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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问题的历史解决手段
历史上主权债务问题由来已久，债务危机在发达经济体爆发也并非首次，但最终都逐步解决.主权国家的公共债务与GDP之比的最高纪录为1946年英国的270%，债务的主要来源为战争债务。当时的英国政府与今天的美联储一样将长期债券利息压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1946年的长期债券利率仅为2.5%）。但高企的债务并未带来经济上的动荡，而是在其后的若干年中债务占比迅速回落。这一过程也伴随着英镑的快速贬值，在20世纪的前60年中，英镑相对美元贬值42%。由于主权国家有稳定的税收收入，因此其偿付危机一般指特定时刻的支付危机。历史经验而言，债务问题的解决方式包括：
一是增税。增税将通过增加财政收入的形式实现财政巩固。除了传统的税种以外，如目前欧盟正在提议开征资本税，巴西在2009年采纳和实行的金融交易税可视为资本税中的一种。
二是增发钞票。通过货币贬值、制造通胀的方式来缩小债务占比。货币贬值意味着即使产量不变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名义产出增长，即分母变大；而历史公共债务存量采用现价核算，仅新增债务受到贬值影响，即分子略有变大。因此，整体公共债务占GDP比例数据会因通胀而逐步缩水。
三是出售资产。如法国在1803年把路易斯安那州卖给美国。尽管当今社会直接买卖领土不太现实，但仍存在很多可供出售的政府资产，如港口、国有机构、资源使用权等。
四是最后贷款人机制。如荷兰在1695年对英格兰银行的金融援助；1857年奥地利援助汉堡的1000万马克银币；1906年法国为俄国沙皇发行的12.5亿法郎债券等等。即在出现毁灭性崩盘时（市场融资完全冻结时）提供资金上的救助。
五是债券转换。1749年英国先将利率为4%的债券转换为3.5%，在1757年进一步转换为3%，并冻结使之不能兑付。欧债危机在解决银行风险后，对债务的重组将不可避免。而在美国美联储采用的“扭曲操作”（Twist operation）实际是一种类似的操作手段，由于通过调整短期利率来压低长期利率的操作空间已经不大（短期利率已经接近于0），只能通过改变债券期限结构来压低国债的长期利率。
六是战争。战争直接断绝贸易和金融之间的往来关系，摧毁既有的债权和债务关系，同时也重塑着新的经济关系。尽管战争可以直接瓦解债务问题，但是其发展往往具有較大不确定性，往往会偏离预期，而且战争不可避免要涉及资金筹措，可能恶化债务水平。
欧债危机原因分析
2010年5月开始，欧债问题持续恶化，三大评级公司多次调整主要发达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2011年10月，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的主权债级别已经被分别调整为CCC/Caa1、BBB /Baa3、BBB-/Ba2、AA-/A1 、A/A2。金融危机中逐渐显露出来的“欧猪五国” (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合称piigs）的财政与债务问题在过去两年中愈演愈烈，其中希腊已经接近债务危机爆发的边缘。目前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已被降至世界最低水平，甚至低于厄瓜多尔、牙买加、巴勒斯坦和格林纳达的信用级别，其国债收益率已经升至历史最高水平。标普已经公开发表声明指出希腊一次或多次违约的可能性已经大幅上升，而欧元区糟糕的政治协调表现也使其准时获得借款的风险增加；希腊对债务重组或延期支付都会被直接计入不良债务转换行为，并将评级降为最低的SD。这将使得全球持有相关证券的机构或组织重新评估其资产负债状况，恶化的资本表现也将在全球范围内引致再次的去杠杠化过程。跟在希腊身后的是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如果陆续遭遇危机，更将直接危及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并将欧洲乃至全球推入衰退的陷阱中。
目前欧洲所经历的主权债务危机短期来看属于流动性危机。若该国能在较短时间内筹得支付资金，则偿付危机可以缓解甚至消除。中长期而言，当该国经济状况好转，财政平衡能力增强，以主权债务形式融资的需求降低，将可以改善债务表现。如因为战争，1946年英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一度高达270%，但在随后几年快速下降，1975年该比重降低为47%。2006年12月，英国政府才彻底还清了二战时期向美加所借的款项。
然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欧元区统一货币与分散财政之间的制度性困境，使得调整过程更为复杂和艰难。此外，欧元区银行体系资产中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的比重较高（大多数在20%以上），使得欧债危机具有更大的破坏性。欧洲银行业危机一旦发生将导致流动性冻结严重拖累经济发展。以希腊主权债务风险传递为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对欧洲银行业风险的传递至少有四波效应：第一波是欧洲银行因希腊主权债务问题导致的直接风险敞口，数额相当于600亿欧元；第二波是欧洲银行对爱尔兰和葡萄牙主权债务风险敞口，与第一波累计风险敞口为800亿欧元；第三波是欧洲银行对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主权债务的风险敞口，总风险敞口推高至2000亿欧元；第四波，由于银行资产价格大幅度下降，银行同业之间信贷风险扩大，导致总风险损失最终可能高达3000亿欧元。这还仅是在不考虑其外部溢出效应所带来的负面反馈情况下做出的大致估算，危机一旦爆发实际损失可能更大。
欧债主要救助措施与金砖国家救助选择
一是参与欧债问题救助的必要性
首先，欧洲经济稳定状况直接威胁金砖国家的经济表现。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更加稳定健康的欧元区经济更符合金砖国家的利益。以2009年进出口贸易而言，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向欧盟国家的出口总额约占其对全球出口额的22.4%、19.7%、21.1%、45.9%和26.8%，全部高于对美国的出口。欧元区是金砖国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若欧元区经济因主权债务危机陷入严重衰退，将大幅减少对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印度的软件产品、俄罗斯的油气资源、巴西和南非的矿石资源产品的需求，可能引发中国和印度的大量工厂破产、失业率上升，而俄罗斯、巴西等国的大宗商品出口收入因价格暴跌而锐减。因此，如果因为持续的债务危机拖累欧洲陷入经济收缩，将不可避免地减少外部总需求，引致金砖国家经济再度收缩。
其次，欧元区是全球最为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扩大升级为欧洲甚至全球金融危机，将会传导波及至金砖国家，可能导致金砖国家的资本大量流出、货币大幅贬值和资产价格急剧下跌。
第三，金砖国家具备一定的救助能力。除了经济快速增长下的经济规模逐步扩大，金砖国家还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2010年金砖五国的外汇储备合计3.86万亿美元，2011年这一数据还在上升。
第四，对欧债的支持有助于提升金砖国家的整体形象。2011年11月3日至4日G20戛纳峰会召开，讨论欧洲债务危机问题。这给予了金砖国家一个极好的机会参与全球治理。金砖国家参与欧债危机救助，是尝试承担更多国际义务的表现。长期以来新兴与发展中国家游离在全球经济治理之外，主要的治理工作皆由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经济秩序规则等也是根据发达经济体的需要而制定。然而，发达经济体一边在享受宽松金融环境带来的高额回报和廉价的新兴经济体提供的产成品及服务，但同时也滋生出发达经济体内部中产阶级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加大、财政入不敷出等一系列问题。金砖国家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也有必要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经济秩序的治理工作中去，营造一个公平、健康的发展环境将是对全球经济稳定最大的贡献。
二是金砖国家的救助选择
2010年5月爆发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的债务危机，通过欧盟和IMF提供的7500亿欧元救助方案暂时缓解。然而，由于救助计划较为严苛（如对希腊的救援贷款利率为5%，贷款期限仅3年，贷款在3年内视财政整顿状况分13次划拨），导致希腊经济一蹶不振（2011年第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速度为-4.8%），市场融资难度加大，政府再度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2011年7月21日欧元区领导就救助希腊的第二轮计划达成一致协议，向希腊提供1090亿欧元的融资（贷款利率3.5%，还款期限为15—30年），此外私人部门提供370亿欧元。然而，该方案推出后，市场对于希腊债务重组的担忧依然强烈，希腊国债收益率继续飙升。同时，由于经济前景的乐观程度下降，欧洲银行因受主权债务波及普遍面临流动性不足和融资困境，使得主权债务危机在欧元区继续扩大。2011年10月，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SM）扩容协议[1] 已在欧元区11个国家通过。实际上欧债危机并不仅是救援资金短缺问题。由于欧债均以欧元计价，因此理论上欧元区拥有足够的资源进行救助，如降低利息、对债务進行扭转操作降低长期收益率减轻偿付负担、加强EFSF的资源建设（包括资金注入、发行债券及银行间再融资等）。
欧债危机的解决在短中长期有不同的需求。短期而言，主要的问题在于融资困难的缓解，恢复市场信心。中期而言，需要改善欧洲银行以批发金融为主的从业模式，降低银行业对于主权债务的高度依赖。此外，还需要加强欧洲民众对于欧债问题的认识程度，提高政治协调效率和效力。尽管欧洲区各国政府均已充分了解到欧债问题一旦爆发后会出现的恶劣后果，然而民众仍对现实版的转移支付难以接受，导致施救国政府决策遭遇选民意见的强烈反弹。长期而言，欧洲必须改变目前金融联系远远高于财政与政治联系的现状，必须改变欧元区快速扩张而缺乏必要制度建设的现状。
鉴于以上认识，金砖国家应在不同层面上参与欧债的救助工作。首先在短期救助应对中，可以适当参与融资救助。但是，必须注意到简单地提供资金购买希腊等国国债，既存在较大风险，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希腊存在资产重组的可能，而重组意味着债权人和债务人需要共同承担责任。购买希腊等问题国家的债券，只能解一时之渴，很快它们将继续面临偿付困境。而债权国为保证债务的可延续性、避免重组的出现，将不得不再次购买，最终演化成两败俱伤的结局。因此，融资救助应在更高层面进行，比如通过购买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发行的超国家政府债券（由欧元区国家联合担保）或通过欧元区央行担保注资等方式参与救援。这样做，将有助于欧元区联合政府加强治理合作，提升治理效果。其次，金砖国家可以对欧债问题给出明确的救助姿态，并对欧盟给予充分的言论和行动支持，以帮助市场恢复信心。就欧债问题的中长期因素而言，金砖国家可加强欧洲区银行间制度建设、提高欧元区整合程度，并推动欧盟平衡好财政巩固与经济增长。通过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如开展更多的经贸合作，充分调动欧元区经济，帮助欧洲爬出债务泥潭。在金砖国家与欧洲的战略合作中，不仅包括经济，还应该包含文化、外交等多方面的内容。
欧洲债务问题的最终解决依然需要依赖他们自身，加强联盟凝聚力。通过让经济提速，发挥财政的自动稳定器作用，降低融资负担；或者实施财政巩固，压缩开支，渡过难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银萍)
[1] 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规模从2500亿欧元扩大至4400亿欧元，允许EFSF将资金用于银行再融资（杠杆贷款）。
历史上主权债务问题由来已久，债务危机在发达经济体爆发也并非首次，但最终都逐步解决.主权国家的公共债务与GDP之比的最高纪录为1946年英国的270%，债务的主要来源为战争债务。当时的英国政府与今天的美联储一样将长期债券利息压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1946年的长期债券利率仅为2.5%）。但高企的债务并未带来经济上的动荡，而是在其后的若干年中债务占比迅速回落。这一过程也伴随着英镑的快速贬值，在20世纪的前60年中，英镑相对美元贬值42%。由于主权国家有稳定的税收收入，因此其偿付危机一般指特定时刻的支付危机。历史经验而言，债务问题的解决方式包括：
一是增税。增税将通过增加财政收入的形式实现财政巩固。除了传统的税种以外，如目前欧盟正在提议开征资本税，巴西在2009年采纳和实行的金融交易税可视为资本税中的一种。
二是增发钞票。通过货币贬值、制造通胀的方式来缩小债务占比。货币贬值意味着即使产量不变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名义产出增长，即分母变大；而历史公共债务存量采用现价核算，仅新增债务受到贬值影响，即分子略有变大。因此，整体公共债务占GDP比例数据会因通胀而逐步缩水。
三是出售资产。如法国在1803年把路易斯安那州卖给美国。尽管当今社会直接买卖领土不太现实，但仍存在很多可供出售的政府资产，如港口、国有机构、资源使用权等。
四是最后贷款人机制。如荷兰在1695年对英格兰银行的金融援助；1857年奥地利援助汉堡的1000万马克银币；1906年法国为俄国沙皇发行的12.5亿法郎债券等等。即在出现毁灭性崩盘时（市场融资完全冻结时）提供资金上的救助。
五是债券转换。1749年英国先将利率为4%的债券转换为3.5%，在1757年进一步转换为3%，并冻结使之不能兑付。欧债危机在解决银行风险后，对债务的重组将不可避免。而在美国美联储采用的“扭曲操作”（Twist operation）实际是一种类似的操作手段，由于通过调整短期利率来压低长期利率的操作空间已经不大（短期利率已经接近于0），只能通过改变债券期限结构来压低国债的长期利率。
六是战争。战争直接断绝贸易和金融之间的往来关系，摧毁既有的债权和债务关系，同时也重塑着新的经济关系。尽管战争可以直接瓦解债务问题，但是其发展往往具有較大不确定性，往往会偏离预期，而且战争不可避免要涉及资金筹措，可能恶化债务水平。
欧债危机原因分析
2010年5月开始，欧债问题持续恶化，三大评级公司多次调整主要发达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2011年10月，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的主权债级别已经被分别调整为CCC/Caa1、BBB /Baa3、BBB-/Ba2、AA-/A1 、A/A2。金融危机中逐渐显露出来的“欧猪五国” (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合称piigs）的财政与债务问题在过去两年中愈演愈烈，其中希腊已经接近债务危机爆发的边缘。目前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已被降至世界最低水平，甚至低于厄瓜多尔、牙买加、巴勒斯坦和格林纳达的信用级别，其国债收益率已经升至历史最高水平。标普已经公开发表声明指出希腊一次或多次违约的可能性已经大幅上升，而欧元区糟糕的政治协调表现也使其准时获得借款的风险增加；希腊对债务重组或延期支付都会被直接计入不良债务转换行为，并将评级降为最低的SD。这将使得全球持有相关证券的机构或组织重新评估其资产负债状况，恶化的资本表现也将在全球范围内引致再次的去杠杠化过程。跟在希腊身后的是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如果陆续遭遇危机，更将直接危及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并将欧洲乃至全球推入衰退的陷阱中。
目前欧洲所经历的主权债务危机短期来看属于流动性危机。若该国能在较短时间内筹得支付资金，则偿付危机可以缓解甚至消除。中长期而言，当该国经济状况好转，财政平衡能力增强，以主权债务形式融资的需求降低，将可以改善债务表现。如因为战争，1946年英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一度高达270%，但在随后几年快速下降，1975年该比重降低为47%。2006年12月，英国政府才彻底还清了二战时期向美加所借的款项。
然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欧元区统一货币与分散财政之间的制度性困境，使得调整过程更为复杂和艰难。此外，欧元区银行体系资产中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的比重较高（大多数在20%以上），使得欧债危机具有更大的破坏性。欧洲银行业危机一旦发生将导致流动性冻结严重拖累经济发展。以希腊主权债务风险传递为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对欧洲银行业风险的传递至少有四波效应：第一波是欧洲银行因希腊主权债务问题导致的直接风险敞口，数额相当于600亿欧元；第二波是欧洲银行对爱尔兰和葡萄牙主权债务风险敞口，与第一波累计风险敞口为800亿欧元；第三波是欧洲银行对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主权债务的风险敞口，总风险敞口推高至2000亿欧元；第四波，由于银行资产价格大幅度下降，银行同业之间信贷风险扩大，导致总风险损失最终可能高达3000亿欧元。这还仅是在不考虑其外部溢出效应所带来的负面反馈情况下做出的大致估算，危机一旦爆发实际损失可能更大。
欧债主要救助措施与金砖国家救助选择
一是参与欧债问题救助的必要性
首先，欧洲经济稳定状况直接威胁金砖国家的经济表现。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更加稳定健康的欧元区经济更符合金砖国家的利益。以2009年进出口贸易而言，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向欧盟国家的出口总额约占其对全球出口额的22.4%、19.7%、21.1%、45.9%和26.8%，全部高于对美国的出口。欧元区是金砖国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若欧元区经济因主权债务危机陷入严重衰退，将大幅减少对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印度的软件产品、俄罗斯的油气资源、巴西和南非的矿石资源产品的需求，可能引发中国和印度的大量工厂破产、失业率上升，而俄罗斯、巴西等国的大宗商品出口收入因价格暴跌而锐减。因此，如果因为持续的债务危机拖累欧洲陷入经济收缩，将不可避免地减少外部总需求，引致金砖国家经济再度收缩。
其次，欧元区是全球最为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扩大升级为欧洲甚至全球金融危机，将会传导波及至金砖国家，可能导致金砖国家的资本大量流出、货币大幅贬值和资产价格急剧下跌。
第三，金砖国家具备一定的救助能力。除了经济快速增长下的经济规模逐步扩大，金砖国家还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2010年金砖五国的外汇储备合计3.86万亿美元，2011年这一数据还在上升。
第四，对欧债的支持有助于提升金砖国家的整体形象。2011年11月3日至4日G20戛纳峰会召开，讨论欧洲债务危机问题。这给予了金砖国家一个极好的机会参与全球治理。金砖国家参与欧债危机救助，是尝试承担更多国际义务的表现。长期以来新兴与发展中国家游离在全球经济治理之外，主要的治理工作皆由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经济秩序规则等也是根据发达经济体的需要而制定。然而，发达经济体一边在享受宽松金融环境带来的高额回报和廉价的新兴经济体提供的产成品及服务，但同时也滋生出发达经济体内部中产阶级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加大、财政入不敷出等一系列问题。金砖国家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也有必要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经济秩序的治理工作中去，营造一个公平、健康的发展环境将是对全球经济稳定最大的贡献。
二是金砖国家的救助选择
2010年5月爆发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的债务危机，通过欧盟和IMF提供的7500亿欧元救助方案暂时缓解。然而，由于救助计划较为严苛（如对希腊的救援贷款利率为5%，贷款期限仅3年，贷款在3年内视财政整顿状况分13次划拨），导致希腊经济一蹶不振（2011年第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速度为-4.8%），市场融资难度加大，政府再度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2011年7月21日欧元区领导就救助希腊的第二轮计划达成一致协议，向希腊提供1090亿欧元的融资（贷款利率3.5%，还款期限为15—30年），此外私人部门提供370亿欧元。然而，该方案推出后，市场对于希腊债务重组的担忧依然强烈，希腊国债收益率继续飙升。同时，由于经济前景的乐观程度下降，欧洲银行因受主权债务波及普遍面临流动性不足和融资困境，使得主权债务危机在欧元区继续扩大。2011年10月，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SM）扩容协议[1] 已在欧元区11个国家通过。实际上欧债危机并不仅是救援资金短缺问题。由于欧债均以欧元计价，因此理论上欧元区拥有足够的资源进行救助，如降低利息、对债务進行扭转操作降低长期收益率减轻偿付负担、加强EFSF的资源建设（包括资金注入、发行债券及银行间再融资等）。
欧债危机的解决在短中长期有不同的需求。短期而言，主要的问题在于融资困难的缓解，恢复市场信心。中期而言，需要改善欧洲银行以批发金融为主的从业模式，降低银行业对于主权债务的高度依赖。此外，还需要加强欧洲民众对于欧债问题的认识程度，提高政治协调效率和效力。尽管欧洲区各国政府均已充分了解到欧债问题一旦爆发后会出现的恶劣后果，然而民众仍对现实版的转移支付难以接受，导致施救国政府决策遭遇选民意见的强烈反弹。长期而言，欧洲必须改变目前金融联系远远高于财政与政治联系的现状，必须改变欧元区快速扩张而缺乏必要制度建设的现状。
鉴于以上认识，金砖国家应在不同层面上参与欧债的救助工作。首先在短期救助应对中，可以适当参与融资救助。但是，必须注意到简单地提供资金购买希腊等国国债，既存在较大风险，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希腊存在资产重组的可能，而重组意味着债权人和债务人需要共同承担责任。购买希腊等问题国家的债券，只能解一时之渴，很快它们将继续面临偿付困境。而债权国为保证债务的可延续性、避免重组的出现，将不得不再次购买，最终演化成两败俱伤的结局。因此，融资救助应在更高层面进行，比如通过购买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发行的超国家政府债券（由欧元区国家联合担保）或通过欧元区央行担保注资等方式参与救援。这样做，将有助于欧元区联合政府加强治理合作，提升治理效果。其次，金砖国家可以对欧债问题给出明确的救助姿态，并对欧盟给予充分的言论和行动支持，以帮助市场恢复信心。就欧债问题的中长期因素而言，金砖国家可加强欧洲区银行间制度建设、提高欧元区整合程度，并推动欧盟平衡好财政巩固与经济增长。通过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如开展更多的经贸合作，充分调动欧元区经济，帮助欧洲爬出债务泥潭。在金砖国家与欧洲的战略合作中，不仅包括经济，还应该包含文化、外交等多方面的内容。
欧洲债务问题的最终解决依然需要依赖他们自身，加强联盟凝聚力。通过让经济提速，发挥财政的自动稳定器作用，降低融资负担；或者实施财政巩固，压缩开支，渡过难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银萍)
[1] 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规模从2500亿欧元扩大至4400亿欧元，允许EFSF将资金用于银行再融资（杠杆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