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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时的林玉堂还没改名林语堂。在文章署名上首次使用林语堂那是在他约大毕业十年之后的事了，所以我是奔着林玉堂而去圣约翰大学旧址的。
从上海中山公园北门走出，沿着栽有法国梧桐的人行道再步行十分钟，便可以看到华东政法大学的校门了，这里就是当年的圣约翰。苏州河在这里绕了个弯，那道弯标准得形如一个教堂的拱券，河道让这座美丽校园居于恬静的半岛之内。有时我挺敬佩当年的建筑规划师，他们成功地让横亘市区的繁忙内河成了这所大学的护校河。
如果在七十年前，这个铸铁雕花的大门边就挂有“圣约翰大学”白底黑字的校牌。现在衡量一所高校的教学质量常用些数字来表达，比如985，比如211。但在那个无问西东、追求个性教育的年代，对一所大学的评价没有量化考评，但社会的口碑评价就是一杆无形的秤，毕业生的职业热爱和社会贡献度就是这杆上的秤星。从这座美丽校园内走出的有卓越的外交家顾维钧、建筑家贝聿铭、出版家邹韬奋，宋氏家族的男性顶梁柱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共和国副主席荣毅仁，台湾地区领导人严家淦……当然也包括从闽南山区走出的学跨中西的文学大师——林语堂。
校内的民国建筑大部被完好地保存着，怀思堂、格致楼、六三楼、校长楼等如珍珠般散落在草坪与花木间。时光荏苒，一百多年前东方哈佛曾在这里传播文明与信仰，虽然校名早已消弭在历史的长河中，走进这片近代建筑群还是体味到了留存在红砖青瓦间的约大遗韵。当年圣约翰大学所有课程的授课均以英语进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流家庭多以子女能进圣约翰为荣。就读这类教会大学要么有教会或神职人员的推荐，要么凭借显赫的家世或雄厚资金的支持。因为，“圣约翰”就意味深长地代表着“优雅无比的英语和标准西化的生活”，所以能顺利毕业的学生大多数英文基础扎实，很受国外大公司的器重。据说少女时代的张爱玲曾怀揣着玫瑰般的梦想一心想报考圣约翰未能成愿而抱憾一生。而当年的林玉堂正得益于约大的英语教学，才有他后来毫无障碍的双语写作，在美期间甚至直接用英文完成了多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他许多英文原作后来才被翻译并引进国内，包括那本让我读成“北平瞬息”《Moment in Peking》而他的文学同行却能优雅地翻译成了《京华烟云》的小说。
校内别墅连排、绿树参天、碧草如毯。当年的教堂前种着从美国运来的高大的香樟树，如今仍像一把努力撑开永不合上的巨伞。在校园内漫无目标的寻访，其实就是一种最惬意的文化之旅。在高大的廊柱与绿荫间，辨寻着语堂大师自传作品里那些与約大相关的文字情节，成了走入校园内最文化的主题。眼前不时切换的老建筑与新景致，让我们忽然有种情景再现或是时光恍惚。其实对历史人物的许多佐证，是需要特定环境的身临其境。这样才能对传记本身、对那个年代、对人物特征有更脚踏实地的认识，也有助于对历史人物解读与沟通。
可以呆在他曾坐过的大教室里，去努力地想象着他逃课或是听课不专心的种种情形，语堂大师常在上大课时把小说夹在圣经的教义中，原本该是读出虔诚和精神依附的书，却在大师率真的世界里把它读得如此的顽皮和叛逆，幸好是这样的背离，才少了一个勉强而为之的布道牧师，而多了一个心性率直的文化巨匠。一本圣经也能读出如此流畅的中西文化交融，这是圣约翰大学当年的创办者所始料未及的。
别致的校长楼结构精细，一排精致玲珑的落地朱红格子窗搭配着铜制窗栏，引入二楼的木梯建得如同廊桥一般，二楼屋顶建有小巧且精致的彩绘穹顶，宽敞的房间、深色的木地板、豪华的壁炉……贵族气息扑面而来。而对于屋中主人——当年的约大校长，后来收录的《林语堂散文集》中就有一大段回忆记录了校长卜舫济博士，“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他对于自己任务的了解，我想和英国鲁比或伊顿学校的校长差不多。他对学生父亲式的影响，是不容误解的。每一个清晨，早祷会后，他手上拿着一个黑色皮包，带着一个总务，巡视整个校园。我相信这是他每天九点坐进办公室前的铁打不动的规矩。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所以有人说他一年要读一本长篇小说来使自己一星期中有一个小时用来松弛一下。”
圣约翰大学也并非一片严谨，林玉堂还是抓住机会认识了同是闽南人的邻校女生陈锦端。在漂亮的女生面前，来自平和山区牧师家庭的林玉堂，并没有多少却步。他在上海的学生乡党里还是很受欢迎的，除了他喜欢用闽南语说些俏皮话博得大家哄笑外，一表人材的林玉堂还能在开学季上台收获三种不同门类的奖章。他们很快就彼此情意绵绵，有了无数情倾校园小径上的软言侬语，在这树影婆挲的校园内，月光如水般静静地泻照在这对心心相仪的恋人身上。在约大他除了记住众多英文词汇，他也记牢了圣玛丽女校那幢红色屋顶的建筑（女生宿舍楼）。然而对于这段不宜张扬的情感体验，成名的语堂在他的回忆中并没有多少触及，而对于圣约翰大学的图书馆，他倒是有着愿意笔墨涉及：“至于图书馆，藏书不超过五六千本，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学书籍。其实到哪一所大学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图书馆。学问的实质，像天国一样，在于本身，必须出自内心。我的心就好比一只猴子！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那只猴子带到森林里去，你不必告诉它在那里可以找到果子，你甚至不必带领它走向那些好果子。我在那个贫瘠的森林中漫游，读达尔文、赫克尔、拉马克，及小说家温斯顿·丘吉尔的《杯盘之内》。此外，我学习打网球及足球，甚至和某些从夏威夷来的同学打棒球。我参加划船会及五英里竞走的径赛队。说句公道话，我在圣约翰大学的收获之一，是发展饱满胸脯；如果我进入公立的学校，就不可能了。”
玉堂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无拘无束。“我很喜欢那所大学却不重视功课。”考试那一礼拜，其他学生都在恶补啃读，而这段时间却是玉堂最无拘无束的日子。他可以到校园边的苏州河钓鱼，他不用担心是否不及格或补考。他信奉的是考试哲学中的无为或不争，无论是在中学及大学的各门类考试中，他位居第二名的成绩始终牢固不破。或许他想把第一名的位置让给那些拼命读书的班上同学。
在他快乐的大学生活期间，他也第一次遭受痛失亲人的打击。最爱他的二姐在他回乡探望的第二年因为鼠疫去世，腹中还有7个月的孩子。在多年后林语堂自己的回忆录中回忆跟他二姐的最后一次见面情形：“美宫（二姐）对他在大学的生活及读些什么书问个不停”，语堂一定谈了大学里所有美宫感兴趣的事物，也谈了大上海所有的新奇的见闻，包括从十六铺码头靠岸后看到的汇中饭店到圣约翰大学内硕大的法国梧桐……
和所有的教会大学一样，圣约翰大学有铺着木地板的室内体育馆，有露天网球场，现在体育馆依在，只是再也找寻不到苏州河边那占地84亩的运动场。站在那些后来建成的教学楼和办公楼前，我努力地试图抹去钢筋与水泥的物障。玉堂先生就读的那个时代，学校的后草坪一眼望去层层绿波如浪涌，那是像绿色小丘陵般草坪起伏延绵，有点像英国郊外的农村。在这里他挥杆高尔夫，还真会担心一个用力会不会把球打进苏州河……
如今高大的香樟树依旧，格致楼依旧，那校长楼前的如茵大草坪依旧，而唯独不见了那个来自漳州叫林玉堂的学生……
从上海中山公园北门走出，沿着栽有法国梧桐的人行道再步行十分钟，便可以看到华东政法大学的校门了，这里就是当年的圣约翰。苏州河在这里绕了个弯，那道弯标准得形如一个教堂的拱券，河道让这座美丽校园居于恬静的半岛之内。有时我挺敬佩当年的建筑规划师，他们成功地让横亘市区的繁忙内河成了这所大学的护校河。
如果在七十年前，这个铸铁雕花的大门边就挂有“圣约翰大学”白底黑字的校牌。现在衡量一所高校的教学质量常用些数字来表达，比如985，比如211。但在那个无问西东、追求个性教育的年代，对一所大学的评价没有量化考评，但社会的口碑评价就是一杆无形的秤，毕业生的职业热爱和社会贡献度就是这杆上的秤星。从这座美丽校园内走出的有卓越的外交家顾维钧、建筑家贝聿铭、出版家邹韬奋，宋氏家族的男性顶梁柱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共和国副主席荣毅仁，台湾地区领导人严家淦……当然也包括从闽南山区走出的学跨中西的文学大师——林语堂。
校内的民国建筑大部被完好地保存着，怀思堂、格致楼、六三楼、校长楼等如珍珠般散落在草坪与花木间。时光荏苒，一百多年前东方哈佛曾在这里传播文明与信仰，虽然校名早已消弭在历史的长河中，走进这片近代建筑群还是体味到了留存在红砖青瓦间的约大遗韵。当年圣约翰大学所有课程的授课均以英语进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流家庭多以子女能进圣约翰为荣。就读这类教会大学要么有教会或神职人员的推荐，要么凭借显赫的家世或雄厚资金的支持。因为，“圣约翰”就意味深长地代表着“优雅无比的英语和标准西化的生活”，所以能顺利毕业的学生大多数英文基础扎实，很受国外大公司的器重。据说少女时代的张爱玲曾怀揣着玫瑰般的梦想一心想报考圣约翰未能成愿而抱憾一生。而当年的林玉堂正得益于约大的英语教学，才有他后来毫无障碍的双语写作，在美期间甚至直接用英文完成了多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他许多英文原作后来才被翻译并引进国内，包括那本让我读成“北平瞬息”《Moment in Peking》而他的文学同行却能优雅地翻译成了《京华烟云》的小说。
校内别墅连排、绿树参天、碧草如毯。当年的教堂前种着从美国运来的高大的香樟树，如今仍像一把努力撑开永不合上的巨伞。在校园内漫无目标的寻访，其实就是一种最惬意的文化之旅。在高大的廊柱与绿荫间，辨寻着语堂大师自传作品里那些与約大相关的文字情节，成了走入校园内最文化的主题。眼前不时切换的老建筑与新景致，让我们忽然有种情景再现或是时光恍惚。其实对历史人物的许多佐证，是需要特定环境的身临其境。这样才能对传记本身、对那个年代、对人物特征有更脚踏实地的认识，也有助于对历史人物解读与沟通。
可以呆在他曾坐过的大教室里，去努力地想象着他逃课或是听课不专心的种种情形，语堂大师常在上大课时把小说夹在圣经的教义中，原本该是读出虔诚和精神依附的书，却在大师率真的世界里把它读得如此的顽皮和叛逆，幸好是这样的背离，才少了一个勉强而为之的布道牧师，而多了一个心性率直的文化巨匠。一本圣经也能读出如此流畅的中西文化交融，这是圣约翰大学当年的创办者所始料未及的。
别致的校长楼结构精细，一排精致玲珑的落地朱红格子窗搭配着铜制窗栏，引入二楼的木梯建得如同廊桥一般，二楼屋顶建有小巧且精致的彩绘穹顶，宽敞的房间、深色的木地板、豪华的壁炉……贵族气息扑面而来。而对于屋中主人——当年的约大校长，后来收录的《林语堂散文集》中就有一大段回忆记录了校长卜舫济博士，“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他对于自己任务的了解，我想和英国鲁比或伊顿学校的校长差不多。他对学生父亲式的影响，是不容误解的。每一个清晨，早祷会后，他手上拿着一个黑色皮包，带着一个总务，巡视整个校园。我相信这是他每天九点坐进办公室前的铁打不动的规矩。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所以有人说他一年要读一本长篇小说来使自己一星期中有一个小时用来松弛一下。”
圣约翰大学也并非一片严谨，林玉堂还是抓住机会认识了同是闽南人的邻校女生陈锦端。在漂亮的女生面前，来自平和山区牧师家庭的林玉堂，并没有多少却步。他在上海的学生乡党里还是很受欢迎的，除了他喜欢用闽南语说些俏皮话博得大家哄笑外，一表人材的林玉堂还能在开学季上台收获三种不同门类的奖章。他们很快就彼此情意绵绵，有了无数情倾校园小径上的软言侬语，在这树影婆挲的校园内，月光如水般静静地泻照在这对心心相仪的恋人身上。在约大他除了记住众多英文词汇，他也记牢了圣玛丽女校那幢红色屋顶的建筑（女生宿舍楼）。然而对于这段不宜张扬的情感体验，成名的语堂在他的回忆中并没有多少触及，而对于圣约翰大学的图书馆，他倒是有着愿意笔墨涉及：“至于图书馆，藏书不超过五六千本，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学书籍。其实到哪一所大学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图书馆。学问的实质，像天国一样，在于本身，必须出自内心。我的心就好比一只猴子！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那只猴子带到森林里去，你不必告诉它在那里可以找到果子，你甚至不必带领它走向那些好果子。我在那个贫瘠的森林中漫游，读达尔文、赫克尔、拉马克，及小说家温斯顿·丘吉尔的《杯盘之内》。此外，我学习打网球及足球，甚至和某些从夏威夷来的同学打棒球。我参加划船会及五英里竞走的径赛队。说句公道话，我在圣约翰大学的收获之一，是发展饱满胸脯；如果我进入公立的学校，就不可能了。”
玉堂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无拘无束。“我很喜欢那所大学却不重视功课。”考试那一礼拜，其他学生都在恶补啃读，而这段时间却是玉堂最无拘无束的日子。他可以到校园边的苏州河钓鱼，他不用担心是否不及格或补考。他信奉的是考试哲学中的无为或不争，无论是在中学及大学的各门类考试中，他位居第二名的成绩始终牢固不破。或许他想把第一名的位置让给那些拼命读书的班上同学。
在他快乐的大学生活期间，他也第一次遭受痛失亲人的打击。最爱他的二姐在他回乡探望的第二年因为鼠疫去世，腹中还有7个月的孩子。在多年后林语堂自己的回忆录中回忆跟他二姐的最后一次见面情形：“美宫（二姐）对他在大学的生活及读些什么书问个不停”，语堂一定谈了大学里所有美宫感兴趣的事物，也谈了大上海所有的新奇的见闻，包括从十六铺码头靠岸后看到的汇中饭店到圣约翰大学内硕大的法国梧桐……
和所有的教会大学一样，圣约翰大学有铺着木地板的室内体育馆，有露天网球场，现在体育馆依在，只是再也找寻不到苏州河边那占地84亩的运动场。站在那些后来建成的教学楼和办公楼前，我努力地试图抹去钢筋与水泥的物障。玉堂先生就读的那个时代，学校的后草坪一眼望去层层绿波如浪涌，那是像绿色小丘陵般草坪起伏延绵，有点像英国郊外的农村。在这里他挥杆高尔夫，还真会担心一个用力会不会把球打进苏州河……
如今高大的香樟树依旧，格致楼依旧，那校长楼前的如茵大草坪依旧，而唯独不见了那个来自漳州叫林玉堂的学生……