩，可以任命为军官职务的服满现役的军士”。前者将经过军事院校培养教育，考试合格者，作为军官的主要来源，后者将由士兵直接提拔作为军官的主要来源，对文化素质的注重程度截然不同。
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第一要懂马列主义，第二要为大多数人服务，第三能团结大多数人，第四有民主作风，第五能自我批评）中，也没有对文化知识的要求。
由于领导层在指导思想上对于解放军干部队伍文化知识的忽视，所以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近20年中，解放军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一直在以初中程度为主要层次的状态下徘徊，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了转机。
1977年，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10年的国家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这为解放军干部队伍文化结构的改善，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随后，军队内部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干部队伍知识化的措施，如从1980年起停止从士兵中直接提拔干部等措施，对于干部队伍文化结构的改善，很快就产生了效应。
1980年11月7日，全軍第十一次院校会议根据总参、总政5月10日《关于选拔培养基层干部问题的通知》精神，讨论制定了《关于经过院校培训提拔干部的规定》，会后以三总部的名义颁发全军执行。《规定》要求，五种基层干部（战斗连队的各类排长，舰艇部队军士长、部门长、四级以下船艇长，航空部队飞行员、领航员，各类技术、医务干部，司务长和少数技术复杂的后勤基层干部），要从初级指挥学校或专业技术学校毕业；团级指挥军政干部和团后勤处长，要从中级指挥学校毕业；军级指挥干部，要从军委直属的三所院校毕业。在培养和使用干部的工作中，院校要起到“集体干部部”的作用。 1982年1月19日，总政治部在下发的《不再从志愿兵中直接提拔干部的批复》中重申：为了从根本上提高我军干部的军政素质和专业知识水平，打好干部队伍的基础，经中央军委批准，从1980年起已停止从士兵中直接提拔干部，实行招收优秀战士和青年学生，经过院校或教导队培训考核合格，才能提干的制度。因此，今后也不再从志愿兵中直接提拔干部。
1983年2月19日，第十二次全军院校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使院校确实起到“集体干部部”的作用，会议讨论和决定了如下问题：一、院校要真正成为训练、选拔、推荐干部的集体干部部，尽快实现不经过院校培训不能提干，指挥干部不经相应院校培训，不能进部队团、军领导班子的规定。二、军事、政治、后勤指挥干部，按排、团、军三级培训；初级指挥和专业技术干部，按大学、中专两种规格培训。三、现年40岁以下的干部，经过院校或部队训练，达到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四、初级指挥干部按大专和中专两种规格培训，在20所院校开办四年制大学本科班，按每期招生人数的1/6，培训具有大学水平的初级指挥干部。
1983年3月1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家计委、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分配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到军队培养军政指挥干部的请示》，通知各地执行。通知认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军队需要大批具有大学水平担任各级指挥的干部。军队接收地方大学毕业生培养各级指挥干部，是实现解放军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同意从1983年起，在近几年内每年从地方高等院校中分配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到军队，经过初级指挥学校短期训练，到部队任排长，而后视情况逐步培养为各级军政指挥干部。
1989年1月实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经院校培训提拔干部的条款。《条例》第八条规定：“人民解放军实行经院校培训提拔军官的制度。”
2000年5月30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关于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的决定》，俗称“国防生制度”。该决定的颁布实施，标志着解放军生成干部“由军队自己培养与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并举”的机制正式确立。由此，解放军的人才战略工程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对改善军队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增加了一条新的途径。据目前统计，与军队签约培养国防生的地方高校已达117所，在校国防生近7万名，已有3万名毕业国防生补充到解放军各条战线，成为军队组织建设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2009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解放军可大规模地征集大学生入伍。大学生当兵，显著地改善了解放军兵员素质结构，有力促进了部队战斗力的提高。2011年9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印发《从大学毕业生士兵中选拔军官暂行办法》。该办法的实施，对于解放军干部队伍文化结构的改善，无疑又注入了一针强力的“促进剂”。
可以预料，解放軍基层干部的来源有了上述三项措施，整个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实现“本科化”（包括大学本科和各层次的研究生），将指日可待。
（全文完）
1950年6月30日，中共中央鉴于解放战争已基本结束（当时仅剩台湾和西藏尚待解放），决定解放军进行战后复员，“武装人员复员150万人”。但复员工作刚刚进行之际就爆发了朝鲜战争，复员计划被迫中断。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央两度决定招收30万知识青年入伍，通过各种军事院校培养训练后补充部队，以增强国防力量，适应军事斗争的需要。
1950年12月1日，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号召初中二年级以上的青年学生和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年龄17岁至25岁，身体健康者，踊跃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种军事、政治、专业技术院校。1951年6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再次作出《各种军事干部学校招收学生的决定》，号召青年学生踊跃报考，招生对象为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年满17岁以上的高中学生，初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
1953年12月2日，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向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报告了这两次成批招收和其他零星招收知识青年的数字。他说：全军“三年来共接收知识分子337383名”。这30多万名知识青年的入伍，加上1952年和1953年全军大规模的文化教育运动，对解放军干部队伍文化结构的改善，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据1953年10月统计，全军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情况为：大学以上程度者占2.32%，高中程度者占7.92%，初中程度者占25.71%，高小程度者占39.02%，初小以下者占25.02%。
1950年和1951年两大批知识青年入伍后，很多单位对他们的使用和级别评定上存在着偏向。1953年6月，军委总干部部发出《对调整参军知识分子职务与级别的规定》，军委总政治部批转了中南军区党委《关于纠正压抑知识分子的偏向的指示》。
军委总干部部的《规定》指出：“最近几年参军知识分子数量增多，有很多单位由于未能很好地贯彻中央军委对待知识分子各种指示的精神，迁就部队中部分人员对新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致使知识分子的级别有的压得过低和存在对知识分子使用不当的现象。”
总政治部的《批示》指出：“一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各个兵种、各种岗位工作，因而增加了部队的新鲜血液，他们对活跃部队工作、进行现代化国防军的建设与部队文化建设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由于有的领导者因从错误观点出发而发生的压抑、歧视知识分子的态度等原因，故知识分子所处的情况大致是：级别一般定得较低（有的过低），有的工作分配不够适当，经过考验的优秀分子未被吸收入党（有的甚至未被吸收入团）……”
根据以上存在的问题，总干部部“特规定：凡经初中毕业参军在两年以上，德、才均较好者，目前一般的可评为副排级或正排级；对高中或大学毕业者，尚应根据其德、才情况与参军历史酌情评高。级别调整后其职务与级别不相称者，即应同时调整其职务；对无适当工作分配者应经各级干部部门报给军委统一调整，或送军事业务学校培养；如因工作需要现任职务一时难调整者，可暂留原工作岗位，今后应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但对其级别不能因而压低”。
總政治部的《批示》指出：“中南军区党委会《关于纠正压抑知识分子的偏向的指示》中所提出的几项办法，可供各级党委研究、仿行。”中南军区党委的“办法”共五项：一是“在各级党委与领导机关，首先在上级党委与领导机关进行一次关于对待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然后依次在团以上党委与机关进行检查，分析情况，研究未适当对待知识分子的具体表现与原因，并订出切实改进的办法……”二是“调整知识分子的职务与级别。凡工作分配不适当，级别定得不合情理者应加以改变，低了的一律适当提高……”三是“从现有知识分子中经过审慎考查之后，有计划地按照党章规定吸收一批最优秀的人入党……”四是从文化教员中“有计划地挑选一批优秀的到连队、机关、技术部门和兵种中做军事、政治和技术业务工作”。五是“对于今后必须继续留在文化教育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应当给他们以很好的鼓励……使他们感觉文化教育工作者同样是光荣是有地位是有发展前途的”。
1953年8月，总干部部再次发出《关于调整使用专科技术人员及青年知识分子的指示》，规定了对“大学专科学生”和“一般的知识分子”的调整使用原则。
20世纪50年代初全军开展“向文化进军”运动
1950年8月1日，经毛泽东审改签署，中央军委发布了《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以下简称《军委指示》）。当时某些官方行文和媒体将该《军委指示》称为“向文化进军的决定”。
《军委指示》开宗明义告知全军：“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
1950年12月3日，由于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又签发了中央军委《关于改变1951年部队教育时间比例的指示》。指示说，“为适应目前形势的发展，需要加紧部队的军事训练，将部队训练教育的时间重新规定如下：甲、各军区一般部队训练时间比重为：军事60%，政治30%，文化10%。乙、离职的速成中学：文化80%，军事10%，政治10%。丙、某些起义部队：需要继续改造者，可规定政治60%，军事30%，文化10%。丁、各军事学校：按各学校计划执行。”这样，1950年8月1日《军委指示》中的大部分内容，便延期到1952年才开始执行。
1951年11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1952年军队训练的指示》，规定：“1952年全军除海、空军及雷达部队之有文化者外，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时间比重为军事30%，政治20%，文化50%。”这标志着1950年8月1日《军委指示》提出的文化教育方针，在部队正式开始实施。 1951年11月20日至12月1日，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会议指出：“部队各级干部文化水平甚低，不及高小程度者约占68%。1952年部队训练以文化教育为主，一切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其学习皆以文化为重点。”
1951年12月5日，总政治部发布《1952年文化教育计划大纲》。《大纲》具体落实了宣传文化工作会议的精神，强调了1952年部队训练以文化教育为主的重要意义，并且提出了干部战士提高文化程度的具体指标。
1952年4月，军委发出《关于坚决完成1952年文化教育任务的补充通知》，对文化教育工作提出进一步的具体要求。
1952年6月12日，军委针对部队对1952年度训练以文化教育为主的训练方针认识不足和因开展“三反”运动后对文化教育有所放松等情况，发出《关于纠正文化训练中的偏向及换装部队训练任务的指示》，重申了开展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对各部队文化教育工作再次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1952年7月21日至31日，总政治部召开全军文化工作座谈会，对全军文化教育形势进行汇报分析。会议披露，“截至7月底，全军已有200万人投入文化学习，其中有干部60万人”。
在军委和总政的部署和督导下，1952年至1953年，在全军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教育活动，“向文化进军”“攻克文化山”等口号，响彻军营内外。
《军委指示》规定，全军“务求在三年之内，使一般战士及初级小学程度以下的干部达到高级小学的水平，使一般相当于高级小学程度的干部达到初级中学的水平，然后再继续提高”。为完成这一教育任务，军委规定应采取以下措施：（一）在职教育以半日制文化学校的形式进行；（二）为离职学习者开办速成小学和速成中学；（三）在职与离职文化学校的教育，应一律采取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教育方针；（四）团以上单位设立文化教育委员会。
在“向文化进军”的高潮中，有的单位将在一定时期内“以文化教育为部队训练中心”的方针，片面地理解为“文化教育是当前全军的中心工作”，造成部队军事教育和纪律的放松。据此，1952年10月13日，军委发出毛泽东签署的《关于纠正放松军事教育和纪律废弛现象的指示》，提出从1953年6月1日开始，部队的训练中心转入军事训练为主，标志“向文化进军”的高潮到此结束。
为了使部队文化教育逐步走上正轨，保证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1953年6月7日，总政治部草拟了《关于整顿部队文化速成学校问题》的报告，认为文化速成学校的基本情况是“发展快、规模大、成绩显著”，但缺乏周密计划，因而数量多，质量较差，比较分散，不够正规，没有统一编制，设备简陋，且抽调学员过多，影响部队工作的正常进行；提出按照长期打算、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统一编制、加强领导、充实设备的原则进行整顿。1959年1月14日，总政治部还发出《关于在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全军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1959年庐山会议更换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后，批判总政主任谭政抓文化教育“冲击了政治”，是“方向路线错误”，于是干部文化教育规划被停止执行。1979年3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为谭政《平反决定》指出：“谭政同志……提倡部队学习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对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起了积极作用，政治工作方向是正确的。”
据1959年10月（停止文化教育时）统计，当时全军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是：大学以上程度者占4.6%，高中程度者占11.9%，初中程度者占48.6%，高小程度者占32.7%，初小以下程度者占2.2%。整个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层次中，由1953年高小程度者比重最大，上升为初中程度者比重最大。
干部队伍文化结构状况的徘徊及随后的发展
1959年总政治部《关于在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停止执行后，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改善问题长期被忽视，不仅不再进行对干部的文化教育，而且在选拔使用干部时也不再把文化素质作为条件考虑。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对于现役军官平时补充的首要条件，在1955年颁布的《条例》中是这样规定的，“中级军事学校毕业的军人，高级军事技术学校或其他专业学校毕业的军人”；但在1963年修订的《条例》中，改为“在执行作战、训练和各项工作任务中有优良成绩，可以任命为军官职务的服满现役的军士”。前者将经过军事院校培养教育，考试合格者，作为军官的主要来源，后者将由士兵直接提拔作为军官的主要来源，对文化素质的注重程度截然不同。
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第一要懂马列主义，第二要为大多数人服务，第三能团结大多数人，第四有民主作风，第五能自我批评）中，也没有对文化知识的要求。
由于领导层在指导思想上对于解放军干部队伍文化知识的忽视，所以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近20年中，解放军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一直在以初中程度为主要层次的状态下徘徊，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了转机。
1977年，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10年的国家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这为解放军干部队伍文化结构的改善，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随后，军队内部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干部队伍知识化的措施，如从1980年起停止从士兵中直接提拔干部等措施，对于干部队伍文化结构的改善，很快就产生了效应。
1980年11月7日，全軍第十一次院校会议根据总参、总政5月10日《关于选拔培养基层干部问题的通知》精神，讨论制定了《关于经过院校培训提拔干部的规定》，会后以三总部的名义颁发全军执行。《规定》要求，五种基层干部（战斗连队的各类排长，舰艇部队军士长、部门长、四级以下船艇长，航空部队飞行员、领航员，各类技术、医务干部，司务长和少数技术复杂的后勤基层干部），要从初级指挥学校或专业技术学校毕业；团级指挥军政干部和团后勤处长，要从中级指挥学校毕业；军级指挥干部，要从军委直属的三所院校毕业。在培养和使用干部的工作中，院校要起到“集体干部部”的作用。 1982年1月19日，总政治部在下发的《不再从志愿兵中直接提拔干部的批复》中重申：为了从根本上提高我军干部的军政素质和专业知识水平，打好干部队伍的基础，经中央军委批准，从1980年起已停止从士兵中直接提拔干部，实行招收优秀战士和青年学生，经过院校或教导队培训考核合格，才能提干的制度。因此，今后也不再从志愿兵中直接提拔干部。
1983年2月19日，第十二次全军院校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使院校确实起到“集体干部部”的作用，会议讨论和决定了如下问题：一、院校要真正成为训练、选拔、推荐干部的集体干部部，尽快实现不经过院校培训不能提干，指挥干部不经相应院校培训，不能进部队团、军领导班子的规定。二、军事、政治、后勤指挥干部，按排、团、军三级培训；初级指挥和专业技术干部，按大学、中专两种规格培训。三、现年40岁以下的干部，经过院校或部队训练，达到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四、初级指挥干部按大专和中专两种规格培训，在20所院校开办四年制大学本科班，按每期招生人数的1/6，培训具有大学水平的初级指挥干部。
1983年3月1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家计委、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分配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到军队培养军政指挥干部的请示》，通知各地执行。通知认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军队需要大批具有大学水平担任各级指挥的干部。军队接收地方大学毕业生培养各级指挥干部，是实现解放军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同意从1983年起，在近几年内每年从地方高等院校中分配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到军队，经过初级指挥学校短期训练，到部队任排长，而后视情况逐步培养为各级军政指挥干部。
1989年1月实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经院校培训提拔干部的条款。《条例》第八条规定：“人民解放军实行经院校培训提拔军官的制度。”
2000年5月30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关于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的决定》，俗称“国防生制度”。该决定的颁布实施，标志着解放军生成干部“由军队自己培养与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并举”的机制正式确立。由此，解放军的人才战略工程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对改善军队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增加了一条新的途径。据目前统计，与军队签约培养国防生的地方高校已达117所，在校国防生近7万名，已有3万名毕业国防生补充到解放军各条战线，成为军队组织建设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2009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解放军可大规模地征集大学生入伍。大学生当兵，显著地改善了解放军兵员素质结构，有力促进了部队战斗力的提高。2011年9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印发《从大学毕业生士兵中选拔军官暂行办法》。该办法的实施，对于解放军干部队伍文化结构的改善，无疑又注入了一针强力的“促进剂”。
可以预料，解放軍基层干部的来源有了上述三项措施，整个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实现“本科化”（包括大学本科和各层次的研究生），将指日可待。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